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921地震到伊朗地震 我們要伸出更多援手

德國哲學家康德曾說:「世界最美的三樣東西是:天上的星星、地上的花朵、人心裡的良知。」當我們看到受苦的人,心中會渴望自己可以做些什麼幫助他們。當我們看到受苦的人從苦難的陰影中重新獲得力量和希望,也會同樣感受到一分特別的奇妙喜悅。這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正是康德所說的第三美,也是世界上最美的事物。

廿六日清晨,伊朗古城巴姆發生嚴重地震,據報導,竟有三、四萬人喪生,可說是近來人命傷亡最慘重的一次地震。倖存的災民,在痛失親人、驚魂未定之餘,還要面對滿目瘡痍的家園以及嚴冬低溫的威脅,處境可說極為艱難。就算災民們暫時度過眼前的難關,要重建幾被夷為平地的家園,以及撫平喪失親人的傷痛,都將是一條備極艱辛的長路。而這些令人難過不忍的景象,對於曾經遭遇九二一大地震重創的我們而言,應是點滴在心頭吧。雖然,政府以及社會各界都已展開了救援與賑濟的工作,不斷地向伊朗災區伸出援手,但也許是因為選舉新聞佔去了太多的媒體版面,伊朗的這次極為嚴重的震災,筆者覺得,我們的關心似乎仍嫌不足。

猶記得四年前,台灣,這個富裕的美麗島,受到九二一地震無情的打擊,頓時讓我們陷入困頓無助,社會也因此出現了一些恐慌不安。然而,從世界各地馳赴災區的外籍救援隊、適時送達的救難物資、川流不息的慈善賑助,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援手,讓我們深刻的感受到我們並不孤獨,也對我們的社會產生了寧定的作用。

那次的災難,對於擔任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工作的我來說,有許多感觸。長久以來,台灣一直是塊「幸福的土地」,因為我們擁有一個富裕而且自由的社會,台灣經常是一個「對外的施予者」,我們用自己的經濟實力去濟助其他需要幫助的地區與國家,紅十字會就是這一個「提供施予」的窗口,將許多國內的愛心分送到國外。直到九二一大地震發生,紅十字會從「提供施予」的窗口,變成了「接受施予」的窗口,當時紅十字會所募得的十多億善款,有一半是來自於海外,那點點滴滴,都是來自世界各個角落,默默的、溫暖的祝福。那樣的感觸與感動是很深的。因為只有站在接受者的角度,才能更深刻的體會做一個「施予者」有多麼的重要。

這個世界,在我們遭遇苦難、需要幫助的時候,毫不猶豫地向我們伸出了熱情的援手。而今天,世界上有這麼一個角落,正陷於相同的,甚至更嚴重的患難,對曾經接受世界愛心濟助的台灣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曾經當過「接受者」的我們,在行有餘力的此時,應該更積極地擔負起「施予者」的責任,對伊朗待賑的災民,伸出援手,協助他們度過難關、重建家園,就像當初世界各地的友人,在九二一時對我們的協助一樣。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急人之急,濟人之難,這應是我們對當初幫助過台灣,來自世界的愛心,所能表示的最好感恩與謝意。

【2003/12/31  聯合報 921231】

不讀那所大學的自由

報載,陳總統表示,任內絕不會採認大陸學歷,理由是:「現在已面臨招生不足難題的國內大學,學生流失更多,豈不是更招不到學生?」

筆者很希望這則報導是錯的,因為這樣的觀念有以下幾個明顯的謬誤。

首先,政府有權採認學歷的基礎是什麼?人民有受教育之權,這個權利的行使,最基本的核心乃在於人民有權可自由的選擇他認為最合適的學校受教育,不管這個學校是台灣、美國還是大陸的學校。這個基於受教權的核心權利-自由選擇學校的權利,政府要直接或間接地去限制,都必須十分謹慎。

當然這不表示,政府沒有採認學歷的權力。雖然基本上筆者頗懷疑採認學歷的制度,我認為,學生的能力會在職場中反映,長久以後,自然會累積出對各個學校的評價,這才是最好的「學歷採認」制度,政府似不須越俎代庖。但若要為採認學歷的制度辯護,也應該提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立場。只是這個權力(或者很正確地說是政府提供人民服務)相對於人民的受教權,應該是被限縮而且應是一種被動的權力。

簡言之,政府之所以「有權」採認學歷,重心還是得回到保障人民的受教權這個核心價值上。亦即透過採認學歷的制度,希望能夠提供人民一個基本的資訊,亦即人民所選的學校若經政府採認,會是一個達到一定「品質門檻」的學校,使得人民不會因為資訊不充分而做出錯誤選擇。而這個「品質門檻」也可以間接的產生另一種的「資訊價值」,亦即從社會市場功能的立場來看,若「學歷」會反映「學力」,則被採認學歷學校所教育出來的學生,也可能會在形式上象徵著其「學力」可以有一定的品質,如此一來比較能落實教育促進社會進步的機能。

除了這二項仍基於人民受教「品質」權,所衍生出資訊保障目的,可能做為政府行使「學歷採認」權力的權源外,這個權力並不賦予政府基於其他政策目的考量而任意行使的基礎。一九八二年,美國最高法院在Plyler v. Doe案中,針對非法入境學童的就學權,作出了一個很值得省思的判決。判決的大意是,沒有合法的居留權利是一回事,但政府未必有權力以此為由,自我設限而消極的拒絕提供這些外國人應平等享有的受教權。政府手上雖握有教育資源,但這樣的教育資源對政府而言是一種「義務」,是要讓人民可以平等而充分接受教育的一種政府義務,而不是給政府去決定要讓誰有權受教育,誰沒有權受教育的「權力」。

同樣的,採認學歷,是一種基於「資訊保障」功能,依辦學品質而決定是否採認的制度,這是一種政府義務,而不是讓政府恣意而為,愛怎麼用就怎麼用的權力。

美國對「非法入境的學童」尚能有如此寬大的心胸,而嚴謹的要求政府不應錯把提供教育的義務當恣意權力而加以濫用。我們的政府卻連對自己的人民,都做不到權力的節制,反過頭來用「採認學歷」做為手段,去限制人民的受教權,這個政府說得上是「顧國家、顧人民」嗎?

