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國家地理頻道商周合作 陳長文MY NGC率先發聲

國家地理頻道與商業周刊合作推出「My NGC」系列,邀請意見領袖從觀看國家地理頻道的紀錄片,以不同觀點引發後續思考及解讀。九月邀請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陳長文率先發聲。(圖:國家地理頻道提供) //中央社
國家地理頻道與商業周刊合作推出「My NGC」系列,邀請意見領袖從觀看國家地理頻道的紀錄片,以不同觀點引發後續思考及解讀。九月邀請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陳長文率先發聲。(圖:國家地理頻道提供) //中央社

【大紀元2006年8月30日報導】(中央社記者黃慧敏台北三十日電)

國家地理頻道與商業周刊首度以跨媒體平台的報導方式,攜手合作推出「My NGC」系列,邀請台灣及亞洲各行各業的意見領袖擔綱,從觀看國家地理頻道的紀錄片,以名人不同的觀點與態度,引發後續思考及解讀。九月邀請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陳長文,率先為這個系列發聲響應。

陳長文介紹的五部紀錄片是:「關愛無國界-歐得和他的女兒們」、「微型殺手─世紀大流感」、「恐怖統治─人質事件簿」、「南亞大海嘯:劫後餘生」及「關愛無國界─烽火下的鏡頭」。 Read more

化解衝突危機 歷史站上陳瑞仁檢察官肩頭

唐朝詩人許渾在《咸陽城東樓》中寫道:「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雖是寫景,卻生動描寫了一種不安的憂念,而這種不安憂念,也正反映了台灣許多人們的心情。

倒扁靜坐箭在弦上,社會對立也不斷升高,讓關心台灣的有識者陷入兩難,一方面不容許自己漠視貪腐政權持續為禍,一方面又憂心群眾情緒過激,會有流血暴力、長期動盪的可能。畢竟,倒扁靜坐雖仍是體制內的民主手段,但終究有風險存在,參與者都希望不生事,但生事究非絕不可能。這樣的危機能否消弭,說來沈重,恐怕正懸諸承辦國務機要費一案的陳瑞仁檢察官之手。

若問我是誰逼得人民走上街頭要求總統下台?我的答案不是陳總統,而是檢察官,倘若檢察官無法以決心和專業取信於民,使得司法在政治爭議平弭的過程中「失能」,人民除了走上街頭還能如何?

從近來諸多政府弊案中,承辦檢察官在偵辦過程中消極遲步、劃地自限的作為,委實令人難以苟同。以偵辦台開案的許永欽檢察官為例,輿論即強烈批判其調查邏輯,特別是在民生寓所的搜索問題上,異於通常經驗法則地迴避搜索,如何讓人不懷疑其以身分作區別考量?

對此質疑,許檢察官以此乃北檢的「集體決定」推卸。這個理由更令人氣結,許君乃承辦檢察官,要搜不搜,若真有堅持,誰能動搖?並且在「集體意見」中,許君意見是搜是不搜呢?若本身即主張不搜,既為同流,就不必卸責於集體,若主張搜,身為承辦檢察官卻不能捍守立場,擔當勇抗,更無由卸責於集體。正是類此侵傷檢察正義作為,使人民難以信任檢察機關,以致失卻冷卻沸騰民怒,讓政治爭議有返進司法解決的機會。

但也正因如此,陳瑞仁檢察官的責任也更形重要。倘若在國務機要費一案中,陳檢察官能夠秉公明事,即時地完成公平詳實的調查,給國人一個清楚完整、合邏輯、可理解的調查交代,不但可以重振檢察機關在人民心中的信任,一場可能延燒的對立衝突,也有機會化解。

因此,懇盼陳檢察官能多擔勞苦,以全不設限、充分任事的態度,儘速還原國務機要費案真貌,若總統無辜,則速還其清白,但若總統確涉不法,即便依總統的刑事豁免權,不能在總統任期內據為訴究,也應將儘速地調查結果公昭於世,讓政治爭議能以客觀公正的調查結果為基礎,獲得平弭機會。

