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何不學加拿大

立法院昨日通過公投法,中共方面會如何反應,頗受國人矚目。對台灣的公投立法,中共一直強烈反對,認為這些都是漸進式台獨,是分裂「祖國」的行為。這種態度,幾乎可說在意料之中,而更不令人驚訝的是,中共的反對,也完全不影響台灣在公投問題上的討論態度,公投法還是通過了。

筆者覺得,中共對台灣公投立法的態度有些偏誤,因為公民投票的實施並不等於台灣獨立,這可分為四個層次加以觀察。

第一,對台灣而言,公投立法最重要的意義,是在補強代議制度的缺陷,重心並非放在處理統獨問題,中共擔心台灣是想藉公投立法形塑有利台獨的條件,這一點是多慮了。

第二,雖然統獨議題的確是公民投票制度所「可能」涵納的議題,卻非絕對。以昨日通過的公投法來說,統獨公投(國旗、國號的變更)並未被納入正面表列的適用範圍,亦即關於國旗國號變更的問題,原則上仍須透過修憲的程序處理。

第三,由於該法尚有若干模糊空間,且以台灣的政治生態,將來透過修法加入統獨公投亦非不可能。因此,中共的疑慮未必能夠全然解除。但就算統獨公投有一天納入公投法的適用範圍,台灣據以舉行了「台灣獨立公投」,也不代表會得到過半數的同意。事實上,在台灣,主張立即獨立者是少數,甚至可以說,舉行「台灣獨立公投」,對主張中國統一的中共而言,反而可能是一件好事,台灣人民自己反對獨立,要比中共片面反對台灣獨立,更有說服力。

第四,就算台獨公投得票過半,這也只是台灣方面的選擇與表態,中共儘可不予接受。例如,一九九五年加拿大魁北克省舉行了「獨立公投」,雖然並沒有成案,但也引起了加拿大方面的高度關切。和中共對台灣獨立的立場一樣,加拿大政府是堅決反對魁北克省獨立的,但加拿大政府的處理態度明顯的比較進步。一九九八年加拿大最高法院曾對魁北克獨立問題作出判決,其判決大意是:「無論加拿大法律或國際法都不允許魁北克在未經談判,未獲聯邦政府同意的情況下片面宣布獨立;但若魁北克居民多數選擇獨立,其他省分和聯邦政府不能剝奪魁北克政府追求獨立的要求,必須與魁北克談判。」

這樣的判決,雖然基調是反對魁北克獨立的,但入情入理的點出了二個重點,其一是反對獨立的立場;其二是尊重的立場。在台灣獨立問題的處理上,加拿大的作法很值得中共當局參考,就算台灣真的通過了台灣獨立公投,中共也可以比照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模式,表明反對意見。這樣的立場表達,即使台灣不接受,也應該可以理解,畢竟台灣應不至於會樂觀到,認為中共在台灣獨立時會表現出欣然接受的大方態度(即使像加拿大這樣的民主國家也不能)。

然而當中共做出了基本立場的反對說明後,更重要的其實是要表現出像加拿大法院判決後段所言的「尊重精神」,例如,陳述反對立場外,也可以附加一句話:「但若台灣居民多數選擇獨立,中國雖不能接受,也願試圖理解台灣人民的選擇,但雙方應針對此一問題進行『談判』。」

這種尊重立場的表達有兩個效果,一方面,展現出豁達合理的同理心,來爭取台灣的民心,另一方面,這種大方的態度,有利無弊,對中共的主張而言,也不會產生損失,因為,「台灣獨立」除了台灣人民自己的主觀決心外,更重要的,還是得「台灣獨立」這個動作可以得到世界各國的承認,才能發揮實際的作用。然而在國際現實的政治利益考量下,明顯的,世界主要國家在台灣問題的態度上,是向中共方面傾斜的,這是中共的籌碼。

若真的擔心公投立法有利台獨,也可以有三個不同的選項,第一是,直接反對台灣的公民投票;第二是,尊重台灣的公投立法,但反對舉行台灣獨立公投;第三是,尊重包含台灣獨立公投在內的一切公民投票,但中共對一旦台灣獨立獲得通過後,表示尊重但不接受的立場。

這三個選項,中共很明顯的選了第一個。如果這個選擇有助於實現其「中國統一」的主張的話,也就罷了。然而,筆者認為,這樣的態度反而有害於其「中國統一」的目標實踐。

試問,台灣會因為中共反對,就不讓公投法案通過嗎?有時,你愈反對,反而激起台灣人民一種要展現自己「心智自由」的情緒,就愈是會想讓你不想要的東西通過。於是,中共當局的反對,變成了俗話說的「枉做小人」,不僅對阻止公投立法或台灣獨立沒有幫助,反而由於強硬的高姿態,將給反對中國者一個更強的宣傳利器,製造民粹氣氛來推動中共所不樂見的事情。擋不住的,為什麼不用同理心順水推舟,起碼贏得一個「大陸當局是講理的」的形象?

設想,如果國台辦發言人對台灣公投立法的說法是:「我們尊重台灣推動公投立法,但希望不要在時機尚未成熟的此時,進行統獨公投!」這樣不是更平易近人、合情合理的多了。兩岸要統一,就非得爭取台灣民心不可,爭取台灣民心其實並不困難,在對台的政策論述上,講情講理即可。

【2003/11/28  中國時報 921128】

人權是信念 不是裝飾品

〔平等是人權最重要精神 「世界承不承認」不是立法最重要目的〕

有一位慈善家,走到那裡都受到人們的敬愛。他的一位鄰居希望能和慈善家一樣受人尊敬,於是買了一件和慈善家一模一樣的衣服穿著上街,但大家對他還是不理不睬,他很生氣的咆哮:「我和慈善家穿的一模一樣,為什麼你們還是不理我。」這時,人群中走出了一位長者,告訴他:「我們敬愛的是慈善家的心,而不是他的衣服。」

報載行政院提出人權法草案後,陸委會卻表示,推動人權法,對陸委會是「沉重的負擔」。因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對大陸地區人民的遷徙自由、工作權、參政權等均多有限制,一旦人權法立法,這些限制都將可能牴觸人權法的規定。有官員建議,在人權法中設定排除條款,以避免二法可能的扞格。但政府又擔心這樣的人權法將無法與國際的人權法典接軌,七折八扣下來,不但沒辦法當作宣揚台灣是「人權國家」的宣傳品,反而會成為國際的笑柄。

