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開放台灣,需要更多知音

【推薦序】 開放台灣,需要更多知音

孟子有云:「君子有終身之憂。」如果要我為高希均教授的新書《開放台灣》定一句調,我會選孟子的這句話,這本書,反映的是高希均教授一輩子念茲在茲、終身掛念的國家之慮,是一本「憂國之書」。

然而,更難能可貴的是,高教授雖然憂國,但他的筆,卻不止於「憂國」,而是以他身為經濟學大家的精密頭腦,透過一篇一篇切中時弊的文章,提出他的「福國之道」、「救國之方」,高教授以「憂」為這本書的起點,卻不以「憂」為終點。雖然字裡行間充滿著他對台灣的忡忡掛慮,但他仍一本達觀的為台灣出謀,在憂中找路,為解憂獻策。 Read more

讓生命結束的尊嚴,由自己選擇

讓生命結束的尊嚴,由自己選擇

2014年11月1日,梅納德(Brittany Maynard)服下醫生開立的安樂死藥物與世長辭。(圖/取自Brittany Maynard Fund)

年過70、歷經兩次死亡天使敲門的我,面對「老病死生」(星雲大師的用語)這人生必然的階段,很難不去思考關於「生命」的問題。在這個心情下,一直想對「尊嚴死」的問題表達看法,遲未下筆,因為這個問題,不純粹是道德風險乃至於宗教的問題,更碰觸了巨大的哲學問題:生命,誰能決定生命?

這問題太大,直到,我看到一個故事,一個令我感到難過和震撼的故事,我有了答案。我認為台灣的法律也應該扮演好與時俱進的角色,我認為,21世紀的今天,除了老天恩賜的壽終正寢外,生命的選擇權,應在自己。

 

2014年11月1日,29歲女孩梅納德(Brittany Maynard),服下醫生開立的安樂死藥物,在美國波特蘭市的家由家人陪伴下中沉沉睡去、安詳尊嚴與世長辭。

1年前,梅納德因劇烈頭痛而被診斷出罹患末期惡性腦瘤,醫生宣告她的生命所剩無多,腫瘤擴大將導致持續的劇痛、癲癇和精神衰弱等症狀;這對於仍沉浸在新婚喜悅中的梅納德而言,是多麼痛徹心扉的消息。

這位年輕女孩選擇積極面對死亡,和丈夫從加州搬到允許尊嚴死的奧勒岡州。除了用最後的生命陪伴家人外,她成立了基金會,鼓勵遭受病魔摧殘的病患勇敢面對自己,因為「生命是自己的,別人無權過問」。

花樣年華的梅納德,可以抽換為任何人,我們的長輩、已成年的家人和朋友,當然還有我們自己。

面對站在面前的死神,難道,痛苦的咬牙吞忍至吐出最後一口氣,是唯一的勇敢選擇嗎?

梅納德選擇面對那已近在咫尺、無可避免的死亡,不也是勇敢嗎?

安樂死的議題在各國引起極大爭議。以「作為」方式促成死亡的「積極安樂死」又比以「不作為」方式造成死亡的「消極安樂死」遭受更多質疑,主要理由是生命無價等。

就「消極安樂死」而言,2013年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修正公布後,消極安樂死有了具體的法律支持,除了可以預立同意書拒絕心肺復甦術等急救行為外,在一定條件下亦可撤除相關維生器材,避免病患經歷漫長而痛苦的死亡過程。

但在台灣,不存在梅納德的勇敢,因為法律沒有給和梅納德有相同處境的人,和梅納德一樣的「勇敢」選擇權。那就是,「積極安樂死」在台灣沒有明文允許。在台灣,除非梅納德選擇孤獨的自殺,否則開藥的醫生,甚至在旁的家人,都可能觸犯「加工自殺」的罪責。

不足與過度的醫療,其實都是錯誤的。當專業醫師宣告病患餘命不多(例如六個月)卻沒有合法的方法供病患「選擇」安詳的死亡方式時,病患除了在漫長的苦痛中死去,就必須選擇以其他方式(如自殺)結束生命。除了這兩種的死亡,難道不可以有尊嚴死亡的選項?

