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法遵與健康

漫畫◎圖文/譚淑珍

日前理律事務所與工總合辦「兩岸投資法遵管理論壇」,談的是「環安」與「全球稅務分享」的議題。陳長文可以從他與工總理事長許勝雄兩人的閒聊、法遵與個人健康變成是「一回事」。

會前,陳長文與許勝雄兩人聊到他們這一輩與父執輩的台灣企業家們,一生都在為事業打拚,最後,許勝雄說了一句:「我們都會做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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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新聞側寫-黑暗帶來的台灣啟示錄

(記者陳碧芬)台灣大型律師事務所理律,昨(4)日舉辦50年來首度大型系列活動,卻發生活動場地福華文教會館意外大停電,研討會立刻黑暗一片、所有談話消音,500多位與會人士當場傻眼,飯店人員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套句昨天與談的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的話,企業管理最不簡單的是處理「人」的問題,理律旗下卻有700位熟識法律的律師一起工作,「不知道彼此是怎麼過的?」由於理律50系列研討會是理律上千名員工共同決定,以邀請社會賢達與談重大議題,取代流於行式的週年酒會,昨天到場就多達400位律師群,當意外發生大停電時,一時查不出原因的飯店人員心裡直嘀咕:千萬不要因為這樣,被這群律師告到死。 Read more

貸款補助國華買家,合理嗎?

日前準備為孫輩購買壽險時,開始注意台灣保險業現況,從而曉得國華人壽是台灣保險史上第1家遭到接管的壽險公司。據報導,政府標售國華至少須賠付1,000億元,這讓筆者感到困惑。

屆時賠付的資金來源,扣除金管會可動用的資金(包括壽險安定基金的180餘億元,及保險業者每年提撥約21億元的款項,外加每年76億元的金融營業稅),仍有資金缺口700多億元;報導稱,將由安定基金向銀行聯貸借款,湊足資金一次補助給買家,以如此龐大的貸款來補助國華買家的決定是否適法,實值商榷?

保險法對於保險業退場有特別規定,主管機關得依據該保險業財務或業務惡化的狀況等情節輕重,決定採行監管、接管、停業清理或命令解散。就國華的案例,金管會採用接管處理(因無法瞭解其財務或業務惡化的實際狀況,本文對此方式妥適性不予論述)。

處理受接管保險業(國華)的保單責任有3種方式:(1)接管人(安定基金)於取得主管機關(金管會)核准後,調高受接管保險業(國華)保險契約的保險費率或降低其保險金額;(2)由安定基金承接國華的保險契約,代為履行國華的保單責任直至責任終了;(3)標售國華保單,由安定基金提供補助給承接國華保單的受讓人。

上述3種方式影響的層面各有不同,第1種方式影響的是國華保戶的權益,但購買保險仍屬商業行為,所生的風險由消費者自行承擔,實無可厚非。換句話說,消費者在投保前應透過公開資訊,慎選優質的保險公司,才能維護自身權益。

第2、3種方式,表面上受影響的是安定基金,但實際受到影響的是日後無辜投保大眾的權益。為什麼呢?安定基金主要收入為壽險業者依法所提撥的款項,若安定基金現有額度不足以支應其所承擔的保單責任或所提供的補助,勢必要增加財源因應。

目前,壽險業依法令提撥的安定基金是按總保險費收入之1%計收,未來金管會是否會審酌相關情形予以調升,以提高安定基金的履約或還款能力?若此,保險公司經營成本將會增加,保費亦將隨之增加。最後承擔此苦果者,卻是廣大的投保大眾!

再者,採行第2或第3種方式對於安定基金的影響也有所不同。第2種方式,是由安定基金承擔國華的保單責任(國華不再簽發新契約),在此模式下,安定基金雖然必須自行或委外處理後續保單相關事務(含理賠及相關保全作業),但卻無立即性的資金需求,至少在短期內沒有向銀行借款的必要(可節省貸款的利息支出);而第3種方式是要標售國華的保單並提供補助款給受讓人,因其須立即提供補助,在安定基金累積額度不足以支應時,應如何處理呢?

以國華的案例來看,若安定基金向銀行借款金額高達700億元,是否有逾越法律授權的違法情事?雖然保險法對於補助上限有所規定,且主管機關亦可為安定保險市場或保障保戶權益而同意安定基金借款,但如此高額借款是否符合立法的本意?又是否符合人民對於公平正義的期待?