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開宗明義寫著:「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均各平等。人各賦有理性良知,誠應和睦相處,情同手足。」第二條亦明白揭示:「人人皆得享受本宣言所載之一切權利與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他種主張、國籍或門第、財產、出生或他種身分。」可知,平等不歧視,是「人權」最重要的意涵與精神,沒有平等,人權無以附麗。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的許多規定,不要說區分了本國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而設有差別對待,就算把大陸人民當成「外國人」,我們也特別把他們與其他的「外國人」區隔開來,給予歧視的待遇。繼承權利特設限額;居留取得時間倍於他人;特別的工作限制;特別的遷徙限制…只要這些歧視性的規定存在,台灣就不可能成為一個百分之百的「人權國家」,因為,我們衝突到了人權最核心的價值酖平等。

政府擔心打折扣的人權法沒辦法「與世界接軌」,這讓筆者非常感慨,原來我們所以要立人權法,最在意的竟是「世界承不承認」的虛名,而不是讓「人權」生根於台灣。這種心態可說是對人權最大的諷刺。

讓我們來回顧世界人權的奮鬥史,將這個奮鬥史稱之為「血染的歷史」,是一點也不為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這三大人權憲章的訂立,是無數人流血流汗,甚至犧牲生命所換得的,這些賢人志士追求的「人權」,不是一件拿來炫耀的衣服,而是一個發自於心的真誠信念,本於人的理性良知,他們相信,每個人都應有尊嚴的活著,擁有自由、免於恐懼匱乏。因為,人與人之間本應和睦相處、情同手足的共同生活。如果沒有那種發自內心,對「人權」真正的信仰,就算我們立了人權法,穿上了「人權」的外衣,就能夠贏得世人的敬愛嗎?如果,我們真的尊重人權,真的想要追求人權,那麼陸委會的一切擔心都將是多餘的,因為一個牴觸人權的劣法,根本不該讓它繼續存在,何擔心之有?

或謂,兩岸人民條例所以如是規定,是因為兩岸當前仍存有敵意,因此不得不對大陸人民的權利有所限制。敵意?那是政府間的事,與人民何干?你可以敵視中國大陸的「政府」,如果你真的覺得它對台灣的「政府」有敵意,但這些所謂的猜忌與對立,都不該作為「人權打折」的藉口,不該做為遷怒大陸人民的理由,否則人權還有什麼「普世」之價值可言?再者,若真的連中國大陸人民都非列入敵意報復對象不可的話,乾脆全面斷絕兩岸任何的交流,不要讓大陸人民跨進台灣國門一步,只是顯然的,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政府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既然政府允許他們來到台灣,就應該給他們平等的待遇,就算不想把他們當成「同胞」,不願給予他們和台灣人民相同的國民待遇,至少也應該把他們當成一般的外國人,讓他們和其他的外國人得到同樣的對待。

又或謂從過去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定居的事例中,我們發現不少非法弊端,例如:部分大陸地區人民以假結婚方式進入台灣從事色情行業,但那仍只是「部分」人的不法行為,焉能以此為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所有來台的大陸人民都當成居心叵測的犯罪分子?

穿上慈善家的外衣,不會使人變成慈善家。同樣,一個空有虛名、七折八扣的人權法,也不會讓台灣成為「人權國家」而贏得世人敬愛。因為,人權不是裝飾品,不是拿來炫耀的衣服,人權是一顆同理的心,一顆真誠的、平等的對待每一個人的心。政府如真的那麼想得到「世人的敬愛」,請發自內心的信仰人權,實踐人權。

【2003/11/24  聯合報 921124】

夏馨「愚蠢說」 也許是對的

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夏馨批評台灣花大錢購買潛艦實在很蠢,引起朝野反彈。但順著夏馨的「愚蠢說」,筆者倒有另一個感覺,也許,夏馨是對的。為什麼呢?讓我們來「素描」一下台灣的財政景象。國債將近十一兆各地方縣市的財政問題日趨嚴重,有些縣市連縣府員工的薪水都快發不出來;政府教育經費不足,使得學費年年上漲,一般受薪家庭無法負擔,也引發一波波反高學費的運動;教師因政府的退撫預算不足,必須用下跪陳情、裝瘋、裝病來「爭取」退休;全民健保財務失衡,行政院斷然宣布健保雙漲,引起輿情反彈;杉林鄉繳不起二百六十四萬元的路燈電費,鄉庫面臨查封窘境;美濃鎮發不出薪水…。這些事件都警告我們,政府財政已極為嚴峻。截至九十二年度,中央政府的債務餘額為新台幣三兆兩千多億元,若將政府全部未償還的債務及隱藏債務加總,則台灣的國債已將近十一兆,佔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一點四。也就是一整年的國民生產毛額拿來償債都不夠。國防支出不惜血本然而,儘管財政如此困窘,經濟、社福、教育等諸多預算支應左支右絀,軍購、國防上的出手卻是大方依然,每年二千六百億的國防支出,動輒幾千億的國防採購計畫。為什麼會有這幅矛盾的景象?只有兩種可能,一是政府有不得已的「苦衷」,一就是如同夏馨說的,政府「很蠢」!不能碰觸的禁忌

長久以來,龐大國防預算,是個不能觸碰的禁忌,一方面是因為涉及龐大的利益,任何對國防預算的質疑,都會因為牴觸這個利益而遭遇阻力。更重要的是,在中共不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陰影下,台灣總是有一種很「理所當然」的政治氣氛,就是,誰敢去質疑國防預算太高,就會被懷疑他是不是別有用心的「賣台分子」。於是,即使國家再窮,面對中共強勢的軍備,在追求「戰力平衡」的考量下,國防預算還是不能少,甚至連談都不能談。過去台灣的經濟繁榮,高額國防預算不上什麼大問題。然而今天的政府已非過去那個金山銀庫,還有餘力每年花二千六百億元的國防預算和中共做軍備競賽嗎?二千六百億,可以供應五百萬名公立大學學生或二百七十萬名私立大學的學生一年的學雜費;可以讓十幾萬名國小老師順利退休;可以讓杉林鄉繳十萬年路燈電費…。

我們不讓這種種的「可以」變成真的「可以」,為什麼呢?說穿了,就是擔心中共。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政府的苦衷」,只是筆者要問的是這個「苦衷」,值得我們花多少代價去背負?如果冒著財政崩盤的危險,去預防一場不必然發生,或有其他方式避免發生的戰爭,到底值不值得?尋找經濟式的結合在開源無著、節流不易的情況下,政府就必須在諸多支出項目中,一方面進行取捨,一方面透過縝密的計算,是不是有更經濟的方法,去達成相同的政策目的。

換言之,龐大的國防預算,應該把它拿來和教育、社福、公共建設等諸多預算對比一下,看看誰最具急迫性;或者更深一步的檢視,即使國防預算具有較高的急迫性,是否有更經濟的方式,或者將國防預算結合其他公共部門,例如經濟部門或商貿部門,將同一筆預算支出,賦予多功的政策功能;或者,試著找出,在達到相同國防目的的情況下,有沒有成本較低的方法,例如努力改善兩岸關係,降低彼此敵意?保全險擋共軍?