筆者並非鼓勵安樂死,而是認為,生命最適合的終點,這個決定權不是該回到每位成年人身上嗎?

當然,嚴謹的規範是必要的。自1994年奧勒岡州通過尊嚴死亡法案(Death with Dignity Act)以來,美國有5個州允許積極安樂死(另外4州為華盛頓州、蒙大拿州、佛蒙特州及新墨西哥州);特定條件包括:須為重病患者、經2名醫生診斷餘命不足6個月,具有自主意識,在自願且有能力做醫療決定情況下,請醫師開立致命藥物,由病患自訂時間、地點並自行服用,必須有2名見證人等。

除了美國,如瑞士,亦有類似奧勒岡州規定;荷蘭、比利時允許由醫師執行。至於日本,雖未立法明文允許,但透過法院實務的肯定,在符合嚴格的要件 並由醫師執行時,可以阻卻違法。

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如果積極安樂死成為一個選項,那麼選擇積極安樂死的人,他選擇了屬於他的勇敢;而選擇繼續「活著」的重症患者,則也選擇了屬於他們的勇敢。

對於生命的決定權究竟屬誰,確實是哲學難題,但當我們看到那些臨終受苦、折磨尊嚴卻「求死不得」的人,不得不想,如何讓面對苦痛的人,有尊嚴地選擇屬於自己的勇敢?這才是法律該有的慈悲與謙卑。

梅納德也出現在台灣的各個角落,只是我們的法律沒有為台灣的梅納德以同理心提供尊嚴死亡的選項。我們的政府(衛福部、立法院等)可以考慮提供人民這項選擇嗎?(作者為法學教授、律師)

★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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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2014年11月1日,梅納德(Brittany Maynard)服下醫生開立的安樂死藥物與世長辭。(圖/取自Brittany Maynard Fund)

【2015/04/20 中國時報 1040420】

【推薦書序】善,從問心無愧做起—《無私的藝術》

【推薦書序】善,從問心無愧做起—《無私的藝術》

「如果整個政治體系都腐爛了,而只是淪為滿足私欲的口號、結黨營私、享受特權、恣意專斷,那麼再好的民主都沒有用。」

當我在這本 《無私的藝術》書中讀到這句話時,一種心有戚戚焉的感覺油然而生。作者點出了民主政治發展至今的一個核心難題,而台灣的民主政治,似乎也宿命地面臨了同樣的難題。而這也是當今民主國家的人民,對政治與政治人物日趨不滿的主因。太多的口號、黨爭、特權,讓民眾失望。

就以今時今日的台灣而言,不能夠說不民主開放,然而在民主開放之餘,社會的整體道德是否因此而提升?自由的社會帶動了思想的解放,但也在功利至上的資本主義邏輯下鼓勵了貪婪;執政者的權力來自選民的賦予,這在理論上會讓施政貼近民意,可是人民對政治人物卻又普遍的不信任,其理何在?

本書所引述的例子雖以歐美為主,但看在台灣的讀者眼中,也會甚有同感。細閱後當可發現,民主制度的不效率,當非台灣所獨有;但另一方面,這些課程連歐洲國家都尚在學習,也表示了民主成熟的漫漫長路。而中間很多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我們對民主政治的不滿,也未必能全部歸咎於政治人物的能力不足或太重私欲。構成社會的群眾本身對於公共問題產生了雙重標準、言行不一的矛盾,也是民主社會開始僵滯、偽善與無效率的重要因素。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說,人民所不喜歡的政治領袖,也是在民主制度下被人民所一票一票投出來的,政治領袖何嘗不是一面投射人民意向的鏡子,當人民群體出現了對公共政策的雙重標準,政治領袖開始變得言行不一,也就不那麼令人驚訝了。

例如:作者提到,盧森堡 在二○○八年時,提出了一個新的環保政策,對排碳量低的汽車予以補貼,對排碳量高的汽車提高稅率,結果引發了史無前例的抗議行動。

盧森堡的人民向來具有環保意識,他們的知識水準也當然知道個人交通工具對環境造成很大的負擔;再從收入水平的比較來看,盧森堡的汽車稅在西歐已經是最低的了。那麼,富裕而重視環保的盧森堡人民,對於一個符合其善意和長期利益的政策,為什麼會如此反彈?