退萬步言,就算從「政府最大」的角度來看,採認學歷的尚方寶劍在手,就表示政府愛怎麼用就怎麼用,所以政府「有權」透過不採認大陸學歷,讓學生無奈地無法有較多的受教選擇權,間接讓國內大學可以有較多的機會收到學生。這個理由也有思慮褊狹、邏輯謬誤之嫌。

一、如果政府真的擔心國內大學招不到學生,應該做的不是限制台灣學生到大陸留學,而應該是開放國內大學招收大陸的學生,並鼓勵國內大學爭取大陸龐大的高等教育就學市場。我相信,基於經濟上、政治制度上的一些優勢,台灣大學的辦學品質平均而言應是優於大陸的學校,雙方開放的話,來的學生不會少於去的學生,這一點,政府應對國內大學有信心才是。

二、若是真的擔心學生流失,那麼乾脆禁止人民出國留學,全世界所有其他國家的學歷概不採認不是更好,為何獨獨挑中國大陸,說大陸學歷不採認呢?我想,也許政府真正擔心的是,怕台灣學生在大陸會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但這樣的擔心實在有些多餘,我們應該相信在民主社會成長的台灣學生的判斷能力。再者,現在中國大陸的教育,也不能用二十年前那種政治教條掛帥時代來看待,大陸也確有許多辦學不錯、講求專業訓練,也值得台灣學生前往學習的大學學府。

三、國內大學招不到學生,問題應根源於辦學品質、學校數量以及學費標準的問題上,這些根本的問題不解決,招不到學生的問題,會因為政府不採認大陸學歷而得到多少程度的舒緩?

四、就如同「台灣留學大陸青年學生發展協會」會長所說,目前在學、畢業的大陸台生少說也有兩、三萬人,不採認大陸學歷將加速台灣高等人才流失,逼這些台生在大陸發展。讓人民受教育,除了是人民不可被剝奪的權利外,它還有一個間接的利益,就是提升國民素質,為國家培育人才。就算這兩、三萬曾赴或現赴大陸留學的人民,政府不把他們的權利當一回事,但政府至少也該想想,對台灣而言,拒絕這些人才將他們所學服務台灣社會(或人類),會是一件正確的事嗎?

最後,我想用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第十二條第二項的規定做為結語。這個條款的規定是:「人人有離去國境的自由,包括他的本國。」套在採認大陸學歷這件事上,我要說的是:「人人有選擇不讀那所大學的自由,包括他本國的大學。」英明的政府,為人民的受教之權多想想吧。

【2003/12/20  中國時報 921220】

選舉、統獨…頭愈來愈痛了

從政治利益來說,最不希望中共這位假想敵消失的,應是政治人物吧!

大家最近是不是又開始覺得頭愈來愈痛了呢?每逢大選,台灣的政治人物就會定期的念起「統獨緊箍咒」,讓台灣選民頭上的金箍慢慢縮起,疼痛不已。

統獨問題,困擾了台灣人民數十年,政治人物領頭爭執,普羅百姓跟著起舞。當人民熱中於把統獨問題當作區分愛台或賣台的標準時,政治人物則樂在其中的把統獨問題操作成加持護身的光環。政績不好,讓統獨加持一下,則大事化小;操守不佳,用統獨包裝一下,一樣高票當選。提振經濟、改革教育、整頓治安,這些議題在統獨問題面前一站,統統得退避三舍,只要能用統獨來分清楚了誰愛台灣、誰不愛台灣,人們就可以因為精神上的飽足,忘卻掉物質上的失落。從這一點來看,台灣人民應該算是阿Q主義者,精神勝利比物質勝利重要得多。

當然,統獨問題的確有其重要性,有人說:「民主鞏固不可能發生在人民對國家疆界高度缺乏共識的情況下。」意即,民主的前提,是要先確認其「國家認同」;統獨不談清楚,民主就無法「鞏固」。對此,筆者有個疑問,從台灣本身的歷史經驗來看,嚴格來說,在台灣,統獨問題從來不曾被「談清楚」過,這是不是代表台灣沒有「民主」?因此,把國家認同問題與民主目標相混,在邏輯來說是有瑕疵的。

當然,我們終究很難非難這樣的價值取向,如果有人一定要說統獨問題比經濟問題更迫切、更值得關心,那麼這是他的價值抉擇,也不能說他錯。但筆者倒是真的很懷疑,政治人物之所以那麼重視統獨,真的是為了人民嗎?

