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美國 條約不簽,軍購免談!

針對台灣軍購問題,美國國防部官員羅斯說了重話。被解讀為倘若軍購不過,美國揚言不衛台。事實上,羅斯的發言,正點出了我們反對軍購的理由。

羅斯表示:「如果你們不能捍衛你們,我們不能協助捍衛你們」。亦即:「不軍購,不協防」。在這雙重否定的命題中,軍購案不通過,台海若有戰事美國定不出兵,固不待言。但即使軍購案通過,中共犯台,美國會不會出兵呢?現實上來看,恐怕還是不會。一則,台美間並無共同防禦條約,美國並無「協防義務」;二則,北韓核武問題美國都得看中共臉色了,世界上兩大軍事強權為台灣掀起世界大戰的機率有多高?

那麼《台灣關係法》呢?事實上該法中的美國義務,就像羅斯的解釋一樣只是:「美國有義務使台灣『有能力』維持足夠的防衛所需」,亦即美國有「選擇性賣武器給台灣的義務」。這與其說是義務,不如說是「權利」,因為賣什麼武器、賣多少錢、怎麼賣,都得美國挑,台灣能置喙處少之又少。

此外,據報載羅斯表示:「萬一敵人進犯,是台灣,而不是美國或任何第三者直接面對敵人。」這等於明說了,不管軍購與否,都得靠自己,中共來犯,美國都不會直接出兵,最多「間接」反應(如譴責、經濟制裁)。

若然,台灣人民就要想想,一、特別軍購的六千億或三千億,或是每年GDP百分之三(約為三千億),這些天文數字,在政府財政嚴重惡化的情況下,負擔得起嗎?二、若把錢移作教育、環保、經濟、社福上,又會產生多大的效用?三、依政府的計畫打算舉債軍購,我們怎有權利打腫臉充胖子,卻要子孫用幾十年攤還這些國防債呢?四、今天兩岸的情勢已大不相同,戰爭的機率有多高,值得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嗎?五、縱使要人民餓著肚子擠出這數千億的錢,至少,請美國或政府保證,軍購一定擋得下中共攻擊!六、或者,請美國揚棄「不軍購,不協防」的雙重否定邏輯,改與台灣簽署共同防禦條約,以雙重肯定邏輯告訴台灣「有軍購,必有協防」。

大者以力,小者以智。基於國家規模的先天落差,台灣軍力不可能勝過已躍居世界軍事強權的中國大陸,連追求平衡也不可能。政府或美方所說的「兩岸軍力失衡」,是先天上的失衡,不是買裝備所能平衡的!台灣與其把力氣耗竭在「如何在戰爭中抵擋中共」,和中共鬥力,不如把資源投注在「根本地消除兩岸戰爭發生的可能性」,用智慧掌握時局,為和平奠基。台灣的安全保證,不在於愛國者飛彈、不在於潛艦、反潛機,乃在於創造兩岸善意循環的基礎上。

最後,無須擔心美國官員說重話,在野黨更不可因此退縮,美方的重話代表他們很在意軍購的龐大利益,從談判角度言,這代表台灣有了更多的籌碼!何不請美國與台灣簽署共同防禦條約,表示協防的具體誠意,若美國肯簽,軍購才有幾分道理,也算是台灣外交的大突破(簽署正式條約,等於承認台灣的國際法地位)。倘美國不肯簽,那不正說明了,我們花大錢買武器,不但還是打不過中共,真的有事,美國也不會出兵,那又何必浪費錢呢?

請朝野政黨、全國人民,大聲地告訴美國,條約不簽,軍購免談!若政府鐵了心非買不可,也請詳說理由,而不要用空洞的「國家不能沒有國防」帶過。更請交代清楚軍購經費來源,萬不可不負責任地把債務留給子孫。

【2005/09/22  聯合報 940922】

法制的難題

對於台灣的法制發展,筆者有著很多的憂心,這幾十年來,台灣的法制發展,給筆者的感覺是可說是「形初具」、「實尚遠」。所謂形初具,指的是台灣的法律制度在形式上的建置,大體上可說是五臟皆俱,雖仍有一些細部的地方,進步的幅度是不夠的,比方說國際化的幅度、對人權的保障等等。但從結果論,勉可肯定。令筆者比較憂心的則是「實尚遠」的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法律、維護法制的層面上,台灣還有非常多要努力的地方,而且不客氣的說,這二、三年,甚至有倒退跡象。

「法制」二字,其實有個哲學上的難題存在,那就是,建立法制的目標,就是要減少「人」的因素,但難題所在則是,這個想減少人的因素的法制,其運作終究脫離不了人。脫離不了立法者、執行者與仲裁者,如果立法者立了惡法,如果行政機關刻意扭曲法律,這樣的法制就不再有意義;如果連司法者都把法律拿來作為腐敗交易的工具的話,這樣的法制更將淪為罪犯的工具。

然而,我國立法院的立法品質,一直被打了很大的問號,而行政機關,在政府首長的政治操作下恣意的曲解法律、扭曲法律的行事,更不在少,但最令我們痛心的其實是司法機關近來發生的一連串重大風紀事件,更讓司法系統面臨人民對之信心破產的危機。

法制,原該是人民安身立命的最大保障,卻被立法、行政與司法系統進行了三面汙染的時候,人民該如何自處?除了無奈以外,還有什麼可為可做的呢?教了一輩子法律的筆者真的很疑惑,能不能有人站出來告訴我們,我們該怎麼辦?該怎麼做呢?

