法律人倫理─法治志業,為善者成

台灣經驗,是櫥窗也是水晶球

在兩岸關係發展的長河中,對中國大陸來說,台灣,很像一面「櫥窗」,雖然人口、幅員與政經發展不同,就像一個進行中的前行者,展示著華人社會在制度、價值、文化發展的可能性,方方面面都是。

自大陸改革開放以來,不管是憲政設計、民刑法制的建立、經濟發展的方略乃至流行文化的精緻化等等,都有許多地方參酌了台灣的經驗。這面櫥窗,縮短了大陸在路徑摸索需要的時間,提供了資訊讓大陸在發展的道路上避開錯誤。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經驗不只是一面鑒諸過往的「櫥窗」,也可說是一個預示未來的「水晶球」。

今日參加「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主辦「第三屆兩岸和平發展法學論壇」,擔任共同主持人,並受邀撰寫專文,至感榮幸。前兩屆論壇中,本人均發表主旨發言,分別以〈從法制到法治─兩岸法治經驗之回顧與展望〉、〈法治進程與社會發展─從憲法到憲政〉為題,貫穿兩岸法治發展之過去與現況,並展望未來。

中共十八大四中全會將於十月召開,欣聞這是首度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全會。大陸憲法第五條明文規定「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1999年3月修正)。十五年前揭櫫的法治國原則,今日成為全會主題,格外凸顯此次全會的重要性和歷史地位。在全會之前,兩岸法律人透過本論壇交流對話,更具意義。

本文擬從「法律人倫理」角度,闡述法律人的核心價值,以本人在台灣的觀察與經驗,以一隅之見,當一個簡陋的小櫥窗,拋磚引玉以供交流。

習近平與梅克爾的對應交集

習近平主席在今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宣示:「領導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有默契的是,德國梅克爾總理(Angela Merkel)7月11日在北京清華大學演講時談到:「我們說,每位公民要能夠相信法律的力量,而不是有力量人的法律。這個架構是必要的,因為我深信,只有開放、多元、每個人都有自由空間的社會,在這樣的情況下,才能成功地塑造未來。」(原文為德文,法新社英譯如下:We say that citizens can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the law, and not the law of the powerful. These guiding principles are necessary because a society is only in a position to shape its future successfully if it’s open and pluralistic and gives everyone the free space they need.)東西方兩位領導人的話語恰恰相互呼應。

現代社會活動快速而複雜,人類面臨多元挑戰。誠如習主席與梅克爾總理的體會,必須立於法治基礎上,才能確保開放多元的社會,人類才能自由創造、以集體智慧因應各種挑戰永續發展。

良知與本事,建構法律人倫理的二個支柱

法治正是全體法律人的天職與志業。法律人的功能不僅僅是規制而是治理與實踐,若僅「紙上談法」,再先進的法制充其量只是華麗裝飾。

所謂法律人,不只是司法體系的司法官、檢察官;不只是政府的警察公安及數量最多、影響深廣「依法行政」的全體公務員,還有立法者、從政者;以及律師、法學教授、企業法務、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在公私部門乃至於社會各層面引領全民,深化法治並奠定文化與社會基礎。

取法乎上,成事在人。做為法治社會核心的「法律人」,法律人的倫理,也同時成為法治社會內在的重要精神指南,那麼要如何建構呢?我認為「良知」與「本事」堪稱建構法律人倫理的二個支柱;以「本事」落實「法制」固不可缺,也要用「良知」來鞏固「法治」,實現正義,依法治國、維護民權,更是根本。

本事,是法律人倫理的方法元素;良知,則是法律人倫理的精神元素。

在一場兩岸三地學生的活動中,有大陸學生問我:「要做個爭氣的法律人,該如何看待職業和志業的關係?」也有香港學生問我:「香港律師多以商務為主,在利益掛帥的商業領域裡,又要怎麼取得平衡?」我的回答是這樣的:「缺乏使命感的法律人,職業只是滿足生活的工作而已,不是志業,更不是生命;爭氣的法律人充滿了使命感,職業同時也是志業,就好比既是生活也是生命。決定的關鍵無他,就在於你我心中的良知」。

這讓我想起習主席所說「憲法的靈魂在於實踐」,法律人的靈魂,不正是「以良知與本事實踐法治志業」?