先講一個小故事。

有一天地球上的人們群聚起來,向上帝抗議,魔鬼太囂張了,他們希望上帝能畢功於一役,將魔鬼徹底消滅。

上帝想了一下說:「你們這個要求,恕我不能幫你們實現。試問,如果世上沒有魔鬼,你們還需要信仰上帝嗎?」

這固然是一個戲謔的笑話,但也點出了若干令人深思的哲理。國內政治人物對統獨問題的態度,和笑話中上帝對魔鬼的態度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從政治利益上來說,最不希望中共這位假想敵消失的,應該就是我們的政治人物吧!因為,比起所謂的選民服務、法案審查、勤政從公、潔身養望,喊統擁獨實在是件輕鬆愜意的工作。在統獨大帽子下,政治人物的政績與操守都變得次要了,每次選舉,尤其是愈高層次的選舉,政治人物愈喜歡把它操作成統獨大戰。「統獨」在台灣人民面前,就好像唐吉訶德腦袋裡面的魔法師一樣,讓唐吉訶德把風車當成巨人、羊群當成大軍、織布機當成怪獸,透過想像創造了敵人後,唐吉訶德就可以在高昂的鬥志下,忘卻一切的苦痛,即使被砍了半隻耳朵,打落五顆門牙都無所覺,因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的腦袋裡有一個「險惡的敵人」。

然而現實的苦痛真的不重要嗎?失業率、自殺率、犯罪率居高不下,經濟面臨險峻的挑戰,人民繳不出貸款、付不出學費、均富差距迅速擴大、國家收不到稅收、招不到投資。倒是政商勾結、政治腐敗的情況仍舊,淘空國家經濟的高官巨賈、賄選買票的議員民代,依舊是好官自為,財源廣進。

由於這些苦痛實在太明顯了,有時人民會突然覺醒一下,發現他們應該用選票要求政治人物表現政績、展現改革的魄力,就像唐吉訶德身邊有個現實聰詰的僕人桑喬,偶爾會想辦法拉唐吉訶德回到現實。但這些偶然的覺醒,卻比不過每逢大選時,政治人物聲嘶力竭的統獨咒語,只要套套對手紅帽子、毒帽子,人民總是可以從中獲得精神滿足,然後跟著政治人物搖旗吶喊。於是我們的選民立刻又順服的像被唐三藏咒語操縱的孫悟空,乖乖的任政治人物擺布。

如果真要苛責這一切,那麼要怪的恐怕不是政治人物,而是人民自己,人民自甘受統獨之愚,政治人物何樂而不愚之?

希臘史詩作家荷馬,在其所著《伊利亞特》中,描寫了特洛伊戰爭,當戰場上的阿開亞人與特洛伊人,為了海倫皇后以及攻守特洛伊城,交戰廝殺的同時,站在奧林匹斯山上的眾神心中大概不住的竊笑吧。這場戰爭,事實上是由眾神一手導演的,連結局的腳本都已寫好了,而阿開亞人與特洛伊人,卻用生命與鮮血去擔綱演出這齣神之劇。

也許我們的選民真該好好的想想,當我們在統獨大纛下,配合的各自選邊,不斷的對立與廝裂對彼此的信任與情感的時候。站在山頭上不住竊笑的會是誰呢?

【2003/12/17  聯合報 921217】

評選總統 不是唯一課題!

總統大選煙硝味日濃,藍綠陣營也都努力的推銷自己。處身其中的人民,該如何評價這些總統候選人呢?有人說,有什麼好評價的,台灣的政治人物都是爛蘋果!這得分成二點來看,第一,真的都是爛蘋果嗎?第二,就算都是爛蘋果,就沒有評價的必要嗎?

都是爛蘋果?這個說法頗值懷疑,比方說,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先生,以及日前被民調評為操守最佳的馬英九市長,筆者就覺得他們是值得肯定的政治人物。不過,委屈一下他們,我們先假設「蘋果全爛說」是對的,來討論第二個問題,有沒有評價的需要?

選隻較不黑的烏鴉

拿陳水扁總統做為例子,假設陳總統是「不及格」的,是不是就應該讓陳總統在支持名單中除名?答案是否定的,必須進一步看陳總統相較於其他選項如連戰先生,算好還是算不好。因為,天下烏鴉絕沒有「一般黑」的。即使可選項都是黑烏鴉,從黑烏鴉中選出一隻「較不黑」的,卻是人民的義務。

也許有點無奈,但無奈不應該變成不關心的藉口,因為,進步的社會不會憑空而來,衡諸歷史,社會的進步,都是靠人民不斷推翻不好的人或制度得來的,當人民沈默的時候,就是被奴役的時候。

事實上,這也是政治冷感症流行的最大隱憂,人們很容易做出一個簡單的結論:「政治這麼糟,你還關心什麼呢?」但政治清明不是一蹴可幾的,人民必須保持警覺。

筆者對社會進步,在總體面是保持樂觀態度的(最近雖也有點動搖),首先是歷史上的樂觀,也許我們的司法過於維護當權者利益,也許我們的民主制度選出許多脫韁野馬,也許我們的社會仍有貧富差距,但比起千百年前多數被奴役人民,我們的社會仍是進步的。

改革過程是痛苦的

其次,是對物極必反的樂觀,就算政治人物不好,也是人民放任所致,而之所以還在放任,也許是還沒有真正糟到讓人民無法忍受。筆者相信當現狀超出人民能接受的臨界時,就會有分階段的相應反作用力出現,第一階段,透過政黨輪替來改變;如果還不夠,人民會進一步透過「體制內的制度修改」的管道來試圖改變,例如修憲、修改選舉制度;如果體制內已無管道,人民的不滿無以宣洩時,那就是革命(制度外的制度修改)的時候。

當然,這樣的總體樂觀,並不代表個體面是樂觀的,因為在改革的過程中,身處其中的人民卻是痛苦的。

對體制要保持懷疑

為了減少個體面的痛苦,人民應該選擇以損害最小的方式來改變處境。也就是儘量透過體制內的管道,去改變體制。這不代表人民「信任體制」,而只能說是權宜之計,日本啟蒙大哲福澤諭吉曾說:「相信中,多偽詐;懷疑中,多真理」。我們應對體制本身保持警覺與懷疑,亦即保留推翻體制的最後的可能性(並不一定是暴力推翻,也可以是和平途徑,像印度甘地的「不合作運動」)。懷疑,為的是保持找到更進步生活方式的希望。