此外,國務機要費爭議已爆發近二個月,檢方卻遲未傳喚總統,筆者呼籲陳檢察官格外注意調查的時效性,一來,國務機要費的案情相對單純,單據報銷有無不法,稍加比對即可釐清脈絡,無由拖延;二來,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尤其在社會激情對立不斷升高的此時,檢察正義的儘速展現,已是唯一冷卻憤怒的管道,千萬不要等到群眾的憤怒越界,社會形成不可回復的重大暴力衝突,屆時縱有可昭公信的調查結果公布,為時亦晚。

歷史已站在陳檢察官的肩頭,全民都在屏息等待,陳檢察官在這台灣民主與司法的十字路口上,能否勇敢地作出足向歷史負責的關鍵抉擇。

【2006/08/29  聯合報 950829】

要不要越過紅線?

一個周遭親信涉貪的國家元首竟然仍可法相莊嚴地高坐廟堂,無視將近七成民眾要他下台的聲音,叫人如何不憤怒?正因如此,當龍應台女士說不捐那一百元,當李家同先生說台灣還有比倒扁更重要的事。部分人於是將憤怒擴散到他們身上。只是,不管認不認同,都應該尊重這股呼籲社會冷靜理性的聲音。

那麼,究竟該不該上街頭倒扁呢?以及,上街頭就能讓陳總統下台嗎?
筆者對於任何「體制內」的倒扁手段,不管是司法的或政治的(事實上二者並不牴觸),在態度上都是支持的,而街頭靜坐只要不生流血暴力,仍然算是體制內的方法。只不過,我對於「制度內手段」能否催促陳總統下台,是傾向悲觀的。

罷免與彈劾在法律與政治上的不可能,已不必論。倒閣倒的是閣揆,與要總統下台並無「直接」關聯。長期靜坐抗爭呢?其實,所有手段最後能不能成功,關鍵仍繫於陳總統的「羞恥心」尚存幾許?不管府前靜坐的是十萬或一百萬人,是靜坐一個月還是六個月,如果陳總統仍以絕不倒下的強人之姿,捍然抗拒民意,「制度內」就是沒有辦法讓他下台。換言之,真正的憤怒是根源於一個讓貪腐執政者下台的「制度出口」的根本不存在。

這時,已然怒火中燒的我們,要自問的下一個問題是,為了倒扁,我們要不要越過「制度紅線」。如果一百萬人集結總統府一個月後,總統置之不理,然後呢?恐怕就只剩衝進總統府或其他制度外手段的路了。

要不要衝進去呢?百萬人民不能等到靜坐一個月後再想,現在就要向自己問清楚。對此,筆者沒有明確答案,我只能繼續用預言的方式,來說說衝進去後的可能發展。衝進去後,我們可以瓦解陳水扁政權,但也同時將使台灣面臨全面割裂的危險,挺扁到底的群眾雖已是少數,但仍足以動亂社會。

另外,也等於讓台灣民主暴露於正當性空窗,因為接替的過渡政權,其以制度外手段取得過渡統治,能否再回到制度內,重建具有民主正當性的新政權,變數之多,實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一旦,新政權其民主正當性無法建立或受到質疑,台灣就很可能得要面對一段相當時期的政治動盪。

當然,如果大家覺得這「一段相當時期的政治動盪」(短則數年,長則二、三十年),也未嘗不是一個重要的「民主經驗」,因此這一代值得為下一代承受這段動盪的苦果,從長遠的歷史角度來說,筆者也沒有把握說「制度外手段」一定對或不對,因為西方許多民主國家,若從其數百年的民主歷史發展歷程以觀,制度外手段也常常是推動制度內進步的工具。我只能盡可能地提醒,制度外手段會造成的後果,乃至於痛苦是什麼。