其實夏馨的愚蠢說,指的是台灣買潛艦很蠢,她的意思是,台灣應該買其他更全方位也更貴的武器系統。她把國防比喻為保險,認為台灣應保全險,而不是只保重大傷病險!這實在是很弔詭的說法,中共「有可能」犯台,所以我們就要以最高規格的武器配備(全險)來和中共做軍備競賽?這「有可能」的機率是多少呢?所謂的「全險」,就真的能擋下中共的軍隊?要知道,即使我們每年花上二千六百億的國防預算,中共的軍費仍高達我們的三倍。這些都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但也是朝野政治人物怕被戴上紅帽子而不敢思考也不敢問的問題。最近公投立法正積極的展開中,筆者覺得鉅額的國防預算應該優先拿來做為公投的議題,讓全民來投票,看看每年的二千六百億元經費,到底該拿來買武器?還是拿來拚經濟、增加社會福利?讓人民自己來決定,人民要的是什麼。

【2003/11/19  聯合報 921119】

歷創的理律 美麗的珍珠──針對劉偉杰事件,美商新帝與理律協議說明

經過將近一個月的誠意的、懇切的協商,針對劉偉杰事件所帶來的衝擊,美商新帝公司與理律法律事務所,已達成了一項圓滿且具建設性的協議,為了向關心理律、關心這個事件的社會各界有所交代,我們先將這個協議的大致內容向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圓滿且具建設性的協議

理律對新帝公司的賠償可分為三個部分。

為表示理律對於客戶新帝公司負責的態度,理律已先行撥付2,000萬美元給新帝公司,並將分四年16期按季償還約4,800萬美元予新帝公司。

新帝公司也同意理律長期法律服務以為賠償,以18年的時間,每年由理律提供約100萬美元,約計1,800萬美元的法律服務額度,對美商新帝公司提供法律服務。在這個期間內,若新帝公司每年的法律服務額度末用罄,新帝公司與理律法律事務所同意,將依該未用罄的餘額,由理律以提撥賠償額的方式,共同進行公益與慈善活動,其中三分之一,作為新帝公司在美國加州的公益慈善贊助或相關活動的舉辦經費;三分之一,作為理律在台灣公益慈善贊助或相關活動的舉辦經費;另外三分之一則由新帝公司和理律共同舉辦系列的公益講座或法律講座。 Read more

《人物側寫》陳長文待人 溫情信任

【記者 林杰兒】

新帝總裁哈拉里在協議聲明中,特別感謝理律的主持律師陳長文,盛讚是因為他「不眠不休的努力與領導風格」才促成這項協議,而他更是此次新帝願意與理律繼續維持合作關係的重要幕後推手。

理律與政界關係一向良好,曾參與公司法等財經法規的修法建議,當初副總統呂秀蓮與新新聞周刊的爭訟中,身為呂秀蓮大學同學的陳長文更曾幫忙處理居中斡旋的工作,並被視為事件中的「和事佬」角色。

精通憲法、大陸法規的陳長文是國內相當知名的律師,兩年前律師費的行情是「一小時1萬2,000元」,在過去律師錄取率極低、助理的所得均併到負責人名下一併申報的時代,他的個人報稅額更達到5億元,高居國內律師之冠。

在這些光鮮數字的背後,他同時也是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的會長,推行多項公益、反冷漠活動不遺餘力。陳長文的兒子「文文」因腦性麻痺造成多重障礙,僅對較強的光線較有反應,某次偶然發現文文對透明電梯的反應特別強烈後,陳長文和妻子張克惠幾乎推掉所有周日的活動、喜宴或應酬,和文文持續了十幾年的周日「電梯約會」,不曾間斷。

一名曾在理律執業多年的大學教授表示,包括陳長文、徐小波等多位理律的主持律師,在內部帶人上均採取相當程度的「溫情主義」,對員工充分信任與尊重,也是理律長久一貫的企業文化。

儘管這樣的文化讓理律重重摔了一跤,然而就像理律發布的聲明稿中所形容的「歷創的理律,美麗的珍珠」,未來理律也仍將堅持對人、對員工的信任,「因為那是理律生存的基礎」,並變為一顆更耀眼的珍珠。

【2003-11-17/經濟日報/2版/經濟要聞】

【專訪】理律,30 億元的背叛與信任 (新帝事件後專訪)

(2003-12-17 遠見資料/成章瑜)輸在信任,也贏在信任。一生打過無數仗的名律師陳長文、李念祖、劉紹樑……,因為員工涉嫌盜賣客戶託管股票 30 億元,讓理律幾乎破產,30 億元的背叛,三十天的天人交戰,他們如何再度用「信任」化解所有危機?

11 月 18 日,剛好是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人陳長文六十歲生日,這個華人世界最知名的大律師,剛為自己打完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仗。

一個月前,驚爆理律員工劉偉杰盜賣客戶新帝公司(SanDisk)託管股票新台幣 30 億元,這個華人最大的律師事務所在完全無預警下,連錯愕都來不及,就必須進行「生死」談判。

大律師居然要為自己打仗,打的又是自己的未來,連做夢都想不到。由陳長文領導的「危機處理小組」,最後在二十四天內與新帝達成協議,賠償 8600 萬美元度過難關(先賠 2000 萬美元,約新台幣 7 億元)。

理律危機,輸在信任,也贏在信任。

30 億元的背叛,很多人認為是理律的「信任」文化,讓劉偉杰有機可乘;但不可思議的是,在幾乎崩潰的信任危機中,理律居然沒有背棄信任,反而用長年對客戶、員工累積的「信任」,化解了危機。

10 月 9 日,理律員工首次發現 10 月初才留職停薪的劉偉杰,涉嫌盜賣新帝的 30 億元股票,一路追查到 10 月 14 日,發現事態嚴重,「真是兵慌馬亂,我來理律十八年,從來沒有受到如此大的衝擊,」主攻公司法、公司治理的理律合夥人劉紹樑至今都不敢相信。