台灣當前最大難處就是,「相信者」失去了「懷疑」的精神,把意識形態圖騰或個別政治人物奉若神明,部分政治人物由此取得了驕縱的本錢。而「懷疑者」,失去了「希望」的期待,坐嘆時局不如人意,選擇逃避與不關心。

對總統候選人進行評價,是前文三個抗壓階段的第一個階段面臨的課題,即使對可選項都不盡滿意,但基於對社會進步的「希望」,大家仍應努力找出誰是「比較」令人不失望的。

簡言之,評價總統候選人是個必需的題目,卻不是唯一的題目。甚至,如何促成「體制內的良性循環出現」,筆者覺得是優先於這個對人的評價議題。台灣正處於制度上的惡性循環中,制度不好,選出不好的人,不好的人的利益繫於不好的制度,所以也不願改變,於是制度繼續糟糕。人性是有善有惡的,有時我們會受引誘有壞念頭,但我們心中仍常會有著憐憫與理想。創世基金會董事長曹健、德蕾莎修女、花蓮捐出畢生積蓄賑濟納莉災民的老榮民…人性的善良光芒從來不曾熄滅。

制度引導人之善惡

人性之惡,制度適足以彰之,相反,人性之善,也要靠制度導引。若社會制度常在獎惡罰善,導引人性之惡,那麼制度本身的威脅,比任何個人還嚴重。所以應關心「評價總統候選人」這個問題,但更應關心怎麼改變制度這個問題,甚至,不排除所謂「最後的懷疑」,保持推翻體制的「想像」。因為,「制度」也是有生命的,你不懷疑它,它就會開始傲慢,只有懷疑它,才能節制它妖魔化。人類的所有進步,都是從「希望的懷疑中」開始的。

評價結果不是本文的重點,筆者只是想告訴大家,在台灣,即使在面臨總統大選的此刻,仍有比「評價總統候選人」更值得關心的事。

【2003/12/02  聯合報 921202】

生命是一個圓

梅絲‧許奈爾(Maxine Schnall)著《在失落中找尋意義》推薦序

斯多葛派的式的樂觀哲學

讀完這一本書,覺得作者很有古希臘斯多葛派(Stoic[1] )哲學家愛比克泰德(Epictetus, 西元55-135)的味道。

愛比克泰德曾說:「在世上我們都是囚犯,並且被囚禁在現世的肉體之內。」

用另一個斯多葛派哲學家馬爾庫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 [2]的說法則是:「人是一個負載著屍體的靈魂。」

這是一種對現實人生的「客觀認知」,從客觀的角度勾勒出現實人生的消極面向。套中國的古語就是:「天下不如意,恆十居七八。」 [3]
然而這些斯多葛派哲學家的論述並不到此為止,當他們指出客觀世界的悲觀面向後,他們由此產生的不是悲嘆與放棄,反而是一種極為樂觀的人生態度。

底下是愛比克泰德一段精采的論述。

「我是必然要死的。但難道我就必須呻吟而死嗎﹖我必然是被囚禁的。但難道我就必須哀怨嗎﹖我是必然要遭流放的。但是難道因此就有任何人能阻止我﹐使我不能歡笑﹑勇敢而又鎮定了麼﹖」

「把祕訣告訴我吧!」

「我拒絕告訴﹐因為這是我權力以內的事。」

「那麼我就把你鎖起來!」

「你,你說什麼﹖鎖起我來﹖你可以把我的腿鎖起來––不錯,可是我的意志,那是你鎖不了的,連宙斯都征服不了它。」

「我就把你囚禁起來!」

「哈!你只不過可以囚禁我的軀體罷了!」

「好!那我要砍你的頭!」

「怎麼﹖我什麼時候向你說過﹐我是世界上唯一不能被砍頭的人呢﹖」。

為什麼是我?

這一段時間,台灣這塊土地上,發生了許多不幸的災難,三年前的九二一大地震以及今年的SARS風暴。客觀的世界,的確有許多我們所不能控制的變數,殘酷的考驗著我們。但那些客觀的不幸與不美好,並不能、也不應該阻止我們對幸福與美好的追求。本書的作者,用了很多的實例,告訴讀者,怎麼樣轉化自己的心境,去面對那些不美好的考驗,也以過來人和專業心理諮商者的豐富經驗,提供一個有效的方法,告訴我們,如何將負面的挫折轉化成激勵人生的正面能量。那是一種斯多葛式的樂觀,也可以說是台灣這塊土地,當下所迫切需要的一種面對人生的態度。  

例如,作者在書中,舉了一個「為什麼是我?」的例子。

這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例子。

作戰時,長官交付士兵一個九死一生的任務,士兵可能會反問長官:「為什麼是我?」

遭逢大難時,我們也很容易心有不甘的質問上帝:「為什麼是我?」

這個問句,似乎包含了很多的憤恨與怨懟。

然而,如果,我們這個問句的質問對象,從他人、上帝換成自己時,「為什麼是我?」這個問句卻會變成一個正面的反思。

「為什麼是我?」當我們把這個問題拿來問自己時,我們才能思考,在這樣的考驗中,隱含著什麼樣的人生啟示,我該從中間得到什麼?學到什麼?如果我們是那個接到艱鉅任務的士兵,我們會因此深一步的思考,自己將面臨的犧牲,可能是一種為著自己家園、為著自己親愛的父母妻兒的偉大奮鬥;如果我們是橫遇災厄的無辜者,當被奪去一些珍貴的東西時,我們才會發現自己要的是什麼,而在來日裡更加的珍惜。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光明的新村,指的就是在困境中,我們如何調整心境,對困難與考驗作出新的詮釋。透過「為什麼是我?」的自問自答,一個原來負面與憤慨的質問,將會因為質詢對象的改變,變成一個尋找新契機、新體悟的自省。