更何況安定基金採行第3種方式後,除國華外,尚有3家壽險業的公司淨值為負,截至101年6月30日止,該3家保險業的負值加總已超過410億元。日後若要比照國華的退場方式,安定基金應支出的補助款可能須再增加數百億元,將來要如何收拾殘局?到底選擇哪一種方式才適法且有利於大眾,實不可不慎。

【2012/11/21  經濟日報/金融前瞻 1011121】

從自己做起 做好事,把事情做好

從我在紅十字會這20多年的經驗,來談論「以服務促進和平」提供一些看法。我們從小就被教導「服務他人為快樂之本」,但是又鮮少真正養成這種服務他人的習慣,其實,真的是從自己身邊做起,就可以大大改變這個世界,簡單的幾個動作,就可以讓世界更好。

黎巴嫩詩人紀伯倫曾說:「這世界若沒有愛你的心與你愛的心,那你不過是一粒飄盪的塵埃。」唯有奉獻你的愛,否則對於這世界,你的存在彷彿那微不足道的塵埃。紀伯倫還說過:「當你把自己奉獻出來的時候,才是真正的給予」,當然,這句話對於有錢或沒有錢的人都一樣,「奉獻」並不是說你拿不拿的出錢來,重要的是你要有那顆服務、奉獻的心。

我曾為一本書寫序「善,從問心無愧做起」,我認為,若一件事做起來讓自己「問心無愧」,更不擔心「公諸於世」,那就可當作對自己個人來說,最基本的「善」吧!也許,當每個人先從這微觀的、個人的、基本的善做起,那麼有一天宏觀的、整體的、無遠弗屆的至善世界,就會有接近實現的時候。我們心中的「和平」是什麼?這個定義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而也許我們可以從這幾個人身上看見。

第一個是紅十字會之父亨利.杜南1828年生於瑞士,是一位議員的兒子,儘管生活環境優渥,但十分關心老弱病殘和社會底層的窮苦人,1895年6月,他偶經義大利北方的蘇法利諾鎮,親眼目睹屍橫遍野的戰場上,無數的傷員在不停地呻吟。由於缺少醫護人員,大部分傷兵得不到應有的護理,杜南為這種慘象所震驚。他立即到鎮上動員和組織居民救護這些傷兵。1862年11月,杜南把這次親身經歷寫成《蘇法利諾的回憶》一書,書中強烈呼籲人類不要戰爭。1863年2月,由他發起成立一個傷兵救護國際委員會,即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同年1 0月,歐洲16國的代表在日內瓦舉行國際會議,決定在各國成立紅十字組織。為表示對杜南和他的祖國的敬意,會議決定以瑞士國旗圖案紅底白十字相反的顏色與圖案—白底紅十字作為紅十字會的通用標幟。

再者,如史懷哲先生,大半生都投身於熱帶叢林中,為解救當地土著的身心而努力,愛人助人,令人動容。在蠻荒之地,他領悟出「敬畏生命」的真理,他說:「如果對生命的尊重不能及於其他一切生命,那就是不徹底。」

還有德雷莎修女為加爾各答街頭的窮人服務,為麻瘋病患服務,及我們的陳樹菊女士,在市場靠賣菜為生,將辛苦賺的錢都存起來行善,20年來捐出逾千萬元。他們的行為都證明,服務他人無須家財萬貫,只要從小、從身邊、從家人、從社區做起,多關心別人、肯定別人,就能做好事,把事情做好。

2012-11-12╱工商時報╱第A16版╱國際扶輪3520地區和平論壇

【2012/11/7  工商時報 1011107】

拒甜心部隊 提升戰力 國防部長 請脫掉國王新衣

兩岸經貿鬆綁跨出一大步!準經濟部長尹啟銘昨天表示,未來企業赴大陸投資,「不管資金,只管關鍵技術」。關鍵技術方面,高科技產業依瓦聖那協定決定能否放行,傳統產業另有配套設計。實施11年,以企業淨值40%管制兩岸經貿投資的時代即將結束。

準總統馬英九昨晚在三三會亦表示,兩岸經貿的管理,採「原則開放、例外管理」,以資金管制赴大陸投資,對大陸而言,沒有效果,對台灣而言,卻有傷害,不如從關鍵技術上考慮,讓台灣能夠走出去,讓企業有更多的空間,就能讓企業願意回台上市,也讓台灣有更多的資金可以運用,「只要是對企業有利、對不會傷害台灣的事情,都會開放、鬆綁」。

尹啟銘表示,戒急用忍時代除以淨值上限管制企業登陸,另有產業別限制,例如科技類的半導體、面板,服務業的銀行、當鋪、電信業等類別都禁止赴大陸投資。未來各部會主管的行業別,以及40%上限的取消,都一併檢討。

內定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昨天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兩岸經貿開放應循序漸進,要有配套措施。他透露,準總統馬英九的想法是,依瓦聖納協定,改採技術管制企業登陸,全面取消淨值40%上限的管制。但如何操作,需由經濟部規劃。