眼前的理律,第一要面對的是「信心危機」。理律人最引以為傲的就是信任文化,但是劉偉杰卻濫用理律的信任,讓理律人根本不知道該再相信什麼。

沒有信任的理律,怎麼活?要怨要恨要放棄?所有念頭閃過後,陳長文堅定地跟伙伴說,「我們原來是什麼,就是什麼。」理律不能因為劉偉杰的背棄,背棄對人的信任,對客戶的信任,不管賠不賠得起,即使是 30 億的天文數字。

理律是因為信任,成為全球華人最大的律師事務所;因為信任,擁有中外上萬家客戶,國內所有重大金融及投資法規,幾乎都來自理律。「沒有信任,就沒有理律,」陳長文說。

10 月 15 日,理律資深合夥人徐小波和發言人蔣大中,正式對外宣布發生重大盜賣案情,各界嘩然。

當問題排山倒海而來,理律的「信任」招牌卻意外發生效果。不但得到員工全力支持,客戶的反應也出乎意料,不但沒有一個客戶跑掉,而且還有客戶願意簽四年約,助理律度過難關。

驚慌中,背後還有更大的「責任危機」。在法律上,一般公司企業賠償,只負有限責任,律師卻要負無限責任。

無限責任就像掉進深淵。眼前兩條路:究竟是宣告破產關門大吉,還是勇敢承擔 30 億元的債務?

理律的律師們陷入了天人交戰。沒有一個律師不知道,選擇直接破產,損失絕對最小;如果要扛起責任,扛的絕對是一個天文數字。

雖然賠償金額高達 30 億元,五百個同仁站在一條船上,「因為我們知道,如果選擇逃避,就像劉偉杰一樣,我們的良心一輩子過不去,」李念祖說。

即使良心過得去,馬上又出現更大的危機,30 億元哪裡來?理律雖很賺錢,平時責任準備金提撥高達九位數,超過1億元,但是面對巨額賠償,加上理虧,理律幾乎沒有談判籌碼。

即使案發了十多日,仍有同仁不敢置信地說,「我多希望明天早晨醒來,發現這只是一場惡夢。」

10 月 20 日,理律開始最艱鉅的一場談判。這次不是為 IBM、為 SONY、為歐洲高鐵、為中華民國國防部打仗,是要為自己上戰場。「千頭萬緒湧上心頭,」陳長文說。

危機處理,第一要搶時間。

新帝是美國上市公司,面對如此龐大的業外損失,必須要在期限內向美國證期會報告;對理律而言,如果不抓緊時間,解決債務問題,骨牌連鎖效應下,其他上萬客戶也可能一夕信心崩盤。

「雙方都是進退維谷,這場談判就像是華山論劍,必須要高手對招,」劉紹樑形容。

時間一分一秒過,新帝基於對股東負責,一定要在最短時間追討回最大的賠償利益;但是理律再有錢,也不可能一下子賠出 30 億元,拿不出 30 億元,理律一樣關門大吉。

拿不出 30 億元的理律,靠什麼賠?

在最後的關頭,雙方達成協議:在簽約第一時間內理律先賠 2000 萬美元,另外 4800 萬美元用信用狀作保證,分十六季、四年償還。不足的 1800 萬美元,理律願意以十八年,每年提供100萬美元用在法律服務、公益慈善和教育上,以補償新帝的損失。

化解時間危機的居然也是信任。幾乎破產的理律,剩下的唯一資產就是多年在信任文化下累積的信譽,沒想到新帝居然認同「法律服務」及「公益慈善」這種無形資產,願意代抵做為賠償。
人是有價資產

之前從來沒有一個企業賠償,敢用知識勞務作價,也沒有一個企業賠償,會設計共同負起社會責任。在新帝與理律達成的協議中,卻出現了第一宗的以法律服務、教育及公益慈善代替現金賠償。

「理律不愧是理律,也虧得理律才能談得出來這樣的協商,」一位金融界高階主管說。「如果沒有信任,誰會願意以十八年來抵債,」這位金融高階主管說。

理律賣的是知識勞務,新帝賣的是 IC design 的知識產權,兩者同樣都是知識工作者。「Dr. Eli Harari(新帝CEO)懂得人是最重要的價值,」劉紹樑說。

其實整個案件,不單是劉偉杰個人的犯罪行為,也可以看出社會價值的混亂。「我最難忘的是看到兩個高手,對推動社會進步信念(指信任文化)的堅持,惺惺相惜,」劉紹樑說。

新帝是世界上屬一屬二的快閃記憶體(flash momery)製造公司,平日在美就常辦各項公益講座,Harari 是創辦人兼 CEO,學物理的 Harari,也是《富比士》雜誌選出的最有價值的 CEO之一,是理律眼中可敬的客戶。

陳長文不苟言笑,但瞭解陳長文的人,都知道他有最人性的一面。陳長文獨子「文文」,先天腦性麻痺,陳長文 2000 年接下紅十字會會長時,也曾自許自己是「地獄中的天使」。

這次十八年法律服務及社會公益作價的概念,就來自陳長文。

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個賠償,一份契約,「但是能談得像一份公益企劃案,把商業價值提升到公益價值,真的是太棒的idea,」劉紹樑說。

「理律與新帝所創造出來的模式,是很重要的一種價值,在未來的社會中,信任、道德、公益都會變成一種有價的無形資產。」前證期會主委現任公司組織研究發展協會理事長呂東英說。

雖然歷經劉偉杰 30 億元的背叛,但是理律自始至終,從不懷疑自己的「信任」文化。

在理律一系列的新聞稿中,處處可見,「我們不會失去對人的信任」;「如果是任何人都不信任,任何事都不可能做。」

1940 年代就在上海灘成立的理律事務所 Lee And Li,「我們的專業就是建築在信任上,」陳長文說。

法律服務靠的就是人,失去了對人的信任,理律根本無以為繼,「如果不是相信,客戶為什麼要把最機密最隱諱的事情交給你,」李念祖問。

走進理律,可以看到四處都是中國風的裝飾。一位熟知理律企業文化的律師分析,理律表面上看起來是美式合夥人作風的律師樓,內在長久以來卻是中國式的溫情文化。

外界很難想像,即使劉偉杰犯案至今,給理律捅出那麼大的紕漏,但是在陳長文口中,劉偉杰只是一個做錯事的「孩子」。

理律三大掌門,不論是主管訴訟業務,行事嚴謹犀利的陳長文;或是擅長金融、資本市場,溫和慷慨、被稱為「徐伯伯」的徐小波;或者是負責智慧財產權相關業務的理律創辦人李潮年之子李光燾,而雖然三人性格各異,但是「以人為本」的管理風格,則一向是理律的招牌。

