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人生】一个天堂行囊

这一周我选的书是,卡萝.柏格曼(Carol Bergman)等人所写的《就是要活下去》(Another Day in Paradise)。

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在一场飓风侵袭之后,无数海星被冲上了海滩,正在死亡边缘挣扎着。一个小女孩默默地站在海滩边,把海星一只只的捡起,然后丢回海里头。一位路过的年长者问她:“妳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相对于千万只将死的海星,妳救的数百只海星,又能代表什么呢?”

小女孩张着她天真的大眼睛回答道:“但对于我所救的海星来说,那代表牠的一切。”
面对这个世界上,因为天灾、战祸、疫病所引起的无数苦难,说起来,人道援助工作者所能做的,看起来似乎代表不了什么。但是,这些人道援助工作者却从不气馁,因为他们知道,对于被他们所救所助的灾民来说,他们所做的,就代表“一切”。

就如同书中的红十字会人道援救工作者菲力浦.盖拉德(Philippe Gaillard),在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所见证的。在他所服务的临时医院,援救了九千个人,相对于一场短短三个月之内屠杀了将近百万人的战事而言,这九千人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但对那被援救的九千人来说,那就代表了一切。这“一切”正是人道工作者,刻刻追求的目标。

本书蒐集了站在人道援助第一线天使们实际的亲身体验,在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富裕社会所看不见,或者精确地说“所故意看不见”的人间炼狱。但讽刺的是,真正的“天堂”却从不曾从炼狱的世界里撤守。

这些天使把“天堂”收成一个心灵行囊,离开舒适家园,冒着生命危险,一任无悔地前进到炼狱,然后打开那“天堂行囊”,取出了萤烛般的微光,“不自量力”地想要照亮黑暗的人间炼狱。但正是这份不自量力,让世界,即使在最痛苦的角落,希望的脉流仍不断止。

而这群人却又谦卑地令人心疼,他们说他们并不勇敢,因为他们经常在看到人们受到许多苦难后,无法自抑地痛哭流涕;他们说做这一切其实是为自己,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心安;他们说,请不要用“英雄般伟大”等字眼来描述他们的工作,只需要说他们已经精疲力竭就行了。但,正是最勇敢的人才会为他人的苦难流泪;正是最无私的人才会为心安付出行动;正是真正的伟大英雄,才为了人道援助工作,把燃烧自己到精疲力竭。能够推己及人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天堂并不是一个场所,而是一种情操、一种态度、一种期待。天堂指的正是这群人道工作者的聚合与付出。有了他们,人类世界就有了光采。

【2006/10/31  民生报 951031】

该忧心军购排挤了弱势

最近读了江元庆先生写的《司法无边》,书中描述一件缠讼二十七年仍未结束的案子,三位被告一生都被困在缓如牛步的诉讼程序里,家破人亡、声誉尽毁。何以如此,除了法官、检察官缺少同理心外,作者在书中提及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司法资源不够,使得法官和检察官们承载了超出个人所能负荷的案件量,审案想不延宕也难!

“我的学校不见了,上学好难”这是远见杂志九月份的专题,由于教育经费的短缺,裁并小校以撙节经费即成为政策选项,但代价是,许多住在偏远地区的稚龄学童,每天得多花上一个多钟头的通勤时间,稚龄的他们翻山越岭,“上学真的好难”。

自杀的数字日日创高,举家自尽的案例已不胜枚举,忧戚之士不断地提出沈重的警语,社福资源不足、社福政策落后,使得许多家庭,在经济不振的冲击下,得不到社会的援助,而被迫走上绝路。……
 
各位读者、各位朝野政党领袖、政府官员,我真的很想请问,各位真能摸著良心,俯仰无愧地告诉那些被司法冤缠的、被裁掉小学的、被经济逼死的无奈人民。每年数千亿的军费,“没有排挤财政”!