生命是一個圓

我常覺得,生命是一個圓,圓以外的世界我們到不了,所以我們有限,但在圓以內,仍有無數的點代表無限可能,所以我們無限。生命到底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端看我們從什麼角度去認知自己的生命。

就如同這次突如其來的SARS,在其中,我們會很無奈的體會,生命的有限與渺小,但正因為這種有限與渺小,我們更該珍惜與珍視自己當下所擁有的一切,好好的珍惜我們的家人、朋友和我們自己,當我們盡心盡力的做到了這一份珍重,反而會發現,原以為有限與渺小的生命,竟是無限而偉大的。

在這個困難的時候,希望這本勵人心志的好書,可以引領大家渡過重重難關,並在這些不美好的考驗中,找到我們原來所忽視、所不知的美好體悟。
 

[1] 芝諾(Zenon Kitieus,約公元前336~前264)於雅典創立的一個哲學學派。斯多葛哲學通常會被拿來與另一同時期的哲學學派-伊比鳩魯學派(Epicurean)-作對比,前者主張樂觀堅忍,嵩尚德行重於快樂;後者主張快樂本身即為至善,後人則將之延伸成為一種享樂主義。
[2] 羅馬帝國一位有名的斯多葛派哲學家皇帝,也是著名電影「神鬼戰士(Gladiator)」裡被他的兒子(暴君康莫多斯(Commodus))謀殺的皇帝(這僅是電影情節)。

[3] 此語出自《晉書.羊祜傳》,係西晉大軍事家羊祜所發感嘆。我們現在常說的:「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即出於此。

【2003 梅絲‧許奈爾(Maxine Schnall)著《在失落中找尋意義》推薦序】

【專訪】陳長文:不甘心理律因一個人化作煙塵

(經濟日報╱3版焦點新聞/2003-12-01)…突然間,有人告知這件事。…第一秒鐘,我的腦袋一片空白,反應不過來;第二秒鐘,我覺得那不是真的,我不相信會發生這種事;第三秒鐘,我感到很丟臉;第四秒鐘,我意會到狀況的險惡;第五秒鐘,我開始認真盤算,如何面對這個危機…

理律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陳長文說:「我們不甘心!不甘心就因為一個人,把幾十年累積的東西統統化為烏有。」這樣的信念,支持他和理律員工走出理律成立35年以來的最大危機。

陳長文並強調,類似絕對不會再發生,因為像接觸、保管客戶股票或金錢的事情,理律確定不會再接受類似委託,而會更專注在法律服務的本業上。

理律法律事務所10月爆發員工劉偉杰涉嫌盜賣客戶新帝公司逾30億元股票弊案,經近一個月的協商,理律與新帝達成協議。陳長文說,雙方放入賠償協議書裡的內容,「不只是自身的利益和彌補損失的數字,還有對社會的責任和彼此的期許……。」

陳長文在事件爆發後率同仁全力善後。今(1)日出版的遠見雜誌12月號刊載陳長文專訪, 詳述事件發生後的心路歷程,本報特摘錄如下:

問:理律事務所發生劉偉杰事件時,你個人的感受為何?

答:怎麼說呢?這也許得從理律怎麼看待自己談起。理律一直想做一個企業的典範,除了盡力本業外,很多同仁包括我自己也從事教職,把作育英才當成一種樂趣;我們也做研究,例如告訴別人企業經營和法律的關係、法律和科技的關係、法律與倫理等等;我們也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希望理律是一個對社會有貢獻、有價值的企業……。

我喜歡這個工作,也樂在其中,但突然間,有人告知這件事。好像我本來很舒服的在泡溫泉,突然被一盆沸水澆在頭上一樣。第一秒鐘,我的腦袋是一片空白,反應不過來;第二秒鐘,我覺得那不是真的,我不相信會發生這種事;第三秒鐘,我感到很丟臉;第四秒鐘,我意會到狀況的險惡;第五秒鐘,我開始認真的盤算,要如何面對這個危機。

一瞬間中,我的腦袋跑過很多很複雜的感覺。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百感交集」吧!

問:接下來,你怎麼處理這個險惡狀況?

答:嗯!怎麼處理?好像只有兩條路,一個是關門,一個是繼續。對理律來說,要選那一條路,答案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一定要堅持下去。

說起來,關門可能是損失最小的方式,但卻是最鴕鳥的方式。理律成立至今已超過35年,就因為一個人,就因為一件事,35年盡作煙塵,我們不甘心,也無法接受。

何況我們還有500多位同事,他們和他們的家人生活所寄,也都繫在理律這兩個字上,理律對他們負有很深很重的責任。

還有,我們真的捨不得辛苦建立的聲譽就這麼放下。失去了這個讓我們可以踏實工作、服務社會的舞台,真的很難就這麼捨得。

最後,是我們對新帝公司有責任,也對其他客戶有責任。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新帝公司信任理律,把事情交託到我們的手中,我們不能因為出了事,就辜負新帝的信賴,就讓所有信任理律的客戶失望。

當然,也不是我們一廂情願說要繼續,就可以繼續的,因為情況真的很危急。我們也會擔憂,那麼龐大的損失,會不會蓋過我們的能力限度,讓我們即使想繼續也無力支撐。還好,後來的發展,還算順利。

問:事件發生後,理律的客戶反應如何呢?