不久之前,政府因為調高油電價格而引發了民怨,台灣的油電價格在鄰近國家中偏低,這和盧森堡的例子頗有相似之處。書中的一個問句是,對於「既擔心全球暖化又煩惱汽油漲價」的人們,能夠有什麼(民主)政治可言?

處在台灣,我們可以再提出許多類似的問句,例如「既擔心都市公寓老舊的安全問題又煩惱都更對個人財產權的剝奪」;「既擔心簽訂FTA的急迫又煩惱國內弱勢產業的保護」;「既擔心兩岸的對立又煩惱兩岸交流可能的統戰」; 「既憂心人才欠缺又要對在大陸優秀大學畢業的台生學歷甄試」。當台灣的人民(甚或民意代表)處於這樣的矛盾的時候,我們能夠有什麼政治可言?

客觀來看,台灣的確處在不同立場的內耗之中,任何重大的改變都舉步維艱。繼續這樣下去,台灣的競爭力還能夠在消耗多久,是讓人不得不憂心的問題。

而把視野再擴大,書中提到了復活節島,據說該島本來是森林茂密的島嶼,後來統治者砍伐森林來製造石像,導致資源匱乏、文明瓦解。而這個例子又何嘗不能投射到現今的世界呢?現在人類一年所使用的石化燃料,地球需要兩百萬年才能形成。當這個趨勢不改變的時候,未來的地球,必然也會成為一個大的復活節島。

這些在本書中俯拾可得的豐富例子,既向我們揭示世界所面臨的普遍問題,也同樣的可讓我們反思台灣的處境與困境。

在本書中,作者從道德的源頭出發,探討「善」的本質和形成的途徑,從實驗去驗證人類行為的隱性準則,並且因此而擴大到對社會現象的解析。書中既往前探討人類行為的「第一因」,又向後預測民主制度的未來,論述深入淺出,是一本難得的佳作。

要改變行為,必須先了解行為的原因。作者認為,人類的道德由四個元素構成:直覺的道德感、我們的基本原則和信念、對一個滿足的生活的嚮往,以及在意他人對於我們的尊重。假設「直覺的道德感」由基因或形而上的人性本質所決定,很明顯的後三者與後天的建構息息相關。

絕大多數人都自認善良,但也很難理直氣壯的說自己一輩子從未做過不善的事,這種矛盾演變到極端,就是純樸的中年男子搖身一變為納粹的劊子手,或者是戰場上種種殘忍的劣行。人類的道德標準有時是相對的,取決於和他人的比較之上,一件不義的事普遍存在時,脆弱的人,有時就會把這種「普遍的不義」當作自己同流合污的正當性,這又是一種人性的難題。

個人要在德性上進步,或許第一個關卡就是要承認自己是不理性的,承認自己的好惡會被環境左右,這時我們該做的就是一方面要慎選自己所處的環境,同時創造一個有益發揚人類德性的環境。換言之,我們很難期待所有人置身於普遍的不義時,仍能保有出汙泥而不染的純善的秉性,既然如此,讓自己離開不義的環境,甚至更進一步不要讓普遍的不義發生,對社會來說,就變得更為重要。

最後,究竟「善」是什麼?有沒有一種「善」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呢?這是一個接近於宗教的問題。也是一個在哲學上被爭論無休的問題。但若問我這個問題,我會提供一個「操作性的定義」:若一件事做起來讓自己「問心無愧」,更不擔心「公諸於世」,那就可當作對自己個人來說,最基本的「善」吧!

也許,當每個人先從這微觀的、個人的、基本的善做起,那麼有一天宏觀的、整體的、無遠弗屆的至善世界,就會有接近實現的時候。

陳長文, 2012-09

《無私的藝術 Die Kunst, kein Egoist zu sein》, 作者: 理察.大衛.普列希特 Richard David Precht, 

2012/09/08,  啟示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