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會】國際法人才培育─現代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論壇

【現代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論壇─國際法人才培育】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14 樓貴賓廳

主持人:陳長文(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常務理事)

與談人:錢 復(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常務理事)

孔傑榮教授Professor Jerome A. Cohen

蘇永欽(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常務理事)

董保城(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兼任教授)

徐慧怡(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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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書序】一部第一人稱的紀錄片—《取法哈佛-美國法學院的思辨札記》

【推薦書序】一部第一人稱的紀錄片—《取法哈佛-美國法學院的思辨札記》

當我知道劍非有記錄哈佛見聞的念頭時,本以為會是一本談個人心路歷程、法學思辨的書籍,沒想到,《取法哈佛》這本書的一大部分,是法律人留學的工具書。

這樣的資訊,在過去,可能只在學長姐的口耳相傳,或者是網路論壇之間,極少有像劍非這樣系統性的整理出來。我不禁去想,劍非作這本書的動機是什麼?我猜,是他所入的寶山太豐富,不忍心一人獨享吧。

跟著作者一頁一頁的讀下去,彷彿看著一部第一人稱的紀錄片,有留學的準備、課堂的討論、生活的休閒、制度的探討等等,喚起了我四十年前的回憶,我也想起了以前聽過的一個老掉牙笑話:

聯合國出了一道題目,請全世界的小朋友作答:「對於其他國家糧食短缺的問題,請你談談自己的看法?」

非洲的小朋友問說:什麼是糧食?
歐洲的小朋友問說:什麼是短缺?
亞洲的小朋友問說:什麼是自己的看法?
美國的小朋友問說:什麼是其他國家?

這則笑話裡,描繪美國的小朋友不知道其他國家,是對「單邊主義」的諷刺。當然,這只是笑話,事實上,由於美國橫跨全球的軟硬實力,美國的高等教育非常注重超國界觀的培養。說注重也不對,應該說自然而然,所關注的領域就必然注重超國界脈動。

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有沒有國際觀,決定了自己是選擇或被選擇。有跨出國境的能力,就可以在世界的舞臺競爭;反之,若被國境侷限,展度與寬度也就自然會受到限縮。

而留學,對許多人來說,可說是眺望國際的第一個窗口,在我求學的年代,更是如此。由於科技的進步,物理上的距離已經不再是重點,心態上是否有所重視,才是關鍵。對於有機會出國的學生,我會鼓勵他們,畢竟,與不同種族、文化背景同學的互動,是一生難得的經驗;而對於選擇在國內升學的,我也會建議:就算留在臺灣讀書,給自己一個功課,保留一種「留學」的心情,努力地去拓增自己的超國界視野。

目前臺灣大部分的高等學校,並不乏優秀的師資以及求學的資源,但不管老師多麼的優秀、學校的資源多麼的豐厚,關鍵還是學生怎麼去思考自己的學習之路。

而在這本書中,劍非一點一滴的記錄他在哈佛的學習之路,例如,他開門見山的指出哈佛法學院最特殊之處,在於它提供學生法律唯實主義(Legal Realism)的薰陶與豐富的學術資源。在這項觀察下,劍非的每一篇札記對有志留學哈佛的同學,都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指南。其實,對於不打算出國留學的同學來說,也不妨從這本書去問自己一個問題:是否也可以給自己一個和劍非一樣的功課,提起筆來,去試著記錄,自己在大學或研究所生活裡的學習點滴、以及自己對全球化的感想思悟呢?

最後,很多人都會感嘆,覺得臺灣在內耗、在空轉,這中間有很大的原因,是缺少面向國際的思考維度,當別人已經開始奔跑了,我們還在看地圖,憂心忡忡之餘,不免期待像劍非這樣的年輕人越來越多。

劍非的書,就像一部以文字拍成的留學紀錄片,希望讀者可以從這部文字紀錄片中,得到學習上的啟發。

陳長文
2013年11月於臺北市

《取法哈佛:美國法學院的思辨札記》, 李劍非, 2014/05/10, 三民出版

索引【專訪】全觀的法律人:縱向與橫向的全觀-專訪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總會長陳長文律師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5f/53/82.html
論著名稱: 全觀的法律人 縱向與橫向的全觀-專訪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總會長陳長文律師
編著譯者: 彭國能陳妃萍
出版日期: 2011.09.15
刊登出處: 台灣/全國律師第 15 卷 第 9 期 /20-26 頁

器識先於法律,讓律師成為尊貴的職業─我對律師的期許

        今天會議的主題雖然是中國律師事務所的經濟基礎與社會作用,但是,律師事務所只是律師工作的載體之一,我們都知道,廣大的中國律師群體在中國的歷史上,從沒有受到如此巨大的關注,也可能沒有像現在一樣的機運,會以律師的身分在中國的整體發展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今天中國的律師受到關注的可能並不是他們的經濟狀況或者是社會作用而已,更多的是中國的律師對於未來中國的法治發展究竟應該或者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很榮幸,在此我能以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委員會主席以及在臺灣擔任教授/律師逾卅年的身分受邀致詞,光華法學院標舉「專業典範與社會公義」作為創院的理念,其中的核心之一,就是跟律師這個執行法律、以法律為業的群體有關。我非常願意以今天的主題:「器識優於法律,讓律師成為尊貴的職業」,做為我對律師的期許並表達我對大會所有與會人員以及其他律師同業、未來所有的法律人的一個深切的願望,也期許未來法學院(當然包括光華法學院)所培育的所有學子都能相互勉勵,共同致力於中國的法治建設與公義社會的志業。

一、Archibald Cox與Elliot Richardson-法律人的典範

在法律人中,我最敬佩與推崇的人是誰?我的答案是:已故的美國前司法部長理察森。讓我們來看這位哈佛法律人的故事。理察森就讀高中時,同學問將來想做什麼,他說:「從政」(politics)。因為他覺得:「若能秉持良知奉行,政治是最難的藝術,也是最尊貴的職業。」(If pursued conscientiously – politics is the most difficult of the arts and the noblest of professions.)(這句話放在臺灣(或大陸?),大概會被認為是反諷吧。)理察森是如何實踐他所謂尊貴的政治?他歷練各種政治職務,在尼克森總統任內當過衛生教育福利部長、國防部長,複又由尼克森任命為司法部長,正當他攀上政治生涯高峰時,卻選擇從峰頂走下。因為當「政治」與「尊貴」不能並存時,他選擇後者。