尹啟銘說,任何政策措施不能只是單方,必須像中藥要有複方,也就是要有配套設計讓負面效應消除。他指出,一般傳統產業是否與高科技產業分開,或採同樣標準管理,未來會再設計,會擬訂務實、可行的配套措施。

「取消資金管制比較合理」,尹啟銘指出,必須依據不同產業特性、特質來管理,不能糊里糊塗一刀砍下去,讓該管的沒管到,不該管的管到寸步難行。

尹啟銘強調,鬆綁不只是為了兩岸的產業,從策略層次來說,鬆綁 40%上限是為了結合跨國企業來作全球佈局,兩岸經貿措施鬆綁後,兩岸產業在合作,跨國企業也會加入,跨國企業希望透過台灣與大陸合作,以降低投資風險,跨國企業加入對兩岸產業再作全球擴展會有很大助益。

【2008/05/01  工商時報 970501】

《工作哲學》拓展有利條件 開創合作空間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在某次公開演講後,開放聽眾以遞紙條的方式發問,有位反對他的民眾在紙條上寫了「笨蛋」遞給邱吉爾,邱吉爾好整以暇地亮出紙條,並回覆那位民眾:「真的很抱歉,笨蛋先生,紙條上只有您的署名,並沒有問題,我無法回答。」很顯然的,邱吉爾「不」認為自己是笨蛋,同時用他的邱式幽默告知台下的聽眾,誰是笨蛋?
  
毫無疑問的,「不」是理性的陳述,也是立場的展現,國人耳熟能詳的「三不原則」、「四不一沒有」堪稱說「不」的通俗範例,但「不」,只是談判或協商的過程中,廓清範圍的一種方式,是導向雙方或多方都可接受的結果前,無可省略的環節,卻必須透過技巧性地呈現,才能使結果趨於圓滿,否則適得其反,讓協商陷於僵局,甚至破局。
  
我們試著想像若邱吉爾當時接到「笨蛋」紙條,憤怒之餘,索性再花3個小時陳述自己過去的豐功偉業,來證明自己不是笨蛋,或者乾脆把紙條揉成一團,丟回給台下那位反對的民眾,回罵對方才是笨蛋,這樣的結果,不但模糊了原先演講的焦點,也製造了更多的衝突。如此一來,後人對這場是不是笨蛋的聚會,會給予什麼評價?就不難想像了。
  
在中國歷史上也不乏將「不」字思惟透過敏捷的機智,表現得淋漓盡致的將相名人,而春秋時的齊相晏子,可算是個中翹楚。《晏子春秋.第一卷內篇諫上第一‧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就記載這麼一個故事。齊景公的一匹愛馬暴斃,景公盛怒之餘,下令處死馬伕,晏子立刻趨前歷數馬伕罪狀:「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汝當死罪三也。」
  
景公聞言,當下釋放了馬伕,因為晏子一席指桑罵槐之語,正是提醒景公切勿因馬殺人,這不只有損仁德聲譽,還使百姓積怨,強鄰輕國。最難能可貴的是晏子深諳當時「天威難測」的宮廷文化,選擇指責馬伕的方式向景公進諫,既不使自己陷於危難的境地,也維護了景公的君權與尊嚴,不致在公堂之上下不了台,最後讓景公心甘情願地收回成命,救了馬伕。晏子的「不」字訣,不僅讓當代的諸侯大夫、庶民百姓心悅誠服,即便歷經二千多年後的我們,也要為之折服。
  
《先說「不」,贏一步!》是吉姆‧坎普繼前一本暢銷書《從「不」說起!》(Start with No)之後,第二本剖析協商心態與闡述談判技巧的書。前書意在建立讀者說「不」的正確觀念,克服對「不」的恐慌心理,導向「不」的正面思考,藉以「誠意」、「正心」;而後書旨在幫助讀者遂行「不」的技巧方法,在「不」的思惟裡拓展有利條件,開創真正的合作空間,以利於「齊家」、「治國」,即便有朝一日,我們站上了晏子或邱吉爾的高度來面對這個世界,人生揮灑起來,相信依然游刃有餘。

【2007/11/11  工商時報 961111】

從聯電、開發金事件 看董監事職責的法律爭議 陳長文談商場不能沒有法律意識

編按:
最近引起相當多爭議的聯電事件和開發金併購事件,在在都牽涉到管理階層的商業判斷和法律層面,以及董監事職責問題。為此本報特別採訪理律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陳長文。陳律師從公司的治理角度,詳細分析各方的法律責任,並提出精闢的見解,應能提供讀者更深入的思考和參考。

