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義解釋 其害更甚

行政院主計處終在昨日對首長特別費的沿革屬性作出解釋,對其「亡羊補牢」作法,原應肯定,然而細看報告,竟將國務機要費與首長特別費混為一談。明顯想利用輿情對於政府首長陷入特別費制度陷阱的同情,藉以為總統的國務機要費弊情尋找開脫卸辭。

國務機要費與首長特別費的屬性不同,審計部已多次強調。特別費的報支,係依行政院規定,可以半數為限,免附原始憑證。

但國務機要費則不然,其本身非僅並無可以半數條領的規定,而必須全數備妥原始憑證。並依照九十二年「總統府國務機要費支用程序作業規定」第四點規定:「總統府國務機要經費由會計處另設專帳,其原始憑證依會計法等相關法令由專人保管;涉及機密費部分,由總統秘書室指派專人比照辦理。」明白規定國務機要費必須具備完整單據。並且,依據總統府八十六年致函審計部稱:「…基於機要費性質特殊,向例以領據結報,憑證由本府自行保管,另設專帳專戶管理…」更可明確看出,總統府雖可以機密為由,自行保管相關憑證,但並未因此免除其留存憑證的義務!

惟在主計處提出的報告中,卻全然不提九十二年的規定內容與八十六年的函文,反而語帶誤導地以「今年」的新修規定改為回歸正常的審計程序,意圖製造以前沒有要求全數檢據的規定,是今年修規後才要求全數檢據的假象,以魚目混珠。一個是白紙黑字規定免留原始憑證(特別費),一個則是白紙黑字規定須留原始憑證(國務機要費)。這其中,要不要檢據,規定得清清楚楚,全無任何主觀裁量的餘地,而主計處竟公然曲解法規原意,令人不齒。

特別費的爭點,在於不用檢據的部分,依規定仍須用於公務。這就涉及一個重要的主觀爭議,即不用檢據的規定,是否免除了首長自證支出流向的義務,換言之,檢察官的主觀心證是寬是嚴,是否要求舉證,將左右其是否起訴首長的判斷。這部分,主計處以及法務部對首長特別費作出的解釋,應有助於檢察官縮小主觀心證的範疇。但國務機要費則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主觀爭議。因其在客觀法條規定階段,即已可確認總統府必須負擔舉證支出流向的義務。

這也是陳瑞仁檢察官在總統夫人的起訴書中,頗受詬病的部分,因為他「消極」的接受了總統對國務機要費有特別費屬性的抗辯,而未實查全部的單據。但即便標準寬鬆至此,陳總統在需檢據報銷的部分,仍因授意造假而涉罪,而這又是與馬英九特別費案最大的不同處。馬英九的特別費,在須檢據的部分,其秘書雖亦以假發票報帳,但一則無事證顯示為馬所授意,二則其仍留存了真實發票以供檢核,故一般認為,在須檢據的部分應不至涉有不法。其可能被指控的部分,係在不用檢據的特別費部分。

令人遺憾的,主計處今日卻以合理解釋(對特別費的性質闡明)掩護不合理解釋(混同國務機要費與特別費的屬性),意圖為總統開脫。如果,這是主計處進行報告,也是蘇貞昌院長拖遲許久後終於願意站出來的主要原因,那麼我們寧可主計處不要解釋。就算有政府首長因此被起訴,也應該有信心到法院審判時,法官會注意到主計處今日所提出諸般特別費的沿革因素、法理因素,而自有公正判斷。

相反地,一旦主計處作出了不正義的解釋,雖然,司法機關不必全然受該解釋的拘束,但這是主管機關的專業解釋,司法機關很難不受影響,這將對法律正義造成莫大的傷害。不正義的解釋,其害更甚不正義的不解釋。