【2005/09/15  中時晚報 940915】

法律人 對不起社會 由法轉政 治出了什麼樣的國家本業領域 爆多項重大風紀疑案 為他們交出的黑卷 向社會道歉

筆者的學長考試院姚嘉文院長一席法律人「宜室宜家」的談話,令筆者深深感慨。

的確,嫁娶法律人,在現今的社會中,不失為一個好選擇,因為我們的社會一直相當「厚待」法律人。十多年來,台灣社會富、貴、名、利的競逐中,法律人成果豐碩、不落人後。嫁娶法律人,從個體微觀的利益角度來說,當然是個好選擇,說法律人「宜室宜家」,一點也不錯。

然而,這不正是包括筆者在內所有法律人都該羞愧的嗎?社會如此善待法律人,法律人自己呢?又做了那些事回饋社會?法律人擔當政府要職後,治出了什麼樣的國家?

這段時間,台灣內政,彷若癌症末期一般,萬症齊發。桃園缺水,關「尹」何事?找了個經濟部次長下台便萬事均了?高捷泰勞不堪虐待,起而抗暴,政府能牽罪到六年前的BOT決議,執政黨的監督責任到那裡去了?泰勞案還可能牽涉不法抽佣疑雲,兩位主管表示下台負責,但事涉貪瀆,豈只是「政治責任」?下台是當然,但請同時交代出誰是有力人士。馬屁橋、馬屁試題,主政者丟一句誤導視聽、黑函汙衊就均安照舊?有沒有一絲自省?有沒有檢討自己「用人惟佞」,才會造成這股馬屁官風?

這些匪夷所思的辯護邏輯,被社會解讀為「律師性格」,不巧筆者正是做了一輩子的律師,說真的,筆者覺得有點冤,因為,這是詭辯,那裡是辯護。

以上是法律人「由法轉政」後,交出的治國成績。然而,法律人在本業領域交出的成績又如何?北中南分爆出司法官喝花酒、掩護瓜代囚犯、以案索賄的重大風紀疑案,許多疑案簡直就像是電影情節一般不可思議。而這些,竟是法律人的「本業成績」?

或許,其他自視持身清正的法律人,會覺得筆者的話太重了。我也覺得話太重了,要所有法律人概括承受「這些人」的表現,我也覺得不服;當社會上把律師性格妖魔化成為社會禍亂根源的代名詞時,我也覺得很不服。我很想為法律人申冤:法律人,真的不是這樣的!律師性格並非這些人表現的樣子,因為律師的細心、求實據、縝密思考的特質,應有助於治國才是。但攤開法律人在這些公部門領域的表現成績後,我只有默然禁聲。

況且,這些令人失望的「部分」法律人,往往也是我們這些自視安分的法律人的同學、朋友或師長、學生,如果他們當權的表現是如此不忍卒睹,和他們最近一圈的我們,多少也要負擔一點「縱容」的責任。就算被連坐了,於情於理,也算不得太冤。

如果我們這些師、生、友,吝於對自己在公領域交出的「白卷」甚至是「黑卷」,向社會道歉的話,就讓筆者來致歉吧。我也希望,在政府裡擔任高官的法律人也能站出來向社會道歉;也希望在大學裡教授法律的老師們,也能站出來道歉。因為,比諸社會對法律人的尊崇、善待,法律人真的太對不起社會了。

【2005/09/12  聯合報 940912】

律師性格與治國能力

近來,由於社會對當前律師出身的政治人物的治國成績頗感失望,而有許多律師性格不適於國家領導的批判。到底律師性格,適不適於治國呢?筆者想以律師的身分,作一些評論。

律師由於代表當事人利益,固然必須支持當事人的主張,但在支持的過程中,不但要了解當事人主張中立論堅強的部分,為了法律上防禦的目的,律師也要了解當事人立論、主張中不夠堅實的地方,不能昧於事實。

因此,在律師的養成過程中,「全觀」是一個重要能力,也就是律師必須洞悉是非、明曉損益,這樣的訓練對於治理國事,是有幫助的,因為擁有了「全觀」,才能做出精確、正確的判斷。

這樣的「全觀」由於二個因素,並不會在律師為當事人辯護的過程中「全部」表現出來,一則,基於律師倫理,律師會傾向不揭露對當事人不利的部分;二則,以訴訟為例,司法制度寓含了一種「平衡設計」,這平衡設計的大意是,當事人雙方皆有代其維護權益的律師,各別律師被賦予的資訊任務,就是維護己方當事人與指出對方當事人主張的弱處。當兩造律師都盡責地擔任這「各自片面」的資訊任務時,「平衡設計」所要達到的「充分揭露兩造一切的有利與不利」,以利法官或仲裁者裁判,這個資訊正義就於焉達成。