 亨利杜南與伊凡伊列區的對比

我常舉19世紀兩位人物,一虛一實,說明這份體會:托爾斯泰(1828-1910)筆下的虛構人物伊凡.伊列區(Ivan Ilyich)和國際紅十字會創辦人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 1828-1910)。

俄國沙皇時代的伊凡,從小聰穎用功、仕途順遂,任職高院檢察長,生活富足。一天意外受傷臥病,他發現醫師的診治竟如同他的辦案風格一般「優雅而冷漠」;同事們也不關心他死活,紛紛想遞補他的官位,恰如自己過往的一貫作風。直至生命終點,他才驚覺原來沒有人真正關心他,就像他這輩子沒有關心過別人、從不知道自己真正追求什麼一樣,卻已後悔莫及。

亨利原是年輕有為的銀行家,偶然路過戰場,見證了戰爭殘酷,立志成立中立救援組織,因而救人無數、擁有豐富的生命經驗。老年時,低調清貧入住養老院,令人感佩的事蹟被發掘後,獲頒首屆諾貝爾和平獎,但他仍一本初衷,將大部分獎金捐做慈善。儘管他在貧病中往生,卻帶著全世界的尊敬與愛。

我從中體會到:人類,對伊凡來說似乎只是「活著的個體」,但對亨利而言卻是「懂愛的主體生命」。如果法律人生涯只有生活職業,沒有良知指引生命志業,與喪失靈魂的法匠軀殼何異?

 職業昇華為志業,台灣經驗的參酌

然而,在顛沛困頓的環境中,如何讓職業與生活昇華為志業與生命,從法制到法治呢?台灣經驗就具有櫥窗的功能。

台灣戒嚴時期(1949~1987),受客觀飄搖環境所限,執政黨獨大執政。憲法部分條文因戒嚴而凍結並未落實,憲政制衡機制被抑制,民權也不時陷入空有權利卻無從行使的無力窘境,法律人受政治力凌駕而難以發揮功能。儘管環境艱難,仍有體制內、外的法律人頂著壓力,努力落實憲法承諾、促進法制及政治全面改革。他們以良知與自由思想為力量來源,克服種種困難而成為時代主角,引領體制革新。

值得注意者,在法律人邁步過程中,台灣執政者仍維持相當程度的權力節制、法律底線、憲政制衡,隨時局調整,並未窒息走向法治的可能、未窒息爭取民權的呼吸。例如主責違憲審查的司法院大法官在38年的戒嚴期間,一共做成214則憲法解釋(迄今共724則),雖然部分解釋確有為德不卒之憾,每一則都是從法制到法治、從權人到人權的踏實步伐。

執政者也積極奠定文化基礎,有計畫地在關鍵時刻主動釋出權力、還權於民、啟動社會和解。從而,在這一從法制到法治的歷程,讓台灣累積已久的社會力量在法治軌道上得以正面釋放、促使威權政府和平轉型並推動社會前進,終於在1987年解除戒嚴、報禁、黨禁,政府與人民的權利意識大步躍升,法治蓬勃發展。法治社會與公民社會交融發展、相輔相成,這是法律人與全民的共同成就。

 法信三泉源:官員依法行政,司法獨立透明、律師執業保障

「人無信不立,法無信不行。」在台灣經驗中,人民對法律、司法的信任度,是法治能成、政務能行的必要條件,其建構、維護不易。此為法律人共同責任,尤需謹記普世人性法則「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法律人以「人之性」行「神之事」,應謙卑自惕。

人民對法律的信心,往往來自「公務員」依法行政的品質。誠如馬英九總統所說「侵害人權者,十之八九是政府」,公務員尤需戒慎恐懼,因為公務員對法治的理解與詮釋能力,幾乎決定了「依法治國」的品質與成敗。依法行政不是依「表面的法律文字」、不是依「有權者的意志」,而是考量人民所合理期待的正義、法律的內涵、常識,以良知為基礎、勇於任事,敢於做出足以實現個案正義的行政。

