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與人生】一個天堂行囊

這一周我選的書是,卡蘿.柏格曼(Carol Bergman)等人所寫的《就是要活下去》(Another Day in Paradise)。

曾經聽過一個故事,在一場颶風侵襲之後,無數海星被沖上了海灘,正在死亡邊緣掙扎著。一個小女孩默默地站在海灘邊,把海星一隻隻的撿起,然後丟回海裡頭。一位路過的年長者問她:「妳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呢?相對於千萬隻將死的海星,妳救的數百隻海星,又能代表什麼呢?」

小女孩張著她天真的大眼睛回答道:「但對於我所救的海星來說,那代表牠的一切。」
面對這個世界上,因為天災、戰禍、疫病所引起的無數苦難,說起來,人道援助工作者所能做的,看起來似乎代表不了什麼。但是,這些人道援助工作者卻從不氣餒,因為他們知道,對於被他們所救所助的災民來說,他們所做的,就代表「一切」。

就如同書中的紅十字會人道援救工作者菲力浦.蓋拉德(Philippe Gaillard),在1994年盧安達種族大屠殺所見證的。在他所服務的臨時醫院,援救了九千個人,相對於一場短短三個月之內屠殺了將近百萬人的戰事而言,這九千人不過是滄海之一粟。但對那被援救的九千人來說,那就代表了一切。這「一切」正是人道工作者,刻刻追求的目標。

本書蒐集了站在人道援助第一線天使們實際的親身體驗,在這些故事中,我們看到了富裕社會所看不見,或者精確地說「所故意看不見」的人間煉獄。但諷刺的是,真正的「天堂」卻從不曾從煉獄的世界裡撤守。

這些天使把「天堂」收成一個心靈行囊,離開舒適家園,冒著生命危險,一任無悔地前進到煉獄,然後打開那「天堂行囊」,取出了螢燭般的微光,「不自量力」地想要照亮黑暗的人間煉獄。但正是這份不自量力,讓世界,即使在最痛苦的角落,希望的脈流仍不斷止。

而這群人卻又謙卑地令人心疼,他們說他們並不勇敢,因為他們經常在看到人們受到許多苦難後,無法自抑地痛哭流涕;他們說做這一切其實是為自己,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心安;他們說,請不要用「英雄般偉大」等字眼來描述他們的工作,只需要說他們已經精疲力竭就行了。但,正是最勇敢的人才會為他人的苦難流淚;正是最無私的人才會為心安付出行動;正是真正的偉大英雄,才為了人道援助工作,把燃燒自己到精疲力竭。能夠推己及人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天堂並不是一個場所,而是一種情操、一種態度、一種期待。天堂指的正是這群人道工作者的聚合與付出。有了他們,人類世界就有了光采。

【2006/10/31  民生報 951031】

該憂心軍購排擠了弱勢

最近讀了江元慶先生寫的《司法無邊》,書中描述一件纏訟二十七年仍未結束的案子,三位被告一生都被困在緩如牛步的訴訟程序裡,家破人亡、聲譽盡毀。何以如此,除了法官、檢察官缺少同理心外,作者在書中提及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司法資源不夠,使得法官和檢察官們承載了超出個人所能負荷的案件量,審案想不延宕也難!

「我的學校不見了,上學好難」這是遠見雜誌九月份的專題,由於教育經費的短缺,裁併小校以撙節經費即成為政策選項,但代價是,許多住在偏遠地區的稚齡學童,每天得多花上一個多鐘頭的通勤時間,稚齡的他們翻山越嶺,「上學真的好難」。

自殺的數字日日創高,舉家自盡的案例已不勝枚舉,憂戚之士不斷地提出沈重的警語,社福資源不足、社福政策落後,使得許多家庭,在經濟不振的衝擊下,得不到社會的援助,而被迫走上絕路。……
 
各位讀者、各位朝野政黨領袖、政府官員,我真的很想請問,各位真能摸著良心,俯仰無愧地告訴那些被司法冤纏的、被裁掉小學的、被經濟逼死的無奈人民。每年數千億的軍費,「沒有排擠財政」!

