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無罪 重新檢視黃世銘案

馬英九
前總統馬英九被台北地檢署起訴洩密案,台北地院今(25)日判決馬英九無罪。(圖/資料照片,趙雙傑攝)

 

前總統馬英九被控洩密案,台北地院一審判決無罪,無論讀者是否贊同結果,判決理由具憲政高度的創新思考,值得肯定。

判決主要理由有二:第一,「馬教唆黃世銘向江宜樺洩密」的指控,台北地檢署不足以證明教唆洩密的意圖與意思表示。此部分無罪,不令人意外。除了筆者3月投書〈北檢四論據推不出權鬥犯意〉;資深媒體人夏珍更為文直言「起訴書『羅織』完備,最大的敗筆是以『權鬥』動機為論罪基礎」。第二,「馬口頭告知江、羅二人」雖符合洩密的構成要件,但總統得依憲法44條「權限爭議處理權」阻卻違法。

北檢3月起訴馬之後,筆者和政論家王健壯的投書都點出總統在國政上需要合理決策空間,否則制度上人民如何期待總統有為有守?亦即,本起訴案涉及「總統行使職權空間恐遭過度限縮」的挑戰。由於我國無「總統職權行使法」、憲法也不夠具體,而明顯欠缺對總統憲政職責的「同理考慮」;從而,總統決策在具體法令上欠缺明確指引,只得依憲法忠誠義務的法理確信行事,但卻陷入違法爭議。

對此,法界人士曾提兩方向思考:一方向是以總統履行憲法義務為由(憲法法理或靈活解釋憲法第44條)阻卻違法。另一方向是行政權範疇,認為總統具行政特權及解密權限,或「檢察總長具行政權色彩」而得向總統報告,就像陳水扁前總統曾接受前總長吳英昭的報告。

一審法官選擇適用憲法第44條,認為「(司法關說案已屬)行政、立法聯合侵害司法獨立性的違憲行為,…行政、立法二院間互動恐造成憲政體制運作之空前危機,…對此院與院間之重大爭議,被告作為國家元首,負有捍衛憲法尊嚴與國家安定之責任,勢必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賦予之職責處理」。值得探討的是,第44條所稱「院與院間之爭執」,學界在解釋上傾向「限於政治性質之爭議」。法官則認為「當即包含法律上爭議或事實上之爭執,更非限於已經發生各執己見、相互杯葛之紛爭,潛在、可能發生之爭議自當包含其中」。

學界與法官見解是否有矛盾?筆者以為並不影響本案判決結果,原因有二:一是本案事實在憲政高度融合政治、法律等多元因素,難明確切割。二是,即便排除第44條,仍可依據「憲法法理」阻卻違法。

不過,可能有學者擔心:法官對第44條見解,會否導致總統擴權或其他負作用?筆者不擔心,即便總統介入協調「潛在、可預見的糾紛」,五院院長仍可本於獨立職權拒絕接受。

綜觀本案兩造攻防過程、判決理由,都涉及憲政高度的新思考。那麼,進一步要追問的是:對於已定讞的黃世銘洩密案,是否有重新檢視的必要?

試想,如果前總長黃世銘沒有向總統報告,總統就無從行使憲法第44條「權限爭議處理權」。總長基於捍衛司法獨立、察知院際爭議而向總統報告,即便構成洩密,可否依據第44條或憲法法理,「間接」為黃阻卻違法?

基上,筆者有兩項建議:第一,呼籲顏大和檢察總長為黃世銘提起非常上訴;第二,立法院應從速制訂「總統職權行使法」。

(作者為法學教授、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