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購舊思維 政治新災難

軍購舊思維 政治新災難

筆者很欣慰,軍購案迄今未被排入程序委員會,這可說是人民的一項勝利,然而,仔細觀察朝野政黨的態度,筆者對這樣的「勝利」卻難表樂觀,特別是目前阻攔軍購的國民黨,其阻攔,只是在價格、預算編法以及公投解套等枝節問題上徘徊,並申言,國民黨以前也支持軍購,言下之意是,因為以前不反,所以現在也不該反。筆者必須鄭重地指出:國民黨,你錯了!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說:「你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這句話,被詮釋為一個流變的哲學觀,用佛家的話來解釋就是:「變是唯一的不變」。當我們思考軍購問題,也應該要從這樣的「流變」觀出發,去思考數十年前軍購的「正確」,等不等於今天軍購的「正確」?

經濟取代軍事兼併

五十年前,當時的兩岸執政者都是軍事政權,和平,沒有期待可能性。於是軍事對立,就成為唯一邏輯。那時,台灣透過龐大的軍購以確保安全,可說有其不得不然。然而,嗣後的台灣開始了一路的經濟改革、民主改革,而對岸的中國大陸也在二十年前開始採行了改革開放政策,使其經濟制度開始向自由市場加速修正後,這樣的政策一直持續到今天。即便政治上仍不民主,但政權的理性程度與二、三十年前的軍事政體已是不能同日而語,「經濟發展」早已取代「軍事兼併」成為兩岸問題的主要思維,加上兩岸的持續交流,遂使得戰爭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和平更有期待可能性。
在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的經濟能力提升,國力的提升也支撐了其軍事能力,加上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先天條件,這些加乘的效果,使得中國大陸躍升為世界的軍事強權,這也使得兩岸的軍力結構迅速失衡,台灣已再不可能在軍事上獲致超越中國大陸足夠武力,甚至誠實來說,連平衡也不可能。以上現象構成了一個很有趣的表象矛盾,那就是:對台灣而言,軍事對抗的可期待性下降,但相反地,兩岸和平的可期待性反而上升。
關鍵的因素就在於赫拉克利特所說的「流變」,亦即,時代已大不相同了。而從這表象矛盾所反應卻正是「現實真理」。反觀,政府以及美國方面的軍購思維,則是先建立了一個假設--如果兩岸發生戰爭,然後在那樣的假設之下,去思考軍購問題。這樣的邏輯反而有嚴重的謬誤。
包括筆者,沒有人敢用上帝式的口吻說:「兩岸絕對不會再有戰爭。」但關鍵在於有二個問題,政府與美國均沒有交代,那就是:第一,戰爭的機率是多大?是百分之一還是億分之一?每年花數千億的國防預算去賭這個「機率」會發生,是理性?還是投機呢?第二,真的發生戰爭,機率變成現實,軍購就擋得住中共的攻擊嗎?
深思這二個問題,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很荒謬的情形,那就好比,有人擔心天下墜下的飛機會砸死他,於是傾盡家產打造了一頂獨一無二的超級頭盔要防止飛機砸他。很幸運的,他「賭」對了,即使機率如此之低,飛機還是砸中他了,但是呢?這超級頭盔仍然保不住他的性命。你會不會笑這個人很笨?如果會,那麼,在兩岸軍力已是「先天失衡」的情形下,我們的高昂軍購,不也約略是同樣的行為嗎?
這中間,筆者還省略了很多問題。包括,那個憂天杞人,可能還等不到飛機砸來,就已經因為家財散盡而先餓死了,甚至因為不自量力地大舉債務買頭盔,還得害他的子子孫孫要揹上無盡的債務、翻不了身。資源是有限的,政府必須謹慎分配,這不像支出一元的經濟建設、公共建設可能會帶來二倍的經濟產出,或每投資一元的教育,會帶來好幾倍的未來產出。六千億或三千億用來買武器,錢丟下去後,台灣除了空洞的「安全口號」外,什麼也得不到,不會有任何的回收。
與其假設戰爭之必來,而為螳臂之擋車,為何不致力於根本地改善兩岸關係,消除掉戰爭可能性呢?

作者為律師,政治大學兼任法學教授

(圖片/蘋果日報/軍購問題爭論不休,投機還是理性值得深思。圖為9月25日逾萬民眾上街頭「反軍購」。)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051027/2158650/

【報導】父親在國共最後一戰捐軀 他不解又不服 陳長文厭戰 理直氣壯

那場荒謬的戰爭,悶在他的心裡超過半世紀,「媽媽從來不講,哥哥姊姊也不講,我心裡有結,但怎麼說?說了只有增添傷慟…」陳長文說,父親在一場沒有必要的戰爭裡死去,「壯烈而悲慘,但我一生都在想,他到底為的是什麼?」

1949年,陳長文的父親陳壽人剛把妻子和四個小孩帶到台灣安頓好,然後接到一紙命令,又回到重慶繼續國共內戰,那時大陸已在中共手裡,「父親所參與的,幾乎是國共的最後一場戰役了…」。當然,這也是陳壽人的人生最後一場戰役,「我猜父親去的時候就知道他不會再回來,但是他能不去嗎?」在上位做決定的人永遠不會想到:把一個人、無數人送上死亡的前線,就意味著一個、一個家庭永恆的失去。