「理律在業界,道德的要求非常高,任何有利益衝突的案子,一定會轉給其他事務所承辦,」律師李復甸說。

理律至今不允許接案「分紅」制度,就是怕太過利益導向,把專業用在非智慧上的競爭。

事實上,理律一直在有系統地建置「知識管理」機制,希望除了法律專業外,也能提升管理素質,甚至期許自己能為其他地區華人律師事務所分享經驗。

這樣的自我期許,遇上了劉偉杰事件,難怪陳長文「覺得很丟臉」。

內控人性的貪婪

信任雖然重要,但是內控永遠是抵擋人性貪婪的第一線。太過信任,畢竟讓理律險些致命。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理事長長黃慶森說,「領導者的風格,常常就是第一大風險,理律最大的問題就是完全信任,反而製造了貪婪的機會。」

「機會、誘因、合理化,就是舞弊金三角,」政大會計系教授馬秀如說。

溫情文化有時是最低成本的管理方式。理律經營長達三十五年,但當變成五百人的大公司時,公司的內控也像溫水煮青蛙,失去應有的警覺。「當一個案子能讓一家公司元氣大傷,甚至一夜之間倒閉,可見完全沒有風險評估,老大常是內控的致命風險,」黃慶森說。

根據國外統計,舞弊案件經由內控能查出的機率只有 11%,「有內控都不見得完全設防,所以更不可不做,」內稽協會祕書長蘇淑美提出警告。

從一個月前的信任危機,到一個月後化危機為轉機,雖然最後仍然靠對人的信任扳回一城,但是理律堅持的責任與信任,「都是不可承受之重,」李念祖說,「我現在終於深刻瞭解合夥人——partnership 這個字,伙伴真的要站在同一條船上(ship)」。

因為新帝的信任,因為員工的信任,理律順利度過破產危機,「現在每接一個案子,責任兩個字就流進我的血液裡,」長年在東吳兼課教法律的李念祖,經歷這場風暴,對律師的角色與責任,有刻骨銘心的體認。

為何所有人性試煉,可以輸在信任,也可以贏在信任?「就是相信。若你現在再問我會不會對人失去信任,我告訴你,我從未放棄過,以後更不會放棄。」陳長文斬釘截鐵地說。

 

理律法律事務所主持人 陳長文:我們不甘心!

(2003-12-17 遠見資料/刁明芳)儘管彼此飽受衝擊,受害的新帝公司反而決定和理律建立更長期的合作關係。總裁 Dr. Eli Harari 特別發表聲明:「感謝陳長文律師不眠不休的努力與領導風格,促成協議。」副總裁 Charles Van Orden 也指出,他們不相信一個害群之馬,得以改變理律過去三十五年建立的穩固信譽。

Q:可否談一下,理律事務所一發生劉偉杰事件時,你個人的感受?

A:怎麼說呢?這也許得從理律是怎麼看待自己談起。理律一直想做一個企業的典範,除了盡力本業外,很多同仁包括我自己也從事教職,把作育英才當成一種樂趣;我們也做研究,例如告訴別人企業經營和法律的關係、法律和科技的關係、法律與倫理等等;我們也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希望理律是一個對社會有貢獻、有價值的企業……。

我喜歡這個工作,也樂在其中,但突然間,有人告知這件事。好像我本來很舒服的在泡溫泉,突然被一盆沸水澆在頭上一樣。第一秒鐘,我的腦袋是一片空白,反應不過來;第二秒鐘,我覺得那不是真的,我不相信會發生這種事;第三秒鐘,我感到很丟臉;第四秒鐘,我意會到狀況的險惡;第五秒鐘,我開始認真的盤算,要如何面對這個危機。

一瞬間中,我的腦袋跑過很多很複雜的感覺。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百感交集」吧!

Q:接下來你要怎麼處理這個險惡狀況?
A:嗯!怎麼處理?好像只有兩條路,一個是關門,一個是繼續。只是對理律來說,要選哪一條路,答案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一定要堅持下去。

說起來,關門可能是損失最小的方式,但卻是最駝鳥的方式。理律成立至今已超過三十五年,就因為一個人,就因為一件事,三十五年盡作煙塵,我們不甘心,也無法接受。

何況我們還有五百多位同事,他們和他們的家人生活所寄,也都繫在理律這兩個字的身上,理律對他們負有很深很重的責任。
不因出事,就辜負客戶信賴
還有,我們真的捨不得這辛苦建立的聲譽就這麼放下,客戶對我們的信任、社會對我們的肯定等等,就像我在第一個問題裡回答的,我們很喜歡,也以身為理律的一分子為榮。失去了這個讓我們可以踏實工作、服務社會的舞台,真的很難就這麼捨得。

最後,是我們對新帝公司有責任,也對其他客戶有責任。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新帝公司信任理律,把事情交託到我們的手中,我們不能因為出了事,就辜負新帝的信賴,就讓所有信任理律的客戶失望。

當然,也不是我們一廂情願說,要繼續,就可以繼續的,因為情況真的很危急,我們也會擔憂,那麼龐大的損失,會不會蓋過我們的能力限度,讓我們即使想繼續也無力支撐。還好,後來的發展,還算順利。
Q:事件發生後,理律的客戶反應如何呢?
A:我想,剛開始一定會擔心吧,但這種擔心倒不是對理律的專業不信任,而是多數客戶的擔心和外界一樣,是擔心理律能不能承受財務壓力,能不能存活下去。因此,我們必須很明確的讓客戶對我們的危機處理能力產生信心,相信理律可以繼續經營下去。

理律對這件事的處理態度很謹慎,事情一發生,我們就寄出信告訴所有的客戶發生這件事;然後,我們也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應變的想法告知新帝和其他的客戶。不到一個月,我們和新帝就達成了協議,明快地使這件事暫告一段落,這快速的反應,可以解除客戶對理律是否承受得住衝擊、繼續經營的疑慮。

或許還是有人會懷疑,類似的事情還會不會再發生?在這裡,我可以明確的說,絕對不會再發生。因為像實際接觸、保管客戶股票或金錢的事情,在經歷這次事情之後,理律確定不會再接受類似的委託,我們會更專注在法律服務的本業上。
Q:和新帝公司的談判算是一個成功的範例,你認為是什麼因素使你可以做到雙贏?
A:我不敢說這是「雙贏」,只能說是處理得還算圓滿,而最主要因素就是「信譽」。