人民對司法的信心,則來自司法獨立性與透明度。作為民權救濟最後防線的司法,一旦信任崩裂就是社會危殆的警示燈。早期的台灣,人們打官司常劈頭就問律師「跟承辦法官熟識嗎?有門路可以橋一下嗎?」的普遍現象,充分凸顯人民對司法信心之低落。

人民對法體系的參與、糾錯,律師扮演「民權代言人」角色、人民與國家權義關係的橋樑。相對於較保守的法院/檢察院/行政機關,律師是積極推動法治的「在野法曹」、違憲審查及民權救濟的必要角色。那麼民眾心中的律師形象,是伊凡還是亨利?攸關人民對法體系的信任度。其中,政府對律師執業獨立的制度性保障至為關鍵,重要性絕不下於法/檢獨立性。律師自己尤應爭氣,別像伊凡們冷漠。對當事人「視病猶親」、謹守利益衝突迴避、以理性與感性(passion)理解事實及法律、保持對既有體制質疑的道德勇氣,並以全觀自期、投身公益奉獻。

台灣法治已有相當成度,但畢竟制度必有漏洞,人性善惡同存。近年仍爆發數起法律人違法亂紀、違逆法律倫理的個案,例如:法官及檢察官收賄、喝花酒;律師任意抽佣、挑唆包攬訴訟甚至教唆偽證、違反利益衝突禁止原則等。另仍有極少數司法黃牛以曾任法官、檢察官為名,進行業務之號召。

聽聞大陸律師和承審法官交際應酬,竟是司空見慣的常態,當事人也常以「事務所是否有管道與法院建立關係」為首要考量,實令人感到訝異咋舌。在台灣,律師和法官一般交際應酬都因有瓜田李下之嫌而盡可能迴避,私自與承審法官接觸更是殊難想像;有些法官為避嫌,甚至連同學會都鮮少參加。

諸此現象,形同因小利賤賣全民信任的法治運作基礎,得不償失、甚至恐難以彌補。大陸近兩年肅貪「老虎蒼蠅一起打」,正提醒全體法律人注意利害關係的界線與分寸。法律人必先自律而後方能律人,兩岸當共勉自惕。

 法治豐收,來自法學教育的播種

伊凡.伊列區雖是19世紀的虛構人物,但大家讀到這故事卻仍深感共鳴,因為這類法律人21世紀仍所在多有。伊凡們臨終前的悔恨與領悟,提醒我們:千金難買早知道,冷漠常來自對人性、世界與真相的「無知」、「不知」,但「良知、本事」是可教、可學。亦即,良好的法學教育就值億萬金,發揮傳道、授業、解惑,乃至於引領社會價值、喚醒民權意識、針砭政府法制的功能。

台灣長期的不足諸如:當考試(律師/司法人員特考)領導學習,學生逐漸忽略人文價值的思辨與社會關懷行動,偏離教育初衷;而學界與實務界的割裂,滿腹知識的學子畢業後卻無法迅速銜接職場需要;教育者過度關注學術研究、輕忽引導思辨與行動;從業者的在職教育亦未與時俱進。諸此都浪費了社會改革的機會與成本。

我在1963年入讀法律系,出國留學四年於1972年返台。在法律系學生、法學教師與執業律師的51年間,歷經戒嚴(1963-1987)與解嚴(1987-2014)各20多年的法學教育及執業環境,深感整體法律人的良知、本事普遍而顯著的成長。以律師為例,經濟起飛帶動社會活動的多元發展,逐漸打開視野,吸取更多資訊、超國界法的比較,律師在刑事及人權領域有顯著發展,「在野法曹」的角色更趨有力,大力協助法制升級、法治深化。

這段時期,也是法律人承擔全民期待、促成改變,殊值自豪的一段歷史。更多法律人,投身公益、進入非政府組織,積極為人權、社福、環保、勞工、婦女及消費者保護等弱勢領域議題發聲耕耘,將職業結合志業、將生活融入生命,結合民眾社群力量,在多元領域持續促進法治在社會各層面的深化。