換言之,若律師在辯護表現上的片面色彩,其目的要創造的不是從單一方律師角度的半面正義,而是要透過兩造辯詰,也就是結合二個半面正義,以追求「全面的正義」。

當然,二個半面加起來等於全面,這個假設並非百分之百正確,律師也有能力良窳之分,這能力上的差別,就可能使其中一個半面侵蝕另一個半面,而使得全面正義的達成出現瑕疵,但這是所有「兩造辯護系統」都必有的先天瑕疵。也就是,制度性的瑕疵,不能否認其存在的可能。

然而,若以這種瑕疵的存在可能,遽以否定律師存在的價值,就失諸化約、過斷。這時,應該要問的是,「沒有律師」與「有律師」的制度,那一個的弊端更大?有律師時,平衡設計的目的有可能會有失誤不達的情形,但若沒有了律師、沒有了辯護程序,豈非意謂法官可以任意憑一己之認識,而為斷案?那樣,會比較「平衡」嗎?在那一種系統與制度體系下,正義比較可能伸張呢?

這時,我要再拉回到治國能力的題目上。

律師的「全觀」是一個「必備的程序」,但在代表當事人利益時,其並不一定會把這樣的「全觀」表現出來,也就是,他的表現會是片面的,這點,很難否認。

但是,若律師有機會成為國家領導人的話,他就是政務的決策者,這時的他,不再有另一個「律師」作對立面的資訊平衡者,他就必須忠實地把內心裡的「全觀」穩定地反映在政治決定、政策制定上。倘若,律師沒有讓自己轉換這樣的角色,仍舊把基於訴訟上防禦義務的半面揭露習慣,沿用在政事的判斷上,那就會是國家的一個災難。因為,並不存在另一個半面去平衡,領導人的半面就會是政治決定的全面。

換言之,律師的養成過程所培養的「全觀」,是有利於國家領導的,但後端的辯護角色所形成的半面表現,卻必須摒除。這是在我看來,律師性格與治國能力的關係。

【2005/09/10  中國時報 940910】

為全民擋下無謂的軍購預算

立法院新會期開議,執政黨將軍購特別預算從6千億下修到3千餘億,朝野政黨似乎有放行軍購預算的跡象,對此,筆者期期以為不可。不但3千億的特別軍購立法院要為全民擋下,且應一併檢討每年260億的巨額國防預算。

八○年代以前的兩岸情勢,與2000年以降的兩岸情勢,已大有不同。討論軍購問題不能無視於這些不同。

負債10兆經濟已垮
首先,10多年前的台灣國庫充裕,軍購不致形成嚴重的財政排擠,但今日政府總負債已破10兆,早有破產之慮,不自量力地擴充軍備,不必等到中共打來,台灣就會先倒下!前蘇聯就是過度擴張軍備,經濟支撐不下而瓦解。要知道,幾千億,或陳總統口中GDP3%,是天文數字,用來買武器,就必排擠社福、經濟、公共建設支出,嚴重削弱國家競爭力。且目前國防問題不在軍備,而在向心力,內政不修、競爭衰退的國家,會有好的國防嗎?

其次,或許今天的大陸政府仍不民主。但由胡錦濤所領導的政府,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50多年以來,最溫和、理性的政府。20多年前大陸採行了改革開放政策後,兩岸之間即便仍有齟齬,但從歷史的脈絡來看,卻是向和平方向發展的。或至少,和平是更可被期待的。
用「投資學式」觀點解釋,2、30年前,「備戰」與「和平」二個選項間,我們沒有把握,投資和平會比投資備戰正確,因為當時的大陸是軍事獨裁政權,投資「兩岸和平」,並無期待可能性。然而,今日投資和平則比投資戰備會更務實划算,朝向市場經濟發展的中國大陸,已走向不可逆的政治變遷過程,經濟利益對其決策的影響與重要性愈來愈高,一旦對台灣動武,將嚴重衝突其經濟利益,這將不利於其政權維繫。換言之,除非台灣立即宣布獨立,很難想像中國大陸會拿石塊砸自己的腳。

這時,與其花巨款買武器,不如僅維持最低限度的軍備,將資源集中於發展經濟、投資教育、開放交流,增加與兩岸在經濟利益上的交融,經濟互融愈深,中共動武顧慮就愈大,這才是最佳的國防之道。

第三,兩岸若真的開戰,台灣有多少勝算?連政府都不敢說買武器就擋得下中國大陸的武力,而是以「周」為單位,告訴人民,這些錢花下去,可以「擋幾周」。這豈不荒謬?花那麼多錢,還是會輸,只是晚點輸。為了這「晚點」二字,就要人民付出天文數字的代價?