说起来,实在无法不沮丧,对于反高昂军购,笔者在媒体上投了不下十篇投书,但言者谆谆、听着藐藐。民调中总有高达半数的人民与笔者抱持相同立场,但奇特的是,国会里除了少数个别立委,我们从来听不到代表这半数人民的声音!民进党与台联已不必论,国民党与亲民党卡住军购案也不是因为实质上地关心民生预算的被排挤,而只是关切“程序”问题,甚至只是用来“惩罚”执政党破坏朝野气氛。

我们看到的“朝野共识”,是要把现在的国防预算规模从GDP的二点三一%上调到三%(等于大幅上调达三十%)!并将之称为“合理”!以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为例,国防占总岁出比例高达十六%,每年约三千亿,却还要大增三十%。这个理,到底合在那里呢?国际定义我国目前各级政府负债已达五点二兆,逼近GDP的五十%,倘若再加上甚他隐藏负债则恐超过十兆元。已对政府财政形成严重威胁,这些负债都不用还吗?

一位美国外交官员的威胁,朝野就失了主张。美国外交官关心本国政客商人的利益并不足为奇,但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容易就被吓倒、被绑架呢?就算就外交政治的现实来说好了,美国的外交重话,对陈水扁总统不知说了凡几,但陈总统不也安之若素、泰然而处吗?要知道一则美国与中共的关系操作上,台湾仍有其无法忽视的战略利益,不容轻易弃守;二则,美国在台湾外交关系的拓展上,本就不曾积极关心协助过;三则,美国所谓的协防,在台湾关系法中本就只是以“卖武器”为主要内容,协防降等,能降到那里去?

换言之,美国的立场我们固然要在意,但其侵犯内政主权的逾距发言,政府没有严正驳斥已属软弱,至于所谓“螺旋下降”的威胁后果,又何须太过惊慌呢?其他反对高昂军购的重复论点,笔者已无力再说,因为说了也得不到主政者的回应。我只是卑微地想请这些人民的公仆们、人民选出的委员们、政党领袖们,想想弱势人民的处境!可否假想巨额军购的费用是出自从你们自己口袋?可否问问,我们要照顾的到底是谁的利益?是美国的利益,还是那些活不下去的台湾人民的利益?

【2006/10/31  中国时报 951031】

受虐儿遭排挤–走出歧视弱势团体的问题循环

陈长文 (法学教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

引言一环环相扣的回围

报载,台中市政府委托“张秀菊社会褔利慈善事业基金会”经营的社褔团体“向阳之家”,于今年五月买下台中市后庄路“阳光花园”社区内两栋透天厝,希望让十五名身心受创的受虐儿在此重新出发。然而社区居民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则以向阳之家违反《社区规约》所规定之“保持高格调之社区品质”为由,坚拒受虐儿进驻。

要评论这个事件,必须先建立一个概念:社会问题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循环。换言之,看似独立的个别事件,其实牵连诸广,很难从单一面向即可清楚理解事件的所由与所解。就如同台中市负责收容受虐儿的社褔团体“向阳之家”被社区居民排斥之事件为例,其牵涉的问题层面不只包括法律,还包括政府政策、资源配置与社会观念,容笔者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试着以简单的方式一一讨论。

 

简单的法律分析

依报载揭露资讯以观,首先,社区规约中所定之“保持高格调之社区品质”为一抽象规定,区分所有人(向阳之家)在专有部分(其所购置之透天厝)内收容受虐儿,并不能解释该行为构成规约之违反。

退一步言,纵使社区规约限制专有部分的使用范圈,明文规定不得作为收容受虐儿用途。则该一规定亦有过度侵犯区分所有人对专有部分的使用权之嫌,亦难认该规约规定为有效。

再者,社区规约的法源乃《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惟依《儿童及少年福利法》第四条规定:“政府及公私立机构、团体应协助儿童及少年之父母或监护人,维护儿童及少年健康,促进其身心健全发展,对于需要保护、救助、辅导、治疗、早期疗育、身心障碍重建及其他特殊协助之儿童及少年,应提供所需服务及措施。”复依我国宪法第七条平等权、第十条居住迁徙自由以及第一五六条实施妇女儿童福利政策的精神,对于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解释允应不违宪法并与儿少法为调和,若无法为合宪解释,则其规定亦因抵触宪法而无效。