七○年代水門案爆發,擔任司法部長的理察森,為昭公信,任命他的哈佛大學老師、素負清譽的考克斯擔任特別檢察官調查尼克森總統。考克斯鍥而不捨追查,令尼克森十分惱火,下令理察森將考克斯免職。理察森拒絕,並遞出辭呈。嗣後尼克森要求司法部副部長拉克爾薛斯免職考克斯,副部長也不從而遭免職,最後由司法部第三號人物鮑克代理司法部長職務簽署了解職令,考克斯去職,這事件美國史稱「星期六大屠殺」。這事件被列入美國史冊,考克斯並被譽為「國家的良心」。

其實,在水門案爆發當下,情況與目前的臺灣十分類似,一群律師、法律人當家治國,卻治出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醜聞弊案,讓當時的美國人民對律師性格深感痛惡,「律師」二字有如過街老鼠,讓法律人抬不起頭。還好,還有像考克斯這樣的法學家(律師)、像理察森這樣的法律政治家,挽回了法律人的面子。其後,美國律師公會痛定思痛,為了扭轉法律人、律師形象,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重訂專業行為典範(類似律師倫理),並要求全國法學院將之列為必修課,方慢慢重建人民對法律人的信心[1][2]。

我想用這個故事,作為今天演講的一個楔子。

二、從法學院到執業律師

(1)律例之辯[2][3]:法學院的教育目的在服務人民

一個法律學府教育是否成功,不在於它教出多少達官顯要,而在於它教出了多少能抗拒「達官顯要」誘惑,堅守正義、不屈不撓的法律人典範。[3][4]惟律不足以成社會,重視人性、重視經驗、重視實用、重視整個法律文化的傳承與積累,慎始於先,或許才是最基本的功課。

一直在思考:我過去在臺灣所受大陸法系的教育方法,以教科書為主的,對年輕人、剛進入法學院的年輕人到底有多少意義?除了博聞強記之外,這樣的方式可以培養多少真正獨立思考的靈魂?和我法律系畢業後美國所受的教育與此有何不同?我想,美國他們沒有本科的法學教育外,重視案例、重視經驗、重視解決問題的思考能力,重視不同意見的思辯過程,是最大的差異所在。

我認為律師正是這樣一個角色。在倫理的規範下,依照法律解決當事人的問題,同時對當前的法律體系提出疑義。例如在臺灣最近發生的例子,關於繼承人(包括未成年子女)因為沒有在期限內辦理拋棄繼承或者限定繼承(大陸有繼承法,依規定繼承人以所繼承之財產為限負其責任,被繼承人之遺產必須先清償債務後,所餘財產才可以繼承,因此,比較不會發生類似臺灣的情況。臺灣現行的繼承法規定,繼承是一種概括繼承,不管是債權或債務,通通都歸繼承人,如果是年幼的小孩,也是由那個年幼的小孩繼承債務)竟然無限制的繼承了被繼承人的債務;這樣的法律規定或者實務運作,都充滿了對人性可能的誤解以及法律精神的扭曲,如果僅僅遵照現行法律,而不加思考辯證,提出質疑(繼承人的知識水準等),那麼法律訓練的目的何在?法律又如何能夠表彰正義?可能的話,上述對於既有的法律規定的思辯與訓練,如果提早運用到法學教育,佐以必要的課程設計與實習的機會,我相信對於今後的法學教育應該會有很大的影響。我們不能讓學子們太晚發現「原來社會的真實情況跟教科書說的很不一樣」,教科書是輔助、不是主要。要從案例中逐一的尋找、追問法律的道理,通往法律應有的道路。

(2)法學教授與律師:尊貴的邊界-有所為和有所不為

我擔任法學教授,已經超過三十五年。從早期社會對教授的認知與對律師角色的看法的不同,我可以深深感受律師只是一種職業,並不高貴。起碼在一般社會大眾心理,確實是比不上教授的。這或許是中國傳統觀念裏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陰影在作祟。我自己就曾在報紙上投稿,注明自己是一個法學教授,是以法學教授的身份寫作,但是因為編輯知道我是理律法律事務所的所長和執行長,還是將我的身份改為律師,或許我心中的那把尺也經常有所動搖吧。

今日的社會,情況也許跟以前有所不同,但對我而言,我還是不禁好奇:律師應該如何自我認知?如此認知的原因何在?律師如何可能成為尊貴的象徵?

就像剛剛所提的考克斯與理察森的故事,我認為律師應該隨時提醒自己:不做什麼跟要做什麼同樣重要。要做什麼可以是一種高尚的、理想的抱負;但是,不做什麼、在什麼時候不做什麼,卻也是非常重要。考克斯跟理察森都曾經很積極的做了些什麼,不論是教書或者進入政府部門推動與司法相關的工作,他們都盡到法律人所能盡的職責;同時,在歷史關鍵時刻,他們卻也都一本初衷,根據良心、根據法律的信仰、根據對正義的堅持,選擇不做什麼,鐘鼎山林,我認為他們都顯露出一種法律人的高貴形象,同樣值得尊敬。

(3)義利之爭[4][5](義利並重還是貴義賤利[5][6]):法律人如何慎始?

最近常聽到年輕的學子進法學院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賺錢。這頗讓我詫異。因為,這樣的誘因似乎在我以前進入法學院之前所未曾有過的。我或許不至於樂觀到認為進法學院,就跟進入一個慈善團體一樣,與社會的經濟脈動完全脫節。不過,我倒認為法律經常與所處社會的發展情況相連結。它確實是一個足以餬口的行業,如果連這個都做不到,又為什麼會有人要念法律?但是,如果以為念了法律就可以致富,那麼真實情況恐怕會讓人大失所望。除了少數例外,臺灣今年的個人平均薪資排名,新進律師只排在第21位,比一般上班族還不如。

面對真實的情況,法律人的自我定位就變得非常重要。假如可以不用正義或利益這麼嚴肅的劃分,我們要問的是:法學院要教給學子什麼?希望這些學子將來可以以什麼樣的角色或訓練,在社會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藉此反推回來,思考所謂的義利之辨,才有意義。也才比較能夠知其所以然的掌握法律真正的價值所在,那就是:獨立思考、理性分析、務實解決問題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正義的要求。

或許有人質疑律師是一個以犧牲倫理賺錢的行業,但是為包括壞人在內的人辯護如果就是律師的倫理所在,那麼是否可以說:「這正是我的倫理──替被控犯罪的人辯護,無論我是否相信他們可能是清白或有罪的」?這是律師無可逃避之問題、也是律師很容易受到的責難。律師更接近是魔鬼代言人。一般人不理解律師負有更宏觀的制度保障義務,也就是確保「每一名被告──無論是否有罪、討不討人喜歡」,都應得到積極的辯護。但是,我也瞭解,律師不應該以此為道德上的藉口,而沒有任何掙扎。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律師或許是唯一一種可以將法律、法律的精神主動推向社會的職業,他的角色比政府、教授、其他團體更重要,因為他有法律專業的背景與訓練,這種角色表現在對社會不公義事件的發聲與關切、對於弱勢群體的援助與權益爭取、對法律的辯證、論述的社會教育上,是再正確不過的。