惟法海無涯,不進則退,法學教育最需要與時代俱進。台灣經過多年反省,教育面有不少改革,諸如:聘任更多實務工作者入校開課、開設院檢實習課程,強化理論與實務的結合;設立跨領域的科際法律研究所,讓教育能量更多元豐沛;超國界、全球化的議題漸受關注重視,政府律師、公益律師的制度建立也受到廣泛討論。台灣的法律人,有更全觀的終身成長機會,儘快跟上全球化與知識經濟,以因應各式新挑戰。

 觀照大陸,法治進步是改革的核心議題

設身處地,我不禁想到當今大陸的法制環境,其政治壓力、金權誘惑之複雜程度何止千百倍於曾經的台灣?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案、前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案、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案等大案,我們都從中看見大陸邁向法治的挑戰、法律人使命之重、人民苦渴之切。

在這樣的現實挑戰下,何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制」?「中國特色」是什麼?如何建立、能否永續?都是迫切問題。顯然刀字邊的法制(Rule by Law)必然是不夠的,「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的「以法主治」(Rule of Law)才是唯一的路。習近平主席應當是深刻認識到這點而宣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並於十八大三中全會的政經改革方案中強調「法律改革是這個全面改革的關鍵點之一」。

其實「依法治國」的宣示,歷任大陸領導人說了不少。我們深切期待實踐與行動、成果與驗證。盼能如習主席所宣示「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所有司法機關都要重點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這不僅是大陸每一位法律人的挑戰、實現志業的機遇與責任,也是台灣法律人促成兩岸和平永續的機會。

落實憲法法治,司法獨立是必要一步。兩岸憲法明文規定法院/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團體干涉。重要題目包括預算與人事獨立、案件分配機制、黨與法的關係。

台灣曾經歷黨國時期,嚴重減損人民對司法的信任,留下諸多後遺症,近二十年漸透過一連串的制度性改革以排除政治介入的可能。例如1993年讓案件分配隨機化,1998年修憲明確保障司法院預算獨立,1999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廣邀各界參與,2011年施行《法官法》規定法官(檢察官準用)不得加入政黨、加入者必須退出黨組織。近年,政府再啟動「獨立不孤立」的全民司法改革,邀請民眾參與以落實「司法為民」。

大陸在法制面已有不少興革,但在更緊密的一元化黨國結構中,邁向法治之路必得面對「黨大還是法大」的提問。觀諸習主席團隊的行動,從「黨政法委退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宣示「憲法至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十八大三中全會宣示要實現審判及檢察獨立、省級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的统一管理去地方化、公檢法體系及法律政策體系等多層面改革計畫案,應是體會到這問題無從再等的急迫感。我們也甚盼能成,落實大陸憲法第五條「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其實,當社會與經濟發展到相當程度,人民之間定紛止爭的需求、人民與公權力間釐清權利義務關係的需求,必定越加龐大且複雜。因此,獨立且高品質的司法及法治,必是政經社會永續發展所不可或缺的基石。執政者若期許依大陸憲法序言,讓其所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長期存在和發展,就必須滿足人民對尋求公義的需求,首要條件即繫於實現司法獨立、憲法承諾及真正的法治。

法治志業,為善者成

大陸要從法制走向法治,一路走的辛苦。但日漸穩定的經濟基礎、中產階級崛起、人民維護權利的意識與行動更加普遍積極,也讓我們看到了更成熟也更迫切的法治改革契機。數十年來,我始終相信這麼一句話:「為善者成」(Doing Well by Doing Good),持續擴大法律人個人、群體、乃至社會的「良知與本事」並加以實踐,涓滴匯聚就是江河之變。習主席6月曾以「與腐敗作鬥爭,個人生死,個人譭譽,無所謂」表達決心;既然「憲法高於一切」,只要越來越多法律人都能以相同決心與違憲作鬥爭,法治焉能不成?

我們期盼習主席執政團隊能為法律人開創更能實現志業的環境,奠定中國永續發展的關鍵基礎,讓大陸的憲政夢與台灣相通、與世界相連,就如馬英九總統所說「讓法治成為兩岸共同語言」。法治若水,流動兩岸,交流不止、和平永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