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沈君山:浮生記事

自命「雞婆」,希望「蟲蟻」檢點些

蔣先生和我家是三代相交,〈懷念見美〉一文中,已◆述了雙方私人家庭的關係。他久處政壇,洞察世事人情,手腕圓熟靈活而居心忠厚,最會四兩撥千斤。他看我從小長大,對我了解透徹,不希望我攪入政治圈。最初,要我做校長,而我不要(一九七五),後來要,人家卻不給了(一九八七)。他一直希望我以餘力從事科普寫作,認為我這方面有獨特的才能,事半可以功倍,而且嘉惠學子,意義最大。而我卻有莫名其妙的使命感,不知謀位,卻要干政,不想爭權,卻要管事,專在污髒的政治圈邊緣,做些事倍功半的事,他看了為之嘆息不已,但沒有辦法,還是要保護我,讓我先後擔任自由基金會、團結自強協會這些有管道沒權力,有目標沒任務,可以做事卻不會闖禍的民間組織的董事長、秘書長等。還好,我多少也知分寸,只局限於人道的溝通,不及政治的攪和。其時朝野的對立,所爭者已遠在鳥籠民主允許的範圍之外,牽涉到政權的存續,蔣經國已經走到了他的極限,他有他歷史的包袱,個性的限制,一直要等本土出身的李登輝當政,台灣的民主化才能跨過最後一道鴻溝,雖然又引出另外的問題,但這是後話了。

總之,當時我幫忙溝通的對象,自我限定於美麗島家屬、海外異議人士和繫獄的黨外菁英。而且也多是一些冤屈誤解生活小事,政治的事上面不問我也不多說。我是「不革命」的,魯迅說:「不革命的不是被革命所殺,就是被反革命所殺。」台灣當時終究是文明世界,殺是不會,但罵卻不免,兩邊都罵,挨國民黨保守派情治單位的罵,應該。有一天,蔣問我什麼叫「雞婆」,我說這是台灣話罵專管不該管的閒事的話,蔣彥士聽了哈哈大笑說:「這就是人家說你的!」我說:「有了雞婆,蟲蟻也知檢點些……。」

但是挨黨外的罵,無論就我的個人理念,還是實際動機而言,都相當冤枉。有些人階級立場分明,總認為我是國民黨的清閒幫客。但我真是從內心同情當時的黨外,尤其對於無辜受難的家屬,受盡委屈,還能理性面對現實,是自發的想幫忙的。當時為了大大小小的事,要和情治單位打交道,真是十分痛苦,他們有他們的立場,也有他們的文化,常常講不到一塊去。我常自嘲說:「又要去通陰溝了」,回想當年,我要特別謝謝幾位幫忙我通陰溝的人,尤其當時的秘書龔雅玲女士和吳錚女士。

向經國先生諍言:「不宜流血!」

這樣也主動也被動的忙了幾年,幾件大案如林宅血案、陳文成案等,事後善後,也捲了進去,聽到了看到了一些不必要或者也不應該知道的事,常使我聯想起希區考克的電影The Man Who Knows Too Much裡的卡里葛倫,有時還心懷惴惴,怕不明不白的也挨一刀。而消極的善後多,積極的貢獻少,是一段既無成就感也不愉快的經驗,只有兩次,一次是奉命旁聽美麗島軍法大審,一連九天從上午九時到下午五時,晚上再向蔣彥士報告對審判過程的觀感,後來蔣經國也召見,問我的看法。當時我聽被告答辯,非常感動,尤其兩個人,一個是呂秀蓮,她以為一定要死了,寫了一篇告別文,最後還朗誦了一首詩,從一女中時的憧憬說起,真情流露,聽得我淚流滿面;旁邊一起去的殷允芃也哭得唏里嘩啦的。另外一位是施明德,他更是以為死定了,在庭上一點也不為自己辯護,反而大談民主人權,中間又發揮他的合法顛覆政府論,說美國每四年政府就被合法顛覆一次,台灣也應該學學等等。他的辯護律師張某急了,叫他少說兩句,他回過頭去就和他吵起來,法官要禁止也禁止不了,叫他不要吵,他把手斜斜一揮一甩,理也不理,真是瀟灑,令我從心底佩服。蔣經國找我談話,時間只有十五分鐘,我想主要是問來觀察審判的外國學者記者們對審判過程的印象,因為那幾天我每天都和他們一起去新店。但我去見總統以前,就知道政府高層對如何處理美案有寬嚴兩種不同的意見;大致是從寬了,但施明德的命運還沒定,還有力主殺一儆百的,所以在回答蔣經國的問話時,留下五分鐘,先試探的問問:「我聽了九天審判,可不可以說說,對如何處理此案的看法?」經國先生對我也很了解,有話不講不舒服,和藹的笑笑:「好啊!你說說。」我說:「不宜流血。第一,流血製造烈士,第二,流血國際視聽一定不佳,第三,我們終究要在這塊土地耽下去,血流入土地,再也收不回來。」最後一句,是我來時在車上想定的,要加深印象。果然,他聽了笑容登時收起來,兩眼定定的嚴厲的看著我,古人曰「不怒而威」,這下我懂了,但日出而研教,日入而棋橋,帝力于我何有哉,我繼續說:「所以我建議此案還宜以德化怨,以理釋惑,以法制暴。」說完了出來,雖是冬天,也一身大汗。但還是把這些看法寫出來用「以德化怨,以理釋惑,以法制暴」等十二字做副題登在《聯合報》上。