在律師以其執業謀生的同時,適當的以上述方法扮演其社會角色,平衡兩者,是否可算是比較正確的角色認知起點?舉例言之,如果明知當事人思想有錯、違背法律的規範與精神,還要一直配合嗎?還是要適當的引導當事人,在不違反律師律師倫理要求的情況下?律師與政府官員、法官、檢察官、公安等等有過去某種關係,要如何處理或運用這種關係?完全不接觸?還是要用什麼樣的態度?或者讓「關係」成為真理對話、解決問題的一種高尚的美德?恐怕也是存乎一己之間,卻是值得律師同業共同思考的。

(4)律師性格之真相:律師執業應有的全觀容貌

這些年,我常陷入一種矛盾情緒。一方面,深以當了四十年的法律人為榮;但另一方面,由於在臺灣部分法律人在社會上表現不佳,特別是若干擔當國家領導的法律人,不僅拿不出政績,甚至公然毀法,使得法律人受到社會強大的責難,對此,則讓我感到萬分羞恥。為了解開這個矛盾心結,我不斷地思考[1][7]。希望找出原因,進而改善。

律師由於代表當事人利益,固然必須支持當事人的主張,但在支持的過程中,不但要瞭解當事人主張中立論堅強的部分,為了法律上防禦的目的,律師也要瞭解當事人立論、主張中不夠堅實的地方,不能昧於事實。

因此,在律師的養成過程中,「全觀」是一個重要能力,也就是律師必須洞悉是非、明曉損益,這樣的訓練對於治理國事,是有幫助的,因為擁有了「全觀」,才能做出精確、正確的判斷。

這樣的「全觀」由於二個因素,並不會在律師為當事人辯護的過程中「全部」表現出來,一則,基於律師倫理,律師會傾向不揭露對當事人不利的部分;二則,以訴訟為例,司法制度寓含了一種「平衡設計」,這平衡設計的大意是,當事人雙方皆有代其維護權益的律師,各別律師被賦予的資訊任務,就是維護己方當事人與指出對方當事人主張的弱處。當兩造律師都盡責地擔任這「各自片面」的資訊任務時,「平衡設計」所要達到的「充分揭露兩造一切的有利與不利」,以利法官或仲裁者裁判,這個資訊正義就于焉達成。

換言之,若律師在辯護表現上的片面色彩,其目的要創造的不是從單一方律師角度的半面正義,而是要透過兩造辯詰,也就是結合二個半面正義,以追求「全面的正義」。

當然,二個半面加起來等於全面,這個假設並非百分之百正確,律師也有能力良窳之分,這能力上的差別,就可能使其中一個半面侵蝕另一個半面,而使得全面正義的達成出現瑕疵,但這是所有「兩造辯護系統」都必有的先天瑕疵。

根據以上對律師性格的描述,我想就不難瞭解為什麼法學院的教育除了培養專業能力、樹立專業典範外,還要有更深層的社會正義的追求。專業使得法律的論證可以讓真理愈辯愈明;而社會正義的認知與涵養,更可以使律師全觀的思維得以應用於社會,為社會全體衡量各種利弊。

三、律師的執業挑戰

(1)律師倫理[1][1]與社會觀瞻:

中國大陸積極的依據法律與實際情況,期望能為律師的執業劃定一條的界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律師倫理規範。目前大陸法治發展迅速,律師行業可以說很「火紅」。如果能夠藉此機會,將律師的執業界線堅定的加以厘清,對未來律師在中國法治建設的貢獻,一定不可限量。

我衷心期待法學院對這項課題能夠發揮引頭人的作用,從法學教育開始紮根,培養新一代的法律人成為令人尊敬的法律人,以身為法律人為傲。

有人曾將政治比喻為羅馬的盲目神祇墨丘利(Murcury),墨丘利雖是羅馬神話中跑得最快的神,但因為失去眼睛,卻永遠跑不到目的地,而教育改變人雖然慢但卻徹底,就算得花100年也得去做。我認為,法律倫理是重中之重,就算是用一百年的時間,也要去做。只是,就中國發展的要求而言,我們必須竭盡全力的加倍努力。

(2)律師如何參與社會?

當前的法學教育,至少有三個缺失值得關注:

一、     缺乏典範,甚至充斥著負面的典範;

二、     法學教師把知識與實踐切割開來;

三、     考試主義的貽害。

就像上述的未成年人繼承的案例,不管你是一個律師或者法官,甚至一般的民眾,當你知道一個年幼的孩子,在以前父母親去世的時後,不懂得法律的規定直到有一天突然間發現,原來自己已經繼承了父母親的一切債務,從此人生變得大不相同,因為,他已經在起跑點上背負了他無法、也不能承擔的債務,如果你是律師/法官/債權人會怎麼反應?如果這樣的法律,違反了我們對於公平、正義的認知有最基本的法律ABC,但卻不見在有大學教《民法繼承篇》的教授站出來強烈批判,原因便在於這些法律教授只關心「課堂教授的知識」,但法律有無被尊重、落實、踐踏、扭曲,則毫不在意。更糟糕的是,法學教授無動於衷的冷漠會傳染給學生,當學生看到老師對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亂象無動於衷,學生們會以為冷漠沒什麼可恥、噤聲沒什麼不對,鄉願縱容法律人扭曲法律是很正常的事。(所幸上述案例終於引起一位承辦法官的注意,並且透過判決加以糾正,目前正積極推動修法)。

不當隱匿的允諾者 – 「正如,一片葉不會枯黃,如果沒有整株樹的默許, 同樣的,沒有你們大家隱藏著的惡念,犯錯的人也不會犯錯。」黎巴嫩哲學家紀伯倫(Kahli Gibran)的詩句,說明會讓人覺得驕傲的法律人,乃是不鄉願的法律人,會讓人氣餒的法律人,就是鄉願的法律人。「大多數的法律人一定覺得很無辜,那些主政的法律人又不是我,我自己行正坐穩,憑什麼要與這些人一起背罵名。」我必須承認以前我也不會如此不平,但最後我終於明白,這些差勁的法律人敢肆無忌憚地玩法毀法,敗壞法律人的名聲,就是因為人的師長、朋友、同學等其他法律人對他們的惡行噤聲不語,甘願做個「隱匿的允諾者」。