【2006/11/30  中國時報 951130】

【書與人生】矇矓選項 清楚選擇

這周我要談的書是美國作家約翰葛里遜(John Grisham)所寫的小說禿鷹律師(The King of Torts)。

在電影《女人香》中,奧斯卡影帝艾爾帕西諾飾演一位目盲的退伍軍官,他在片中慷慨激昂地說道:「人生,會遇到無數的十字路口,每一次,我們都知道哪條路是正確的,但我們從不選它,因為我們知道,正確的路有多難走。」

用這句話來形容小說中的主角克萊.卡特(這個角色其實也可以用來投射大多數的人),可說是再適當不過了。主角其實是一個本性不壞的年輕人,他雖然對現狀不滿,他雖然對財富有他的執著與欲望。但若你直接要他在財富與正義之間選邊,我相信他會回答:他選擇正義。

但,可惜的是,這個世界,當正義與不正義的選擇放在我們的面前時,它常常不是確然二分的呈現,而是透過一種模糊的、帶有解釋空間的狀態出現。而這樣的矇矓,就很容使人陷入迷惘。主角就是迷惘在這矇矓的是非選項之中。

在小說中,一千五百萬美元的報酬(賄賂)清楚地放在主角的面前,這是一個選擇;至於選擇的代價只不過要他掩蓋一個真相。而這個真相就算他選擇不掩蓋,也未必就會因為他的不掩蓋而被發掘。另外一個選擇則是拒絕。

該如何選擇?主角這麼告訴自己:正義的損害看來極小,但個人的利益卻是不可思議地誘人。於是這位三十一歲的年輕律師決定「讓正義小小地承受那無關痛癢的損害」。

而這卻是克萊.卡特踏出的第一步錯誤。當他在潛意識地作出「正義損害極小」的結論時,其實,是經過他刻意扭曲詮釋的結果。的確,即使他選擇不掩蓋,真相也未必真的能在法庭上揭露,這一點他是對的,但他錯的是,至少他若選擇不掩蓋,真相被揭露的「機率」就會大幅增加。而更重要的是,他等於讓自己順著私欲,走上了不正直的第一步。

而小說中的主角,在這關鍵的第一個十字路口上,選擇了那一千五百萬美元的誘惑後,接下來的第二個十字路口、第三個十字路口,他開始犯的錯誤,也就不難理解了。他開始無限上綱自己的物質欲望(他原來還很瞧不起那些沈溺在物質追求的律師同業);他利用不當取得資訊進行內線交易;他沒有妥善照顧委託人的意願與權利,濫行訴訟也濫行和解……。

最後,這個小說中主角的心路歷程,其實也給年輕朋友很重要的啟示。當大家一樣的「模糊選擇」時,我們該如何取擇呢?我想說的是:每一個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錯誤,其實都是下一個大錯誤的誘發因子,勿因惡小而為之,一定要謹慎地選擇我們所踏出的每一步。(陳長文)

【2006-11-28 民生報╱第02版╱熱門話題 951128 】

主計處要沉默到何時

特別費風暴延燒到全國數千名政府首長,當我們把目光焦點集中在當事人如何交待特別費的支出流向,以及檢察官可能以什麼樣的標準偵辦案件的同時。其實,有一個更該受到國人矚目的機關就是:行政院主計處。

身為主掌歲計預算與決算的主管機關,很明顯地是這波風暴中最該受到譴責的單位。

首先,如果是一、二個首長在特別費的支用上受到懷疑,那還只是個案當事人的操守問題,怪不得主計單位。但如果全國數千名曾動支特別費的政府首長,其中大部分支用上都有疑問,都可能經不起檢察官的嚴格檢驗的話。那麼,這樣的通象就代表二種可能:其一,制度的設計有問題(模糊、有矛盾、有陷阱);其二,制度沒問題,是政府首長守法精神普遍低落之故。

