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神藍佛 誰救那一家四口?

算算社福、教育投資每年兩千六百億的國防預算 值是不值? 重新分配資源 悲劇就少一點

常覺得,我們的社會似乎快變成了兩條永不交集的平行線,特別是在這熱鬧繽紛的總統大選時節。

一條線,高高的掛在九天雲外,在那頂端的政治人物都被漆上了藍與綠的兩種顏色,每日每夜重複著同樣的喧鬧爭騰,統獨、公投、意識糾結、家產家暴、權位名利……看似熱鬧,卻像極了一個虛擬的神話,每一尊綠神與藍佛,在意的只是如何爭得奧林匹斯山上那只象徵不世榮威的權力之杖,不沾一絲一毫塵間的汙泥。

另一條線,則深深的埋藏在地心深處,許許多多弱勢的平民百姓,身陷在那地底的幽府中,不論如何的呼號哭泣,都像是一陣永不見天日的沈悶嘆息,別奢望可以上達天聽,就算偶爾竄出了地面,也會被神佛們視為不潔的惡兆,又狠狠地被踹回地底深處。這兩條線,從不交集。

一家四口,在流浪數日後集體在中正紀念堂割腕喝農藥自殺,就如苦主所說的:「真的是走投無路、沒有退路,才會相約一起自殺。」我們這個自詡進步、富足與公義的社會,曾幾何時,可以把身處其中的人民逼至如此絕境?要知道,這家人的悲劇並非個案,每日攤開報紙,攜子自殺、燒炭自絕、引爆瓦斯傷及無辜…這些悲劇或導源於不景氣的經濟環境,使得當事人長期處在失業困局之中,生活無以為繼;或導源於不公義的社會環境,使當事人處在當權者的欺壓之中,心中怨憤填膺;或導源於日漸失序的社會治安,使當事人或被詐財,或因被地下錢莊逼債,而走上了絕路。當新聞版面登載出一次比一次激烈的自殺新聞時,只要是心中稍有良知的人,相信都會掩不住心中的那一陣絞痛,那都是這些無助的百姓,用生命為代價對社會發出的一次又一次的最後怒吼。

是什麼樣的絕地,讓那麼多人選擇走上生命的末路?千萬不要用「他們不努力」做為社會冷漠的藉口,他們不是不努力,而是社會根本沒有給他們「努力」的機會。若不是社會糾結在一片片的蕭條與混亂之中,讓這些人身陷各種無法名狀的絕望和悲哀的話,誰願意走上這極端的絕境。

而被我們選出來的政治菁英、人民領袖啊!你們的心不也是肉做的嗎?何以能夠就這麼無動於衷呢?難道要等到人民的淚泛成彌天洪濤,血滔成驚天駭浪的時候,才能讓你們冷若冰石的心稍稍撼動嗎?說真的,手掌國家公器,坐擁權力資源的政治人物們,你們知道自己的身上背負著多少責任與期待嗎?為什麼不善用你們那令人豔羨的力量,去幫助更多的人走出苦難的陰霾,去撫慰那些受創的靈魂!事實上,只要政治人物善用手上那把分配資源的利刃,多撥一些資源去照顧弱勢,很多的人間悲劇就可以因此阻遏或消解於未然。

舉例來說,筆者對每年兩千六百億的國防預算一直耿耿於懷,也曾多次撰文呼籲政府與社會各界,希望大家能認真思考,這龐大的支出,相襯於政府高築的債台;相襯於國內有待經濟投資來提振的低迷景氣;相襯於有待強化警力來遏止的犯罪增長;相襯於社會福利、教育投資、弱勢照顧等林林總總的施政項目,這高昂的國防預算到底值是不值?當政府設立了特定假想敵而不斷增高國防支出的同時,對那些禁不起失業、受害於犯罪的人民來說,假想敵兵卒未出,他們卻已倒地不起,這不是一件弔詭而荒謬的事嗎?國之內防(人民的基本福址、生命尊嚴)都做不好,還能奢求做好國之外防嗎?

我不知道這微弱的呼籲是否可能讓政治人物那高高在上的線軌斜向人間,但我總是抱著一點小小的希望,希望政治人物有一天能分出一些真正的關心給這些弱勢無助的人民,為著這些人民,善盡為政者的責任。人生在世,不過短短數十載,何必把名利權位當成生命的唯一價值,在政治人物的手上握住可以左右家國大事的權符的時候,為什麼不能向自己心中的良知負責,為什麼不能把「人飢己飢、人溺己溺」這八個字當成心中至高目標,善用手上的權柄,去建構更公義、公平、和諧、幸福的祥和社會呢?期待未來主政者的心能夠「軟一點」向著人民,這樣人民的生活依靠與生命力量也許才能「硬一些」吧!