說起來,實在無法不沮喪,對於反高昂軍購,筆者在媒體上投了不下十篇投書,但言者諄諄、聽著藐藐。民調中總有高達半數的人民與筆者抱持相同立場,但奇特的是,國會裡除了少數個別立委,我們從來聽不到代表這半數人民的聲音!民進黨與台聯已不必論,國民黨與親民黨卡住軍購案也不是因為實質上地關心民生預算的被排擠,而只是關切「程序」問題,甚至只是用來「懲罰」執政黨破壞朝野氣氛。

我們看到的「朝野共識」,是要把現在的國防預算規模從GDP的二點三一%上調到三%(等於大幅上調達三十%)!並將之稱為「合理」!以今年中央政府總預算為例,國防佔總歲出比例高達十六%,每年約三千億,卻還要大增三十%。這個理,到底合在那裡呢?國際定義我國目前各級政府負債已達五點二兆,逼近GDP的五十%,倘若再加上甚他隱藏負債則恐超過十兆元。已對政府財政形成嚴重威脅,這些負債都不用還嗎?

一位美國外交官員的威脅,朝野就失了主張。美國外交官關心本國政客商人的利益並不足為奇,但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容易就被嚇倒、被綁架呢?就算就外交政治的現實來說好了,美國的外交重話,對陳水扁總統不知說了凡幾,但陳總統不也安之若素、泰然而處嗎?要知道一則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操作上,台灣仍有其無法忽視的戰略利益,不容輕易棄守;二則,美國在台灣外交關係的拓展上,本就不曾積極關心協助過;三則,美國所謂的協防,在台灣關係法中本就只是以「賣武器」為主要內容,協防降等,能降到那裡去?

換言之,美國的立場我們固然要在意,但其侵犯內政主權的逾距發言,政府沒有嚴正駁斥已屬軟弱,至於所謂「螺旋下降」的威脅後果,又何須太過驚慌呢?其他反對高昂軍購的重複論點,筆者已無力再說,因為說了也得不到主政者的回應。我只是卑微地想請這些人民的公僕們、人民選出的委員們、政黨領袖們,想想弱勢人民的處境!可否假想巨額軍購的費用是出自從你們自己口袋?可否問問,我們要照顧的到底是誰的利益?是美國的利益,還是那些活不下去的台灣人民的利益?

【2006/10/31  中國時報 951031】

受虐兒遭排擠–走出歧視弱勢團體的問題迴圈

陳長文 (法學教授/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

引言一環環相扣的迴圍

報載,台中市政府委託「張秀菊社會褔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經營的社褔團體「向陽之家」,於今年五月買下台中市后庄路「陽光花園」社區內兩棟透天厝,希望讓十五名身心受創的受虐兒在此重新出發。然而社區居民組成的管理委員會則以向陽之家違反《社區規約》所規定之「保持高格調之社區品質」為由,堅拒受虐兒進駐。

要評論這個事件,必須先建立一個概念:社會問題是一個環環相扣的迴圈。換言之,看似獨立的個別事件,其實牽連諸廣,很難從單一面向即可清楚理解事件的所由與所解。就如同台中市負責收容受虐兒的社褔團體「向陽之家」被社區居民排斥之事件為例,其牽涉的問題層面不只包括法律,還包括政府政策、資源配置與社會觀念,容筆者在這篇簡短的文章中,試著以簡單的方式一一討論。

 

簡單的法律分析

依報載揭露資訊以觀,首先,社區規約中所定之「保持高格調之社區品質」為一抽象規定,區分所有人(向陽之家)在專有部分(其所購置之透天厝)內收容受虐兒,並不能解釋該行為構成規約之違反。

退一步言,縱使社區規約限制專有部分的使用範圈,明文規定不得作為收容受虐兒用途。則該一規定亦有過度侵犯區分所有人對專有部分的使用權之嫌,亦難認該規約規定為有效。

再者,社區規約的法源乃《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惟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四條規定:「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應協助兒童及少年之父母或監護人,維護兒童及少年健康,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對於需要保護、救助、輔導、治療、早期療育、身心障礙重建及其他特殊協助之兒童及少年,應提供所需服務及措施。」復依我國憲法第七條平等權、第十條居住遷徙自由以及第一五六條實施婦女兒童福利政策的精神,對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解釋允應不違憲法並與兒少法為調和,若無法為合憲解釋,則其規定亦因抵觸憲法而無效。