不論是何者,主計單位都難脫責任。若制度有問題、有陷阱,最有注意義務的就是主計單位,但主計單位卻怠忽這樣的注意義務,使得風暴擴延乃至有不可收拾的可能,可謂嚴重失職。縱非制度問題,而是首長普遍不法,職掌全國政府機關歲計,負責監督預算編列、決算報告的主計單位,卻經年未覺首長在特別費支用過程中的不法,亦不曾主動糾舉,一樣該受責備(審計單位在此也有類似責任)。

而以上,還是從「過去」的角度,來探究主計單位的責任。惟逝者已矣,主計部門的怠忽職守是既成事實,究責的效果有限。但如果把目光移轉到今時今刻,我們會發現,主計單位在特別費風波中彷若置身事外的默然,更是讓人難以原諒。

當我們還原特別費風暴,就會發現,要判斷首長支用特別費的過程中有無不法,判斷的關鍵點之一,無疑涉及了對主計法規、相關行政慣例的解釋。不管從職能分工或專業知識的角度來看,最有資格,也最應該表明看法、提出法律意見的單位就是行政院主計處。我國政府雖然採的是權力分立的政治體系,司法權與行政權是分立的,但當案件涉及行政機關的內部規則時,司法機關也必須尊重行政機關對相關規則的法律見解。

換言之,行政院主計處對於特別費支用規定有義務提出更清楚的法律見解,也有義務交待過去全國行政機關對於特別費,尤其是不用檢據核銷的特別費,其支用、核銷、用餘繳回的慣例為何?主計處有責任說清楚立場,這樣才能有助釐清特別費問題究竟是制度缺陷的問題,還是首長個人不法的問題。

然而,特別費風暴延燒數月,除了表示將在未來修改制度外,不見主計處對於主計法規現狀提出清楚立場。不禁令人懷疑,難道是因為之前特別費風波的焦點並非集中在執政黨官員,或基於選舉在即等政治考量,刻意沉默?如今,風暴演變愈烈,全國首長均受質疑、公信重創,五院院長、執政黨首長亦均不能免,主計處,還要繼續默不吭聲、冷眼旁觀嗎?

【2006/11/26  中國時報 951126】

指標案例,需要判斷智慧與勇氣

報載檢察機關將以馬英九與四大天王的特別費案,作為偵辦特別費案的指標案例。以目前媒體揭露的案情以觀,筆者認為,馬英九乃至於全國其他的許多首長在特別費的使用上是否會被認定為貪汙,有底下幾個法律判斷的關鍵:
第一,對特別費屬性的認定,雖然輿論主要均集中在主計處規定,認其必須用於公務,非屬首長薪資,但這部分並非全無爭議,舉例而言:大法官釋字第四二一號解釋,在闡釋國大正副議長的「報酬之額度與項目」時,舉列了「歲費、公費及特別費」,似有將「特別費」解為首長之「報酬」之意。加上衡酌過往對特別費的處理慣例,均無繳回制度之設,因此特別費究有無薪資性質,第一個判斷點。

第二,國民黨方面提出不用檢據核銷的特別費係為一種「統籌概算費用」。此種費用基於行政效能與行政便利等考量,在撥付時均「假設」該項概算金額全部已經支出,並無賸餘,並不考慮個別案件實際支出費用是否超過或是不足,因為不採取實報實銷,因此,並無多退少補的問題。比方說地方民代的研究費用、文具費、郵電費等均屬之。此說可採否,則是第二個判斷點。

第三,檢察官對於不需檢據核銷的特別費支出流向的審查強度如何?審查強度最低者為不予審查,例如按照陳瑞仁檢察官在國務機要費一案中的審查標準,其對於陳總統宣稱具有特別費性質、半數不需檢據的,並未實際查核其確切的支出流向。強度略升者則為形式審查,僅計算馬英九八年任期內之招待饋贈總支出是否大於入帳之特別費總數,而不問其係基於何種主觀進行捐贈。