在我們和新帝的協議中,除了分兩段賠償新帝損失(包括已付的2000萬美元和分期償還的4800萬美元)之外,新帝肯定我們,願意繼續用我們的服務十八年,每年100萬美元的額度。這很不容易,如果不是理律建立了良好信譽,根本不可能達成這部分的協議。

另外,我們長期在社會公益參與上的努力也得到新帝公司的肯定。當新帝公司曉得理律和紅十字會曾有過的公益合作,當我們告訴新帝理律已經執行多筆教育計畫,做公共政策、做教育、管理、科技,這些事我們在台灣做,也在中國大陸做——教書、上課、給獎學金、辦辯論比賽等。我們很高興新帝能夠瞭解理律這個部分的理念,顯然,這和他們的企業文化也能夠契合。

危機處理五關鍵

Q:你處理這次危機的關鍵點有哪些?
A:第一是要認清形勢;第二是要能耐受壓力;第三是要確定自己的能力限度,不做超越能力的承諾;第四是,要掌握時間,要繼續維持住客戶的信心;第五,要知道自己的價值,對自己有信心。這幾點,看起來我們都有做到。

如果新帝給理律的壓力大到我們不能接受,破局的話,理律就會垮。新帝只要向美國證期會報告:「理律沒有談判誠意」,或者「理律有誠意,可是金錢不夠」,其他客戶看到理律無力還錢,就會失去信心,全部的客戶都會走掉,理律就撐不下去。這個形勢,我們必須先認識,也要讓新帝認識,因為,新帝也不希望理律垮掉。所以雙方都要能耐受壓力,不因壓力破局。

而我們也要很清楚自己的能力範圍,不做超過能力的承諾。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做了超出能力的承諾,那麼最後的結果是無法履行承諾的話,那麼就算承諾了,也沒有意義。

而這點也要讓對方瞭解,認同為什麼有些地方我們很堅持。

最後,必須在很快的時間內解決問題,時間拖長了,客戶的信心會動搖,這對理律是不利的。而新帝公司也必須對投資人交代,得在最快的時間內談妥解決方案。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其實在過程中,我們和新帝也發生過一些齟齬,特別是新帝在我們提出賠償計畫後,仍要理律的合夥人負連帶保證責任。

嚴格來講,從新帝的立場來說,這樣的要求無可厚非,對他們而言,這是一個保護。但對理律而言,我們實在不能接受,理律事實上已盡最大的努力在處理善後。這樣的要求,對我們而言是尊嚴的損害,很多條件好談,但理律的尊嚴是無法讓步的,這是我們對自己的堅持、信任與期許。

由於我們對尊嚴的維護相當堅持,雙方一度面臨破局的危險。還好,新帝公司最後能諒解理律的處境,不再堅持要連帶保證。
Q:有人說理律成功在「信任」,敗也在「信任」,這件事發生後,你仍然對人性樂觀嗎?
A:理律扎根三十多年,靠的就是信任,不可以因為這次事件,就放棄我們的核心價值。對人的信念我們不可能放棄。

其實,對這位同事我仍然希望他趕快回頭是岸,不全是為理律,也是為了他自己。我會希望他真正想清楚他要做什麼?

他才不過四十多歲,他還要躲到七十歲,難道他天天不做人嗎?他要 20 幾億的錢幹嘛?就算自首後得坐幾年牢,至少還可以重新開始。
Q:同事的士氣呢?這次事件後,你對同事有什麼期許?
A:同仁們很團結,也表現出堅強的向心力。

然而,雖然我們和新帝達成了協議,但衝擊仍在,我希望伙伴們不要掉以輕心,不要有就此太平無事的錯覺,我們還是得面對很多的挑戰。無可避免的,理律將會面臨短期與長期的調整,這談起來很複雜。
信任和建立制度是不衝突的

就如前面我所說的,我很確定,不能失去對人的信任,那是理律生存的命脈,但這不表示理律沒有反省能力。

我讀過一些評論,因為我們仍很強調信任,有些朋友會擔心,是不是表示我們不知道反省制度面的瑕疵。基本上,我覺得信任人和建立制度是不衝突的。

其實,我們一直把建立制度這件事放在心上,兩年前,理律開始全面進行知識管理方案,包括財務、資料、檔案、人事、客戶系統等等。

例如其中有一個利益衝突的系統,我們有很多的客戶,今天我代表你、明天我代表他,萬一客戶間有利益衝突,是對立的當事人,這時我們就不應該同時接受兩邊的委託。

有人或許會說,反正有客戶就好,但這是不負責任的作法,一定要避免。如果理律規模不大,這問題也不大,因為你很容易知道自己接了哪些客戶,他們彼此的利害關係如何,很容易進行判斷。

但我們的規模很大,大有大的好處,比方說比較容易建立共享的資源,有規模經濟,也較能夠透過細密與專業的分工,全方位地照顧到客戶的需求。但相反地,大也有大的盲點,不同部門間的協調連繫會比較費力,這就需要靠制度去補強。像利益衝突的問題,如果沒有一個好的系統或作業流程來控管,對理律就會形成困擾。

反映到這次事件,我們可以仰賴制度,仰賴知識管理系統的建立,來做好內部控管的工作。譬如說包括授權書的格式是什麼?在什麼狀況下可以出什麼樣的授權書?另外,什麼狀況之下,只要涉及有價證券,就應有怎樣的管理制度,否則我不准你建檔等等。雖然這也不能百分之百的防止問題發生,但至少可以降低風險。

只是,話還沒說完,我們的制度還正在精進,就發生這件事,實在是很諷刺的一件事。

回到對同仁的期許上,在信任不變的基礎上,大家必須重新檢視我們已相當程度習慣的作業流程、制度及企業文化。如果,在這次事件後,理律有一些制度變革,大家必須瞭解,我們的出發點並非不信任,而是更信任,信任制度、也信任同事為了保護客戶及理律按照制度所採取的必要措施。

所以,多關心其他同事的工作內容,也接受別人的關心,這不是不近人情,而是更加通明達理。
Q:有人會想:劉偉杰是一天、兩天變壞的嗎?還是理律在對員工專業道德控管的重視不夠呢?
A:有人會說,「這孩子的爸是通緝犯,陳先生你知道嗎?」我不知道。即使我知道,也不會影響我對這孩子的信任,他的父親是他父親,他是他,沒有理由用他父親的行為來評斷他。到今天我還希望他回頭是岸,並不恨他。但是他的確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因為不甘心,更要往將來看
Q:在你最困頓、最累、最苦的時候,是什麼信念支持你?
A:我會想到我們對自己的期許、對律師事務所的期許、對社會的責任。不甘心就因為一個人,把幾十年累積的東西統統化為烏有。