要向已經憤怒到極點的人民,說出以上悲觀預言,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殘忍到,被告知的人民很可能會忍不住遷怒預言者。龍、李二人所承受的批判,其由亦在此。

但筆者與龍李二位意見不同的地方在於,雖然制度內倒扁手段,我對其「實效意義」(讓陳總統提前下台)傾向悲觀,但我認為這個行動仍有重要的「宣示意義」。因為,透過運動,我們等於在紀錄一個不向貪腐政權妥協的歷史,作出歷史的表態,並且透過這一段運動,可以讓台灣的民主鍛鍊得更堅強。

所以,筆者支持施明德的倒扁行動,並且也已捐出了百元,也不排除以公民身分,參加靜坐。但我還是要再三提醒大家,謹慎地考慮,要不要越過制度紅線?因為這是攸關台灣人民長期的、全面福祉的重要抉擇。

【2006/08/26  中國時報 950826】

後有…高高在上 冰冷判決

看到二位攜子自殺,子亡而己活的父母,經歷三審被判十一年有期徒刑的新聞時。筆者想到美國著名人權律師丹諾曾說的一段話:「舒適工作、坐領高薪的法官,如何能夠了解一般勞工的生活,和那些被債務壓得無法喘息或有志難伸者的想法?若對這些情形毫無了解,法官又怎麼做出正確的判決?」
自殺不對,攜子同亡更不該。的確,法官們可輕易地在道德上作出論斷、也在判決上作出重懲。但若法官們試著想像,面對了同樣困境,或會發現,這些人的選擇可能無多!

在舉家自盡案件周周月月發生的今日,若以為嚴刑峻法就能減杜攜子自殺的「歪風」。那就太膨脹法律的功能了。對行至窮途的父母來說,「親手殺死自己的子女」已是「最嚴厲懲罰」,他們雖然獨活了下來,但那椎心之痛將跟伴終生。

但從一審到三審的法官,竟都以一貫的維持重判,是因為不夠謙卑,還是沒有勇氣承認法律的有限,或者只是懶惰,在二、三審中不問就裡地維持原判?

筆者並非在為攜子自殺的行為辯護或覺得當判無罪。只是覺得,若法官能以同理心揣想當事人立場,或就會援用情堪憫恕的裁量,謙卑地宣示:「雖不認同攜子自殺的行為,但必須同時謙卑地認識刑罰在本案的有限性,我們相信承受喪子之痛的本案被告,已然承受更為嚴厲的心理懲罰,基於以上考量,酌予減刑,判處低於法定最低刑度的有期徒刑。」這樣一個帶有同情與自謙的判決,當比所謂的「嚴懲」要近於情理得多。

而從這一點也可以回頭反省我國的法學教育,似乎只訓練出冷冰冰的詮法機器,而沒有將溫暖的同理心與同情心灌注在法律人的思想之中。

最後,在該判決結果揭露的同天,很諷刺地,一位母親帶著可愛的女兒同赴黃泉,死時身邊僅遺下十元。看著報上刊出小女孩純麗的照片,社會對於這個小生命的驟逝難道無責?特別是那些坐領高薪還不知足,極盡可能納貪索賄的政府官員,讓貪腐毀壞社會的防護網,這些人才是真正的劊子手!而這也不禁「再讓」筆者想起,每年數千億軍購預算的荒謬,這些錢若能用作社福,可以挽救多少類似走上絕路的父母子女呢!

【2006/08/18  聯合報 950818】

難道檢察正義已死?

