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强制爱滋病患迁离社区的法院判决 -走出歧视弱势团体的社会循环

报载收容爱滋病患和爱滋宝宝的“台湾关爱之家协会”,经再兴社区自治管理委员会以违反住户规约:住户不得在社区内从事收容或安置传染病业务规定为由提起诉讼。台北地方法院十一日判决,台湾关爱之家协会必须迁离现址。
要评论这个事件,必须先建立一个概念:社会问题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循环。换言之,看似独立的个别事件,其实牵连诸广,很难从单一面向即可清楚理解事件的所由与所解。爱滋病患和爱滋宝宝被社区居民排斥,其牵涉的问题层面不只包括法律,还包括政府政策、资源配置与社会观念。
从法院判决观察-判决结果与法牴触,承审法官竟看不到自己的严重歧视。
首先,法院的判决甚有问题,社区规约的法源乃《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公寓条例),惟依《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条例》(以下简称爱滋条例)第六条之一第一项规定:“感染人类免疫缺乏病毒者之人格与合法权益应受尊重及保障,不得予以歧视,拒绝其就学、就医、就业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限制拒绝其住居之权,已明显违反该条规定。在法律的适用优先性上,爱滋条例属特别法,一旦两条例有牴触情形,亦应优先适用爱滋条例。
复依我国宪法第七条平等权、第十条居住迁徙自由等规定,对于公寓条例之解释允应不违宪法并与为爱滋条例相调和,若无法为合宪解释,则其规定亦因牴触宪法而无效。或有疑问,社区不能禁止爱滋病患移入,那也不能限制感染SARS或伊波拉病毒患者的住居权囉?这一问,刚好问中本案的重点。依传染病防制法第十二条规定,对于该法所定传染病人,“非因公共防治要求,不得拒绝其就学、就业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换言之,出于公共防治要求,对特定传染病患,即有限制住居可能。
而爱滋条例中,其对爱滋病患之权利限制,仅于第六之一条第二项规定:“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对感染人类免疫缺乏病毒者所从事之工作,为避免其传染于人,得予必要之限制。”显示,爱滋病基于传染途径的相对可控性,其权利保障程度要高于其他传染病患者。
若深入一步做法条分析,有权“限制”爱滋病患权利者限于中央卫生主管机关,而且仅能对“从事之工作”为限制,无论如何,社区管委会都没有资格与权利限制、歧视爱滋病患的住居权利。
总之,笔者很遗憾,地方法院承审法官竟看不到自己判决里的严重歧视。
在批判别人之前,要先有“假设的同情”
实际上,特定弱势团体受到社区民众的排挤,并非个案。2003年有“台湾启智技艺训练中心”进驻桃园县中坜市某社区被阻事件;2004年“北县康复之友协会”在新庄市设立精神复健机构遭民众持续抗议事件,以及发生于不久前,台中向阳之家受虐儿遭社区居民排挤事件等等。
这些频繁的抗争,对弱势团体进入自身生活圈的反抗,在在显示,类似问题不只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也包括了社会价值观以及政府角色扮演等面向的问题。甚至可以这么说,要单纯从实证法律中进行分析,反而是最简单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居民不该排拒、也没有权力排拒特定弱势团体以合法管理进驻社区的结论。然而,这个法律结论作出来之后,就会解决类似的社会问题吗?若作如此想,似乎就显得天真了一些。这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进一步从社会观念与政府角色的角度深入思考的缘故。
首先,身为多重障碍儿,或正确地说“多重挑战儿”的家长,如果你要问对类似弱势团体遭到歧视的感受,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很痛心,我觉得这些居民缺乏为他人处心设想的能力。
然而,要厘清问题发生的究竟,单从这样感性、单一角度出发是不够的。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说:“在我们批判别人之前,先要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罗素这句话,可提供我们讨论爱滋病患遭排挤问题一个很好的参考。
从居民角度设想-他们在担心什么?他们担心的问题是否会发生?