唯有互依才能避戰第四,政府可能會說,晚點輸,是為了撐到美國介入。筆者要問,台美間簽了共同防禦條約嗎?美國給了台灣受犯時必然出兵的承諾嗎?若無,憑什麼要人民把命運寄託在美國不確定的意志上?換個立場來說,你我是美國人,美國政府有多大可能會為台灣和中共宣戰,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與中共玉石俱焚嗎?若美國只是有限度的介入,受害最深的還是台灣的人民。

最後,巨額軍購的一路邏輯錯在預期「必戰」,於是直覺地得出「必備戰」的結論。這是一種斷頭斷尾的井蛙邏輯。在尾巴部分,政府不管即使「必備戰」也不會贏。在開頭的部分,政府更忘了精算,與其「備必敗之戰」,何不把相對的資源力氣,對內,全力支援內政提升綜合國力,對外用來構建善意、交融、化異求同的兩岸關係。一旦兩岸產生利益互依的機制、有了貼合融洽的感情,就能從根本地消除戰爭的可能性。

陳長文╱陳勁甫
作者為陳長文為律師╱陳勁甫為元智大學資管系副教授、前國防管理學院決策所所長

【2005/09/08  蘋果日報 940908】

【專訪】磨難與眼淚 鐵漢律師重新定義堅強

【作者/劉佩修】(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鐵漢律師陳長文三次流淚,提倡人權的信念卻更堅定,他左手中指戴著哈佛畢業戒指,上頭鐫著「veritas」(拉丁文「真理」),彷彿時刻提醒他,要為心中的「真理」奮戰。

「這世界若沒有愛你的心與你愛的心,那你不過是一粒飄蕩的塵埃。」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合夥人陳長文的電郵(e-mail)後面,總會附記黎巴嫩文豪紀伯倫(Kahlil Gibran)的這首詩。

詩中的「你」,陳長文是指他腦性麻痺的兒子文文。今年父親節他發表一篇〈陳長文給愛子的公開信〉,至情至性,被讀者在網路上廣泛流傳。閱讀這篇充滿自省式父愛的文章,讓人驚覺,這位思維精準、冷靜犀利、有著可怕意志力的鐵漢律師,竟是如此溫柔。

他是重度障礙孩子的父親,是台灣最大律師事務所的掌門人,是台灣紅十字總會會長,也是往返兩岸最高學府的教授。時光推回十五年前,一九九○年九月,四十六歲的陳長文以紅十字會秘書長身分,與對岸紅十字會代表,在當時還是一級戰區的金門,簽署「金門協議」,完成海峽兩岸從一九四九年對峙以來,雙方政府首宗認可的共同法律文件,也使兩岸偷渡客得以用較為人道的方式遣返,大幅降低枉死事件。「金門協議」沿用至今,掛有紅十字旗幟的遣返船,仍在馬祖與馬尾間航行著。

這些身分看起來不太協調,他卻以同一種價值觀為主軸,認真扮演多元角色,這個價值觀就是——人道精神。

八月十一日,新科海基會董事長張俊雄主持上任後首次董事會,陳長文以董事身分發言,重提「大陸民眾在台灣地區繼承權限制,是違憲與違反人權」的論述。同樣的建議,十五年前,在國民黨主政時代的陸委會委員會,他也曾經提出。縱使執政者刻意忽略,執著的律師卻緊抓這個議題不放。

是什麼樣的信念支持他,為那些從未謀面的人一路奮戰?陳長文在新書《假設的同情——兩岸的理性與感性》(天下文化出版)中,給了一個答案。這是一本談兩岸關係的書,卻用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話開場:「在我們批判別人之前,先要有一種『假設的同情』。」為了讓這本書超越政治對人類社會的分類框架,他請來台獨理論大師、立委林濁水寫序,林也慨然應允。

人道理想:主政者下決定前應想結果

問他是否反戰?「我當然反戰,」這位曾出任國防部法律總顧問的律師回答。對他而言,兩岸關係今非昔比,「國防」的內涵是什麼?也要重新辯論思考。

他對戰爭的理解,來自父親陳壽人將軍(見右頁圖中)。

這是陳長文父母唯一的合照,也是父親留下的唯一影像。

一九四九年,陳壽人三十八歲,他與妻子及四個孩子從大陸撤到台灣,卻因為上頭一道命令,要他回到重慶繼續國共內戰。當時,大陸已經淪陷,父親卻受命去打一場有去無回的、不可能的一仗,留下年僅三十五歲的妻子與四個孩子,陳長文最年幼,當時年僅五歲。

提起父親,他停頓數秒,空氣霎時凝結。抬頭一看,眼睛含著淚光。

「呼……」終於,他釋放了情緒,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那是一場沒有意義的戰爭,不是嗎?那是非常非常沒有意義,這樣講是對爸爸不敬,我相信他當時有他的意義,但是現在對照各種說法,那一剎那是絕對說不出任何意義來。我難以想像,是誰做出這個決定,要我爸爸回去?他做這個決定時一定沒有想到,要我爸爸回去的結果是什麼?大陸淪陷了,這一批人為什麼還是要去打那最後一仗?如果做決定的人自己去,他的孩子要去,他會不會做這樣不理性不負責的決定?」