《淮南子.說山》有載:「以小明大,見一落葉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這段話說的是,透過對個別的徵象的觀察,可以推論並預估全體的現象。

近來台灣重要的報紙社論、電視媒體均指摘台開案承辦檢察官許永欽有放水吃案之嫌,繼之調改會網站亦出現了對許檢察官的十二問,質疑其辦案過程與方式充滿可疑。這是非常嚴重的指控,不但攸關許檢察官個人清譽,更關係檢察官全體形象,因此筆者一直在等待許檢察官站出來向社會釋疑,卻看不到具體正面的回應。

更令人遺憾的是,對於公意的責難,許檢察官不予具體釋明,但依報章所載,卻曾對調查局指稱「清查陳水扁總統台新銀行秘密帳戶資金,是偵辦台開案的檢察官許永欽交辦」一詞,急急撇清。令人難解的是,就算清查總統秘帳是許檢察官交辦,那又如何?那不是檢察官份所當為?對於輿論的再三批評,許檢察官惜語如金,但卻如此地擔心外界「誤解」自己交辦偵查台新秘帳,這中間的說與不說的尺度究在何方?這種的態度,又要人民如何相信許檢察官辦案心中未設上限呢?

就以調改會網站留言的第一問為例,許檢察官如何解釋,迴避搜索民生寓所的決定。這種嚴重違反經驗法則、辦案常態的決定,許檢察官(或依北檢發言人的說法,是北檢的「集體決定」)只以隱諱不明的主觀判斷,預設式地認定「搜不出所以然」即輕輕放過?若檢察官可以無視正常的經驗法則,任意擴張一己的主觀作為搜不搜索的權力依據,那麼,對一般的平民百姓,是否也應一體適用呢?若然,還需要搜索機制嗎?

司法院長翁岳生嘗言:「正義要看得見!」但觀諸許檢察官令人無法理解的辦案邏輯,檢察正義連要讓人民看懂都難,一個不被人民所懂的「正義」,又如何被看見呢?

筆者不禁要問,難道許檢察官要當預告檢察機關已死,檢察正義已若歲暮天寒的那片落葉、那塊瓶冰嗎?而筆者更要請問眾多仍存正義之心的檢察官們,你們還要繼續坐視人民對喪失對檢察機關的期待與信任,而仍「集體決定」選擇沈默不語、毫無行動嗎?

希望以上的疑難,均是對許檢察官的誤解。也正因為這樣的擔憂,筆者希望許檢察官針對社會所疑,公開地站出來向社會大眾擇重點逐項澄清辦案心證,不要再拘泥於「偵查不公開」與「法官勿語」,迴避社會檢驗,檢察官是人民的檢察官,人民有所疑,就該向人民解釋澄清,那是檢察官的權利,也是義務。

總統可以沒有,但司法正義、檢察正義卻不可以不存,因為一個不受正義約制、司法監督的總統,將是民主的大災難,這樣的總統,有不若無。事實上,台灣現就不正處在這樣的災難中嗎?

最後,套用台開案承審法官的話:「歷史會記錄下這一切。」台灣能夠汰除腐敗政客,樹立廉能政治,檢察官們的勇氣與態度厥為關鍵。值此台灣民主破毀或再生的關鍵時刻,職守社會正義防線的全體檢察官們,你們希望歷史如何紀錄你們?是正義的守衛,還是貪腐的共犯呢?

【2006/08/13  中國時報 950813】

兩岸雙贏全靠善意之鑰 【哈佛公益論壇系列二:謝長廷 V.S 陳長文】

商業周刊-數位學院-經典論壇 2006-08-12

哈佛公益論壇系列二:謝長廷 V.S 陳長文

(整理 \ 曾如瑩 )一開場,前行政院長謝長廷就說:「這是一個不容易談的題目,兩岸問題的複雜在於有感性的成分,不一定可以理性討論」,這話也正巧呼應了另一位主講人–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合夥人陳長文的新書《假設的同情–兩岸的理性與感性》。

儘管議題複雜難解,不過在兩位主持人–《商業周刊》發行人金惟純與立法委員李紀珠的穿針引線下,不僅台上辯論得熱烈,就連台下的立法委員林濁水、陸委會主委吳釗燮也加入討論。以下是精彩對談紀要:

建立和平共識 謝長廷:要先生存,才能求共生

主持人李紀珠問:兩岸如何達到雙贏?政策該怎麼做?請兩位主講人發表意見。

謝長廷答:記得曾在一九八七年和趙少康辯論,當時我就說,統獨不是目的,讓人民幸福才是目的,但是幸福很主觀,有人認為是經濟,有人認為是尊嚴與自由,所以最後還是應由人民來決定。

兩岸要共生合作,得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才是雙贏。如何達到呢?兩岸一定要協商談判,從台灣的觀點看,內部一定要先團結,分裂的台灣不可能在談判中得到利益。台灣現在有的共識,我認為是,第一,兩岸要和平;第二,兩岸的未來必須尊重人民的決定;第三,保護台灣的現狀;第四,反對中共用非和平手段對付台灣。

至於跟中共間,我認為在善意和信任的前提下,可以先建立「程序的共識」,並且尊重對岸的意見。再下來,就是「時間的共識」,兩岸不一定要現在解決,而是要等未來,雙方更有信心的時候。(陳長文點頭)

陳長文答:謝先生的主張,我百分之九十九贊同,的確兩岸是感性超越理性的題目,在我的書中馬英九的序提到,兩岸問題是不容易解決,但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們必須面對如何manage the scenario(管理態勢發展)的問題。

剛剛謝先生談到的主軸是善意!善意!善意!如何雙贏呢?其實存乎一心。有一個寓言故事,甲樹跟乙樹都面臨螞蟻的困擾。甲樹對乙樹說:螞蟻愛吃葉子,所以我的祖先讓葉子演化有毒,但現在我們的問題依舊。乙樹回道:我的祖先選擇分泌甜液,讓螞蟻喜歡我們,現在我們甚至一同對抗外來動物。所以面對對手時,你究竟要把它當敵人,還是當朋友?態度很重要。

現在的執政黨,對於一個中國仍有保留,但大陸和我們其實都有共識,要壓下激進意見,追求兩岸人民最高的福祉,所以不能光從台灣的角度看,要將心比心,思考大陸的難處。儘管有人說太天真或太理想化,但有其他方法嗎?

李紀珠問:兩位主講人都提到善意,但是方法卻不同,謝院長說共生要先求生存。具體一點看,你們兩位對軍購的看法如何?

陳長文答:如果我們不要軍購,拿這幾千億,去做社會福利、教育,或國際慈善活動,說不定反而能拓展台灣國際能見度。我認為,如果是六○到八○年代,兩岸關係是有你無我的情況,那時候勒緊褲帶都要買軍備,但現在兩岸局勢已經不同,風險不大。具體說,今天只有一個風險,就是修改憲法、更改國號及國土。現在國家財政狀況捉襟見肘,而軍購占預算很大的一部分,每天看報紙,台灣還有太多弱勢族群要照顧,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數學題。

如果真的要軍購,我建議軍備應該跟工業發展結合,推動潛艇、飛彈等自造,有助於造船、鋼鐵業等經濟發展,否則我堅決反對軍購。

謝長廷答:從和平主義來說,不要買武器最好,但是裁減軍購都是互相的。有人說時空改變,以前有必要現在沒有,但是大陸常常在變,如果它突然不懷好意,那時頓足捶胸都沒用。

也有人說,拿軍購的錢去辦營養午餐,那大陸不是更需要拿軍備的錢來做營養午餐嗎?何以它還持續擴張武備?我認為強者應該先表示善意,像是老虎與羊,老虎沒表示,你敢拆掉羊柵欄嗎?所以,共生的前提是自己要能生存。

杜絕分化內部 陳長文:選舉炒作族群,該黨紀處份

《商業周刊》發行人金惟純問:今天台灣面對的問題是,主政者有沒有根據全民的利益,引導議題到平衡點。合理的判斷有三種,價值判斷、事實判斷,還有後果判斷。我認為主政者長期強調價值判斷,導致降低大眾對事實與後果的理性判斷,請教兩位,台灣政治人物分化內部,是不是兩岸問題難解的原因,該如何處理?