蔣經國為美麗島案想必找了很多人聽意見。去軍法處旁聽大審的被信賴的社會人士就有四五位,包括陳長文、丁懋松等。我不過眾說之一言,但後來宣判,一人不殺,心中仍油然而起的欣慰自得之感。

親迎林義雄出獄

另外一次是保釋林義雄,是當時任副總統的李登輝先生直接打電話叫我去保釋的。李曾任職農復會很長一段時間,是父親的下屬,他從康乃爾回來,是父親親自去延攬勸說歸國的,回來後因案被拘留一天,也是父親叫時任農復會秘書長的蔣彥士去保出來的,父親在日記裡曾記此事,「他們問我,我說『你們要毀一個人很容易,要培養一個人很不容易。』」雙方家庭私人的關係很好,父親去世時,李任台北市長,對於尋找墓地很幫了些忙。李當總統後,常邀請母親去參加他們的家庭佈道聽道,十幾年來一直如此。也曾想提拔我,但我不太會做官,文化背景又不同,後來才疏遠了,但那是後話。八0年代中葉,我為林家家屬和假釋的事常去找蔣彥士,有一天蔣對我說,以後小事來找我,大事去找李登輝,他現在是副總統了,而且是台灣人,這種事總統會尊重他的意見,使得上力。因此,我就去找李副總統,前後好幾次,當然也談別的。李很謹慎絕不冒失,但看得出來很為此事盡力。林出來那天,也是他先兩天通知我,要我找林妻方素敏趕快從美國回來。我給方打了電話,到飛機場去接機,原來準備接了她再去新店接林出獄,但消息走漏,記者都圍到新店去,獄方熬不住,先一步把林放了,因此我們就從機場直接回家。在林宅,夫妻團聚,我也留下了一張一生最堪珍惜的照片,是《自立晚報》記者照的,三人心情雖各不同,真摯喜悅則一。

蔣彥士因江南案下台

八0年代中期以後,我逐漸淡出朝野溝通的角色,馴至完全脫離國內政治圈。基本的原因是時代改變了,台灣漸漸走出美麗島事件的陰影,「叛亂犯」一個個假釋出獄,解嚴之議也在廟堂之上公開討論,本土化民主化的趨勢,如旭日之昇,任何人都擋不住,而我當時以貴族清流智識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也該過去了。這樣的角色,只有在威權(authoritarian)政治下,才有獨特的功能,在極權(totalitarian)政治下,所謂清流不是被鬥就是被殺,但到了真正民主時,又自有制度性的制衡機制和草根性的民意代表,崖岸自高,怕髒怕亂者,捲在裡面,不但事倍功半,而且是注定了吃力不討好的。

