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像沒有搜索票的違法警察

卡管大戲檯面上的主角教育部長潘文忠終於演不下去,請辭退場。顯然潘文忠已經預料到,法律上教育部完全站不住腳,如果繼續作卡管打手,「身敗名裂」都不足以形容自己的處境。而從行政院長賴清德接力要求管中閔「公開說明」來看,賴清德本人也是「卡管」的幕後黑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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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進台獨 是以人民為壑

民調長期低迷的蔡總統接受專訪大吐苦水,原來年改、缺電,都是「馬政府沒有提早準備」,成績單不是沒有,只是還沒拿出來。

這樣將責任推諉給馬政府,說服力如何,民眾心中自有一把尺,難以辯駁的是,民進黨的所謂「改革」,代價如此巨大,過程如此粗糙,已經違背了蔡總統選前的承諾。

社會記憶猶新,選前蔡總統被問到許多政策的規畫,言必稱「凝聚共識」,時至今日,民進黨的所做所為,有在乎過一絲一毫的「共識」嗎? 選前的「溝通」與「謙卑」,只是欺騙選票的手段,這才是傷害蔡政府執政根基的原因。

兩岸政策,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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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 為何變民主內戰?

行政院前院長江宜樺日前指出,「轉型正義如同沒有槍砲的民主內戰」,這是民進黨再次上台後,台灣人民親身感受的氛圍。

本來,民主是「用數人頭代替數拳頭」,期待的是「揖讓而升,下而飲」,當選者雖然可能只得到五十一%的選票,卻應該要以一百%的人民利益為念。

但民進黨從陳水扁到蔡英文,心態都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只想著穩固自己的支持者,其他人則「太平洋沒加蓋」,無足輕重,至於政治上的競爭對手,更不在話下。

用這樣的心態來推動「轉型正義」,自然在程序與實體上,都與「正義」南轅北轍,也在每一次選舉,擴大台灣的對立與裂痕。

當台灣的民主變成如此處境,真正受創最重,也灰心最甚的,是原本期待以台灣經驗,作中國大陸「民主化」養分的推動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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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回汪毅夫先生〈一國良制非良策〉

前福建省副省長,現全國台灣研究會汪毅夫副會長〈一國良制非良策〉一文,可說是陸方具有官方身分者就「一國良制」最正式的表態,既可視為對王希哲呼籲馬總統接受「一國良制」的澄清,也不無「作球」,認為「一國良制」主張者應該要把何謂「良制」說得更清楚。

汪文引用魯迅的批評,治病要「好藥方」沒人會反對,但只講好藥方,而不講好藥方是什麼,誰也會「將他褒貶得一文不值」。套用到「一國良制」上,兩岸關係錯綜複雜,真正的困難在於「良制」的標準,程序上又如何決定何為「良制」,如果不能處理這兩個議題,「良制」就等於是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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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關心制度要辦!蔡干涉個案不查?

謝謝陳師孟監察委員,為了辦馬英九,找出了筆者在8年前投書媒體的舊文〈防冤獄,尚方寶劍何時出鞘?〉以該文後來經當時的馬總統加了批註「請王部長清峰一閱並說明」,認為馬英九前總統妨害司法公正,準備約談馬前總統。

首先,在指控馬前總統有無妨害司法公正之前,我們先來還原幾個事實,在筆者8年前的這篇舊文中,實際上舉了二個例子,一是太極門掌門人洪道子夫婦等4人,在22年前遭侯寬仁以「養小鬼」詐欺等理由起訴並遭羈押,洪道子後獲判無罪,並獲冤獄賠償共新台幣18萬元。期間當事人曾向監察院陳情,監察院在民國90年做出調查報告,指責侯寬仁調查未盡屬實、未依科學辦案等9大違失,要求法務部嚴懲。

另一個則是呂新生案,由於檢察官、法官未依法強制上訴,讓呂新生多坐了5年牢,國庫因此賠償了513萬。

以此兩案,筆者要談的是一個「制度問題」:我國冤獄賠償的追償制度有缺漏,應予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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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王希哲和馬英九談一國良制

媒體報導,大陸異議人士王希哲作為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密使」,拜訪馬英九前總統,傳達「北京希望台灣接受一國良制」的訊息。

說密使,可能性不大。王希哲的立場不等於北京的立場,目前中共把立場踩在「一國兩制」而不是「一國良制」,同時,馬英九也不是現任的總統,說真的,也沒什麼政治上的需要,來台灣和馬英九談「一國良制」。

筆者也偶而往來兩岸,到大陸的時候,如果對方願意聽,會闡述自己的看法,回台灣,也難免把在大陸的所見所聞分享,王希哲充其量就是這樣的一股使命感。但對王希哲認為「一國良制是最適合兩岸關係的做法」,筆者深有「所見略同」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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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共取消領導人任期限制

新華社公布中共中央的憲法修正建議,其中包括了「取消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該如何看待?

其實,民主國家的領導人也不見得有任期限制,例如內閣制,總理是間接選出,權力來自於國會席次,就沒有任期限制。而總統制國家,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通常有任期限制,避免有長期獨大的個人權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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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大陸憲改時刻的建言

大陸兩會3月初開幕,將啟動修憲工程。這是1949年以來,中共在大陸進行的(至少)第九次憲法的制定或修訂。

本次修憲,二中全會確立「對憲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的原則」,筆者肯定此點。因為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任何法律不得與之牴觸,有其權威與穩定性,不宜動輒就憲法所規範的國家根本制度或原則大幅修改。

肯定此點之餘,筆者也要強調,維持憲法穩定性固然重要,但這並非代表憲法文本、憲法實踐應一成不變。憲法是社會契約,隨著社會快速變遷,既有的憲法條文可能早已脫離社會現實、或有保障不足之虞,自有與時俱進的必要。

相信中共中央也充分認識到這點,習近平主席才會在19大提出在「新時代」思想下,增加國監委,並主張落實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要求。也才規劃修憲,將「習近平主席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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