四、從尊貴的律師到尊貴的法律人──兼談檢察官、法官、政治家 

由於法律體系的複雜,社會環境的差異,在探討律師職業、對律師懷抱期望之餘,我們也應該要省思某些關鍵性的問題在作為規範性的法學之間要如何面對或處理?像權利或其他的「大話」真理。我個人認為,倫理,不管是東方或西方,都是以經驗主義為出發。有學者認為,道德的價值判斷和理性判斷的區別,在於“道德是非判斷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判斷,而道德之實踐則純屬價值判斷”。說到底,法律是一個關於真相、事實的辨析,然後賦予評價的過程。而事實是由證據顯示的,沒有證據就沒有事實。欠缺證據的一些行為或跡象,是不具有法律意義的;道德或倫理是在事實階段或者評價階段產生的?法律判斷是價值中立的嗎?顯然不是。

我們的社會欠缺法律文化的土壤。因為,法律如果不是僅僅象徵外在管制工具或意象的話,它必須在人們內在心理產生作用,這可能是基於宗教、家庭教養、或者一個傳承的過程。西方社會真正有這種法律脫離外在管制印象的時刻?應該是在什麼時候?還是一瞬之間而已?概念不容易被切割,更不易被定性。道德也是。法官的判決沒有顏色?檢察官辦案不分顏色?只有當事人有顏色?如果法官、檢察官心中真有顏色、立場的不同,甚至影響其審案、辦案的方向與作法,那麼,法官的顏色到底是什麼?檢察官的顏色究竟又如何?法律真正應該有顏色?法律的顏色又是什麼?法律是一個凹凸鏡?還是無塵室?我聽說在中國大陸不同的地方竟然有許多法院的法官因為貪瀆而被調查、羈押、審訊,我不禁納悶:這些有問題的法官、檢察官是否在薪資方面不足以溫飽?而一旦薪資、地位都受有保障之後,法官、檢察官在倫理上又應該何自處?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沒有溫飽問題的法官,需要什麼樣的倫理?所有這些問題都非常值得我們一起省思。

以臺灣為例,在當前的臺灣已經走到法律人治理的地步,儘管成效不彰,卻也提供我們一面真實的借鏡;中國大陸幾年前可能有鑒於臺灣法律人治理的劣跡,而有「工程師治國比較好?還是法律人治國比較好?」的爭辯,我想要以前面所提的考克斯與理察森的小故事作為結語。倫理其實是一種分際?也是一種無形資產。法律制度就是一種無形資產。可能具有無限的價值,也可能被棄之如敝屣。對當權者來說,重要的是他要看到法律的這種無形資產的價值所在,知道要怎麼發揮他的作用。

五、結語:選擇什麼樣的法律人生? 

法律人所受的訓練是一種對於宏觀事理的發掘、邏輯的辯證,最重要的是,法律人對專業的堅持、社會公義的理念與行動,都是有助於公共事務的參與與治理的基礎。重要的關鍵在於:儘管法律人並不一定優於其他專業的人員,然而,在現代法治社會的背景下,卻仍有其優勢。法律人除了要以其法律的訓練,掌握公共事務治理的合理框架之外,責無旁貸的更要關懷社會、照顧弱勢、明辨是非、勇於務實論辯,學習參與式的民主程序,以蒼生百姓為懸念,有勇有謀的為維護社會公眾的利益而堅持與奮鬥。就此而言,法律人當國家領導人的時代,或許還是能創造屬於人民福祉的時代。深深的盼望在可預見的將來,在座中的某位優秀的律師可能就擔綱了國家社會的重責大任,或者為社會的改革做出巨大的貢獻,以此與所有兩岸的法律人共勉之!

 

陳長文,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委員會主席, 杭州·2007年10月7日


 

國際律師論壇

中國律師事務所的經濟基礎與社會作用

法務市場實況的調查與分析

主辦單位:神戶大學“市場化社會法動態學研究中心”(CDAMS)

共辦單位: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1][2] 陳長文,〈從哈佛法律人到台大法律人〉

[2][3] 俞江,傾聽保守者的聲音,律師文摘,第五卷。

[3][4] 2007年5月4日,在一年一度的五四青年節,溫家寶總理視察了中國人民大學,寄語人大法學院:要培養頂尖的人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http://www.law.ruc.edu.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771)

[4][5]先秦時代,中國有所謂「義利之辯」,而其中儒家講求「貴義賤利」,墨家講求「義利並重」,張之亮《墨攻》中的革離,似兼具儒墨二家思想,未能厘清儒墨之別,此或受到日本漫畫原著的影響。儒家講仁講義講禮,沿著一套有等差之別的親疏之論,其重視義、本乎仁心。哲學大師勞思光先生指出儒家「攝義歸仁」,「義」乃從「仁」心出發而來,行之正當、合理,而「仁」心之所有發端於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論語‧裏仁》「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孟子亦言「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可見儒家對義與利的看法,明顯是貴義而賤利。與儒家同為當時顯學的墨家,針對儒家等差有別論,主張「兼相愛,交相利」,認為「義‧利也」的「義利合一」思想。所謂「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墨家義利兼顧,並認為義與利當可合一。後期墨家更對「利」尤為看重,《墨子‧節用》「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不弗為」,甚至「利天下為之」,視「利」為人生取向。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75092&group_id=193

[5][6] 孟子梁惠王篇。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專訪】陳長文:法律人 你要爭氣

他(陳長文)感嘆現在不少法律人已淪為法匠、法棍,只能說是有括號的法律人,使得在民眾對各行業的信心排行榜,法律人落居後段班。並呼籲法律人需集體自省、自覺,發揮法律人自我監督制衡的效果。

(文.高永謀)2000年之前,台大法律系是「在野菁英」的代名詞;2000年之後,台大法律系則成為「政府官員」、「政治權力」的同義字。

畢業自台大法律系、曾任律師的陳水扁就任總統後,先後啟用的5位行政院長中,就有張俊雄、謝長廷、蘇貞昌3位台大法律系系友,加上副總統呂秀蓮、司法院長翁岳生、考試院長姚嘉文也是前後期學長姐,位居要津的系友更多得難以勝數,使得台大法律系儼然成為「台灣第一系」,沒有任何一個系所能望其項背。

民主、法治猶如帶領現代化國家穩健直前的雙轡馬車,然而,台灣完成了民主工程最重要的政黨輪替執政,並由法律人全面掌握國家機器後,法治基礎卻未因此變得更牢靠厚實,反遭政治力更劇烈地蛀蝕。

國人不相信法律人

不少人因此失去了對法律人乃至對法律的信心,質疑「法律人是否適合治國」,相信「律師性格」乃是民進黨政府政不通人不和的關鍵因素之一;台大法律系的招牌,似乎從黃金變成了鍍金,甚至還有人提出「台大法律系誤國論」。

什麼人才算是法律人?也是台大法律系系友的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合夥人陳長文,界定狹義的定義便是檢察官、法官、律師與法律教授,並將曾任這些職務而後從政的人稱為「法律政治人」,算是廣義的法律人;他感嘆現在不少法律人已淪為法匠、法棍,只能說是有括號的法律人,使得在民眾對各行業的信心排行榜,法律人落居後段班。