换言之,不管感性的倾向如何,我们都必须试着站在社区居民的角度,去想三个问题:
一、他们在担心什么?
二、他们担心的问题是否会发生?
三、即使他们担心的问题存在,是否就构成社区拒绝弱势团体进驻社区的理由?
第一个问题,他们在担心什么?很明显地,他们担心既有的生活品质受到影响,既有的生活秩序受到威胁。因为爱滋宝宝也好、受虐儿也好,其他的身心挑战者也罢,社区居民不了解这些孩子、病患或身心挑战者,并将这些弱势团体加上了一个“与己不同”的标签,透过这个标签的赋加,社区居民也同时为自己创造了不确定的恐惧感,他们担心这些弱势团体会作出什么不可预期的事情,威胁他们既有的生活。由于社区居民自己先有抽象的担心,再扩大他们的想像,然后转化成为一个具体的担心:例如房价会因此下跌。
第二个问题,他们担心的问题会不会发生呢?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因为存在着对象的变量,受虐儿、智能挑战者或精神挑战者,不同的对象,相应的不确定性是不同的。就爱滋病患居住权的问题,我并不会轻率地断言社区居民的忧心是无理的,而必须依对象来看,且透过一定的方式,包括建立了解,或依对象由政府或专业团体提供特别的服务。要完全消除社区居民的疑虑,确实有相对困难,因此,这些弱势团体所面临的排拒障碍,往往相对较高。
第三个问题是,即使他们担心的问题存在,是否就构成社区拒绝弱势团体进驻社区的理由?答案明显是否定的。现代国家,人权的平等保障是首要价值,特别是不容以“身分”作为区别的歧视,社区居民以进驻社区者是“受虐儿”、“爱滋儿”、“身心挑战者”为“身分区别”,作为排拒特定弱势团体的理由,是明显抵触现代国家的人权价值的,自然不可能被接受。
从政府角色建言-缩减国防经费,增加辅导人力、补贴社区民众。
然而,回答完这三个问题后,受到“不确定”影响的居民,如果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他们可能会提出底下几个质疑:为什么要由我来承受这样的“不确定”(当然,前提是不确定的影响的确存在)?甚至,为什么不由政府建立一个独立的社区,来容纳这些特定的弱势团体呢?
我们先来看第二个质疑,为什么不由政府建立一个独立的社区,来容纳这些特定的弱势团体呢?则因牴触了弱势团体的重要目标-社会化,而显得不可能。除了重度或有暴力倾向的精神挑战者,可能需要特别的安置外,包括受虐儿、爱滋儿、智能挑战者或轻度的精神挑战者,在照护他们的过程中,训练他们社会化、融入人群,是照护的重要方法,也是目标。换言之,隔离集中的作法,将损及这些群体参与正常社群生活的权益。
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一个质疑,笔者认为,这个质疑,并非全无道理。如果不确定所造成的影响确然存在,社会集体对于弱势团体的照护责任,理论上似应由社会全体共同承担,只要求特定社区居民来完全承担,似不公平。就这一点而言,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亦即有义务透过一定的政策辅导,来减轻特定社区居民的忧虑。例如,增加辅导人力,或补贴社区因为接纳特定弱势团体所增加的额外修缮、维护或管理的支出。但这部分,要做到什么程度,则涉及政府财力的问题,而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屡屡公开主张,缩减每年数千亿国防经费的原因。
最后,法律只是解决类似问题最“低阶”的方法,但若人民没有建立成熟的价值观,能够尊重弱势团体参与正常社会生活的权利,那么,即便法律可以强制社区居民接纳弱势团体,弱势团体与社区居民间的冲突,仍将会以不同的形式持续存在。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运大同的世界,何时能够实现?法律合理规范、政府积极协助以及人民尊重体谅。三者皆备,大同可达。
【2006/10/13  民生报 95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