人應該往將來看,換個角度來說,我們也希望所有的華人世界的律師事務所,可以從理律學到經驗。聽起來好像很冠冕堂皇,但我們是真心這麼想的。其實理律的經營哲學很單純,我們向來兢兢業業的做好本分的工作,也很努力的善盡社會責任,希望我們的一些努力,能夠得到社會的肯定,也能夠成為其他事務所切磋的模式。

總之,這次的事件,我們會當成一個學習,雖然代價很大。絕不會因此動搖我們對人對事以及對社會的信念。 (王聖莉整理)

 

走在危機之前  零危機處理三步驟:

(2003-12-17 遠見資料/邱強 ,作者為國際危機處理專家、現任美國績效改進公司總裁)

一、界定危機:認識危機,並把可能發生的危機狀況加以界定(Define)、釐清。
二、列出危機:列出導致危機的各種狀況(Sequence of Events)。
三、PDC 解決法:將所有的危機狀況,一個個整合分析,以科學化的風險評估,預測各種危機的發生機率,再來就個別狀況進行 PDC:預防(Prevention)、偵測(Detection)、矯正(Correction)。

「為什麼?為什麼我不會成功?」這是一般人常問的問題。

的確,每個人或每家公司都有追求成功的計畫,也都有實現成功的策略及目標,但是為什麼最後真正成功的少之又少?在成功與失敗之間,是不是隱藏著某種關鍵或訣竅?

其實,轉機與危機,一字之差,天淵之別,關鍵在哪裡?就在於你如何找出可能的危機,予以預防及處理。

首先,建立「從小危機防範大危機」的觀念。小危機常常發生,其實它們是很好的徵兆,因為可以告訴你整個危機預防機制有了漏洞,通知你往哪個方向抓漏。如果當初在小危機的時候,你就開始研究為什麼會發生問題,為什麼既有的危機預防系統沒有發現,藉此全盤檢討危機預防及處理系統,把漏洞彌補起來,將來就不會發生大危機了。

其次,培養危機意識及能力。危機意識,就是能深刻體認到:寫出成功的模式並不代表你能達到成功,真正能達到想像中的成功境界者,只有十分之一,其餘十分之九,大多因為出了某個狀況而無法控制,結果造成了失敗。

注意,危機預防及處理的最大陷阱:「主觀」「局部化」。舉例來說,1996 年,TWA-800 發生了不幸的墜毀意外,當時大家都覺得一定是機上被放置了炸彈,全部的調查人員都往炸彈的方向研究,機場所有可能讓爆裂物過關的漏洞也都補強了。等調查了三、四個月以後,沒有在機體中找到任何爆裂物的蹤跡,才研判一定是別的原因;其他的原因,則包括零件、維修、設計等問題,但此時要再回頭往設計的方向調查,機體很多都因時間太久而氧化了,找不到任何的蛛絲馬跡,此事最後成了一樁無頭公案。

最後,將危機預防系統化。危機預防系統化最重要的,是把成功道路上所有可能發生的危機都寫下來,再指派專人負責監控。同時,由於情勢多變,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對可能發生危機的狀況重新檢討、評估,看哪些危機是不是已經開始了,哪些需要進行處理,危機的可能狀況是否需做增刪。

我們必須深切瞭解,從設定目標,到達成目標的過程中,其實是危機重重的。最重要的工作,是找出這些可能的危機,然後一一預防。而危機發生時,也要有一套完整的方法來處理,才是打開成功大門的金鑰匙。

 

【2003-12-17 遠見雜誌 921217】

用不上的存糧

今天這座備災中心是自九二一大地震以來,紅十字會在政府及社會各界的支持與期盼下,所設置的第二十三個備災中心,非常感謝政府與社會各界對紅十字會的信任,委付這樣的重責大任給紅十字會。

用不上的存糧

為什麼要設立備災中心呢?我想到一則有趣的希臘神話先分享給大家。

一位國王夢到阿波羅神告訴他:「為了你的子民著想,你最好固定貯存一些糧食,以免災難來臨時,措及不防。」

國王立刻遵照夢中阿波羅神的神喻,命令全國各立成立備災糧倉,國家並將每季糧食收入的十分之一留存在備災糧倉,以備不時之需。

可是三年過去了,國家卻太平無事,有一天,國王忍不住向大臣抱怨:「阿波羅的神諭一點也不準,根本沒有任何事發生。」

這時阿波羅神從天而降,用祂的黃金獵弓敲了國王的腦袋一下:「你這個笨蛋,難道你真的要我降下大災難,毀掉你半個國度後,好讓你存的糧食派上用場嗎?」

其實,備災中心設立的最大「願望」,就是天災不要來,備災中心永遠閒置。只是大自然的力量深不可測,誰也沒把握這個「願望」能夠實現,就像阿波羅神的神諭一般,祂要國王做好備災工作的原因,不是因為祂想暗示災害什麼時候會來臨,而是正因為災害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臨,所以備災工作才顯得格外的重要。

由於目前的人類科技對然許多天然災害發生的預測能力仍是十分有限(特別是地震),而許多重大天然災害對民眾生命及財產的衝擊總在瞬間發生,並會伴隨著許多複雜的情況,例如交通中斷、水電癱瘓等等,使得救災工作加倍的困難,但民眾陷入危難的生命與財產卻往往是分秒都不能等待,因此,必須在平時就做好災前的準備工作,才能確保救災行動的迅速並順利的進行。每一分今天的備災投入,就可能為災害發生時爭取到最寶貴的一分一刻、一時一日,那差以毫釐的時間爭取,就可能拯救許多寶貴的生命。

備災的二層意義

所謂備災,包括了二個層面的意義:

第一是物的備災,亦即於平時即各項賑濟物資及救災設備器材,期於災難發生的第一時間即可迅速靈活的調度相關物資,協助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提供災民迫切的待援需求,而這也就是備災中心成立的基本意義。

第二是人的備災,這又包括觀念和技術兩個層次,觀念層次上,透過備災中心的成立以及備災人員訓練工作的落實,可藉以向民眾宣導備災的重要,培養民眾的危機意識;技術層次上,亦即訓練一群專業的救災先鋒,讓他們具備擁有面對災難必要的專業技能。而這也是今天志工團隊綜合演練的意義所在。

紅十字會的作為

在備災工作上,紅十字會是如何期許自己的呢?