綜上所述,陽光花園社區管理委員會之主張,在法律上恐難成立。

 

從政府角色與社會觀念的角度觀察

實際上,向陽之家的受虐兒受到社區民眾的排擠,並非個案。以近三年內的案例來看,即曾發生有2003年「台灣啟智技藝訓練中心」進駐桃園縣中壢市北帝國社區被阻事件;2004年「北縣康復之友協會」在新莊市台銀頂好社區設立精神復健機構遭民眾持續抗議事件;2005年的「台灣關愛之家」在高雄市三民區成立愛滋病收容中心引起居民抗爭等等事件等等[1]

這些頻繁的抗爭,對弱勢團體進入自身生活圈的反抗,在在顯示了,類似的問題,不只是單純的法律問題,也包括了社會價值觀以及政府角色扮演等面向的問題。甚至我們可以這麼說,要單純從實證法律中進行分析,反而是最簡單的,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居民不該排拒、也沒有權力排拒特定弱勢團體以合法管道進駐社區的結論。然而,這個法律結論作出來之後,就會解決類似的社會問題嗎?若作如此想,似乎就顯得天真了一些。這是我們為什麼必須進一步地從社會觀念與政府角色的角度深入思考的緣故。

首先,身為多重障礙兒,或正確地說「多重挑戰兒」(我不喜歡「障礙」這個辭彙,正確地來說,這些孩子,應該說是在身心發展的過程中,要面對一些與眾不同的特殊「挑戰」)的家長。如果你要問對類似事件的感受,我可以毫不猶豫地告訴你,我很痛心,我覺得這些居民缺乏為他人處心設想的能力。

然而,真要釐清問題發生的究竟,單單從這樣的感性的、單一角度出發是不夠的。英國哲學家羅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曾說:「在我們批判別人之前,先要有一種『假設的同情』。」羅素的這句話,可以提供我們討論受虐兒遭排擠問題一個很好的參考。

 

假設的同情

說的更具體一點就是,對於不同意見,我們要先用同理心去理解,在那不同意見中有些什麼東西是可以同意或相信的。只有到了這個時候,才可以重新採取批判的態度,但這樣的批判必須立足於一種精神狀態,那就是彷彿我們剛剛才放棄了自己長久以來一直堅持的某項意見,現在我們所進行的批判,用的是那種回頭批判自己的意見的心態與自謙,因為之前的我們,已經做了一個「相信」與「認同」的功課,我們曾經試圖用同理心去暸解過那些意見為什麼與我們不同並接納那些了不同後,才開始批判的。

換言之,不管感性的傾向如何,我們都必須試著站在社區居民的角度,去想想三個問題:一、他們在擔心什麼?二、他們擔心的問題是否會發生?三、即使他們擔心的問題存在,是否就構成社區拒絕弱勢團體進駐社區的理由?

 

問題一:他們擔心什麼?

第一個問題,他們在擔心什麼?很明顯地他們擔心既有的生活品質受到影響,既有的生活秩序受到威脅。因為受虐兒也好,其他的身心挑戰者也罷,社區居民不了解這些孩子、這些身心挑戰者,並將這些弱勢團體加上了一個「與己不同」的標籤,透過這個標籤的賦加,社區居民也同時為自己創造了不確定的恐懼感,他們擔心這些弱勢團體會作出什麼不可預期的事情,威脅他們既有的生活。而也由於社區居民自己有這樣的擔心,所以也會擴大他們的想像,認為社會上大多數的人的想法和他們一樣,不願意與這些弱勢團體比鄰而居,於是這些抽象的擔心,就會轉化成為一個具體的擔心:房價會因此下跌。

 

問題二:擔心的問題會否發生?