強度再向上推升者則為主觀實質審查,即探求每一筆捐款的主觀動機,細分係由競選補助金或特別費中撥捐,若特別費撥捐之數不及特別費入帳總數,且不能自證流向,即認定其納入私囊。強度最高者為期間審查,以月或年或任期為單位,檢驗期間內捐贈支出的款項。認為特別費係以月(或年或任期)為單位支用,若當月(年或任期)未用罄,立即發生繳回義務,若未繳回即已構成貪汙事實。

第四,對貪汙罪主觀要件構成的判斷,亦即對當事人有無貪汙故意作出判斷。一種思考可能性,係認為特別費屬性存有爭議、並就行政慣例觀察、考量匯入私帳的規定,欠缺特別費回繳之制度等等,加以政府首長多半依從會計人員的建議循往例處理特別費。觀此種種認難以逕謂政府首長有貪汙之故意。另一種思考可能性,則仍認相關涉案當事人合致故意之要件。至多若有構成「不知法律」的情形,則依刑法第十六條,仍不能免除刑事責任,僅能按其情節,減輕其刑。

綜上所述,檢察官採取的法律認定是寬是嚴,將左右其有罪無罪判斷。而這又將深廣地影響全國其他和馬英九採同一模式處理特別費的公務員。美國著名律師亞倫.德修茲曾說:「世上沒有幾個職務,比做個誠實而真正懷有正義感的檢察官更為崇高。由於檢方具有高度的裁量自由,使其要比辯方律師或法官更能夠對刑事司法制度產生重大影響。」在馬英九特別費案中,檢察官的判斷不但對刑事司法制度會產生影響,對台灣的文官制度、廉能政治也會產生非常鉅大的影響。

【2006/11/25  聯合報 951125】

美德本身就是一種報償

這周我要談的書,是凱文.傑克森(Kevin T. Jackson)所著的《建構聲譽資本》(Building Reputational Capital)。

甫過世的經濟學泰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曾說:「企業只有一個社會責任,就是增加利潤。」這句名言,一直被許多企業奉為圭臬,將之作為「道德中立」、「社會責任中立」的理由。
然而,這套價值觀無限上綱的結果,卻顯然為人類世界帶來了許多痛苦乃至於危機。特別是在溫室效應可能威

脅全人類生存的危機意識下,人類驚覺到,一個無限上綱利潤追求卻輕忽環保責任的企業,都有可能是造成人類集體滅亡的最後一根稻草。

而其他許多違反企業道德,層出不窮的企業倫理事件,例如:剝削勞工、雇用童工、偽造紀錄、不實行銷、誤導投資大眾、濫用內線消息謀利、賄賂政府官員、從事不公平或掠奪性的競爭等等。都多多少少與這種利潤至上論的企業價值觀有關。誠如本書作者指出,這些許許多多商業醜聞都大大衝擊了大眾對商業世界的觀感。

從這樣的商業時代背景出發,作者誠懇地點出了新商業時代的企業價值觀,呼籲建構聲譽資本的重要性。雖然作者強調聲譽的重要,但很特別的,他並不是從道德性的論述出發,而是透過許多數據數字以及嚴謹的邏輯推論,告訴企業經營者「聲譽」的「資產」屬性,以及以「聲譽」作為一種「資產」,所能創造的競爭優勢與強大魅力。

因為聲譽是一個外在的評量結果,他終究是建構在企業本體內在所擁有的道德強度。換言之,一個不重視企業道德、企業倫理,缺乏企業使命感的公司,是不可能贏得社會大眾與員工的尊敬,也不會因此得到「好名聲」的外在評價。

換言之,企業今日所擁有的聲譽是正是負,與其過去所懷抱的道德使命感是強是弱是不可分的。
最後,我覺得作者在結論中說的一段話非常的精釆:「事業一如生命,皆有因果報應。不是不報,時機未到。這個原則也適用於聲譽方面,而且會呈現指數成長。一丁點兒同情、善意和仁慈常會帶來豐碩的財務利潤,遠超乎預期。至於非財務的收益,美德就是美德自己的回報。我們的所作所為,影響將是永遠。」