「那一剎那」指的是什麼?陳長文沒說。他為父親流淚,也為與父親天人永隔五十五年的母親流淚。

去年三月,陳長文的母親過世,整理母親遺物時發現,母親的抽屜裡藏著父親的信。一九四九年,陳壽人受命從台灣回到四川戰場,人到香港,轉至成都、重慶,一路上寫信回來,「他信裡說,多麼想家,說希望過些天就可以回來了……然後,就從此沒有再回來。好,是誰做出這個決定?」陳長文長吁:「而我父親,只不過是在那時刻被無意義的決定所犧牲的一個人。任何一個主政者,一定要非常負責任的去想,我當下下這個決定,它的意義和結果是什麼?」
問他是否去過忠烈祠看父親?陳長文淡淡地說:「偶爾。」「我曾想去探視父親陣亡的地方,但那好像沒有太大意義。父親陣亡令上面寫著,陣亡地點在四川邛崍山,還寫了什麼功勳等等,那是很諷刺的東西,你知道嗎?」

堅韌生命:發洩完後重回談判戰場

理律律師事務所首席資深顧問李光燾形容陳長文是個「有情有義,永遠追求正義真理的漢子」;與陳長文結識四十年,在他記憶中,他見過陳長文流過三次淚。兩次關於親人,一次關於理律。

第一次是陳長文的兒子文文出生,由於生產過程中腦部缺氧,醫生告知可能多重殘障,李光燾驚聞奔往陳府,見到陳長文淚流滿面。

第二次是去年陳長文母親過世,陳長文想起父親戰死沙場,想起母親辛苦拉拔四個孩子長大,原本壓抑的情緒,在追思禮拜家屬答謝時,突然潰堤,痛哭失聲。

還有一次是二○○三年底,理律員工劉偉杰盜賣美商新帝價值新台幣三十億元股票,得手後逃逸,留下龐大債務與外界對理律的連串質疑。理律經由內部討論,決定由陳長文與新帝公司展開談判。起初,由於新帝要求全額索賠,理律無力因應,雙方立場完全對立,幾乎談不下去;幾天後,雙方逐漸可以溝通,二十四天後,雙方達成協議,化解危機。

李光燾記得,事件發生後某天,理律與新帝談判觸礁,只能暫時中止,陳長文靜靜地起身,離開會議室,久久沒有回來;李光燾有點擔心,走到他的辦公室,輕敲後開門。辦公室內只開了一盞昏暗小燈,陳長文獨坐辦公桌後,兩眼直視前方,李光燾再走近一點,發現陳長文沒有表情的臉上,早已布滿淚痕,「我驚訝地發現他蒼老了那麼多。」李光燾安慰他幾句,回到會議室等待。

過了不久,陳長文若無其事般、充滿自信地走回會議室,繼續談判。當天也在談判現場的理律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李念祖,也看見他悄悄流淚後,仍能迅速整理情緒、回到談判桌上,掌握全局的能耐,「他情感豐沛,卻能堅強的處理事務,這,難道不是堅強的另一種定義嗎?」

法律事業:穩坐台灣最大事務所寶座

雙方達成協議當天,陳長文用「歷創的理律,美麗的珍珠」,形容理律一定會走出難關。

一年多後,再談劉偉杰事件,陳長文坦然許多。首先,三十億元的賠款,已經償還一半,理律的元氣已然恢復,今年連續第四屆獲得IFLR(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Review)頒發「台灣最佳法律事務所」的榮耀,理律的合夥人、資深顧問、員工人數,也持續增加中,穩坐台灣最大(指員工人數)法律事務所寶座,屹立不搖。

不過,理律還是在網站上公布「籲各界協緝劉偉杰」,願意提撥追回款項的五○%,鼓勵各界提供劉偉杰行蹤消息給各地治安機關。促使理律做出這項大動作的,是陳長文看到一篇談教育的文章,其中竟然有個孩子說最羨慕劉偉杰,因為他污走三十億元可以花一輩子。「這個孩子說他想做劉偉杰,給我一個啟示(指提撥追回款項協緝),那篇協緝的文章也提到,劉偉杰你應該回來,讓我們的孩子知道,你做壞事總有一天要被制裁。」陳長文說。

問陳長文,羅素所言「假設的同情」,適不適用在劉偉杰身上?