第二個問題,他們擔心的問題會不會發生呢?這個問題並不好回答,因為存在著對象的變數,受虐兒、智能挑戰者或精神挑戰者,不同的對象,相應的不確定性是不同的。以陽光花園社區排拒受虐兒,引起極大的社會批評為例,受虐兒與一般兒童並無不同,將他們曾受的傷害化約為一種對社區生活品質的威脅,是沒有根據的過苛評斷。至於智能挑戰者的不確性,由於智能挑戰者對規範的理解較辛苦,或許有可能會增加一些社區的負擔,平實來論,社區居民的憂心不能說全無道理。而精神挑戰者的行為不確定性相對來說,則似乎又更高了一些。

換言之,我並不會輕率地斷言社區居民的憂心是無理的,而必須依對象來看。對受虐兒的憂心,我會認為社區居民明顯扭曲並擴大了受虐兒的不確定性。對於智能挑戰者的憂心,我則覺得若社區居民可以敞開心胸,那麼不確定性其實是可以透過了解與體諒而完全消弭的。以前述「台灣啟智技藝訓練中心」進駐中壢市北帝國社區事件為例,在社區主委等人因妨害自由被起訴(後遭判處拘役六十日、得易科罰金,宣告緩刑兩年確定)後,已讓該中心順利進駐,進駐後,社區居民對智能挑戰者的印象改觀,相處並無不洽。至於精神挑戰者,問題則又相對複雜了許多,但不確定因素仍可透過一定的方式減少,包括建立了解,或依對象由政府或專業團體提供特別的服務。但要完全消除社區居民的疑慮,則相對困難,因此,這些弱勢團體所面臨的排拒障礙,往往相對較高。

 

問題三:擔心存在,即可排拒弱勢團體?

第三個問題是,即使他們擔心的問題存在,是否就構成社區拒絕弱勢團體進駐社區的理由?

答案明顯是否定的。現代國家,人權的平等保障是首要價值,這樣的價值,甚至高過於民主的多數決。亦即現代國家並不容許人民以「多數暴力」去壓迫特定的少數群體。特別是,以「身分」作為區別的歧視。整個國家的秩序結構是如此,更遑論一個社區的秩序結構。

換言之,社區居民以進駐社區者是「受虐兒」、「愛滋兒」、「身心挑戰者」為「身分區別」作為排拒特定弱勢團體的理由,是明顯抵觸現代國家的人權價值的,自然不可能被接受。

然而,回答完這三個問題後,受到「不確定」影響的居民,如果站在他們的立場去思考,他們可能會提出底下幾個質疑:為什麼要由我來承受這樣的「不確定」(當然,前提是不確定的影響的確存在?甚至,為什麼不由政府建立一個獨立的社區,來容納這些特定的弱勢團體呢?

 

社會化,是照顧輔導弱勢者的重要目標

我們先來看第二個質疑,為什麼不由政府建立一個獨立的社區,來容納這些特定的弱勢團體呢?則因抵觸了弱勢團體的重要目標–社會化,而顯得不可能。除了重度或有暴力傾向的精神挑戰者,可能需要特別的安置外,包括受虐兒、愛滋兒、智能挑戰者或輕度的精神挑戰者,在照護他們的過程中,訓練他們社會化、融入人群,是照護的重要方法也是目標。換言之,隔離集中的作法,將損及這些群體參與正常社群生活的權益。

 

政府應承擔更多的責任

接著讓我們來看第一個質疑,筆者認為,這個質疑,並非全無道理。如果不確定所造成的影響確然存在,社會集體對於弱勢團體的照護責任,理論上似應由社會全體共同承擔,只要求特定社區居民來完全承擔,似不公平。就這一點而言,政府應承擔更多的責任,亦即有義務透過一定的政策輔導,來減輕特定社區居民的憂慮。例如,增加輔導人力,或補貼社區因為接納特定弱勢團體所增加的額外修繕、維護或管理的支出。

但這部分,要做到什麼程度,則涉及政府財力的問題,而這也是為什麼筆者屢屢公開主張,縮減每年數千億國防經費的原因。因為在台灣財政短絀的此時,我們要仰賴財政去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軍購預算的必要性,相對於其他社福、教育、警政預算的必要性,實在是低得太多了。

 

結語:大同世界如何實現?