美德本身就是一種報償。只有真心相信美德,而非為求回報而偽裝美德的公司或個人,才有可能真正擁有「聲譽資產」。

【2006-11-21民生報/書與人生 951121】

當法律整到政治模範生…

馬英九在特別費一案中,到底有沒有涉及貪汙不法。可以分成幾個法律層次來分析。

第一,特別費不用檢據核銷的半數,匯入私人帳戶有無違法,這是行政院的規定(原則上匯入首長帳戶,除非首長另有要求以支票或現金提領),當然沒有不法。

第二,特別費存入首長私人帳戶之後,以首長帳戶內的存款做為財產申報,是否不法?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一定金額以上之存款…即必須為財產申報。換言之,只要是私人帳戶中的金錢,依財產申報法,並不問中間的款項是公款、私款或借款,是存款都要申報。倘若馬英九有以該帳戶的存款提出財產申報,即被論斷有不法占用公款情事,則將陷入一個極度荒謬的規範矛盾,因為任何首長只要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將帳戶餘額申報財產即違反貪汙治罪條例,但若隱去該筆款項不申報,則又違反財產申報法。這將使得首長無論如何必犯一罪。

法律規範不可能如此荒謬,這時,貪汙治罪條例與財產申報法即不能分開論釋,而必須合併思考,並為調和式的體系解釋。這時,對財產申報法只有一個解釋可能,那就是,財產申報法所要求的財產申報,只是公務人員財產的暫時狀態,而非實質狀態,換言之,依法暫留於首長帳戶內的特別費,依財產申報法必須為形式上之申報,但不表示該筆款項屬於首長實質財產的一部分。亦即,以包含特別費款項的私人帳戶內存款進行財產申報,不能因此認定機關首長涉有貪汙。

第三,關於不需檢據核銷的特別費,其支用用途有無不法的問題。依規定,該部分特別費雖不用檢據核銷,但仍必須支用於公務。這中間就出現了非常弔詭的矛盾。一方面規定要用於公務,一方面又規定不用檢據核銷。這時,會有底下幾種可能。其一,有首長預見這個制度陷阱,他不但所有的款項均用於公務,而且都留下支出的原始憑證。這位首長,不會有任何問題。

其二,另一位首長,沒預見這個制度陷阱,雖然所有款項均用於公務,但由於不需檢據核銷,八年下來,也很難一絲不漏地交代所有支出的流向,或者就算交代了,由於沒有憑證,也難以檢驗。這時對無法清楚交代部分,檢察官能否判定其涉有貪汙呢?顯然不可以,因為法律規定其不必檢據核銷,即是基於行政便利的考量,改以信任原則,免去首長對支出的「證明義務」。檢察官不能在法律規定其免於檢據後,復要求機關首長負擔證明支出流向的義務。

其三,另一位首長,他意識到特別費不是薪水,但想到不用檢據核銷創造了將特別費納入私囊的空間,為避免留下紀錄,便拒絕讓款項進入其帳戶,改以現金或支票提領。接著將款項中轉到其他帳戶,便神不知鬼不覺了。這位首長絕對涉及貪汙罪,但除非檢察官查出其秘密帳戶,並能確定該帳戶中的金錢為挪用特別費的款項才能證罪,但要證明此點,幾乎不可能,換言之,該首長確定有罪,但也同時「確定」不會被證明有罪。

其四,另一位首長,他沒有特別注意特別費的屬性,當行政院的「原則」規定是將特別費存入私人薪資帳戶,並於其他私款混同時,他連想都沒想就援此原則辦理,當然也不會特別地想到,哦!進入私人帳戶會留下紀錄,最好用支票或現金提領,防止檢察官去追查特別費流向。這位沒有違法意識的首長,便一步步踏進了制度陷阱。由於公私款混同,使得帳目糾結不清,也因為這樣的混同,使得有些特別費可能在不注意的情形下,被作為非公務用途,而首長卻不自知。接著檢察官展開調查了,該首長並不以「不用檢據核銷」的免證抗辯來抗拒檢察官的調查,但人總有疏忽的時候,很不幸其中有幾筆支出,在檢察官的比對下,發現確有非公務用途的款項。這時,檢察官應該將之起訴嗎?