首先,在人的備災方面,我們重心在於訓練資源的整合以及觀念的推廣。

紅十字會一向重視緊急情況的救援人力的訓練工作,除原有之急救、水上安全救生及家庭保健訓練外,近年來並積極辦理各項災害防救相關訓練,諸如:專職人員災害管理訓練、志工基礎搜救與進階訓練及志工備災初階訓練等,以全力提昇紅十字會整體人員全方位災害應變之知識、觀念、技術與能力,俾於災難發生時可立即動員投入救災工作。

其次,在物的備災方面,我們希望備災中心的設置,是串連整個社會備災網路的起點,有了這二十三座備災中心,我們希望在未來災難發生時,這些備災中心能夠扮演關鍵作用,在最短的時間中,透過備災中心,反應災變、改善溝通協調效能、並迅速有效的動員社會的救災機制。

救災是紅十字會的職責所在

紅十字會是我國歷史最悠久,也是唯一經立法通過成立的民間組織,本會依據會法輔佐政府辦理戰時傷兵之救護與戰俘平民之救濟及關於國內外災變之救護與賑濟。「有苦難的地方,就有紅十字會﹔有紅十字會的地方,就有希望」是我們每一位紅十字會職志工對自我的期許和使命,如果透過備災中心的設立,以及專業備災、救災人員訓練工作的落實,能夠使得未來一旦發生天災時,讓生命、財產受到重大威脅,迫切待援的無辜災民,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援手,解除威脅,這就是紅十字會成立備災中心最大的願望。

最後,紅十字會資源有限,本會多處備災中心房舍係由政府相關單位協助無償借用,相關準備工作與訓練課程也承蒙內政部消防署以及台北市政府消防局鼎力相助,謹在此表達感謝之意,同時,我們也允諾,一旦有災難發生的時候,紅十字會一定做政府最佳的左右手,盡最大的努力,共同捍衛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謝謝大家。

【2003/11/05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備災中心揭牌啟用暨救災志工團隊綜合演練致辭】

所謂民主,你到底要過渡到什麼時候?所謂陣痛,怎痛得讓人麻痺甚至放棄!何處是暴風雨的盡頭?

「在暴風雨說話時,我們誰還去聽小溪的低吟呢?」這是黎巴嫩文豪紀伯倫的詩句。我覺得倒可以很貼切的形容台灣目前的政治環境。

我們的政治人物實在佔去了太多的社會關注與輿論版面,如果這些佔去的社會關注與輿論版面會發揮鼓勵人心、春風教化的正面力量,那佔去再多的關心,用掉再多的版面,我們只會額手稱慶,但實際情形是如何呢?

打開電視,翻開報紙,「老番顛」、「過動兒」、「精神有問題」、「丟人現眼」…這些相互辱罵,不要說政治人物應想想自己動見觀瞻的特殊社會地位,具有風行草偃的教化之責,而該謹慎的「擇金玉而言」,就算用一般平民百姓待人處事的標準來看,也很少人會對他人如此出言不遜吧!謙讓以待,禮尚彼此,這不是最基本的「國民禮儀」嗎?

再者,用「身心障礙者本身」或其「障礙徵象」來形容對手,也欠缺應有的厚道,我說的不是指對「政治對手」不厚道,而是指對被指稱的「身心障礙者」本身是不厚道的。在上帝的眼中,人的智愚、殘病、貧富,都不是,也不該是劃分人階等差別的標準。一個人走到社會的某個位置,固然有一部分自己的努力,但更大部分卻是那個人有了一分特別的機運,也許你比別人健康一點,也許你比別人聰明一點,也許你比別人富有一點,這些你最多可因此而感恩,卻不能因此而驕傲,更不該用這些方面的「多一點」,去輕視比你少一點的人。若真要區分人的尊卑貴賤,我覺得心中有無善念才是唯一標準;相對的,在我的生活經驗中所看到的是,許多健康、聰明機運差一點的人,他們心裡的善念與愛心卻是相對偉大得多,真要論尊卑,他們才是最尊貴的一群。

有一位哲學家曾說:「你眼中看到的是美女、醜女;我眼中看到的是母親、姐妹。」每一個身心障礙者,都是別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如果你不會歧視你的父母兄妹,就不要歧視別人的父母兄妹。什麼時候,我們才能懂得,不要用「無辜的身心障礙者的傷痛」來做為負面諷刺或批評對手的便宜語言呢?

說真的,有時我真的希望一些位高權重的政治人物,家中有一個智能、身體或心理障礙的家人,這不是詛咒他們,而是有這種設身處地的經驗,這樣子他們也許才會知道尊重他人,不去刺痛別人苦難這最基本的處世道理,而這樣的經驗,將有助於這些政治人物成為悲憫民情的政治家。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樣的希望,非但不是詛咒,而且是個祝福。

我常對台灣的政治保持樂觀,這種樂觀,有時候是一種自我的強迫教育,因為不管實際情形如何不好,「保持樂觀」是最後的防線,失去了這個樂觀,那麼就不再有任何期待改變、期待進步的可能性。所以,對台灣從政治面延燒到社會面的諸多負面現象,特別是政治人物為了捍衛自身政治利益所做出的許多負面示範,我總是將它稱之為「民主的過渡」、「進步的陣痛」。但是,我最近卻漸漸開始懷疑,那真的只是「過渡」和「陣痛」而已嗎?因為,這「過渡期」已然倏忽連續了十多年,而且還看不到「到岸」的渡口。而所謂的「陣痛」卻是愈來愈痛,痛得讓很多人開始麻痺甚至放棄。

「看到政治人物的惡言相向,讓我不知如何去教育我的子女、我的學生。」這已是許多父母、師長共同的擔憂。相較於普羅百姓如同小溪低吟的生活心事,政治人物的言行舉動用暴風雨來形容毫不為過。升斗小民要如何在這狂風暴雨中獨善自處呢?

所謂民主,你到底要過渡到什麼時候?何處才是到岸的渡口?我們還要忍受多少陣痛,何時才是痛苦的盡頭?還是我們目前的民主機制是根本的出了問題,就像一個我們豢養出來,想讓他為我們服務的巨人,倒過頭來宰制了我們,反而讓我們成了他的奴隸。如果,這一套民主機制,不能擇選出真正關心民隱的政治家,那麼全國民眾與有識之士也許真該靜下來想一想,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例如改革現有的民主機制,或扶植真正關心民隱的政治菁英來執掌國家公器,還給社會純真質樸、充滿善意互信的原本面貌,讓每個人都可以悠然的傾聽自己心中低吟的小溪,不再框陷在藍綠二分架構裡,受苦於那重複無盡、喧囂不斷的暴風糾纏。

【2003/11/04  聯合報 92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