最後,法律只是解決類似問題,最「低階」的方法,但若人民並沒有建立成熟的價值觀,能夠尊重弱勢團體參與正常社會生活的權利,那麼,即便法律可以強制社區居民接納弱勢團體,弱勢團體與社區居民間的衝突,仍將會以不同的形式持續存在。

「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運大同的世界,何時能夠實現?法律合理規範、政府積極協助以及人民尊重體諒。三者皆備,大同可達。

[1] 台灣時報社論. 2006.8.19 。

 

 

 

語文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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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也是一種道德義務

這一周我選的書是,吉姆.坎普所著的《從「不」說起(Start with No)》。這是一本有關談判的書,作者從「談判技術」的角度,提供了許多為什麼要說不,以及如何說不的方法。但對於從事法律工作的我而言,「不」,除了是一種談判技術外,很多時候,說「不」也是一種道德義務。
  
「不」代表的是一種對權限、效力及至於合法性的認識,換言之在談判的過程中,談判者必須知道,有很多事情談判者是沒有「權利」或「資格」說「是」的。
  
例如,30歲的瑪莉手上有一包香菸,她想賣給10歲的約翰,那她的行為將違反菸害防制法,這時的瑪莉就沒有交易的「權限」,因為這個交易是違法的。如果換成30歲的約翰想向年僅6歲的瑪莉買一幢房子,這時約翰也不能完成這個買屋交易,因為依法律規定年僅6歲的瑪莉無行為能力,其意思表示無效,約翰若想買瑪莉的房子,必須和瑪莉的法定代理人洽商。瑪莉和約翰單純的交易約定是無法成立的,因為這樣的交易沒有「法律效力」。
  
以上兩種情形,都還不難判斷,因為違法的事不該做,而沒有法律效力的事做了也是白做。但如果我們再把情形複雜化一些就會更有挑戰性。假設瑪莉有一顆蘋果,約翰想買,而瑪莉委託南西和約翰交涉價格,這時南西可以用30或40塊錢出售瑪莉認為至少值50元的蘋果嗎?依民法規定,南西對瑪莉負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之義務(在無償情形)或「善良管理人」的義務(在有償情形),因此南西並非可以任意決定成交的價格,南西若違反這樣的義務,輕者負擔民事的賠償責任,重則構成刑法的背信罪。
  
別小看這個問題,如果把瑪莉換成是一間股票公開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而南西是該公司經理人,這時擁有經營決策權的南西,就有可能會做出傷害公司(全體股東)利益的商業決定,在與對手談判時做出不該的讓步,這涉及「公司治理」的問題。南西對公司實際上負有為「妥善商業判斷」的義務,這個義務既是一種「職業道德」,也是一種「法律要求」。
  
總結來說,我簡單歸納三個必須說「不」的情境,即「對於構成違法的事說不」、「對沒有法律效力的事說不」以及「對不合於妥善商業判斷的事說不」。這三個不,與談判技術無關,是談判者非說不可的「不」!