综上所述,阳光花园社区管理委员会之主张,在法律上恐难成立。

 

从政府角色与社会观念的角度观察

实际上,向阳之家的受虐儿受到社区民众的排挤,并非个案。以近三年内的案例来看,即曾发生有2003年“台湾启智技艺训练中心”进驻桃园县中坜市北帝国社区被阻事件;2004年“北县康复之友协会”在新庄市台银顶好社区设立精神复健机构遭民众持续抗议事件;2005年的“台湾关爱之家”在高雄市三民区成立爱滋病收容中心引起居民抗争等等事件等等[1]

这些频繁的抗争,对弱势团体进入自身生活圈的反抗,在在显示了,类似的问题,不只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也包括了社会价值观以及政府角色扮演等面向的问题。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要单纯从实证法律中进行分析,反而是最简单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居民不该排拒、也没有权力排拒特定弱势团体以合法管道进驻社区的结论。然而,这个法律结论作出来之后,就会解决类似的社会问题吗?若作如此想,似乎就显得天真了一些。这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进一步地从社会观念与政府角色的角度深入思考的缘故。

首先,身为多重障碍儿,或正确地说“多重挑战儿”(我不喜欢“障碍”这个词汇,正确地来说,这些孩子,应该说是在身心发展的过程中,要面对一些与众不同的特殊“挑战”)的家长。如果你要问对类似事件的感受,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很痛心,我觉得这些居民缺乏为他人处心设想的能力。

然而,真要厘清问题发生的究竟,单单从这样的感性的、单一角度出发是不够的。英国哲学家罗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曾说:“在我们批判别人之前,先要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罗素的这句话,可以提供我们讨论受虐儿遭排挤问题一个很好的参考。

 

假设的同情

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对于不同意见,我们要先用同理心去理解,在那不同意见中有些什么东西是可以同意或相信的。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重新采取批判的态度,但这样的批判必须立足于一种精神状态,那就是仿佛我们刚刚才放弃了自己长久以来一直坚持的某项意见,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批判,用的是那种回头批判自己的意见的心态与自谦,因为之前的我们,已经做了一个“相信”与“认同”的功课,我们曾经试图用同理心去暸解过那些意见为什么与我们不同并接纳那些了不同后,才开始批判的。

换言之,不管感性的倾向如何,我们都必须试着站在社区居民的角度,去想想三个问题:一、他们在担心什么?二、他们担心的问题是否会发生?三、即使他们担心的问题存在,是否就构成社区拒绝弱势团体进驻社区的理由?

 

问题一:他们担心什么?

第一个问题,他们在担心什么?很明显地他们担心既有的生活品质受到影响,既有的生活秩序受到威胁。因为受虐儿也好,其他的身心挑战者也罢,社区居民不了解这些孩子、这些身心挑战者,并将这些弱势团体加上了一个“与己不同”的标签,透过这个标签的赋加,社区居民也同时为自己创造了不确定的恐惧感,他们担心这些弱势团体会作出什么不可预期的事情,威胁他们既有的生活。而也由于社区居民自己有这样的担心,所以也会扩大他们的想像,认为社会上大多数的人的想法和他们一样,不愿意与这些弱势团体比邻而居,于是这些抽象的担心,就会转化成为一个具体的担心:房价会因此下跌。

 

问题二:担心的问题会否发生?

