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虐儿遭排挤–走出歧视弱势团体的问题循环

陈长文 (法学教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

引言一环环相扣的回围

报载,台中市政府委托“张秀菊社会褔利慈善事业基金会”经营的社褔团体“向阳之家”,于今年五月买下台中市后庄路“阳光花园”社区内两栋透天厝,希望让十五名身心受创的受虐儿在此重新出发。然而社区居民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则以向阳之家违反《社区规约》所规定之“保持高格调之社区品质”为由,坚拒受虐儿进驻。

要评论这个事件,必须先建立一个概念:社会问题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循环。换言之,看似独立的个别事件,其实牵连诸广,很难从单一面向即可清楚理解事件的所由与所解。就如同台中市负责收容受虐儿的社褔团体“向阳之家”被社区居民排斥之事件为例,其牵涉的问题层面不只包括法律,还包括政府政策、资源配置与社会观念,容笔者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试着以简单的方式一一讨论。

 

简单的法律分析

依报载揭露资讯以观,首先,社区规约中所定之“保持高格调之社区品质”为一抽象规定,区分所有人(向阳之家)在专有部分(其所购置之透天厝)内收容受虐儿,并不能解释该行为构成规约之违反。

退一步言,纵使社区规约限制专有部分的使用范圈,明文规定不得作为收容受虐儿用途。则该一规定亦有过度侵犯区分所有人对专有部分的使用权之嫌,亦难认该规约规定为有效。

再者,社区规约的法源乃《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惟依《儿童及少年福利法》第四条规定:“政府及公私立机构、团体应协助儿童及少年之父母或监护人,维护儿童及少年健康,促进其身心健全发展,对于需要保护、救助、辅导、治疗、早期疗育、身心障碍重建及其他特殊协助之儿童及少年,应提供所需服务及措施。”复依我国宪法第七条平等权、第十条居住迁徙自由以及第一五六条实施妇女儿童福利政策的精神,对于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解释允应不违宪法并与儿少法为调和,若无法为合宪解释,则其规定亦因抵触宪法而无效。

综上所述,阳光花园社区管理委员会之主张,在法律上恐难成立。

 

从政府角色与社会观念的角度观察

实际上,向阳之家的受虐儿受到社区民众的排挤,并非个案。以近三年内的案例来看,即曾发生有2003年“台湾启智技艺训练中心”进驻桃园县中坜市北帝国社区被阻事件;2004年“北县康复之友协会”在新庄市台银顶好社区设立精神复健机构遭民众持续抗议事件;2005年的“台湾关爱之家”在高雄市三民区成立爱滋病收容中心引起居民抗争等等事件等等[1]

这些频繁的抗争,对弱势团体进入自身生活圈的反抗,在在显示了,类似的问题,不只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也包括了社会价值观以及政府角色扮演等面向的问题。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要单纯从实证法律中进行分析,反而是最简单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居民不该排拒、也没有权力排拒特定弱势团体以合法管道进驻社区的结论。然而,这个法律结论作出来之后,就会解决类似的社会问题吗?若作如此想,似乎就显得天真了一些。这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进一步地从社会观念与政府角色的角度深入思考的缘故。

首先,身为多重障碍儿,或正确地说“多重挑战儿”(我不喜欢“障碍”这个词汇,正确地来说,这些孩子,应该说是在身心发展的过程中,要面对一些与众不同的特殊“挑战”)的家长。如果你要问对类似事件的感受,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很痛心,我觉得这些居民缺乏为他人处心设想的能力。

然而,真要厘清问题发生的究竟,单单从这样的感性的、单一角度出发是不够的。英国哲学家罗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曾说:“在我们批判别人之前,先要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罗素的这句话,可以提供我们讨论受虐儿遭排挤问题一个很好的参考。

 

假设的同情

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对于不同意见,我们要先用同理心去理解,在那不同意见中有些什么东西是可以同意或相信的。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重新采取批判的态度,但这样的批判必须立足于一种精神状态,那就是仿佛我们刚刚才放弃了自己长久以来一直坚持的某项意见,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批判,用的是那种回头批判自己的意见的心态与自谦,因为之前的我们,已经做了一个“相信”与“认同”的功课,我们曾经试图用同理心去暸解过那些意见为什么与我们不同并接纳那些了不同后,才开始批判的。

换言之,不管感性的倾向如何,我们都必须试着站在社区居民的角度,去想想三个问题:一、他们在担心什么?二、他们担心的问题是否会发生?三、即使他们担心的问题存在,是否就构成社区拒绝弱势团体进驻社区的理由?

 

问题一:他们担心什么?