【2006/10/17  民生報 951017】

談強制愛滋病患遷離社區的法院判決 -走出歧視弱勢團體的社會迴圈

報載收容愛滋病患和愛滋寶寶的「台灣關愛之家協會」,經再興社區自治管理委員會以違反住戶規約:住戶不得在社區內從事收容或安置傳染病業務規定為由提起訴訟。台北地方法院十一日判決,台灣關愛之家協會必須遷離現址。
要評論這個事件,必須先建立一個概念:社會問題是一個環環相扣的迴圈。換言之,看似獨立的個別事件,其實牽連諸廣,很難從單一面向即可清楚理解事件的所由與所解。愛滋病患和愛滋寶寶被社區居民排斥,其牽涉的問題層面不只包括法律,還包括政府政策、資源配置與社會觀念。
從法院判決觀察-判決結果與法牴觸,承審法官竟看不到自己的嚴重歧視。
首先,法院的判決甚有問題,社區規約的法源乃《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以下簡稱公寓條例),惟依《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以下簡稱愛滋條例)第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之人格與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不得予以歧視,拒絕其就學、就醫、就業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限制拒絕其住居之權,已明顯違反該條規定。在法律的適用優先性上,愛滋條例屬特別法,一旦兩條例有牴觸情形,亦應優先適用愛滋條例。
復依我國憲法第七條平等權、第十條居住遷徙自由等規定,對於公寓條例之解釋允應不違憲法並與為愛滋條例相調和,若無法為合憲解釋,則其規定亦因牴觸憲法而無效。或有疑問,社區不能禁止愛滋病患移入,那也不能限制感染SARS或伊波拉病毒患者的住居權囉?這一問,剛好問中本案的重點。依傳染病防制法第十二條規定,對於該法所定傳染病人,「非因公共防治要求,不得拒絕其就學、就業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換言之,出於公共防治要求,對特定傳染病患,即有限制住居可能。
而愛滋條例中,其對愛滋病患之權利限制,僅於第六之一條第二項規定:「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對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所從事之工作,為避免其傳染於人,得予必要之限制。」顯示,愛滋病基於傳染途徑的相對可控性,其權利保障程度要高於其他傳染病患者。
若深入一步做法條分析,有權「限制」愛滋病患權利者限於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而且僅能對「從事之工作」為限制,無論如何,社區管委會都沒有資格與權利限制、歧視愛滋病患的住居權利。
總之,筆者很遺憾,地方法院承審法官竟看不到自己判決裡的嚴重歧視。
在批判別人之前,要先有「假設的同情」
實際上,特定弱勢團體受到社區民眾的排擠,並非個案。2003年有「台灣啟智技藝訓練中心」進駐桃園縣中壢市某社區被阻事件;2004年「北縣康復之友協會」在新莊市設立精神復健機構遭民眾持續抗議事件,以及發生於不久前,台中向陽之家受虐兒遭社區居民排擠事件等等。
這些頻繁的抗爭,對弱勢團體進入自身生活圈的反抗,在在顯示,類似問題不只是單純的法律問題,也包括了社會價值觀以及政府角色扮演等面向的問題。甚至可以這麼說,要單純從實證法律中進行分析,反而是最簡單的,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居民不該排拒、也沒有權力排拒特定弱勢團體以合法管理進駐社區的結論。然而,這個法律結論作出來之後,就會解決類似的社會問題嗎?若作如此想,似乎就顯得天真了一些。這是我們為什麼必須進一步從社會觀念與政府角色的角度深入思考的緣故。
首先,身為多重障礙兒,或正確地說「多重挑戰兒」的家長,如果你要問對類似弱勢團體遭到歧視的感受,我毫不猶豫地告訴你,我很痛心,我覺得這些居民缺乏為他人處心設想的能力。
然而,要釐清問題發生的究竟,單從這樣感性、單一角度出發是不夠的。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說:「在我們批判別人之前,先要有一種『假設的同情』。」羅素這句話,可提供我們討論愛滋病患遭排擠問題一個很好的參考。
從居民角度設想-他們在擔心什麼?他們擔心的問題是否會發生?
換言之,不管感性的傾向如何,我們都必須試著站在社區居民的角度,去想三個問題:
一、他們在擔心什麼?
二、他們擔心的問題是否會發生?
三、即使他們擔心的問題存在,是否就構成社區拒絕弱勢團體進駐社區的理由?
第一個問題,他們在擔心什麼?很明顯地,他們擔心既有的生活品質受到影響,既有的生活秩序受到威脅。因為愛滋寶寶也好、受虐兒也好,其他的身心挑戰者也罷,社區居民不了解這些孩子、病患或身心挑戰者,並將這些弱勢團體加上了一個「與己不同」的標籤,透過這個標籤的賦加,社區居民也同時為自己創造了不確定的恐懼感,他們擔心這些弱勢團體會作出什麼不可預期的事情,威脅他們既有的生活。由於社區居民自己先有抽象的擔心,再擴大他們的想像,然後轉化成為一個具體的擔心:例如房價會因此下跌。
第二個問題,他們擔心的問題會不會發生呢?這個問題並不好回答,因為存在著對象的變數,受虐兒、智能挑戰者或精神挑戰者,不同的對象,相應的不確定性是不同的。就愛滋病患居住權的問題,我並不會輕率地斷言社區居民的憂心是無理的,而必須依對象來看,且透過一定的方式,包括建立了解,或依對象由政府或專業團體提供特別的服務。要完全消除社區居民的疑慮,確實有相對困難,因此,這些弱勢團體所面臨的排拒障礙,往往相對較高。
第三個問題是,即使他們擔心的問題存在,是否就構成社區拒絕弱勢團體進駐社區的理由?答案明顯是否定的。現代國家,人權的平等保障是首要價值,特別是不容以「身分」作為區別的歧視,社區居民以進駐社區者是「受虐兒」、「愛滋兒」、「身心挑戰者」為「身分區別」,作為排拒特定弱勢團體的理由,是明顯抵觸現代國家的人權價值的,自然不可能被接受。
從政府角色建言-縮減國防經費,增加輔導人力、補貼社區民眾。
然而,回答完這三個問題後,受到「不確定」影響的居民,如果站在他們的立場去思考,他們可能會提出底下幾個質疑:為什麼要由我來承受這樣的「不確定」(當然,前提是不確定的影響的確存在)?甚至,為什麼不由政府建立一個獨立的社區,來容納這些特定的弱勢團體呢?
我們先來看第二個質疑,為什麼不由政府建立一個獨立的社區,來容納這些特定的弱勢團體呢?則因牴觸了弱勢團體的重要目標-社會化,而顯得不可能。除了重度或有暴力傾向的精神挑戰者,可能需要特別的安置外,包括受虐兒、愛滋兒、智能挑戰者或輕度的精神挑戰者,在照護他們的過程中,訓練他們社會化、融入人群,是照護的重要方法,也是目標。換言之,隔離集中的作法,將損及這些群體參與正常社群生活的權益。
接著讓我們來看第一個質疑,筆者認為,這個質疑,並非全無道理。如果不確定所造成的影響確然存在,社會集體對於弱勢團體的照護責任,理論上似應由社會全體共同承擔,只要求特定社區居民來完全承擔,似不公平。就這一點而言,政府應承擔更多的責任,亦即有義務透過一定的政策輔導,來減輕特定社區居民的憂慮。例如,增加輔導人力,或補貼社區因為接納特定弱勢團體所增加的額外修繕、維護或管理的支出。但這部分,要做到什麼程度,則涉及政府財力的問題,而這也是為什麼筆者屢屢公開主張,縮減每年數千億國防經費的原因。
最後,法律只是解決類似問題最「低階」的方法,但若人民沒有建立成熟的價值觀,能夠尊重弱勢團體參與正常社會生活的權利,那麼,即便法律可以強制社區居民接納弱勢團體,弱勢團體與社區居民間的衝突,仍將會以不同的形式持續存在。
「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運大同的世界,何時能夠實現?法律合理規範、政府積極協助以及人民尊重體諒。三者皆備,大同可達。
【2006/10/13  民生報 951013】