第二个问题,他们担心的问题会不会发生呢?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因为存在着对象的变量,受虐儿、智能挑战者或精神挑战者,不同的对象,相应的不确定性是不同的。以阳光花园社区排拒受虐儿,引起极大的社会批评为例,受虐儿与一般儿童并无不同,将他们曾受的伤害化约为一种对社区生活品质的威胁,是没有根据的过苛评断。至于智能挑战者的不确性,由于智能挑战者对规范的理解较辛苦,或许有可能会增加一些社区的负担,平实来论,社区居民的忧心不能说全无道理。而精神挑战者的行为不确定性相对来说,则似乎又更高了一些。

换言之,我并不会轻率地断言社区居民的忧心是无理的,而必须依对象来看。对受虐儿的忧心,我会认为社区居民明显扭曲并扩大了受虐儿的不确定性。对于智能挑战者的忧心,我则觉得若社区居民可以敞开心胸,那么不确定性其实是可以透过了解与体谅而完全消弭的。以前述“台湾启智技艺训练中心”进驻中坜市北帝国社区事件为例,在社区主委等人因妨害自由被起诉(后遭判处拘役六十日、得易科罚金,宣告缓刑两年确定)后,已让该中心顺利进驻,进驻后,社区居民对智能挑战者的印象改观,相处并无不洽。至于精神挑战者,问题则又相对复杂了许多,但不确定因素仍可透过一定的方式减少,包括建立了解,或依对象由政府或专业团体提供特别的服务。但要完全消除社区居民的疑虑,则相对困难,因此,这些弱势团体所面临的排拒障碍,往往相对较高。

 

问题三:担心存在,即可排拒弱势团体?

第三个问题是,即使他们担心的问题存在,是否就构成社区拒绝弱势团体进驻社区的理由?

答案明显是否定的。现代国家,人权的平等保障是首要价值,这样的价值,甚至高过于民主的多数决。亦即现代国家并不容许人民以“多数暴力”去压迫特定的少数群体。特别是,以“身分”作为区别的歧视。整个国家的秩序结构是如此,更遑论一个社区的秩序结构。

换言之,社区居民以进驻社区者是“受虐儿”、“爱滋儿”、“身心挑战者”为“身分区别”作为排拒特定弱势团体的理由,是明显抵触现代国家的人权价值的,自然不可能被接受。

然而,回答完这三个问题后,受到“不确定”影响的居民,如果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他们可能会提出底下几个质疑:为什么要由我来承受这样的“不确定”(当然,前提是不确定的影响的确存在?甚至,为什么不由政府建立一个独立的社区,来容纳这些特定的弱势团体呢?

 

社会化,是照顾辅导弱势者的重要目标

我们先来看第二个质疑,为什么不由政府建立一个独立的社区,来容纳这些特定的弱势团体呢?则因抵触了弱势团体的重要目标–社会化,而显得不可能。除了重度或有暴力倾向的精神挑战者,可能需要特别的安置外,包括受虐儿、爱滋儿、智能挑战者或轻度的精神挑战者,在照护他们的过程中,训练他们社会化、融入人群,是照护的重要方法也是目标。换言之,隔离集中的作法,将损及这些群体参与正常社群生活的权益。

 

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一个质疑,笔者认为,这个质疑,并非全无道理。如果不确定所造成的影响确然存在,社会集体对于弱势团体的照护责任,理论上似应由社会全体共同承担,只要求特定社区居民来完全承担,似不公平。就这一点而言,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亦即有义务透过一定的政策辅导,来减轻特定社区居民的忧虑。例如,增加辅导人力,或补贴社区因为接纳特定弱势团体所增加的额外修缮、维护或管理的支出。

但这部分,要做到什么程度,则涉及政府财力的问题,而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屡屡公开主张,缩减每年数千亿国防经费的原因。因为在台湾财政短绌的此时,我们要仰赖财政去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军购预算的必要性,相对于其他社福、教育、警政预算的必要性,实在是低得太多了。

 

结语:大同世界如何实现?