處世原則:假設的同情適用劉偉杰

他說:「有,無比的假設同情。我到現在還會想,為什麼他要做這件事情,從他的角度,一直想他為什麼會這樣?是不是他覺得在理律沒機會了?或者是我們關心他不夠?我甚至想,他拿兩億、三億元就好,為什麼要拿走三十億元?他是不是陷在一個水深火熱不可自拔的狀況?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只是他的道理是不對的。」

劉偉杰事件發生後,很多人看好戲,質疑理律會倒,但是理律沒倒,還能快速地重新站起來。曾有媒體形容,這是陳長文退休前的最後一役,但對陳長文而言,劉偉杰事件只是他人生「零星戰鬥」之一而已。

反戰志業:絕不讓父親白白犧牲

兒子文文的照顧與教育按計畫進行,劉偉杰事件的風險已經完全控制,母親也已經與相隔五十五年的父親在天上重逢。六十歲的他,想要做一些事,打一場追求和平的戰爭。

他大量投書,批評美國攻打伊拉克是「敲響聯合國架構下所建築的國際法秩序的警鐘」。他引用泰戈爾的詩「他把刀劍當作他的上帝,當他的刀劍勝利的時候,他卻輸掉自己」,呼籲政府走出軍備競賽的無底洞,應該窮盡一切避戰。他蒐集美國「反戰媽媽」(因兒子在伊拉克陣亡,因而長期紮營抗議的辛蒂.席漢)的資料,大力批評美國總統布希的荒謬。他也呼籲,即使反對台灣獨立,也應尊重並體諒他人選擇。冰山般外表下,他對生命有著火山般熱情。

陳長文自己形容:「對基本人權關心,好像狗吠火車般,感覺到自己有點走火入魔了。其實我很想不要去關心,那是一個矛盾。」

問他會不會覺得很累?他笑了:「所以我很希望我們的公僕能夠把國家治理好,我就不必關心不是自己的事情,那我就很輕鬆嘍!」問他是否意有所指?「我會罵人不帶髒字。」語帶詼諧與無奈。一會兒,他緩緩地說:「其實說真話,我有很多事要關心、惦記著,那是有點累的感覺。」

母親在世時,五十五年來,陳長文父親的照片掛在母親房間牆上,那是在南京孔雀照相館拍的,儘管父親神情溫柔,但就是沒人敢提起父親。母親過世後,陳長文比較敢面對父親,去思考戰爭與人權,他的能量彷彿獲得釋放,他的投書大增,好像沒有明天般急切。

埋藏在他內心深處的,是「不要讓父親白白犧牲」的願望。如果陳壽人當年打一場明知不可為而為的戰役,有一點點意義,那就是讓陳長文化悲憤為力量,以行動提醒世人,化戰爭為和平,不要再讓悲劇重演。

【2005/09/05 商業周刊第 928 期 940905】

【報導】專業、奉獻、親情 陳長文的完美平衡

(2005-09-03╱經濟日報╱副刊企管╱高希均 )

有人認為他是世界級的大律師,有人認為他是兩岸談判的第一高手,有人認為他是教學出色的大學教授。有人還記得他曾經名列全國高所得排行榜中,也有人注意到他花在公益與大愛事務上的時間相當多,也有人知道不管他多忙,他總保留周末的時間給家庭。

這些當然都是今天陳長文律師的縮影。他是國內外華人世界中規模最大的「理律法律事務所」的掌門人。

15年前,在他擔任海基會第一任秘書長的時候,筆者也是海基會的董事,得以近距離觀察他的才華,了解他工作的苦心,體會他忍受的委屈,更展現了他談判的長才。兩年多後,當他辭退海基會秘書長時,我們就感覺到兩岸關係再也難以推展,似乎不幸而言中。

值得慶幸的是,儘管他卸下了秘書長職務,他對兩岸關係的關注從未間斷。做為一個立足台灣的中國知識分子,怎麼可能對兩岸僵局冷漠以待?

對從不服輸的長文來說,只要有「結」,就要設法「解」。這是挑戰,更是責任。

因此,近年以來,他不斷公開地發表文章,引起海內外的重視。

長文的文章,真是文如其人,兼具理性與感性。他的文章值得細讀,是因為既能以「理」服人,又能以「情」感人;更充滿了細緻的文采、人性化的觀察、同理心的反思。

長文在一生中打過很多美好的仗。完全沒有意料到,最痛苦的一仗竟然發生在家門之中。

回到2003年10月。理律法律事務所發現留職停薪的劉偉杰,涉嫌盜賣客戶託管股票新台幣30億元,30億元的背叛,幾乎可以使理律破產。

在當時接受《遠見》的專訪中,長文說:「關門可能是損失最小的方式,但卻是最鴕鳥的方式。就因為一個人、一件事,35年(努力)盡作煙塵。」

他又說:「這次的事件,我們會當成一個學習。雖然代價很大,絕不會因此動搖我們對人、對事、及對社會的信任。」

「懷疑」或許是做律師的「天性」;可是,「信任」卻是陳律師的一個人格特質。

不到二年,理律又在信任「重建」中,昂首闊步,比過去更健康地站了起來。

在長文繁忙的工作中,他也能細心地照顧到家人,特別是年邁的母親與獨子文文。文文因出生時的意外,智力受損。這麼多年來,長文夫婦投入了一般人難以想像的愛心與時間培養文文。