怒火中的慶典

令人感慨萬千的國慶日!一個國家元首在層層紅色的人民怒火包圍中,好整以暇地發表著已經沒有人聽得進去(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國慶演說,這是多麼荒謬的景象啊。一方的人民,聲聲催促涉貪涉弊的總統下台;另一方的總統,卻一副正氣凜凜的模樣,說他要為國為民走這段「荊棘路」,還自我標榜成「仁君」,因為他沒有武力伺候那些要他下台的民眾,比起威權政權不知好上幾百倍。

啊!這景象除了讓我想到歐威爾小說裡的那頭名叫拿破崙的豬,復讓我想到台灣詩人陳魚寫的「歲月老人中藥店」。這首詩中,歲月老人為滄狡的人心捉了一帖藥,藥方上寫著:「自私半兩,諂媚七分,虛榮五錢,猜忌十克,貪婪足斤,妒嫉一塊,算計全用,狡猾不拘多少!」是的這人心裡最闇污的元素。陳水扁總統,向歲月老人一次求來,全部吞下,為的就是保住他那時限也無多的權位。

無奈嗎?但我們不能無奈啊!因為,台灣是我們的家,感情所依所附的芳土。樂觀,是我們對家的義務,我們不能因為一個無恥的政客,向歲月老人求得了最闇污的方箋,就任他擺布。這一切的弔詭、矛盾、荒謬,我們必須找出背後蘊涵的道理,必須找到一個讓光明來到的出路(即使無法立即來到)。

於是,在這個大家已不再許願的國慶之日,我想為我們的國家許下四願:

一願,我們能學得教訓,在未來選出清廉的總統,讓一位清廉的總統創造清廉的政治,為台灣衝出一條光明的生路。

二願,所有的政治公僕,能從陳水扁的身上習得教訓。他原應是台灣最幸運的人,因為歷史授給他一個造福人群的榮耀機會,但他卻陷台灣人民於痛苦的深淵,讓曾經信任他、跟隨他的人破毀了希望,他還給歷史的是一個腐臭的污漬。就連他自以為殘苟權位而想逃避的法律制裁,也已在不遠處等著他,他總有卸位之時,那也將是他枷鎖加身之日。而那些濫用檢察職權卻怠職縱貪的檢察官如許永欽、曾益盛等人,今日公輿之怒吼,人民不會因為時間而遺
忘,歷史也會記住你們的失職無能。

三願,青年朋友不要因上一代的失範,效而隨流,因為你們已是台灣未來唯一希望。表面上,那些為惡的人,今日看起來(在物質層面)非僅未受懲罰,位極權傾的他們甚且受到獎賞。這也讓很多在學校任教的老師感到錯亂無措,有這些「負面示範」存在,要怎麼教育學生當個誠實正直的人呢?

但我要告訴大家,那是因為大家錯認了所謂善惡之報的本質,人生在世,最大的獎賞,就是行正坐穩,因為不論貧富,你一輩子都可俯仰無愧,這是上帝所能給人最大的恩澤!相對的,人生最大的懲罰,就是成為一個貪佞邪枉的惡徒,他身上的惡,除非改悔,就將是終生的詛咒。

我最後的一願,要送給在凱道上經歷風雨的民眾,以及因為反貪運動生活受到影響的民眾。謝謝凱道民眾,我不知道你們的堅持,最後能否讓貪腐總統提前下台,但那已無關緊要了,因為,不管台灣的政治再暗,因為你們堅持,我們仍看到了光明的希望。

期待下一個國慶,可以遠離貪腐陰霾,以歡欣的心情,慶祝國家的生日!

【2006/10/11  中國時報 951011】

不一樣的線段人生

接到民生報邀請,每週與讀者分享一些想法。我想了想,決定選擇「書與人生」為題,把自己的讀書心得整理一下,以一週一書的方式,談一些人生想法。

第一週,我選的書是海麗葉‧麥布萊‧強森所作的《像我這樣的活著》。

如果把人生比喻為一段段的線段。那麼,這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擁有一個個絕不相同的線段。

長壽的人的線段比較長;早夭的孩子的線段彷彿一個點,來不及開展就結束了;有的人的線段平平坦坦,直順地到終點;有的人的線段則迂迴曲折、時高時低;有的人的線段像個迴圈,東繞西繞卻繞回起點,彷佛從沒開始;有的人的線段則像一幅畫,畫山畫水畫世界;有的人的線段粗,有的人的線段細;有的人的線段黑白分明,有的人的線段五顏六色……。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專屬於自己的人生線段。

然而,在這些不同的人生線段之間,卻有著一個絕對相同的共同點,那就是,每個線段都有「終點」,都有它到不了的地方。

我覺得,本書想要表達的,大概就是這個意念吧!她想要告訴大家的是,身心障礙者(其實不應以障礙稱之,他們只是面臨了另一種人生「挑戰」)需要的是尊重,而不是憐憫,和任何所謂「健康者」一樣,他們也有著專屬於自己的、有限的「線段人生」。如果,我們把眼睛往線段之外的地方看,不只「身心挑戰者」他們有走不到的地方,所謂「健康者」,也一樣有走不到的地方。如果,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有其「有限處」,那麼其中一部分的有限者,又如何能以「高高在上的態度」,去「可憐」其他的有限者呢?

雖然人生如線段,有其終點,有其界限,向著界限以外看,每個人都有他到不了的地方。但反過來說,如果向著線段裡面看,人生其實仍有著「無限」的可能。一個人也許一輩子當不了總統(其實,如果當的是一個貽誤國家、為民所唾棄的總統,那還是不當比較好),但他可以當工人、當農夫、當老師、當公務員……。他還是有很多的人生選擇。就像作者一輩子可能都無法不倚靠別人、不倚靠機器,獨立地站立行走,但她仍可以寫出這本充滿感情與幽默風趣的書,來激勵人生。

生命究竟是有限或無限,完全在於我們怎麼去看待自己的生命、實踐自己的人生。熱情開展生命的無限處,而不自憐自哀於生命的有限處,這才是真正的人生。

【2006/10/10  民生報 95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