答:我想,剛開始一定會擔心吧,但這種擔心倒不是對理律的專業不信任,而是是擔心理律能不能承受財務壓力,能不能存活下去。因此,我們必須很明確的讓客戶對我們的危機處理能力產生信心,相信理律可以繼續經營下去。

所以,事情一發生,我們就寄信告訴所有客戶發生這件事;然後,我們在最短時間內,將應變的想法告知新帝和其他客戶。不到一個月,我們和新帝就達成了協議,明快地使這件事暫告一段落。這快速的反應,可以解除客戶對理律是否承受得住衝擊、繼續經營的疑慮。

或許還是有人會懷疑,類似的事情還會不會再發生?在這裡,我可以明確的說,絕對不會再發生。因為像實際接觸、保管客戶股票或金錢的事情,在經歷這次事情之後,理律確定不會再接受類似的委託,我們會更專注在法律服務的本業上。

問:你處理這次危機的關鍵點有那些?

答:第一是認清形勢;第二是能耐受壓力;第三是確定自己的能力限度,不做超越能力的承諾;第四是掌握時間,要繼續維持住客戶的信心;第五,要知道自己的價值,對自己有信心。這幾點,看起來我們都有做到。

如果新帝給理律的壓力大到我們不能接受,破局的話,理律就會垮。新帝只要向美國證期會報告:「理律沒有談判誠意」,或者「理律有誠意,可是金錢不夠」,其他客戶看到理律無力還錢,就會失去信心,全部的客戶都會走掉,理律就撐不下去。這個形勢,我們必須先認識,也要讓新帝認識,因為新帝也不希望理律垮掉。所以,雙方都要能耐受壓力,不因壓力破局。

我們也要很清楚自己的能力範圍,不做超過能力的承諾。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做了超出能力的承諾,而最後結果是無法履行承諾的話,那麼就算承諾了,也沒有意義。這點也要讓對方瞭解,認同為什麼有些地方我們很堅持。

最後,必須在很快的時間內解決問題,時間拖長了,客戶的信心會動搖,這對理律是不利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過程中,我們和新帝也發生過一些齟齬,特別是新帝在我們提出賠償計畫後,仍要理律的合夥人負連帶保證責任。

嚴格來講,從新帝的立場來說,這樣的要求無可厚非。但對理律而言,我們實在不能接受。這樣的要求,對我們而言是尊嚴的損害,很多條件好談,但理律的尊嚴是無法讓步的,這是我們對自己的堅持、信任與期許。

由於我們對尊嚴的維護相當堅持,雙方一度面臨破局的危險。還好,新帝最後能諒解理律的處境,不再堅持要連帶保證。

問:有人說理律成功在「信任」,敗也在「信任」,這件事發生後,你仍然對人性樂觀嗎?

答:理律扎根30多年,靠的就是信任,不可以因為這次事件,就放棄我們的核心價值。對人的信念,我們不可能放棄。

問:同事的士氣呢?這次事件後,你對同事有什麼期許?

答:同仁們很團結,也表現出堅強的向心力。

然而,我希望伙伴們不要掉以輕心,不要有就此太平無事的錯覺,我們還是得面對很多的挑戰。無可避免的,理律將會面臨短期與長期的調整,這談起來很複雜。

問:在你最困頓、最累、最苦的時候,是什麼信念支持你?

答:我會想到我們對自己的期許、對律師事務所的期許、對社會的責任。不甘心就因為一個人,把幾十年累積的東西統統化為烏有。

總之,這次的事件,我們會當成一個學習,雖然代價很大。絕不會因此動搖我們對人對事以及對社會的信念。

 

【2003-12-01 經濟日報 921201】

【推薦序】說不的談判策略《一開口,就說不:談判必勝14策略》

接到商周的邀請,為《從「不」說起(Start with No)》這本談判書寫一篇序言。這是一本很特別也很有啟發性的書,作者以其豐富的商業談判經驗,從「技術面」的角度,提供了許多為什麼要說不,以及如何說不的方法。但對於從事法律工作的我而言,「不」,除了是一種談判過程的技術作為外,更讓我深有感觸的是,「不」這個字常常會有其「基本面」的必然性,亦即在許多事情上「不」代表的是一種對「權限」、「有效性」及至於「合法性」的認識,在談判的過程中,談判者必須知道,有很多事情談判者是沒有「權利」或「資格」說「是」的。簡言之,「技術面」意指談判者在其「談判權限」內,如何妥善運用談判方法的認識;而「基本面」在此則指,談判者對其有何「談判權限」的認識。
因此,我想分別從「技術面」與「基本面」二個角度來談談,為什麼要說「不」。

「技術面」的「不」

技術面的不,是本書的討論核心,我們先順著作著的思維,來看看,在「技術面」上,說「不」的重要性。

「雙邊獨占」~認識零和的基本格局

大衛.傅利曼(David D. Friedman)在其所著的《經濟學與法律的對話》(Law’s Order)一書中,當他在介紹「賽局理論(Game Theory)」時,舉了二個很有趣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雙邊獨占」,大意是,假設瑪莉有一顆蘋果,這顆蘋果對瑪莉而言,價值五十元,但這顆蘋果對約翰而言的價值是一百元。約翰於是向瑪莉提出購買蘋果的要求。從經濟學的角度,只要交易完成,社會總體福址都會增加五十元效益,但從個體角度來看,增加的五十元效益,瑪莉和約翰各得多少,就得看他們談判的本事了。

將這個例子反應在本書中,我想,作者想點出的是,身為談判者應思考的基本格局,就是在雙贏的架構下,看到的是「交易完成」帶給「社會總體」的好處是五十元。但從談判者個體角度來說,「社會總體福址上升」卻不該是關切的重心,因為對於一個優秀的談判者來說,其使命是如何透過「交易過程」,使己方的利益極大化,因為對談判雙方而言,談判的通常基本格局是「零和(精確的說是常數和)」的局面,瑪莉多分得一點效益,就代表約翰會少分一點效益。