【2004/02/28  聯合報 930228】

監護糾紛法律難窮盡

吳憶樺被強制送回巴西,筆者認為有兩個法律問題值得探討。

 

首先,在法律規定方面,我國是成文法國家,習於將複雜的社會情狀,用簡單的法條一舉涵括。就算法條可涵蓋大多數社會情況,依法判斷會出現「合理」的結果,但就是會有少數情形是,依死板的法條而斷,反而會造成不合情、不合理、也不合正義。

 

以吳憶樺案為例,關鍵就出在《民法》第1094條的規定。該條第一項規定,在特定情形(如父母死亡而無遺囑)下,法院指定監護人的「順序」。吳憶樺之叔並不在「順序」之中,而外祖母羅莎則在其中,依法律,法院即會先「認定」監護人是吳童的外祖母。

 

該條第二項則開了一個裁量空間給法院,亦即在「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時,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改定」監護人。表面上,法院仍可以按照吳童的「最佳利益」去決定監護人,因此決定結果不一定是吳童的外祖母,實則未必。因為在吳童這個案件上,法院是先認定了羅莎是「監護人」,而吳火眼想要「改定」監護人,則必頇負擔額外的舉證責任,要去證明選擇他是對吳童的「最佳利益」安排,或至少要消極地去證明羅莎是個「不適任的監護人」。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吳火眼在訴訟上的不利地位實相當明顯。

 

這樣的法律規定究竟合不合宜呢?呂副總統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8條為例,應是點到了監護權決定的重心所在,那就是「兒童的最佳利益」。明顯的,在《民法》第1094條的規範邏輯中,第2項所規定「兒童的最佳利益」在相當程度上將會被第一項僵化的順序所影響,很容易產生該公式凌駕於立法初衷(亦即兒童最佳利益)上,而產生本末倒置的現象,這一點是筆者認為該法值得檢討的地方。

 

其次,在法院判決方面,包括了幾個重心:

 

一,羅莎在「絕對的層次」,法院大致上是肯定羅莎是適任的。但羅莎的「絕對」適任,並不等於羅莎「相對」於吳火眼是較適任的。在這部分法院判決仍有著墨,包括從血親關係的疏近來論利益(吳童在巴西有兄長、有阿姨、有外祖母);從巴西的母系社會文化分剖對吳童的教養利益;認為吳童在巴西並無經濟匱乏之虞等等。唯法官這些相對比較,並沒有把吳童在台灣的情境做一文理上的對比,感覺上仍像是一種「絕對判斷」,似應把吳火眼照顧吳童的好處是什麼也加以說明,然後再做出比較的結論較合適。

 

二,有無徵詢吳童意願的部分,一審法官曾徵詢吳童意願,當時的吳童表現出願回巴西的傾向,然二審法官為免吳童陷入「忠誠」困境,即不再徵詢吳童意願,此點則有爭議。隨著吳童在台時間的累積,發生「感情移轉」甚至「感情離間」的情形,是極有可能的,因此,上訴審法官似應聽聞吳童表意後,再衡酌全案進行判斷。

 

三,是否要「將錯就錯」的兩難,法院大體上認為,吳童一開始被留滯在台灣,使其巴西外祖母的監護權受到侵犯,切斷吳童原來所習慣的巴西生活,吳火眼對此不無責任。這一點的判斷,筆者大體認同,但下一個難題則是,吳童滯台期間,情感認同、生活習慣已有轉移,再強行將之遷回巴西,則吳童必頇再做適應,對吳童而言,前錯的承擔,竟頇由無辜的他來承擔,這不能不說是遺憾。

 

最後,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話,反應在吳憶樺監護權的問題上顯得格外貼切。家務之斷已難,跨國的監護糾紛更難。

 

以1958年發生在瑞典的Boll案為例,荷蘭主張一位具有荷蘭籍的小女孩,應由荷蘭指派監護人;瑞典方面雖不否認荷蘭可以指派監護人,卻仍依其國內法,指派她的外公對她提供保護養育。

 

由於該保護養育牴觸到荷蘭所指派的監護人的監護權,荷蘭遂以瑞典違反《海牙未成年人監護公約》為由,向國際法院提出訴訟。該公約第1條即規定:「未成年人之監護,依其本國法。」也就是應該要按荷蘭法律來決定監護人。國際法院最後以「保護養育」和「監護」不同,判荷蘭敗訴。有趣的是,瑞典雖然贏了,卻也警覺到該監護公約會影響到內國的監護法律,不久後即宣布退出該公約。

 

這顯示出,監護問題非常複雜,法律往往無法窮盡,這時回到立法初衷做出「人」的判斷,就顯得極為重要,亦即在涉及兒童保護的法律案件中,「兒童的最佳利益」永遠都應該是最重要的考慮核心。

 

【2004-02-11/聯合報/A15 版/民意論壇】

監護糾紛 法律難窮盡(吳憶樺案 法理剖析)