謝長廷答:政治是零和的遊戲,確實選舉不利於共生,會撕裂人民情感,讓政治態度決定許多事情。但兩岸有歷史有事實的因素,要用同理心去理解,人很難超越自己的經驗做判斷,因此大陸會做出一些我們難以理解的事。但是政治人物是可以的,因此不要挑起情緒與仇恨,而要以長久利益為依歸。

陳長文答:過去政客混淆百姓對兩岸的看法,所以各黨領袖應該記取教訓,在選舉時參選人如果再炒作族群議題,就該黨紀處理。

金惟純問:謝先生,如果你主政,你如何凝聚台灣共識?

謝長廷答:我個人認為要超越自己、超越族群、超越自己的黨,堅持自己的信仰、哲學觀,有挫折也要講自己的話,如果只在自己身邊尋求溫暖掌聲,你就走不出去。所以要先走出去,才能建立一個長久架構。

李紀珠問:台灣問題是不知道自己定位。舉例來說,台灣說自己是民主模範,但我們看到的是台灣不承認大陸學歷,為的是怕他們回來當公務員怎麼辦?如果對民主有自信怎麼會怕,這不是沒信心嗎?再談經濟,台灣怕邊緣化,怕小經濟體如何對抗對岸,這也是沒信心。

謝長廷答:我們確實可以更有信心一點,可以更開放一點,但兩岸政策是屬總統職權。至於是否對大陸投資太多,這在專業上可以做些管制,不是說開放就不管制。台灣比中國有優勢的地方,就是民主的柔性國力,台灣民主成功,大陸爭取民主時才有模範,大家要對民主更有信心。

陳長文答:學歷開放問題,從情理法都沒有任何理由不開放,總統沒權利說他不承認大陸學歷,最近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不承認是違反教育部法規的。至於如何凝聚共識,我認為自己要有格,尤其是政治人物,堅持自己的看法,謝先生說因為如此離開政府,我覺得悲哀。民進黨的菁英,有自己的想法看法才離開黨,這樣的黨要檢討。

兩岸要有信心 陳長文:百姓有共識,統獨都有可能

金惟純問:最近一年多來,北京改變做法,進口台灣農產品、開放觀光客來台等,積極拉攏台灣中下階層,你們如何看待大陸這樣的改變?

謝長廷答:這番調整,表示大陸比以前更有信心。但基本上,如果能移去飛彈威脅,給台灣國際空間,才是對台灣人真正好,其他都是略施小惠。對岸訴諸台灣人民,對我們是個挑戰,是應該肯定的,不過大陸的民族主義與權力鬥爭,則是我們擔心的。

李紀珠問:今天民進黨立委林濁水也在現場,因為你對兩岸問題著墨很深,是否也請你發表一下看法?

林濁水答:兩位看法都很精彩,我看差異是在軍購問題上。我也贊成軍購,不過我贊成的理由是這樣,我觀察,中國對內統治是不理性的,對外則比較理性,例如看它處理澳門與香港的回歸問題。所以,如果大陸可以輕鬆拿下台灣,它就不必理性,反之則會趨於理性。

另外一個心得,我最近讀英法百年戰爭,從十四世紀打到十五世紀,肇因於英國國王在法國諾曼地的領土,也可以說是統獨問題,兩國直到一八○二年,花了四百多年,英國才簽約放棄土地,反觀台灣,才一甲子的時光,怎麼可能馬上解決。就這角度,只要尊重對岸想法,但也不須急著宣示一個中國,讓對岸天天朝思暮想,時間會自然解決這個問題的。

陳長文答:我回應一下林濁水先生。林先生幫我的書寫序,這序有一句話:「雖然陳律師的論述未能說服我,但是他的構想、論點尤其是分析方法,和我有非常接近的地方,所以終極目標我雖不如陳律師樂觀,認定兩岸之間可以達到共識,但對打破溝通的障礙、化解誤會的對立,從而尋求互惠和平之道,增加信心。」我想就用這段話來做結。