「末日機器」~強硬立場使利益向己方傾斜

第二個例子是「末日機器」,大意是,有一個強壯暴燥的大塊頭,他待人處事的規則只有一條,誰敢惹他,他就拳腳相向,雖然這麼做對他不一定有好處,因為他很可能會因為動粗而犯法受到制裁,但由於他的明確「不妥協」的態度,使得周圍的人都知道這傢伙不好惹,遇到他多半能讓就讓。這種人有點像所謂的「末日機器」,誰對他啟釁,他就讓世界毀滅。

這裡並不是要大家在生活上學那大塊頭做人處事的原則,而是在「談判席」上,這是一個頗有啓發性的例子,本書的主題「從說『不』開始」,想要點的不外乎就是這層道理,配合「雙邊獨占」的情境,你採取「末日機器」的立場,將會使你更有機會讓那蘋果交易中所創造的五十元效益,大多由你所獲得。

「戰略層次」上,說不策略的限制

當然,個人覺得,在「戰略層次」上,作者這種以「不」為出發的談判主張,是有若干前提限制的,第一就是你得確認你是處在「雙邊獨占」的類似情境,否則若市場上有眾多的同質竸爭者時(買方獨占時你是賣方或賣方獨占時你是買方),你說「不」,而其他同質競爭者說「是」時,這樣的「不」字訣,效果會受到一些限制,但應注意的是,這樣的「效果限制」不代表沒效果,特別是如作者所說的,在心態上的「不」即使在眾多同質競爭者說「是」時,仍會為談判者創造重要的利基。

其次就是,你得確定,你不會遇到另一個「末日機器」。傅利曼為「末日機器」的下場做了二個可能的預測,要嘛一帆風順,要嘛就是和另一個「末日機器」同歸於盡。換成談判席上的情境來說,就是「交易破裂」,瑪莉和約翰二個人都沒賺到。

然而,這樣的「戰略層次」的限制,是無損於本書作者提出「從說『不』開始」之談判主張,在「戰術方法」上的價值的。

首先,「不」字訣,是具有掌控戰場效果的。

說不策略的戰術方法價值~以希波戰爭為例

人們常說商場如戰場,既如戰場,我們就拿個戰爭的例子來說明,掌控戰場的重要。

西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率領五十萬大軍攻打希臘,面對波斯壯盛的軍容,希臘岌岌可危。

希臘聯軍先以擅長陸戰的斯巴達城為主幹,由斯巴達國王親率三百名精兵,開赴地勢險峻的溫泉關拒敵,由於溫泉關的關口陝隘,不利大軍作戰,只能作小規模的肉博,三百名精於肉博的斯巴達軍隊竟硬生生擋下了五十萬波斯大軍的攻勢,這就是有名的溫泉關之役,驍勇的斯巴達軍隊雖然全軍戰死,卻使波斯軍隊折損無數、士氣動搖,更為希臘聯軍爭取到寶貴的時間,當波斯軍攻下溫泉關清點敵軍陣亡者時,完全不敢相信,斯巴達竟能以三百人阻擋五十萬波斯大軍。

波斯軍繼續南進,希臘聯軍獲得了較多的作戰準備時間,再由擅長海戰的雅典領軍,引誘波斯大軍進入雅典南方的薩拉米海灣決一死戰,波斯中計,一千二百艘吃水重的大型戰艦被引入水淺的海灣,艦隊被打散,機動力大受影響,有海戰之神美譽的雅典海軍統帥提米斯托克利,領導聯軍不到四百艘機動力極強的輕裝艦,各個擊破波斯戰艦。波斯軍隊在海上補給線斷絕之後,只能倉皇的逃回小亞細亞。希臘遂獲保全。

希臘戰勝波斯的關鍵有二個,一是斯巴達選擇了有利於他的溫泉關和波斯軍進行他最擅長的肉博,一是雅典選擇了有利於他的薩拉米海灣與波斯軍進行他最擅長的淺灣海戰。

營造屬於談判者的「溫泉關」與「薩拉米海灣」

作者舉出了許多的要求談判者預先準備的方法,不外就是要營造一個有利於己的「溫泉關」或「薩拉米海灣」作為談判戰場。例如,在「可倫坡效應」的例子中,建議製造自己的窘態來打斷對方的防備情境;在「引導對方說不」的例子中,則透過逆向操作(欲擒故縱),塑造一個不在對方預想內的談判背景,二者的重點都是為了讓自己取得談判時的情境主導權。

其次,目前主流的談判哲學似乎是比較推崇「雙贏談判」的,這個談判理則會訓練出較多的「和平機器」。一方面採取「末日機器」態度的談判者,遇到「末日機器」對手的機率會下降;另外一方面「末日機器」剛好可說是「和平機器」的剋星,將可使己方在談判過程中獲得較大的利益。而這樣的「戰術優勢」在「雙贏談判」愈被強調時,愈有可能上綱變成「戰略優勢」。

「基本面」的「不」

簡單談完「技術面」上說「不」的重要性後,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基本面」上,說不的重要性。

擔任理律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多年,不管對自己而言或者對理律的律師群而言,在代表客戶爭取法律權益的過程中,透過談判為客戶爭取最大的法律權益,可說是理律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也是理律長期以來極其珍貴的經驗知識,特別是在複雜的跨國法律問題上,理律作為台灣歷史最悠久的法律事務所之一,透過跨國法律服務經驗,也在談判方法上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知識資產,這一點一直是理律引以為傲的優勢所在。