陳長文是法律人,而《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一書的共同作者羅智強,從學士到博士班先後攻讀企管、法學、外交三個領域,則將自己定位為「法律文字人」,希望可以用文字來解釋法律,釐清社會對法律的誤解,他希望法律人必須「先認同而後存在」,也希望非法律人不要因為少部分法律人的負面新聞,誤以為全體法律人皆是如此。

陳長文、羅智強為了接受本刊的訪問,不但花時間討論、準備應如何回答問題,將回答條舉陳述並列印成文字,受訪前一天兩人還不斷反覆討論,充分顯現了法律人審慎、尊重每一件人事的態度。

法律演化成超專業

「法律人幾乎排擠了其他學門出身的人,成為位極尊榮的『超貴族』。」也是台大法律系系友的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合夥人陳長文,十分憂心居於整個國家社會運行核心的法律人如果表現不佳,例如陳水扁等「法律政治人」,將不只是法律人自己的災難,而是整個國家社會的災難。

「法律人的重要性日高,之所以開始掌握國家社會運作的重要權力,與法律的重要性日高是互為表裡的。」陳長文認為法律人幾乎壟斷政府部門,有其時代背景的必然性,不只台灣這般,西方先進國家也是如此,因為人際關係與糾紛的樣態益漸頻繁,造成法律日趨繁複、細緻甚至瑣碎化,演化成凌駕於其他專業的「超專業」。

企業領袖太過鄉愿

於是,法律體系排斥了非法律人的接近與了解,法律人壟斷了法律乃至國家資源分配規則的詮釋權,也削弱了非法律人監督的能力,一旦出現了法律人「濫讀資訊」、「濫用詮釋權」的弊象,非法律背景的外在監督者因為對資訊的理解不足,就無法及時、確切地指出問題。

「失去制衡的權力,是一隻有生命的黑暗怪獸,牠會自我成長、繁殖,吞噬一切。」陳長文憂心法律人壟斷了權力與資源,正足以提供法律人濫權的誘因,因此於日前與學生兼助理羅智強共同出版《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文集,呼籲法律人需集體自省、自覺,發揮法律人自我監督制衡的效果,不讓台灣出現「黑暗怪獸」。

近來,台灣社會屢屢發生警察、教師、企業人背逆職業倫理的事件,陳長文相信不守專業倫理、操守敗壞的現象,不只發生在法律人這個職業與專業上,但他卻覺得企業人的道德勇氣不如法律人,因為還有/?多法律人會站出來嚴厲指責違法犯紀的同業,但多數企業領袖卻寧願當噤聲不語的鄉愿。

例如,中信金前副董事長辜仲諒抗傳而遭到通緝、力霸集團創辦人王又曾一家惡性掏空數百億資金潛逃海外,陳長文非常不諒解為何台灣的企業領袖們沒有對此做出嚴正譴責,讓他對這些常把企業品德、企業倫理掛在嘴邊的企業人感到寒心,「難道鄉愿噤聲,真的是企業領袖不得不然的宿命嗎?」就這一點來說,陳長文也慶幸「總是永遠有一群不怕得罪故舊,敢言所當言、敢責所當責的法律人存在。」

正義與專業須並重

但陳長文提醒法律人,千萬不能以做得比其他職業來得好而自滿,因為法律人所掌握的國家權力、資源實在太過龐大,而目前的法律人,不管對專業倫理的體認或作為,都是明顯不夠、不符社會期待的。

尤其,法律人比其他行業更容易出現「惡跡乘化」的狀況,其他行業的人做不好最多只影響自己與身邊的人,所產生的負面效果較為有限,但法律人的惡質表現將以乘數倍數的方式迅速擴增,「反之,如果法律人的表現優異,這些正面效果也一樣以乘數倍增的方式,造福整個社會。」

在日本,一個拉麵師傅如果技藝超群,也可得到社會普遍肯定,並被尊稱為「職人」、「達人」,而這兩個名詞與觀念也漸漸為台灣所接受。陳長文心目中的「職人」、「達人」,必須具備兩個必要條件,即專業與理念,專業指知識技能及精益求精的意志,理念指造福人群、回饋社會的信念,他推崇/?多日本職業達人用專業發揮了令人稱/?的作用。

如果用「職人」、「達人」來檢驗台灣的法律人,陳長文強調台灣的法律人在邏輯演繹、法律詮釋的專業訓練上相當紮實,但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尤其對「超國界法律」的認識明顯不足,但最缺乏、最待補強的乃是法律的核心理念「正義」,如果未能堅守正義,僅為一己權位、私欲而服務,專業反將淪為「惡魔手上的黑暗巨鐮」。

法學教育亟需改變

法律人缺乏正義理念,其實代表著台灣法學教育出了問題。陳長文多年來在政大、東吳法律系兼課,也前往中國北大、清大、浙大、南京大學等學府講學,深覺所有社會結構細的問題包括法律人表現不佳,教育必然是進行改革的重要切入點之一,雖然其改變速度最慢,遠遠不及速度最快的政治,「與其期待最快的政治去改變現狀、改革進步,還不如期待最慢的教育。」

陳長文將政治比喻為羅馬的盲目神衹墨丘利(Murcury),墨丘利雖是羅馬神話中跑得最快的的神,但如果失去眼睛,卻可能永遠跑不到目的地,而教育改變人雖然慢但卻徹底,就算得花100年也得去做。

「第一,缺乏典範,甚至充斥著負面的典範,第二,法律教授把知識與實踐切割開來。第三,考試主義的貽害。」陳長文例舉台灣法學教育的三大弊病,並在《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一書舉出航發會強行修改章程、將華航股票設質予銀行,並將所得的45億元投資台灣高鐵公司,亟須違反了最基本的法律ABC,但卻不見在有大學教《民法》的教授站出來強烈批判,原因便在於這些法律教授只關心「課堂教授的知識」,但法律有無被尊重、落實、踐踏、扭曲,則毫不在意。

「我並沒有指責當時做出此決策的行政院長謝長廷,因為他沒辦過基金會,可能不熟悉相關法律。」陳長文說「但我不能原諒法務部官員與交通部的法務人員,因為他們一定知道不能這麼做。」

更糟糕的是,法律教授無動於衷的冷漠會傳染給學生,當學生看到老師對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亂象無動於衷,學生們會以為冷漠沒什麼可恥、噤聲沒什麼不對,鄉愿縱容法律人扭曲法律是很正常的事。