令人感動的一幕發生在今年3月6日。

那天長文夫婦的獨女曉倩出嫁。結婚典禮中最後一幕是:長文夫婦神采飛揚地推著輪椅到了台上的中央,坐在椅中的文文,以高亢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清晰地發表了一篇不短的祝福演講(絕不輸給證婚人馬英九市長的致詞),最後他重複以「姐姐,我愛你,我祝福你」結束。全場數百位來賓報以久久難停的掌聲;掌聲也是送給文文的雙親。

長文具有強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強烈的愛國心與民族情。

他做人與做事的最高標準就是全方位的完美。他是一位完美主義者;更正確地說,他是唯美主義者。

在現實世界中,他能把律師的專業、社會的奉獻與家庭的親情取得完美的平衡,正是因為他有極大的智慧與堅持。

(作者是天下文化創辦人)

【推薦書序導讀】萬里之外的感謝—《飆夢太空的孩子:永不放棄的熱血老師、學生,一場與眾不同的太空營學習之旅》

【推薦書序導讀】萬里之外的感謝—《飆夢太空的孩子:永不放棄的熱血老師、學生,一場與眾不同的太空營學習之旅》

讀這本書,我想對作者遙寄萬里之外的感謝。我的孩子文文,是個有重度智能障礙以及多重身體障礙的孩子,我特別能體會,要教導這樣的孩子不容易,而更不容易的是,要在外界不理解的大氛圍下,執著地為這樣的孩子爭取權益、爭取尊重。但本書的作者憑著對教育的熱忱,憑著對孩子的信心,卻做到了。

本書作者為許多有著不同程度智能或學習障礙的孩子奮鬥不懈,為了幫他們爭取參加原來是為資優生設計的太空營,他和另一位特教老師飽受白眼、嘲笑與挫折,但卻一任無悔地勇往直前。他們用執著轉變了身邊對他們不抱希望的人的看法,他們用勇氣對抗那些「這些笨孩子憑什麼參加太空營」的□諷,他們用智慧克服了每一個橫在面前的困難挫折,他們用愛心、細心與耐心,教導那些「笨孩子」原來資優生才會做的事情,並以此燃起他們的信心。

終於,他們為學生們爭取到參加太空營的寶貴機會。

而這些學生也在這樣一個對資優學生可能沒什麼大不了、但對他們來說卻很「崇高」的目標–參加太空營中許多科學與數學的訓練–驅策下,有了許多成長與收穫。要知道,對許多有特殊障礙的孩子而言,連對一般人來說簡單至極的生活小事,他們都得花上十倍、百倍於常人的努力,也不一定能做得好,更何況是參加太空營,去學習、認識與操作那些複雜的儀器。

從這一點來看就不難理解,作者在爭取太空營的過程中所面對的困難有多大了。

事實上,除了書裡的真實故事,許多因緣際會的巧合、許多周邊熱心者的幫助、許多觀念守舊者的阻擾……這些波波折折的情節扣人心弦外(例如看到作者因著一個「巧合」從絕處獲得堅定的盟友,常會讓我也為之振奮),我有更深的感觸其實是,如果不是只有這兩位特教老師有這樣的愛心與認知,而是社會大眾,特別是手上握有資源、握有權力的人有這樣的愛心的話,那麼,社會可以為這些有特殊障礙的孩子做更多更多的事情,幫助這些有特殊障礙孩子的家庭,卸下肩上許多壓得他們喘不過氣的重擔。

我甚至常常在想,每一個掌握權力的達官顯要們,或者較有能力、較幸福的富裕家庭,家中都應該有一個有特殊障礙的家人,這絕不是詛咒,而是一個深切的祝福,這樣他們才能體會,他們手上的權力或資源可以創造多少弱勢者臉上的微笑;他們才會知道,沒有好好運用手上的力量造福人群是多麼可嘆的浪費。

如果他們家裡都有這樣的孩子,我相信政治人物就不會這麼輕易地浪費千百億的公帑,他們比較會用那些寶貴的經費去換取無數這些孩子的快樂、幸福,去幫助有這樣的孩子的家庭、父母,讓他們肩上的重擔稍稍卸下。同時擴而大之,善用手上的資源去幫助失憶老人、精神病患以及許許多多等待幫助的弱勢族群,並且將愛心推及世界,去協助開發較為遲滯的國家裡許多等待援助的人們。

而有能力的人也就會更珍視手上擁有的一切,會知道不斷累積財富金錢是沒有意義的,到死的那一天,沒有人帶得走一分一毫,何不好好運用自己所有的,去幫助受苦者取得溫飽、取得微笑?