「父親是個長得多好看的人,是不是…」撫著父親的相片,陳長文勉強壓抑住即將激動的心情。這樣美好的生命卻因為一個沒有意義的agenda(使命)在38歲這樣風華正盛的年紀戛然終止,那年,他的妻子35歲,四個孩子分別是12、8、7和5歲;陳長文成了單親小孩,母親一個人把四個孩子帶大,「她沒有一技之長,一個女人是怎麼走過來的?再想下去,我心都痛了…」

父親的死是這個家庭巨大的禁忌,大家都不談,然而,陳長文心裡卻漸漸有一個聲音說:「不,不能沉默,一定要有人為這樣的荒謬負責任」。陳長文說如果真的是一將功成萬骨枯,「那萬骨的靈魂通通要站起來問:你帶我們打的這戰爭意義何在?」不交待清楚,「下一次,還會有讓萬骨無謂枯去的將軍跑出來」。

陳長文認為,人民選出政府就是希望政府保證不會讓人民陷入戰火,面臨親人離散、家園傾圮的命運,他的眼底滑過一抹憂傷:「每當政治人物輕易將戰爭懸諸口邊時,我就會想到我的父親,想到戰爭帶給我的母親和家人終生的至痛…」;陳長文說,如果政府真的盡了一切努力避戰,但戰爭還是發生了,「我會選擇支持政府」,但是政府真的努力嗎?他問。

因此,如果有一天,真的發生了戰爭,陳長文說自己既不會為中國共產黨去打一場統一的聖仗,也不會為民主進步黨去打一場獨立的神戰,「我會選擇遠離戰爭;我不會讓加諸父親和我家人的悲劇重演」。

【2005-10-09╱中時晚報第07版新聞臉╱彭蕙仙 941009】

修章程資助高鐵 航發會違法 如入無法之境 法治沙塔又一例 相關單位不應姑息

黎巴嫩文豪紀伯倫說:「你們樂於立法,更樂於破壞它們。如同海邊玩耍的孩子,不倦地搭建沙塔,再笑著將它們破壞。」這句話道盡台灣法治的窘迫。

航發會日前召開臨時董事會,修改捐助章程,增列「投資國家重大建設」為目的,並隨即依交通部指示將航發會持有之華航股票設質予銀行,得款新台幣四十五億元,用以投資台灣高鐵公司。對此,謝長廷院長表示,援助高鐵有其不得不然,如果這樣的政策違法,他負責。

對高鐵困境,政府有「見死不能不救」的考慮,我能體會。支援高鐵的決定或難謂違法,但修改航發會章程資助高鐵,則的確違法了。

一九八八年航發會成立時,筆者以法律專業代表的身分,出任首屆九名董事之一,對航發會的緣起、宗旨與使命,可說有著一步一履的參與情感與認識。在一九八八年之前,當時實質上替政府持有華航股份之二十七位股東,在早年艱困時空環境下慘澹經營,為華航打下根基後,由當時的董事長烏鉞代表全體董事,與筆者研究既能確保華航永續經營、又可提升我國民航事業發展之制度與各種方案後,決定依民法規定,由全體華航股東共同將持有之華航股份全數捐出,成立中立超然之基金會。該會捐助章程第二條明揭航發會之業務以「協助中華民國航空事業發展、研究及有關活動之推展」為唯一目的。

由上可知,航發會雖仍百分之百由政府主導,但性質上乃一公益的航空事業財團法人。在法律上,財團法人是一個目的導向的公益團體,依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財團目的係必要的登記事項。為貫徹捐助人成立財團法人的初衷,財團目的並非可任意變動,因此民法第六十五條設立了一個嚴格的限制,即:「因情事變更,致財團之目的不能達到時,主管機關得斟酌捐助人之意思,變更其目的及其必要之組織,或解散之。」換言之,要變更財團目的,其必要的先決條件必須是「原財團之目的不能達到」,這個條件不符,主管機關即無權變更財團的目的,遑論董事會。

依前述航發會原章程定之財團目的,實在沒有任何跡象可以告訴我們,該目的有不能達到的客觀情勢。司法院、法務部亦曾多次函文表示「財團法人不得經由董事會決議方式變更其章程」、「捐助章程不得任意修正」…這時,航發會董事會恣意變更章程,將「投資國家重大建設」增列為財團目的,其違法情事可謂萬分明確。

以上的分析,可以說是法律的ABC,筆者真的不解,航發會的九位董事(包括法務部次長,以及其他六位部會首長)難道不知?怎能枉法到「如入無法之境」的地步?

對於這種公然違法的舉措,絕不能禁聲姑息。筆者有幾個呼籲與建議:第一,請法院捍衛法治尊嚴,嚴格把關,依法裁定該章程之變動無效,對航發會違法變更章程應不予核准。

第二,依民法規定,董事(受任人)應負「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來執行職務。當航發會董事的違法放任有損於法人的不當決議通過,其中投票支持修改章程的個別董事,就要負起相關的損害賠償責任以及背信刑責。此外,相關部會官員沒有提供正確的法律意見給謝院長,誤導閣揆,也應當受行政之處分以及瀆職之刑責。

第三,所有從事民航發展的利害關係人,如航空公司(華航只是其一)、航空教育機構等,均應主動捍衛航發會三百多億基金的專屬用途。

千萬別讓紀伯倫的話在台灣一語成讖。不能坐視不管航發會董事會枉法決議,將法律沙塔化,一隨己意地任建任拆!沒有法治的民主是可悲的。

【2005/10/03  聯合報 94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