不當隱匿的允諾者

「就像一片孤葉,不會未經整株大樹的默/?就炮嚏A做惡者胡作非為的背後,並非沒有你們隱匿的允諾。」陳長文引用黎巴嫩詩人紀伯倫(Kahlil Gibran)的詩句,說明會讓他驕傲的法律人,乃是不鄉愿的法律人,會讓他氣餒的法律人,就是鄉愿的法律人。

「大多數的法律人一定覺得很無辜,那些主政的法律人又不是我,我自己行正坐穩,憑什麼要與這些人一起揹罵名。」陳長文坦承以前也會如此不平,但最後他終於明白,這些差勁的法律人敢肆無忌憚地玩法毀法,敗壞法律人的名聲,就是因為人的師長、朋友、同學等其他法律人對他們的惡行噤聲不語,甘願做個「隱匿的允諾者」。

「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陳長文以此詰難做開端,找尋的其實是另一個具建設性的命題,「法律人,你要如何爭氣?」那麼要爭氣先要做的便是不鄉愿,陳長文不只以此勉勵法律界的後進,也勉勵其他領域的年輕人,立身處世的原則都相同,「對於不對的事情,勇於指責,不鄉愿。」

陳長文在《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中主張應提昇律師考試的錄取率,並建立有效的「律師退場機制」,淘汰不適任的律師,因為現行律師考、司法官考,幾乎已成「法律人的合格認證」,造成法律學生連準備考試科目都來不及了,根本沒有時間關心其他考試科目不考的題目,「文哲史藝就不用說了,就連國際法、法律倫理,這些律師、司法官不考但極為重要的法律科目,法律人也無法投注時間去學習、去思考。」

在考試主義的影響下,陳長文認為這正是台灣法律人國際觀不夠開闊的主要原因,台灣不只被制約在法律的象牙塔,還被制約在「國內法」的象牙塔中。

【2007/2/1 《理財周刊336期》  960201】

【自序】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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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

作者:陳長文、羅智強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2006年11月28日

內容介紹

身為法律人的陳長文律師,從台灣許多法律人的表現
逐步析理,試圖點出病徵、找出病因,有可能的話,開出病方

這幾年來,法律人及法律教育所凸顯的問題愈來愈嚴重,特別是在法律人成為總統,並在政府各部門全面地擔任重要首長後,國家的法治反而迅速崩壞,吏治腐弛、民生凋萎。法律人受到輿論空前的責難,令人感到痛心至極。

身為法律人,也一向以自己是法律人為榮的陳長文律師,心中不禁浮現了一個龐大的問號:法律人,為什麼不爭氣?這並不是一本討論法律倫理的學術書,雖然法律倫理確實是本書關心的命題。本書只是要從詰難性的問題做為開端:「法律人,為什麼不爭氣?」以試圖找出另一個建設性問題的答案:「法律人,要如何爭氣?」
這個命題,不只法律人應該也必須關心,事實上這也是所有受苦於法律人不佳表現的台灣人民所應該也必須關心的命題,因為只有進一步去了解,許多法律人會出現價值毀亂,甚至於毀法敗紀而誤國誤民背後的原因,才能形成一個外在的監督與改革力量,去督促法律人「革心革行」。

【自序】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

陳長文

我常想,回顧這一生我所參與的諸多事情,我最感欣慰與幸運的大概有四件事。

幸運與欣慰的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一九九○年代前後,因為歷史的因緣際會,我有幸為分隔仇對數十載兩岸的交流和解,獻盡了一份心力。雖然最後因為政治上的主客觀因素,並沒有達到我心中期待的目標。為了交代心中那些未竟的期盼,我把自己的想法寫成了一本書《假設的同情》,算是做為一個人生的注記,也算是對歷史作一個交代。

我覺得自己在兩岸關係上的歷史責任,使命已了。兩岸事務要進一步的開展,兩岸人民的情感要進一步的連合而不是仇恨分化,需要政治人物的良心與智慧,這一點,雖然我「失望」了超過十年,但我相信這些陰霾終將過去,因為兩岸關係的客觀情勢已穩定,隨著台灣人民益趨理性成熟,使得政客透過鼓動法理台獨、刺激兩岸緊張的空間也漸不存在;中國大陸亦不同往昔,維持穩定、以發展經濟成為其首要目標,對台動武的可能性亦同而大減。由此以觀,我敢斷言,未來十年,必然會是兩岸交流合作最黃金的十年,但這黃金時代的打造,則可以交給新一代的年輕人來推促。

第二件事,是從事律師工作超過三十年,特別是有幸和理律法律事務所最優秀的同仁一起打拚,憑著對專業的堅持,同仁們打造了一個受到各方肯定的一流法律事務所。即使中間曾經歷過險峻的風雨飄搖,但理律不但沒有被挫倒,反而被洗滌的更加璀亮。經過一連串的制度精進,不但在法律專業上精益求精,更努力強化理律在關懷社會、參與公共事務的動力。為了實踐我們對社會的承諾、責任與使命,不但成立理律文教基金會,參與台灣與大陸的法律教育及法制建設工作,理律更先驅性的將同仁在社會公益的服務參與,納為考評獎勵項目。因為我們知道,任何一間法律事務所成功與否的價值衡量,其對社會的參與和貢獻,是一個重要的量度。看到同仁們能全方位的追求並實踐「關懷、服務、卓越」這三個理律的核心理念,讓我感到既寬慰,又放心。

第三件事,是參與紅十字會的國際人道服務工作近二十年,有機會為世界上超越國界、各角落需要幫助的苦難人們,盡一份當盡的心力。每一個人,都只擁有短短數十載的生命,臨到終點的那一刻,如果我們可以驕傲的告訴自己,我曾善用手中的每一分力量,無私無我的為人群付出奉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那會是令人安慰的時刻!

對我來說,參與公益服務,是一個終生的志業,因為我深信關懷弱勢、服務人群,是每一個現代公民的義務與責任。

第四件事,則是擔任法學教育工作超過三十載,並且有機會為台灣的法制建設獻言獻策,透過教育與法制建設的參與,我們做的是最重要的觀念深耕與制度奠基的工作。因為我深信,只有透過教育培養出有使命感的法律人,建構可以周延運行、增益民祉的法律制度,並將法治觀普揚於社會公民,中國(包括台灣與大陸)才能成為富強、穩定、和平的幸福社會。

迫切的憂心:法學教育與法制建設的再省思

而這第四件事,則是我現在特別關心、憂心也感到迫切的一件事,一方面,是個人情感因素使然,畢竟身為一輩子的法律人,在大學執教法律、擔任華人地區最具規模也極受肯定的法律事務所合夥人,我會覺得自己在法律教育、法制建設與法治觀念落實的工作上,有著發於情感的義務。