理律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陳長文表示,從國外的例子來看,很多上市公司重要官司輸掉,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公司在做商業判斷時,沒有得到足夠的法律資訊與諮詢。

現在常聽到有些大公司的管理者或執行長(CEO)說他做決策,由他來負責,但事實上,很多未必是管理者說由他負責,就「只」由他負責,特別是董監事在法律上應盡的注意義務與善盡管理人責任,並不會因為管理者的一句話而免除。就以聯電案為例,聯電曹董事長第一次在報上說明時,即豪爽表示所有責任由他一肩承擔,這固然顯示出曹董事長的義氣、豪氣。但從法律的角度來看,未必能解決問題、也不可能就真的能擔負全責,要避免企業、董監事及至於CEO自己的法律責任,就只有在公司內部,養成將「法律判斷」納為商業判斷的標準決策程序中。對此,陳長文整理了一張圖表(見下圖),清楚說明如何將法律判斷與商業判斷結合。 
 
董監事若未善盡職分,投資人可依法提起告訴

此外,陳長文也提到,目前國內的上市櫃公司中,屬於法人代表出任董監事者,所代表的應是全體股東的利益,而非僅代表指派董監事當選的法人的利益。這是董監事應該要自我要求建立的觀念,但可惜的是未必所有公司的董監事,真的清楚自己依「職分」的中心立場為何。

對於國內企業經營所涉及的公司治理以及法律責任,陳長文有很深的體驗,他表示,以最近的聯電案為例,他雖不了解其中的內情,但從外界批露的訊息來看,這件事包括政策以及公司治理兩個部分,以及聯電與和艦之間的合作,他相信相關當事人應該沒有損害聯電股東的意圖,但決策者似乎在「法律判斷」上,有了一些疏忽。

國外有很多上市公司管理者,被投資股東提出集體告訴,投資人之所以提起集體訴訟是因為企業主和管理階層沒有好好管理公司而出現問題,例如,可能是在採購、併購的價格上出現問題,或者有重大舞弊,投資人因而提出告訴。
  
陳長文說,現在上市公司的股權分散,上市公司管理者管的多半是別人的錢,有時管理者的持股,雖然可能比其他單一股東多,但是卻比所有其他股東加起來要少。因此,管理者也好、董監事也好,都必須代表全體股東,以全體股東的利益為指引執行管理工作,這個概念的建立,對董事而言「很簡單」、「很重要」,但「未必放在心上」。

企業違反法律遭到重大損失,多因管理者的「法律意識」不足  

如果董監事們對自己的身分職責沒有拿捏清楚,就可能會發生一些損及全體股東權利的經營問題,乃至於法律責任。換言之,因為董監事未善盡職分,使公司作出不妥善的商業判斷,損及投資人權益時,投資人將可依法律對公司的經營階層(包括董事會)提起訴訟。

除了以上的公司治理問題,他也另外指出,企業也要重視「法律管理問題」,也就是要認識並重視法律對企業的規範及影響,企業主如果對法律不清楚,在商業判斷上將容易出現問題,造成公司極為巨大的損失,例如,1999年瑞士的羅氏(Roche)大藥廠與德國的巴斯夫(BASF)公司二家大型藥物公司因違反美國的反托拉斯法在全球聯合哄抬多種維他命的價格,被處7億5千萬美金的罰鍰;2002年中國銀行因為違反美國金融管制相關法律,將付出高達1至2千萬美元的鉅額罰鍰;2004年,英飛凌(Infineon)則因為涉嫌聯合其他大廠操縱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價格,向美國司法部認罪,並須支付1.6億元美金的罰鍰。

一旦因為公司產生以上法律責任,造成重大損失,這時候,若導因於CEO未善盡法律上的注意義務與善良管理人責任,不但會有行政管理上的責任(辭職下台),也會有個人的法律責任問題例如民事賠償,甚至是刑事責任。

陳長文表示,許多涉反天價罰鍰或賠償的商業案件,在在都顯示,企業經營是無法脫離法律的,很多企業,其違反法律遭到重大損失,往往並不是他們刻意違法,而是因為管理者的「法律意識」不夠,或不重視法律,以至於做出了在法律上有瑕疵的商業決策,遂使得後果難以收拾。因此,一流企業消極保護自己無觸法律,或積極善用法律規定保護自己、創造競爭優勢,就必須在企業內部建立一套周延的法律判斷的支援系統。這支援系統可分成內部與外部二個層次,內部層次,是由法務長領導的內部法務人員,提供例行性商業決策的諮詢意見;外部,則是委聘專業、服務卓越的法律事務所,針對跨國商務、專業性的法律問題,提出縝密周延的法律建議。

【2005/04/10  工商時報 94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