另一個關鍵性事件,是蔣彥士先生的辭去國民黨秘書長。他是我政治上的保護神。蔣表面上是因十信案牽連離職,但內情並不這樣單純。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間台灣連續發生了兩件大案:江南案和十信案,江南案初起時,一位頗得經國先生信任的資深情治人士,曾向彥士先生建議我到美國去跑一趟,被彥士先生借詞婉拒,私底下又特別告誡我:「這件事你千萬不要碰。」講時臉色凝重,前所未見。事實上除了林義雄案外,其他案件,沒一件我是主動介入,江南案更沒有興趣,此事就過去了。後來蔣彥士卻因此案得罪了蔣孝武,他在卸去國民黨秘書長之職後,有一段時間在科學指導委員會上班,和吳大猷先生同在一樓,這是一個無事可做的大閒職,一個副主任委員,一個主任委員,兩老隔室相對,都空得很。我每週往訪,兩位就一齊請安了。蔣極尊重吳,吳有什麼事,大小都找蔣辦,而蔣也必竭盡全力去做。但吳先生對蔣為國民黨賣力,不分好壞的排難解紛,十分不屑,不止一次的對我說:「別人搶骨頭,他去拉,做什麼?」還示意我傳話過去,我對蔣說:「吳先生罵你呢……」蔣一點不生氣,笑著說:「拉架也不容易,不是人人拉得開的呢!」我又如實的告訴吳先生,吳先生扁扁嘴也沒說話。這次蔣栽了觔斗,吳老哈哈大笑,「拉不開還被咬了手吧,不聽我的話!」吳先生純真自然,但對世事洞察清楚得很,他不在乎官場得失,也知道蔣不會生氣,果然蔣聽了,一點不以為忤,「這下被他說中了,高興了吧!」(二)

【2001-02-27/聯合報副刊 900227】

沈君山:奉命旁聽軍法大審九天
記得林義雄被刑求、施明德侃侃而談、呂秀蓮念詩、黃信介的涼鞋……

【沈君山(前清華大學校長】
美麗島軍法大審前,我與林義雄、姚嘉文、康寧祥多少有點往來。當時台灣面對中美斷交,政府希望借用民間力量與美國加強往來,我和許多黨外人士都是「自由基金會」的成員。到軍法大審時,我奉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之命旁聽了九天,許多外國媒體、大學教授都向我詢問翻譯。當時台灣面對中美斷交,最擔心的就是民主化問題,因此希望美麗島審判時能比較溫和些。

當時陳長文、殷允芃(時任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丁懋松都不時去旁聽,但只有我從頭聽到尾。蔣經國問我幾個問題,第一,林義雄到底有沒有受刑求?我說「受了」。國民黨對這很在意,林義雄倒不是很在意。林個性非常驕傲,他上台大要考四百多分,軍法官二百多分就考上,調查員二百分都不要,所以他不大看得起他們,至少他沒參加暴動,他因個性倔強遭遇也最慘。

我記得黃信介有次穿了雙涼鞋,坐在椅子上,結果掉在地上。法官罵他:「這像什麼樣?」叫他穿好,有點侮辱他。施明德比較有氣概,姚嘉文專從法律面上講。我認為審判應好好地審,用不著侮辱人。

當時他們曾向蔣經國保證絕沒用刑,但確實有刑求,他們恨死我了,汪敬煦還找我去講。我頂了一句說:「你們高高在上,打死人,你們也不知道。」情治單位最恨別人瞧不起他們,像施明德就被打得很慘。

除了法庭上狀況,蔣經國還問,這些人該如何處理?我說,本土化是遲早的事,國民黨政權還要在台灣維持下去,今天法律要從寬,外國人最重人權,暴動能抓但不能打。那時施明德死活在一線間,他在法庭上侃侃而談「合法顛覆政府」,律師叫他不要講,他還回過頭去說「合法就是合法」,和他的律師吵起來。我認為非常有氣概,對他印象非常好。而呂秀蓮念詩,感性的不得了,她哭得不得了,台下也哭,我也流很多眼淚。

軍法審判後來呈蔣總統批時,最初有三位要槍斃,後來黃信介和另一位被刪掉,只剩施明德,施若不殺,別人也就不會殺,我知道他最危險,幫他講了些好話。蔣經國只聽,沒有講話,我相信還有許多人,像陳若曦的話,他也都聽的。

民國七十四年林義雄、姚嘉文假釋出獄,是李副總統叫我去保的。蔣彥士要我去找時任副總統的李登輝,認為應該可以把他們放出來,李總統是我父親在農復會的下屬,後來蘇志誠打電話給我,叫我去保林義雄,林還不願隨便什麼人保他呢。我打電話到洛杉磯告訴方素敏,方才趕回來。後來我也曾多次赴牢中探望張俊雄、陳菊、呂秀蓮,不過林義雄看得最多次。事實上他們對我不是很信任的,紀政他們還比較信任她。當時我以我的身分,希望對族群融和盡一分力量,這是我作為一個「黨外」每次都被邀請的淵源。(記者張青)

【1999-12-05/聯合報/3版/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