另一方面,則是鑒於台灣法律人受到的諸多批判,特別讓我感受到急迫性,正因為法學教育與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得台灣沒有成功教育出不論在人品、學識、專業操守各方面均堪佐國、治國大任的優秀法律人,才會致令眾多亂象,使吏治腐弛、政治敗壞,乃至於社會空轉、經濟蕭條、民生愁困。這個負面循環一日不根除,人民所受之痛苦便一日不能去。

而這些憂心對於已逾耳順之年的我,感於歲月,倍加感受到這份義務之匆迫。而這樣的迫切感,可以說是我撰寫本書重要的心理背景。

我迫切的覺得,即便所言所陳可能會使一些法律故舊感到冒犯,當非則非,該責即責,法律人不容許鄉愿,所有法律人都不能再沉默、更不能再等待。必須深切的自省,並下定決心扭轉過去的陋習,重建社會對法律人的信心。

醞釀這本書已有很長一段時間,但由於公私皆繁、無暇靜慮。所以總是給自己很多藉口,不斷往後延擱這個想法。直到這幾年來,法律人及法律教育所凸顯的問題愈來愈嚴重,特別是在法律人成為總統,並在政府各部門全面的擔任重要首長後,國家的法治反而迅速崩壞,吏治腐弛、民生凋萎。法律人受到輿論空前的責難,令我感到痛心至極。

剛開始,面對社會對法律人的質疑,我是非常不能接受的,依自己過去所受過的法律人訓練、對法律人的期待及從身邊許多優秀正直的法律人身上所看到的,我非常不服氣的認為:「社會的質疑,都是偏見、都是誤解。」然而,一段時間過去後,我的不服氣卻漸漸動搖,看到部分法律人,特別是一些由法轉政的法律人,在公領域一塌糊塗的表現,我不由得開始感到心虛,但我又會想:「不公平啊!他們是他們,我們是我們,怎麼可以因為這一小撮人的表現,就一竿子打翻所有法律人!讓其他俯仰無愧的法律人和他們同揹罪名呢?」

然而,再過一段時間,我卻連這一點點「抗辯」的勇氣與信心都漸漸失去了。因為慢慢的,我開始相信,社會的質疑不是沒有道理。法律人的「整體」必然出了一些問題,一些很嚴重的問題,才會不斷受到社會的質疑。不但沒有穩固社會對法律人「正義守護」的形象認知,反而不斷的為台灣製造負面示範、帶來危機與災難。

身為法律人,也一向以自己是法律人為榮的我,心中不禁浮現一個龐大的問號: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

以這個問號做為起點,我一步步的從現實世界裡台灣許多法律人的表現,開始逐步析理,試圖點出病徵、找出病因,並且,有可能的話,開出病方。所以,這本書,就是在這種既批判復深深期待的心情下,一字一字的寫成。

台灣,是預照大陸的一面鏡子

而我也希望本書中試圖提出的觀點,不只對台灣法律人的自省有所催促,也希望中國大陸的法律人,能從台灣的經驗中,得到啟發與警示。在很多方面,台灣往往就像一面「預照」大陸未來的鏡子,當大陸和台灣一樣都在追求現代化的法治與法制時,台灣今日所面臨的問題,都不啻是一種對大陸未來必然面臨的「預告」。因此,本書嚴肅討論的問題,以及試圖提出的解決方法,不僅只對台灣適用,也值得中國大陸的法界參考。

1941年,鄧小平先生在《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中曾說:「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現在的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制定出來。往往把領導人說的話當做『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就跟著改變。所以,應該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訴訟法和其他各種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廠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環境保護法、勞動法、外國人投資法等等,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式討論透過,並且加強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這段對法治觀念的進步理解,鄧小平先生早在六十五年前即已提出。這一方面令人欽服,但另一方面則令人感慨,六十五年後的今天,中國大陸的法制建設與法治觀念的扎根,仍有許多極待努力的地方。但即便需要努力的地方仍多,但我對中國的法制未來卻是充滿樂觀信心的。

以在大陸普遍受到重視的維權運動為例,人民的權利是現代法律所要保障的中心價值,維權運動的風起雲湧,代表著權利意識的覺醒,也就同時代表法律力量的活躍。但這樣的覺醒與活躍只是起步,在中國,法治這株進步的芽苗,仍須全體中國人持續地細心呵護,也同時堅持地全力捍護!

藉由本書在中國大陸的發行,我希望能藉由對在台灣的法律人的角色反省,提醒在大陸的法律人,法律人在建設法制、落實法治的過程中,該有的堅持是什麼?該避免的錯誤是什麼!

非常高興本書能夠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但我也想藉此向大陸讀者說明並且表達歉意,雖然書中對法律人的反省對法治建設的建言,值得中國大陸的法界參考,但這些觀點所引據的主要事件與背景事實,終究是發生在台灣而不是發生大陸。因此,對大陸的讀者來說,對於這些事件的陌生,多少會妨礙對於書中所欲鋪陳的觀念的融入與理解。為了減少這樣的閱讀障礙,我會儘量以注釋的方式,將一些在台灣發生而大陸讀者相對陌生重要的事件,簡單地交待其來龍去脈,但為了不讓這些「注釋」喧賓奪主,佔去太多的篇幅,因此,事件的描述不可能鉅細靡遺,若因此讓讀者在閱讀上產生困惑,尚請讀者諒宥。

此外,要向讀者交代的是,這並不是一本討論法律倫理的學術書,雖然法律倫理確實是本書非常關心的命題。本書只是要從詰難性的問題做為開端:「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以試圖找出另一個建設性問題的答案:「法律人,你要如何爭氣?」

這個命題,不只法律人應該也必須關心,以透過自省,務求「革心革行」,事實上這也是所有受苦於法律人不佳表現的台灣人民所應該也必須關心的命題,因為只有進一步去了解,許多(雖非全部)法律人會出現價值毀亂,甚至於毀法敗紀而誤國誤民背後的原因,才能形成一個外在的監督與改革力量,去督促法律人「革心革行」。

同時寫給普羅大眾看的一本書

因此,這本書不只是寫給法律人共勉的,也同時是寫給普羅大眾看的。但由於我不打算以「學術格式」來寫這本書,因此,這本書在某方面並不能、也不打算涵蓋所有法律倫理問題。或許,從某個角度來說,這本書點出的問題,我會期待以後據為基礎,再更深入的以學術討論的方式,寫成一本法律倫理專書,但這涉及自己的時間與心力,什麼時候才能做到,就不可期了。

另外,要特別一提的,則是本書的共同作者:我的學生羅智強君。

智強是一個很特別的人,很難三言兩言形容他──才華洋溢、文筆洗練、對社會充滿熱情;受過長時間專業辯論訓練的智強,邏輯清晰、說理分明,特別擅長哲學思考。為了討論書中許多想法與觀念,我們常常在午夜時透過電話交換意見,一聊往往可以聊上一、兩個小時。我們時常會針對書中的觀念進行「哲學辯論」,透過思想的激盪,常常會得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啟發。也在撰作本書的過程中,增添無數的樂趣。