最后,法律只是解决类似问题,最“低阶”的方法,但若人民并没有建立成熟的价值观,能够尊重弱势团体参与正常社会生活的权利,那么,即便法律可以强制社区居民接纳弱势团体,弱势团体与社区居民间的冲突,仍将会以不同的形式持续存在。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运大同的世界,何时能够实现?法律合理规范、政府积极协助以及人民尊重体谅。三者皆备,大同可达。

[1] 台湾时报社论. 2006.8.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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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也是一种道德义务

这一周我选的书是,吉姆.坎普所著的《从“不”说起(Start with No)》。这是一本有关谈判的书,作者从“谈判技术”的角度,提供了许多为什么要说不,以及如何说不的方法。但对于从事法律工作的我而言,“不”,除了是一种谈判技术外,很多时候,说“不”也是一种道德义务。
  
“不”代表的是一种对权限、效力及至于合法性的认识,换言之在谈判的过程中,谈判者必须知道,有很多事情谈判者是没有“权利”或“资格”说“是”的。
  
例如,30岁的玛莉手上有一包香菸,她想卖给10岁的约翰,那她的行为将违反菸害防制法,这时的玛莉就没有交易的“权限”,因为这个交易是违法的。如果换成30岁的约翰想向年仅6岁的玛莉买一幢房子,这时约翰也不能完成这个买屋交易,因为依法律规定年仅6岁的玛莉无行为能力,其意思表示无效,约翰若想买玛莉的房子,必须和玛莉的法定代理人洽商。玛莉和约翰单纯的交易约定是无法成立的,因为这样的交易没有“法律效力”。
  
以上两种情形,都还不难判断,因为违法的事不该做,而没有法律效力的事做了也是白做。但如果我们再把情形复杂化一些就会更有挑战性。假设玛莉有一颗苹果,约翰想买,而玛莉委托南西和约翰交涉价格,这时南西可以用30或40块钱出售玛莉认为至少值50元的苹果吗?依民法规定,南西对玛莉负有“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之注意”之义务(在无偿情形)或“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在有偿情形),因此南西并非可以任意决定成交的价格,南西若违反这样的义务,轻者负担民事的赔偿责任,重则构成刑法的背信罪。
  
别小看这个问题,如果把玛莉换成是一间股票公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而南西是该公司经理人,这时拥有经营决策权的南西,就有可能会做出伤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商业决定,在与对手谈判时做出不该的让步,这涉及“公司治理”的问题。南西对公司实际上负有为“妥善商业判断”的义务,这个义务既是一种“职业道德”,也是一种“法律要求”。
  
总结来说,我简单归纳三个必须说“不”的情境,即“对于构成违法的事说不”、“对没有法律效力的事说不”以及“对不合于妥善商业判断的事说不”。这三个不,与谈判技术无关,是谈判者非说不可的“不”!