制度比國家認同重要,兩岸局勢已經比過去緩和,只要兩岸的老百姓有相同共識,獨統都有可能。雙贏的籌碼在嗎?百分之百在,台灣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從獨裁威權到民主,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又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調和,台灣要更有信心。

主辦單位:商業周刊 中華民國哈佛大學校友會

http://e-academy.businessweekly.com.tw/e

(索引) 公益的真諦

公益的真諦
語文 中文
內容註 歷史上最大的一筆公益捐款(McNeil Jr., Donald G.文 Lyman, Rick文 陳靜妍節譯)頁86-87
行善不落人後的蓋茲太太(Lohr, Steve文 Storm, Stephanie文 呂玉嬋節譯)頁88-89
留什麼給孩子?(陳長文)頁89-90
只捐錢 不算做公益(吳宗璘採訪整理)頁90-91
本刊其他篇目查詢 講義
系統識別號 A06066246

勿將貪腐,過諉智障

拜讀桑品載先生「貪腐猜謎,社會集體智障」一文。筆者能體會桑先生對國事的憂憤,也相信桑先生的本意不在於貶抑智能障礙者。但包括文章的標題(也許不是桑君下的),以及行文的內容,仍然會讓包括筆者在內的智障者家屬,感到受傷。對此,筆者希望社會大眾能多以同理心去思考智障者及其家屬的感受。

事實上,執政者的貪腐,與「智障」二字一點關係也沒有。那些位居廟堂貪汙的政客,都是智能健全的人,他們令人不齒之處,非在智障,而是「良心障」,泯去良知、誤國誤民,最是可恥。把他們的行為比喻為智障,實在是汙辱了智障者的清白(這不是「修辭」,這些政客真的不配與智障者相提並論)。其次,就算要計較選民容貪納腐的消極責任,令人可恥政客也都是智力健全的我們選出來的,智障者可沒有投票給這群人!

換言之,智障者從無過犯,「社會集體智障」這樣的內容與標題,間接意涵犯錯者都是智障者,實不公平。

身為智障者的家人,筆者常常感慨,社會對智障者確然存在著根深柢固的歧視。這讓我想到伊朗有句俗諺:「如果看見盲人,不妨踢他一腳;憑什麼你要比上帝更恩待他?」換言之,上帝都對他那麼壞了,你幹嘛要善待他?很可怕的邏輯對不對?但真的有很多人在不知不覺中用同樣的邏輯傷害無辜的不幸者。

不要以為智障者感受不到歧視,他們只是沒有能力反駁而已。可是身為智障者家長的筆者,卻不能不代表為他們說句公道話,筆者曾接觸過許多智障者,每個智障者背後,都有一個辛酸的故事,他們和他們的父母親人經常得在社會不公平、失責冷漠地大環境中,奮力掙得安身之地,有時也未必可得,對於這樣弱勢的一群,千萬不要再在他們的不幸的傷口上撒鹽。

而另一方面,我所接觸的這些智障朋友,事實上他們有著如天使般的簡單真純,對比我們這一群斤斤算計、汲汲營營的智健者,其實真正該反省的是我們!因此,筆者誠懇的請求大家不要再把「智障」用為一種對人犯錯的負面辭彙。請先從用語上試著尊重、體諒智障者,盡可能地鼓勵他們,而不去傷害他們。況且,如果以人心的清白純真與否,做為論罪加難的標準的話,大多數的智健者恐怕是千百倍地不如智障者。換言之,智健者實在沒有什麼立場與資格去貶損、歧視智障者。

最後,容筆者再次重申,這篇文章不在於責備誰,只是希望社會給智障者多一些的體諒。讓「智障」一辭,成為一種鼓勵語,而不是負面的辭彙。

【2006/08/07  民生報 95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