因此,這本書雖然是以我為第一人稱所撰作,但其中不管是在資料的蒐集、觀念的闡釋、邏輯的演繹、文字的修潤甚至於若干有趣小故事的穿插,智強都著墨甚深。事實上,書中許多觀念與想法,也都是我和智強共同討論出來的。因此,雖然智強謙辭,但我還是堅持將智強納為共同作者,以聯名的方式發表這本著作。因為,沒有智強,這本書是不可能成形的。

事實上,這些年來,我雖然心裡有很多想法、對社會有很多期待,若不是智強的幫忙,很多事情,我也沒有時間與力氣去一一完成,包括這本書。

最後,身為一輩子的法律人,我深深感受到,不管是法律人的心態、法律教育的方式、法律倫理的建立,都出了很大的問題。我必須要站出來說一些話,我無法容忍自己沉默下去,因為這既是身為法律人的使命,也是責無旁貸的義務。於是我開始給自己一個明確的期待與壓力,要寫一本反省法律人、反省台灣法律問題的書。但即便自己給了自己這樣的期待與壓力,這本書從著手到完成,仍足足花了近一年的時間。

此外,由於希望本書的論述能夠與時事發展一致,我直到付印之前都還在不斷修刪內容,特別是陳瑞仁檢察官在國務機要費一案中起訴了總統夫人吳淑珍女士,提振了檢察機關的公信力,也引起許多關於法律人問題的迴響,為了納入相關問題的探討,對於本書的內容我又再三修改。不過,由於本書援引了大量的時事,而時事的發展又每日而變,想以「過去式」的文字,追上「未來式」的時事,有事實上的不可能,因此,也許等到本書出版上架,到了讀者的手上,書中的內容與時事已有差異,這點只能請讀者包涵。

所幸,在智強的共同撰作下,這本書還是完成了。但說真的,我並沒有寫成一本書的欣悅之感。我心中的憂念,並沒有因為這本書的寫成而稍減。因為,這本書只是起了第一步,盡可能誠實的檢視法律人的錯誤,但法律人要走出輿論的責難,真正成為令社會公眾尊敬、也願意親近的職業,仍有非常、非常遙遠的路要走。

雖然知道自己識短見淺,但我仍不揣固陋的表達了自己對重建法律倫理與法律理想的期待,即便見慮不周,我希望這本書至少能夠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我深深的盼望,社會上學備養深、俊碩傑異復望重一方的法界耆宿,能夠不怕飛灰玷羽,針對法律人的困境,振臂疾呼,發鏗然之言。

不容成為「隱匿的允諾者」

黎巴嫩文豪紀伯倫曾說:「就像一片孤葉,不會未經整株大樹的默許就枯黃,作惡者胡作非為的背後,並非沒有你們大家隱匿的允諾。」

所有有志的法律人,我們不但不能容許自己成為敗壞法律人名聲的那片「枯葉」,也絕不能容許自己成為默許枯葉萎黃的「隱匿允諾者」。

我們需要更多法律人發於肺腑的自省之聲。

從哈佛法律人到台大法律人

在張忠謀董事長主持的哈佛校友會上,民進黨代理主席呂秀蓮副總統與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媒體的高度矚目下會面。藉著這難得的因緣,筆者倒想向兩位哈佛法學院的校友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在哈佛法律人中,兩位最敬佩與推崇的人是誰?筆者的答案是:已故的美國前司法部長理察森,和筆者的老師、已故的哈佛法學教授考克斯,讓我們來看這兩位哈佛法律人的故事。理察森就讀高中時,同學問將來想做什麼,他堅定的說:「從政」。因為他覺得:「政治是最難的藝術,也是最高貴的職業。」(這句話放在台灣,大概會被認為是反諷吧。)理察森是如何實踐他所謂高貴的政治?他歷練各種政治職務,當過國防部長,復在尼克森總統任內當上司法部長,正當他攀上政治生涯高峰時,卻選擇從峰頂走下。因為當「政治」與「高貴」不能並存時,他選擇後者。

七○年代水門案爆發,擔任司法部長的理察森,為昭公信,任命他的哈佛大學老師、素負清譽的考克斯擔任特別檢察官調查尼克森總統。考克斯鍥而不舍追查,令尼克森十分惱火,下令理察森將考克斯免職。理察森拒絕,並遞出辭呈。嗣後尼克森要求司法部副部長拉克爾薛斯免職考克斯,副部長也不從而遭免職,最後由司法部第三號人物鮑克代理司法部長職務簽署了解職令,考克斯去職,這事件美國史稱「星期六大屠殺」。這事件被列入美國史冊,考克斯並被譽為「國家的良心」。

接著筆者想提第二個問題,剛好也是台大法律人的呂代主席與馬主席,能不能告訴我,台大法律人當中,可有像考克斯這樣的「國家良心」?可有像理察森這種無懼權勢、不戀棧權位而用行動實踐「高貴政治」的政治家?

一個法律學府教育是否成功,不在於它教出多少達官顯要,而在於它教出了多少能抗拒「達官顯要」誘惑,堅守正義、不屈不撓的法律人典範。當哈佛法律人被列入史冊頌揚,台大法律人卻在近年來得到了「台大法律系誤國論」的罵名,同時台大、哈佛校友的呂、馬二位政治菁英,當作何感想?又,包括筆者在內的所有台大法律人,該作何感想呢?這是否代表台灣法學教育出了問題,教出一群嫻熟法律條文卻將法律精神、正義理念棄如弁髦的法律高官?

其實,在水門案爆發當下,情況與台灣十分類似,一群律師、法律人當家治國,卻治出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醜聞弊案,讓當時的美國人民對律師性格深感痛惡,「律師」二字有如過街老鼠,讓法律人抬不起頭。還好,還有像考克斯這樣的法學家、像理察森這樣的法律政治家,挽回了法律人的面子。其後,美國律師公會痛定思痛,為了扭轉法律人、律師形象,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重訂專業行為典範(類似律師倫理),並要求全國法學院將之列為必修課,方慢慢重建人民對法律人的信心。

反觀同樣是律師治國的台灣,能不能在律師、法律人形象破產後,還有重建信用的幸運呢?台灣法律人該如何扭轉社會對我們的觀感呢?台灣有無可能出現像考克斯、理察森這樣的法律人典範?這是筆者心中很大的困惑,也是我想要請問於呂、馬兩位動見觀瞻,擁有風行草偃教化力量的法律政治人的第三個問題。

【2006/01/07  中國時報 95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