【2006/10/17  民生报 951017】

谈强制爱滋病患迁离社区的法院判决 -走出歧视弱势团体的社会循环

报载收容爱滋病患和爱滋宝宝的“台湾关爱之家协会”,经再兴社区自治管理委员会以违反住户规约:住户不得在社区内从事收容或安置传染病业务规定为由提起诉讼。台北地方法院十一日判决,台湾关爱之家协会必须迁离现址。
要评论这个事件,必须先建立一个概念:社会问题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循环。换言之,看似独立的个别事件,其实牵连诸广,很难从单一面向即可清楚理解事件的所由与所解。爱滋病患和爱滋宝宝被社区居民排斥,其牵涉的问题层面不只包括法律,还包括政府政策、资源配置与社会观念。
从法院判决观察-判决结果与法牴触,承审法官竟看不到自己的严重歧视。
首先,法院的判决甚有问题,社区规约的法源乃《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公寓条例),惟依《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条例》(以下简称爱滋条例)第六条之一第一项规定:“感染人类免疫缺乏病毒者之人格与合法权益应受尊重及保障,不得予以歧视,拒绝其就学、就医、就业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限制拒绝其住居之权,已明显违反该条规定。在法律的适用优先性上,爱滋条例属特别法,一旦两条例有牴触情形,亦应优先适用爱滋条例。
复依我国宪法第七条平等权、第十条居住迁徙自由等规定,对于公寓条例之解释允应不违宪法并与为爱滋条例相调和,若无法为合宪解释,则其规定亦因牴触宪法而无效。或有疑问,社区不能禁止爱滋病患移入,那也不能限制感染SARS或伊波拉病毒患者的住居权囉?这一问,刚好问中本案的重点。依传染病防制法第十二条规定,对于该法所定传染病人,“非因公共防治要求,不得拒绝其就学、就业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换言之,出于公共防治要求,对特定传染病患,即有限制住居可能。
而爱滋条例中,其对爱滋病患之权利限制,仅于第六之一条第二项规定:“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对感染人类免疫缺乏病毒者所从事之工作,为避免其传染于人,得予必要之限制。”显示,爱滋病基于传染途径的相对可控性,其权利保障程度要高于其他传染病患者。
若深入一步做法条分析,有权“限制”爱滋病患权利者限于中央卫生主管机关,而且仅能对“从事之工作”为限制,无论如何,社区管委会都没有资格与权利限制、歧视爱滋病患的住居权利。
总之,笔者很遗憾,地方法院承审法官竟看不到自己判决里的严重歧视。
在批判别人之前,要先有“假设的同情”
实际上,特定弱势团体受到社区民众的排挤,并非个案。2003年有“台湾启智技艺训练中心”进驻桃园县中坜市某社区被阻事件;2004年“北县康复之友协会”在新庄市设立精神复健机构遭民众持续抗议事件,以及发生于不久前,台中向阳之家受虐儿遭社区居民排挤事件等等。
这些频繁的抗争,对弱势团体进入自身生活圈的反抗,在在显示,类似问题不只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也包括了社会价值观以及政府角色扮演等面向的问题。甚至可以这么说,要单纯从实证法律中进行分析,反而是最简单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居民不该排拒、也没有权力排拒特定弱势团体以合法管理进驻社区的结论。然而,这个法律结论作出来之后,就会解决类似的社会问题吗?若作如此想,似乎就显得天真了一些。这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进一步从社会观念与政府角色的角度深入思考的缘故。
首先,身为多重障碍儿,或正确地说“多重挑战儿”的家长,如果你要问对类似弱势团体遭到歧视的感受,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很痛心,我觉得这些居民缺乏为他人处心设想的能力。
然而,要厘清问题发生的究竟,单从这样感性、单一角度出发是不够的。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说:“在我们批判别人之前,先要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罗素这句话,可提供我们讨论爱滋病患遭排挤问题一个很好的参考。
从居民角度设想-他们在担心什么?他们担心的问题是否会发生?
换言之,不管感性的倾向如何,我们都必须试着站在社区居民的角度,去想三个问题:
一、他们在担心什么?
二、他们担心的问题是否会发生?
三、即使他们担心的问题存在,是否就构成社区拒绝弱势团体进驻社区的理由?
第一个问题,他们在担心什么?很明显地,他们担心既有的生活品质受到影响,既有的生活秩序受到威胁。因为爱滋宝宝也好、受虐儿也好,其他的身心挑战者也罢,社区居民不了解这些孩子、病患或身心挑战者,并将这些弱势团体加上了一个“与己不同”的标签,透过这个标签的赋加,社区居民也同时为自己创造了不确定的恐惧感,他们担心这些弱势团体会作出什么不可预期的事情,威胁他们既有的生活。由于社区居民自己先有抽象的担心,再扩大他们的想像,然后转化成为一个具体的担心:例如房价会因此下跌。
第二个问题,他们担心的问题会不会发生呢?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因为存在着对象的变量,受虐儿、智能挑战者或精神挑战者,不同的对象,相应的不确定性是不同的。就爱滋病患居住权的问题,我并不会轻率地断言社区居民的忧心是无理的,而必须依对象来看,且透过一定的方式,包括建立了解,或依对象由政府或专业团体提供特别的服务。要完全消除社区居民的疑虑,确实有相对困难,因此,这些弱势团体所面临的排拒障碍,往往相对较高。
第三个问题是,即使他们担心的问题存在,是否就构成社区拒绝弱势团体进驻社区的理由?答案明显是否定的。现代国家,人权的平等保障是首要价值,特别是不容以“身分”作为区别的歧视,社区居民以进驻社区者是“受虐儿”、“爱滋儿”、“身心挑战者”为“身分区别”,作为排拒特定弱势团体的理由,是明显抵触现代国家的人权价值的,自然不可能被接受。
从政府角色建言-缩减国防经费,增加辅导人力、补贴社区民众。
然而,回答完这三个问题后,受到“不确定”影响的居民,如果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他们可能会提出底下几个质疑:为什么要由我来承受这样的“不确定”(当然,前提是不确定的影响的确存在)?甚至,为什么不由政府建立一个独立的社区,来容纳这些特定的弱势团体呢?
我们先来看第二个质疑,为什么不由政府建立一个独立的社区,来容纳这些特定的弱势团体呢?则因牴触了弱势团体的重要目标-社会化,而显得不可能。除了重度或有暴力倾向的精神挑战者,可能需要特别的安置外,包括受虐儿、爱滋儿、智能挑战者或轻度的精神挑战者,在照护他们的过程中,训练他们社会化、融入人群,是照护的重要方法,也是目标。换言之,隔离集中的作法,将损及这些群体参与正常社群生活的权益。
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一个质疑,笔者认为,这个质疑,并非全无道理。如果不确定所造成的影响确然存在,社会集体对于弱势团体的照护责任,理论上似应由社会全体共同承担,只要求特定社区居民来完全承担,似不公平。就这一点而言,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亦即有义务透过一定的政策辅导,来减轻特定社区居民的忧虑。例如,增加辅导人力,或补贴社区因为接纳特定弱势团体所增加的额外修缮、维护或管理的支出。但这部分,要做到什么程度,则涉及政府财力的问题,而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屡屡公开主张,缩减每年数千亿国防经费的原因。
最后,法律只是解决类似问题最“低阶”的方法,但若人民没有建立成熟的价值观,能够尊重弱势团体参与正常社会生活的权利,那么,即便法律可以强制社区居民接纳弱势团体,弱势团体与社区居民间的冲突,仍将会以不同的形式持续存在。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运大同的世界,何时能够实现?法律合理规范、政府积极协助以及人民尊重体谅。三者皆备,大同可达。
【2006/10/13  民生报 951013】