因此,我想就自己長期的法律工作經驗,從「法律」的角度,來補充一些個人對於談判問題的觀點。

愚笨的約翰

我們還是先援用傅利曼書中,「雙邊獨占」的例子。如果說,蘋果是瑪莉的,而約翰想買來自己吃,瑪莉和約翰在一起談判要用什麼樣的價錢來成交這顆蘋果?這時的情況較為單純,無論以什麼樣的價格成交,例如約翰用了九十九元買下他心中認為值一百元,而瑪莉心中認為只值五十元的蘋果時,我們最多只能說,約翰的談判技術實在糟透了,或者說,瑪莉的談判技術實在棒透了。即使約翰匪夷所思的花上一百五十元去買那顆對他而言只值一百元的蘋果時,我們也只能搖頭說約翰笨,或者揣測,約翰可能有「蘋果」以外的其他原因(例如他喜歡瑪莉想討好他)才會作出這樣的決定。不論如何,約翰有「權」做出這樣的「笨決定」,這只涉及「技術面」的評價,而與「基本面」評價無關。

違法或沒有法律效力的交易

但如果我們把這個例子作一些改變,則情形就不一樣了。假設三十歲的瑪莉手上有一包香菸,她想賣給十歲的約翰,那她的行為將違反菸害防制法第十二條:「販賣菸品之負責人或從業人員不得供應菸品予未滿十八歲者。」的規定,而會受到新台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的罰鍰(菸害防制法第二十四條),這時的瑪莉就沒有交易的「權限」,因為這個交易是違法的。

我們再來看一種情形,如果換成三十歲的約翰想向年僅六歲的瑪莉買一幢房子給,這時約翰也不能完成這個買屋交易,因為依法律規定年僅六歲的瑪莉無行為能力(民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其意思表示無效(民法第七十五條),約翰若想買瑪莉的房子,必須和瑪莉的法定代理人洽商,因為瑪莉必須透過其法定代理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民法第七十六條)。瑪莉和約翰單純的交易約定是無法成立的,因為這樣的交易沒有「法律效力」(和違法不同)。

非妥善商業判斷、背信與圖利

以上二種情形,都還不難判斷,因為違法的事不該做,而沒有法律效力的事做了也是白做。但如果我們再把情形複雜化一些就會更有挑戰性。假設瑪莉有一顆蘋果,約翰想買,而瑪莉委託南西和約翰交涉價格,這時南西可以用一塊錢出售瑪莉認為至少值五十元的蘋果嗎?依民法規定,南西對瑪莉負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之義務(在無償情形)或「善良管理人」的義務(在有償情形)(民法第五百三十五條),因此南西並非可以任意決定成交的價格,南西若違反這樣的義務,輕者負擔民事的賠償責任,重則構成刑法的背信罪(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

別小看這個問題,如果把瑪莉換成是一間股票公開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而南西是該公司經理人,這時擁有經營決策權的南西,就有可能會做出傷害公司(全體股東)利益的商業決定,在與對手談判時做出不該讓步的讓步,這就是前一陣子喧騰一時的恩隆案所點出的「公司治理」的問題。南西對公司實際上負有為「妥善商業判斷」的義務,這個義務既是一種「職業道德」,也是一種「法律要求」。

如果把瑪莉換成是政府,南西是公務員,政府和約翰簽好契約,要以一百五十元成交那顆蘋果,但南西同情約翰是因為一時糊塗,才會用一百五十買下對他而言價值僅值一百元的蘋果,於是南西允許約翰用一百元成交,南西有「權限」同情約翰嗎?或者南西與約翰是好朋友,南西於是把對政府而言價值五十元的蘋果,用三十元的低價賣給約翰,南西有「權限」這麼做嗎?這時的南西就有可能構成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的公務人員圖利罪。

因此,我們可以簡單歸納三個在「基本面」上必須說「不」的情境,即「對於構成違法的讓步說不」、「對沒有法律效力的讓步說不」以及「對不合於妥善商業判斷的讓步說不」。

程序面看「說不」策略的角色

在談完「技術面說不」和「基本面說不」的重要性後,最後我們從程序面來總結「說不」在談判中扮演的角色。

第一個工作:設定談判目標,亦即本書作者所謂的「談判使命」,任何一個談判的開始,談判雙方都必須設定談判的目標,談判絕不是為談而談,當然也不是為了打擊對手而談,而是為「目標」而談,採取目標導向的作為。

第二個工作:瞭解雙方的限制因素,亦即有什麼是不能讓步的,包括法律上的禁止規定、法律上必備的保護措施、對於股東(公司整體)應負擔的妥善商業判斷責任、公司的能力限度(包括財務能力、生產能力、行銷能力等)等等,確認出雙方不能讓步的底限是什麼,也就從而決定了可以讓步的部分是什麼。

第三個工作:綜合運用可能的談判方法,雖然本書一直強調以「不」為核心的談判態度,但事實上,個人以為作者並未全盤否定「是」的策略,例如作者很強調在「過程中」製造對手的舒適感,只是作者透過強化「不」的重要性,一方面是要使談判者不要忘記擺出「末日機器」的堅決立場,使得談判在「結果」面的利益向己方傾斜,因此作者想要點出的應是,「是」的策略應定為位戰術方法,而去為「不」的戰略思維服務。

對此,我個人則認為,對於基本面因素,「不」是一個絕對的法則,沒有讓步的空間,也不可能為了「皆大歡喜」的「雙贏」氣氛,而做出任何的妥協犧牲,但對於技術面的因素,「不」則是一個態度法則,「是」在這個態度法則之下,仍是一種策略作法,對於非關緊要的議題點或利益點,必要時提供「是」的妥協,也許更彰顯在「不」的堅持上,我們是立之以「理」的。

【2003 吉姆.坎普(Jim Camp)著《從說不開始》推薦序】
作者: 吉姆.坎普
譯者:季晶晶
出版社:商業周刊
出版日期:2012/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