筆者認為,對這位首長來說,他根本沒有違法意識,主觀要件不具備,則貪汙的犯罪構成要件欠缺。否則,法律豈不等於在創設誠實陷阱,坑害政府首長?

馬英九的法律困境,很可能是第二與第四種情形。這是為什麼一個政治模範生,竟可能要面對「貪汙」罪的訴究,還有比這件事更荒謬的事情嗎?

至於在須檢據核銷的部分,市長室秘書以大額假發票替代小額的真實發票報帳核銷,對此馬英九的責任主要在於監督不周,由於並無事證顯示馬英九授意蒐集假發票,自不能論定馬英九違法。

最後,部分民代窮追馬英九的財產增幅問題,馬英九願意在十二月公布並說明清楚,這是馬英九的坦然。但必須指出的是,什麼時候,我國立法制定了「財產來源不明罪」,要求政治人物要自證財產來源?基本上筆者贊成制定「財產來源不明罪」以嚇阻政客牟私貪瀆的急迫性。但!請先等完成立法後,再提出這樣的要求。

論法釋法,不能脫離社會現實,特別是當法律有矛盾、有陷阱時,執法者、釋法者更必須謹慎地回到法律體系與法律精神去分析解剖。當法律整到了政治首長,難道大家沒有警覺到,這背後的嚴重問題嗎?

【2006/11/19  聯合報 951119】

謝謝陳總統 讓我們從痛若中尋見真理

   在陳瑞仁檢察官公布了國務機要費的起訴書後,看著陳水扁總統的堅不下台的答辯,看著民進黨內保扁的聲音擊潰了反省的聲音。我不禁懷疑起,所謂的公理與正 義到底還存不存在?然而,當我思慮及此,心中不由一驚,如果,我有此懷疑,可以想見的,有多少人和我一樣,對台灣當前政局感到挫折沮喪。

  這時,漸漸地有一個聲音在我腦中盤旋:這些事情的背後必有道理。反念一想,我突然覺得,也許我們該向陳總統道謝,這不是一個反諷式的修辭,而是衷心的、誠意的感謝。雖然聽起來有點荒誕,但就像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曾說的:「真正的意義只能從荒誕中看到。」

  如果說,挫折與錯誤,是一個人成長的必經歷程,那麼我們應該虔敬地感謝陳總統,他幾乎盡了最大的可能性,做出一切人性中所可能的、最惡劣的錯誤示範。這個重要的反面教材,讓我們可以從中習得教訓。

  若從國家的層次來看待陳總統的錯誤,雖然他為這塊土地的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挫折、憤怒、撕裂。但也讓我們看清了原來我們所驕傲的民主,是如此的稚嫩脆弱,原來我們還有很多需要加倍努力的地方。

  讓犯過的錯誤 能免疫

   誠如哈維爾所言:「為了瞭解真理,我們就必須沉降到痛苦的底層。」我們要謝謝陳總統,將台灣沉降到痛苦的底層,這使我們擁有了難得的機會去瞭解真理,重 新尋找社會的價值立足點、反思台灣的民主發展。如果痛苦可以讓我們看清真理,並讓我們能從此對陳總統所犯過的錯誤免疫,不讓第二個陳水扁,再在台灣這塊土 地上出現!那麼這樣的痛苦,仍是值得的。