回到立法初衷做出「人」的判斷,「兒童的最佳利益」永遠都應是考慮核心。

吳憶樺被強制送回巴西,筆者認為有兩個法律問題值得探討。

首先,在法律規定方面,我國是成文法國家,習於將複雜的社會情狀,用簡單的法條一舉涵括。就算法條可涵蓋大多數社會情況,依法判斷會出現「合理」的結果,但就是會有少數情形是,依死板的法條而斷,反而會造成不合情、不合理、也不合正義。

以吳憶樺案為例,關鍵就出在民法第一0九四條的規定。該條第一項規定,在特定情形(如父母死亡而無遺囑)下,法院指定監護人的「順序」。吳憶樺之叔並不在「順序」之中,而外祖母羅莎則在其中,依法律,法院即會先「認定」監護人是吳童的外祖母。

該條第二項則開了一個裁量空間給法院,亦即在「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時,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改定」監護人。表面上,法院仍可以按照吳童的「最佳利益」去決定監護人,因此決定結果不一定是吳童的外祖母,實則未必。因為在吳童這個案件上,法院是先認定了羅莎是「監護人」,而吳火眼想要「改定」監護人,則必須負擔額外的舉證責任,要去證明選擇他是對吳童的「最佳利益」安排,或至少要消極地去證明羅莎是個「不適任的監護人」。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吳火眼在訴訟上的不利地位實相當明顯。

這樣的法律規定究竟合不合宜呢?呂副總統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十八條為例,應是點到了監護權決定的重心所在,那就是「兒童的最佳利益」。明顯的,在民法第一0九四條的規範邏輯中,第二項所規定「兒童的最佳利益」在相當程度上將會被第一項僵化的順序所影響,很容易產生該公式凌駕於立法初衷(亦即兒童最佳利益)上,而產生本末倒置的現象,這一點是筆者認為該法值得檢討的地方。

其次,在法院判決方面,包括了幾個重心:

一,羅莎在「絕對的層次」,法院大致上是肯定羅莎是適任的。但羅莎的「絕對」適任,並不等於羅莎「相對」於吳火眼是較適任的。在這部分法院判決仍有著墨,包括從血親關係的疏近來論利益(吳童在巴西有兄長、有阿姨、有外祖母);從巴西的母系社會文化分剖對吳童的教養利益;認為吳童在巴西並無經濟匱乏之虞等等。唯法官這些相對比較,並沒有把吳童在台灣的情境做一文理上的對比,感覺上仍像是一種「絕對判斷」,似應把吳火眼照顧吳童的好處是什麼也加以說明,然後再做出比較的結論較合適。

二,有無徵詢吳童意願的部分,一審法官曾徵詢吳童意願,當時的吳童表現出願回巴西的傾向,然二審法官為免吳童陷入「忠誠」困境,即不再徵詢吳童意願,此點則有爭議。隨著吳童在台時間的累積,發生「感情移轉」甚至「感情離間」的情形,是極有可能的,因此,上訴審法官似應聽聞吳童表意後,再衡酌全案進行判斷。

三,是否要「將錯就錯」的兩難,法院大體上認為,吳童一開始被留滯在台灣,使其巴西外祖母的監護權受到侵犯,切斷吳童原來所習慣的巴西生活,吳火眼對此不無責任。這一點的判斷,筆者大體認同,但下一個難題則是,吳童滯台期間,情感認同、生活習慣已有轉移,再強行將之遷回巴西,則吳童必須再做適應,對吳童而言,前錯的承擔,竟須由無辜的他來承擔,這不能不說是遺憾。

最後,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話,反應在吳憶樺監護權的問題上顯得格外貼切。家務之斷已難,跨國的監護糾紛更難。

以一九五八年發生在瑞典的 Boll 案為例,荷蘭主張一位具有荷蘭籍的小女孩,應由荷蘭指派監護人;瑞典方面雖不否認荷蘭可以指派監護人,卻仍依其國內法,指派她的外公對她提供保護養育。

由於該保護養育牴觸到荷蘭所指派的監護人的監護權,荷蘭遂以瑞典違反《海牙未成年人監護公約》為由,向國際法院提出訴訟。該公約第一條即規定:「未成年人之監護,依其本國法。」也就是應該要按荷蘭法律來決定監護人。國際法院最後以「保護養育」和「監護」不同,判荷蘭敗訴。有趣的是,瑞典雖然贏了,卻也警覺到該監護公約會影響到內國的監護法律,不久後即宣布退出該公約。

這顯示出,監護問題非常複雜,法律往往無法窮盡,這時回到立法初衷做出「人」的判斷,就顯得極為重要,亦即在涉及兒童保護的法律案件中,「兒童的最佳利益」永遠都應該是最重要的考慮核心。

【2004/02/11  聯合報 93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