很多人在權傾一時、富甲天下的時候總會有一種錯覺,覺得自己的生命好像是無限的,因此,好事以後再做就可以了。但實際上,人的生命遠遠比我們想像的脆弱太多太多了,不管你是布衣小民還是權傾一時的亞歷山大大帝,「那一時」總是說來就來,今天我們不能善用自己擁有的一切行善積福,臨到「那一時」,就只能抱著遺憾與羞愧而去。

讀完這本書,讀者會發現,作者不打算用文字刻意美化、浪漫化這些有特殊障礙的孩子,以及為他們奮鬥、爭取權益的點滴。誠如作者在〈序曲〉及第一章所說:「他們大半輩子都是邊緣人,有時過去受到的創傷會嚴重到無法平撫。這些孩子會考驗你的耐性,也會令你心碎。每個人的問題都沒有簡單的方法可以解決……當然,你試圖解救每個孩子,但有些情況非你所能掌控,老實說,有的孩子根本不甩你,也不希望你伸出援手。有的孩子情況好轉,有的孩子則每下愈況,實際情況就是如此。」

雖然作者「並不浪漫」地點出了真實的狀況,但對這樣的「真實狀況」卻做了一個讓我很感動的結論:「我們接受現實,但不會因此就不再關心這些孩子。」

這段話讓我很感動,而我也想藉由這個撰寫導讀的機會說一些自己的感想。我第一個要說的就是,有障礙的孩子也許人生會有很多坷坎,對父母而言,在他們的人生陪伴中,會遭遇很多挫折、考驗、傷心與懷疑,但孩子就是孩子,身上的障礙並不是他們的錯,他們絕不是一個「討債者」或「受罰者」。這一點,我一定要特別強調。華人社會受到一些民間信仰的影響,常會以為這輩子際遇不順的人必然是上輩子做了壞事,所以才會在這輩子受罰。有這樣的想法很容易會怪罪孩子,或怪罪自己。怪罪孩子的,把孩子當成一種羞恥,覺得家裡有這樣的孩子很丟臉;怪罪自己的,則會哀怨地覺得一定是自己上輩子欠了孩子什麼,這輩子他是來討債的。這都是迷信的無稽之談!也讓有身心障礙孩子(或類以狀況)的家庭,背負了更大的心理痛苦。實際上,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每一百個人當中,就會有兩個智能有障礙的孩子!百分之二是一個很高的比例,這表示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這些孩子都是社會的一部分。

有了這樣的孩子來到家裡,的確,父母親要付出比別人多得多的擔心、辛苦,但這和還債或罪過的輪迴沒有任何關係,我們必須尊重孩子,他只是有了與眾不同的「挑戰」。我們更要尊重自己,雖然比別人付出了難以言喻的辛苦,但那只表示自己比別人更堅強,有更大的毅力與耐心扛起這上天交託的擔子。

絕對不要逃避家裡有身心障礙孩子的現實,更不要無端地加給自己與孩子自卑與羞愧,甚至把孩子藏起來,怕別人知道自己家裡有這樣的孩子。

基於相同的道理,我也希望社會大眾(特別是較有資源的人們)給予身心障礙的同胞、弱勢族群以及他們的家人更多的關心與支持,並用同理心去體諒他們的處境。

我常在報章上用極重的措辭批評政府許多無意義的支出,用幾千億的軍購保衛國家?有多少人還沒等得及偉大政府的「保衛」,就已經被苦困的經濟活活壓死了!這些錢可以用來幫助無數類似的弱勢家庭,讓他們稍稍卸下壓得他們無法喘息的重擔,換得這些家庭難得的幸福微笑!買邦交、花錢打廣告美化政績、用千百億的公帑去蓋造無用的公共設施!看到本可用來救急救窮的錢,平白地被糟蹋掉,叫人怎麼能不生氣?

事實上,對家裡有身心障礙孩子的父母親來說,終其一生最牽掛的就是,當自己百年以後,留下沒有自立能力的孩子,誰去照顧?想到自己離開人世後,孩子將可能面臨的淒苦飄零,這是父母親心中最大的憂痛。此時,這些最最弱勢的孩子,這些父母親們心中最寶貝的一塊肉,就需要政府、有能力的社會大眾分去他們心中的憂懷。

也因此,我真的很希望所有掌握權力的人、擁有能力與財富的人,家中都有一個身心障礙的孩子或家人,這樣他們將能體會弱勢者的點點辛酸,也許他們才會好好運用自己擁有的資源與條件,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這樣的期待絕不是詛咒,而是祝福,對有能力的人的祝福,也是對弱勢者的祝福。也許唯有如此,孔子在〈禮運大同篇〉裡所描述「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理想才能實現。

陳長文, 2005年

《飆夢太空的孩子:永不放棄的熱血老師、學生,一場與眾不同的太空營學習之旅 A Smile as Big as the Moon》

作者: 麥可.科思耶Mike Kersjes、喬伊.雷登Joe Layden, 譯者:齊若蘭, 2011/05/01新版, 遠流出版

 

《愛因斯坦的孩子-永不放棄的熱血老師.學生.一場與眾不同的太空營學習之旅》

A Smile as Big as the Moon–A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His class, and Their Inspiring Journey Through U.S. Space Camp,  2005/09/01 原版, 遠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