  接著我想以幾個「具體的身分」謝謝陳總統。

  首先,我要以中華民國公民的身分,謝謝陳總統。過去六年半,陳總統為了維繫權位,極盡可能地操弄族群,不斷地裂解台灣人民本應相融相依、禍福與共的情感,讓國家因對立而空轉。

   然而,正因這種分化撕裂的政治手段運用到了極致,比較今昔,就會發現大多數人民,已然從意識形態架構出來的謊言中覺醒。本省外省的切割分化漸被痛惡,中 共同路人的大帽子也不再有效。統獨的意識形態之爭漸漸退位,於是公共政策、操守廉潔開始成為檢驗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指標。

  其次,我要以曾經走上凱達格蘭大道的反貪公民身分,謝謝陳總統。「幸虧」陳總統讓人民憤怒到了極限,舉國同愾的氛圍中,長期被藍綠政黨綁架而對立的人民,竟意外地找到了反貪腐這個最大公約數,百萬紅潮因之掀湧。

  或有人會不說:「那又如何,陳總統不是仍然綁架民進黨,不動如山地厚顏戀棧?」

  紅潮 燒出了政客原形

   是的,看起來陳總統暫不會倒下,但紅潮怒火最大的意義,是在燒出政客原形,讓人民有機會對集體墮落的政客們,進行「一次性淘汰」。不要以為紅潮退去,政 客即能無事,北高市長選舉、下一屆的立委選舉,乃至於二○○八年的總統選舉,憤怒將會化為選票對政客進行制裁。民進黨在人民的選票制裁中若能覺醒,那是好 事,台灣仍需要足與國民黨互為牽衡的政黨;但若仍不覺醒,那也不是壞事,讓我們趁早淘汰一個墮落的政黨與集結其中的政客,將力量用來支持其他可以牽衡國民 黨的新興政黨。而這樣的選票制裁,也同樣可以警示國民黨與貪腐妥協合流的下場。

  第三,我想代替全國的家長老師,謝謝陳總統。很多人感 嘆,陳總統的失範讓他們很難教育子女學生。但我反覺得透過陳總統的負例,師長們更該篤定地告訴學子:「名利可求,但不能失德。」這絕非一廂情願,事實上, 從絕大多數唾棄總統失範的民調中,可以清楚看到,操守品德仍是社會堅定支持的價值。

  我一直認為,人生在世最大的獎賞就是行正坐穩,因為不論貧富,一輩子都可俯仰無愧!相對的,人生最大的懲罰,就是成為貪佞邪枉的惡徒,他身上的惡,除非改悔,就將是終生的詛咒。

   就算對以上觀點存疑,必須眼見「善惡有報」,才願意相信德先於利的道理。那麼,不妨細想,陳總統的惡行真的沒有「惡報」嗎?陳瑞仁檢察官,不就透過其起 訴書,拆穿了陳總統的謊言嗎?而即便今天陳總統仗著刑事豁免權,司法尚難對之訴究,但他總有卸任之時,法律制裁,已在不遠處等著他。

  第四,我想以法律人的身分,謝謝陳總統。這些年來,法律人全體受到社會日漸強大的責難。「法律人,為什麼不爭氣?」這個龐大的問號開始浮現在我心頭。

  而造成法律人不爭氣的最關鍵的原因則是:鄉愿。而反過來說,若想重建社會大眾對法律人的信心,法律人刻不容緩要做的就是:不再鄉愿。

  法律人 走出鄉愿文化

  二○○六年十一月三日,陳瑞仁檢察官公布了國務機要費案的起訴書,其不畏威權的執著,一舉扭轉檢察機關在人民心中瀕臨破產的公信力。這是法律人走出鄉愿文化的至關緊要的一步。

   很巧的,也同樣是二○○六年十一月三日,大法官在沒有不同意見書的情形下,以不可思議的人權低標,作出剝奪中華民國公民服公職之權,侵傷人權的「釋字第 六一八號」解釋。我得知後,即於十一月九日發表「冷漠麻木的大法官解釋」一文,以一一點名方式,批評翁岳生院長在內,作出該釋憲文的十一位大法官。草稿撰 妥後,我的學生問我:「是否不要點名批評比較好?」