第一个问题,他们在担心什么?很明显地他们担心既有的生活品质受到影响,既有的生活秩序受到威胁。因为受虐儿也好,其他的身心挑战者也罢,社区居民不了解这些孩子、这些身心挑战者,并将这些弱势团体加上了一个“与己不同”的标签,透过这个标签的赋加,社区居民也同时为自己创造了不确定的恐惧感,他们担心这些弱势团体会作出什么不可预期的事情,威胁他们既有的生活。而也由于社区居民自己有这样的担心,所以也会扩大他们的想像,认为社会上大多数的人的想法和他们一样,不愿意与这些弱势团体比邻而居,于是这些抽象的担心,就会转化成为一个具体的担心:房价会因此下跌。

 

问题二:担心的问题会否发生?

第二个问题,他们担心的问题会不会发生呢?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因为存在着对象的变量,受虐儿、智能挑战者或精神挑战者,不同的对象,相应的不确定性是不同的。以阳光花园社区排拒受虐儿,引起极大的社会批评为例,受虐儿与一般儿童并无不同,将他们曾受的伤害化约为一种对社区生活品质的威胁,是没有根据的过苛评断。至于智能挑战者的不确性,由于智能挑战者对规范的理解较辛苦,或许有可能会增加一些社区的负担,平实来论,社区居民的忧心不能说全无道理。而精神挑战者的行为不确定性相对来说,则似乎又更高了一些。

换言之,我并不会轻率地断言社区居民的忧心是无理的,而必须依对象来看。对受虐儿的忧心,我会认为社区居民明显扭曲并扩大了受虐儿的不确定性。对于智能挑战者的忧心,我则觉得若社区居民可以敞开心胸,那么不确定性其实是可以透过了解与体谅而完全消弭的。以前述“台湾启智技艺训练中心”进驻中坜市北帝国社区事件为例,在社区主委等人因妨害自由被起诉(后遭判处拘役六十日、得易科罚金,宣告缓刑两年确定)后,已让该中心顺利进驻,进驻后,社区居民对智能挑战者的印象改观,相处并无不洽。至于精神挑战者,问题则又相对复杂了许多,但不确定因素仍可透过一定的方式减少,包括建立了解,或依对象由政府或专业团体提供特别的服务。但要完全消除社区居民的疑虑,则相对困难,因此,这些弱势团体所面临的排拒障碍,往往相对较高。

 

问题三:担心存在,即可排拒弱势团体?

第三个问题是,即使他们担心的问题存在,是否就构成社区拒绝弱势团体进驻社区的理由?

答案明显是否定的。现代国家,人权的平等保障是首要价值,这样的价值,甚至高过于民主的多数决。亦即现代国家并不容许人民以“多数暴力”去压迫特定的少数群体。特别是,以“身分”作为区别的歧视。整个国家的秩序结构是如此,更遑论一个社区的秩序结构。

换言之,社区居民以进驻社区者是“受虐儿”、“爱滋儿”、“身心挑战者”为“身分区别”作为排拒特定弱势团体的理由,是明显抵触现代国家的人权价值的,自然不可能被接受。

然而,回答完这三个问题后,受到“不确定”影响的居民,如果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他们可能会提出底下几个质疑:为什么要由我来承受这样的“不确定”(当然,前提是不确定的影响的确存在?甚至,为什么不由政府建立一个独立的社区,来容纳这些特定的弱势团体呢?

 

社会化,是照顾辅导弱势者的重要目标

我们先来看第二个质疑,为什么不由政府建立一个独立的社区,来容纳这些特定的弱势团体呢?则因抵触了弱势团体的重要目标–社会化,而显得不可能。除了重度或有暴力倾向的精神挑战者,可能需要特别的安置外,包括受虐儿、爱滋儿、智能挑战者或轻度的精神挑战者,在照护他们的过程中,训练他们社会化、融入人群,是照护的重要方法也是目标。换言之,隔离集中的作法,将损及这些群体参与正常社群生活的权益。

 

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一个质疑,笔者认为,这个质疑,并非全无道理。如果不确定所造成的影响确然存在,社会集体对于弱势团体的照护责任,理论上似应由社会全体共同承担,只要求特定社区居民来完全承担,似不公平。就这一点而言,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亦即有义务透过一定的政策辅导,来减轻特定社区居民的忧虑。例如,增加辅导人力,或补贴社区因为接纳特定弱势团体所增加的额外修缮、维护或管理的支出。

但这部分,要做到什么程度,则涉及政府财力的问题,而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屡屡公开主张,缩减每年数千亿国防经费的原因。因为在台湾财政短绌的此时,我们要仰赖财政去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军购预算的必要性,相对于其他社福、教育、警政预算的必要性,实在是低得太多了。

 

结语:大同世界如何实现?

最后,法律只是解决类似问题,最“低阶”的方法,但若人民并没有建立成熟的价值观,能够尊重弱势团体参与正常社会生活的权利,那么,即便法律可以强制社区居民接纳弱势团体,弱势团体与社区居民间的冲突,仍将会以不同的形式持续存在。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运大同的世界,何时能够实现?法律合理规范、政府积极协助以及人民尊重体谅。三者皆备,大同可达。

[1] 台湾时报社论. 2006.8.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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