怒火中的庆典

令人感慨万千的国庆日!一个国家元首在层层红色的人民怒火包围中,好整以暇地发表著已经没有人听得进去(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国庆演说,这是多么荒谬的景象啊。一方的人民,声声催促涉贪涉弊的总统下台;另一方的总统,却一副正气凛凛的模样,说他要为国为民走这段“荆棘路”,还自我标榜成“仁君”,因为他没有武力伺候那些要他下台的民众,比起威权政权不知好上几百倍。

啊!这景象除了让我想到欧威尔小说里的那头名叫拿破仑的猪,复让我想到台湾诗人陈鱼写的“岁月老人中药店”。这首诗中,岁月老人为沧狡的人心捉了一帖药,药方上写着:“自私半两,谄媚七分,虚荣五钱,猜忌十克,贪婪足斤,妒嫉一块,算计全用,狡猾不拘多少!”是的这人心里最闇污的元素。陈水扁总统,向岁月老人一次求来,全部吞下,为的就是保住他那时限也无多的权位。

无奈吗?但我们不能无奈啊!因为,台湾是我们的家,感情所依所附的芳土。乐观,是我们对家的义务,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无耻的政客,向岁月老人求得了最闇污的方笺,就任他摆布。这一切的吊诡、矛盾、荒谬,我们必须找出背后蕴涵的道理,必须找到一个让光明来到的出路(即使无法立即来到)。

于是,在这个大家已不再许愿的国庆之日,我想为我们的国家许下四愿:

一愿,我们能学得教训,在未来选出清廉的总统,让一位清廉的总统创造清廉的政治,为台湾冲出一条光明的生路。

二愿,所有的政治公仆,能从陈水扁的身上习得教训。他原应是台湾最幸运的人,因为历史授给他一个造福人群的荣耀机会,但他却陷台湾人民于痛苦的深渊,让曾经信任他、跟随他的人破毁了希望,他还给历史的是一个腐臭的污渍。就连他自以为残苟权位而想逃避的法律制裁,也已在不远处等着他,他总有卸位之时,那也将是他枷锁加身之日。而那些滥用检察职权却怠职纵贪的检察官如许永钦、曾益盛等人,今日公舆之怒吼,人民不会因为时间而遗
忘,历史也会记住你们的失职无能。

三愿,青年朋友不要因上一代的失范,效而随流,因为你们已是台湾未来唯一希望。表面上,那些为恶的人,今日看起来(在物质层面)非仅未受惩罚,位极权倾的他们甚且受到奖赏。这也让很多在学校任教的老师感到错乱无措,有这些“负面示范”存在,要怎么教育学生当个诚实正直的人呢?

但我要告诉大家,那是因为大家错认了所谓善恶之报的本质,人生在世,最大的奖赏,就是行正坐稳,因为不论贫富,你一辈子都可俯仰无愧,这是上帝所能给人最大的恩泽!相对的,人生最大的惩罚,就是成为一个贪佞邪枉的恶徒,他身上的恶,除非改悔,就将是终生的诅咒。

我最后的一愿,要送给在凯道上经历风雨的民众,以及因为反贪运动生活受到影响的民众。谢谢凯道民众,我不知道你们的坚持,最后能否让贪腐总统提前下台,但那已无关紧要了,因为,不管台湾的政治再暗,因为你们坚持,我们仍看到了光明的希望。

期待下一个国庆,可以远离贪腐阴霾,以欢欣的心情,庆祝国家的生日!

【2006/10/11  中国时报 951011】

不一样的线段人生

接到民生报邀请,每周与读者分享一些想法。我想了想,决定选择“书与人生”为题,把自己的读书心得整理一下,以一周一书的方式,谈一些人生想法。

第一周,我选的书是海丽叶‧麦布莱‧强森所作的《像我这样的活着》。

如果把人生比喻为一段段的线段。那么,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个绝不相同的线段。

长寿的人的线段比较长;早夭的孩子的线段仿佛一个点,来不及开展就结束了;有的人的线段平平坦坦,直顺地到终点;有的人的线段则迂回曲折、时高时低;有的人的线段像个循环,东绕西绕却绕回起点,彷佛从没开始;有的人的线段则像一幅画,画山画水画世界;有的人的线段粗,有的人的线段细;有的人的线段黑白分明,有的人的线段五颜六色……。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人生线段。

然而,在这些不同的人生线段之间,却有着一个绝对相同的共同点,那就是,每个线段都有“终点”,都有它到不了的地方。

我觉得,本书想要表达的,大概就是这个意念吧!她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身心障碍者(其实不应以障碍称之,他们只是面临了另一种人生“挑战”)需要的是尊重,而不是怜悯,和任何所谓“健康者”一样,他们也有着专属于自己的、有限的“线段人生”。如果,我们把眼睛往线段之外的地方看,不只“身心挑战者”他们有走不到的地方,所谓“健康者”,也一样有走不到的地方。如果,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其“有限处”,那么其中一部分的有限者,又如何能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去“可怜”其他的有限者呢?

虽然人生如线段,有其终点,有其界限,向着界限以外看,每个人都有他到不了的地方。但反过来说,如果向着线段里面看,人生其实仍有着“无限”的可能。一个人也许一辈子当不了总统(其实,如果当的是一个贻误国家、为民所唾弃的总统,那还是不当比较好),但他可以当工人、当农夫、当老师、当公务员……。他还是有很多的人生选择。就像作者一辈子可能都无法不倚靠别人、不倚靠机器,独立地站立行走,但她仍可以写出这本充满感情与幽默风趣的书,来激励人生。

生命究竟是有限或无限,完全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自己的生命、实践自己的人生。热情开展生命的无限处,而不自怜自哀于生命的有限处,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2006/10/10  民生报 95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