  我知道學生是為我好,不希望我得罪人,更何況這些人當中有許多是我的尊敬的學者與 好友故舊。但就是因為每個法律人都不想得罪人,同道相護的結果,才使得法律人表現令人不忍卒睹!因此對是該解釋,我若不點出名字,當事人隱在「大法官」這 個集體名詞的背後,誰會去聯想大法官指的是誰?歷史也不會留下紀錄。他們就會失去自我鞭策的動力,只有透過點名的方式,賦加他們被輿論檢驗紀錄的壓力,這 樣他們才會真心在意他們作出的解釋文。

  或許有人會說,批評別人容易,難道你陳長文就不會犯錯?不是的,我當然會犯錯,但一則,身為大 法官的法律人,本該有心理準備與雅量,去接受公輿的檢驗與批判!二則,換個方向來看,身為律師的我,如果有人針對我執業表現不對之處有所批評,聞過則喜, 聞過則謝,我會給自己一個欣然接受的期許!

  而所謂的不鄉愿,也可擴大為對其他社會菁英的特別期待:請不要再以「政治中立」作為逃避公 民責任的懦弱藉口,對一個失範總統,愈是擁有社會地位與力量的人,愈有責任對其作出「道德拒絕」的價值選擇。在關鍵時刻,林濁水與李文忠二位民進黨的菁 英,以辭去立委的方式,勇敢地表達出他們對陳總統的道德拒絕,令人敬佩!比方說民進黨內的相對的呂秀蓮、蘇貞昌、謝長廷,為何仍未展現勇氣,說人民聽的懂 的話,與陳總統切割你們何時能夠展現如林濁水、李文忠一般的道德勇氣,作出負責任的歷史表態呢?黨外民主精神象徵的林義雄先生,我們也在等待著你的歷史表 態!

  社會菁英 請別再冷漠

  仍在冷漠旁觀的社會菁英們,你們在等什麼呢?當我們看到凱達格蘭大道上以行動發出反貪 怒吼的民眾,這些來自四方的升斗平民,在不景氣的經濟衝擊下,本應忙於養家餬口,他們才是最有藉口冷漠的一群。但他們卻沒有假裝事不關己,也沒有惺惺假假 的用政治中立作為藉口,他們上街頭吹風淋雨,喊啞了喉嚨,他們憑著良心,用行動對貪腐總統作出了立場表態,作出了道德拒絕。我要問問,還在忸怩作態的企業 領袖、黨國大老、學界耆宿、社會賢達們,不愁溫飽的諸位,還要機關算盡到什麼程度呢?還能繼續漠視執政者的濫權腐敗嗎?要知道,陳總統戀棧不去的最大資 本,就是這些社會菁英的冷漠旁觀。

  我知道,這些不鄉愿與道德拒絕的籲求,對講求以和為貴的中國人來說,猶顯困難。人倫關係的考量,常 常妨礙了我們對公理是非的堅持,於是官官相護、同道相護、戚親相護以及政黨內的同志相護(如民進黨在總統涉及國務機費弊案的表現)。一旦這些因循護短成為 常態,貪瀆不法的政客惡徒,就可以更加的放肆跋扈。陳總統今日荒謬不堪之表現,不就是眾人鄉愿縱容的結果?

  最後,我以泰戈爾的話作 結:「最好的東西不是獨來的,它伴了所有的東西同來。」藏在挫折裡的「反省」,是一個國家進步成長最好最美的禮物,但這個禮物唯一的缺點就是,他不是獨來 的,他總是和痛苦失敗結伴而來。當我們看見陳總統所帶來的痛苦,千萬別忘了,那也帶來了反省,讓我們深刻反省的最好實例!

  (本文作者陳長文為理律事務所執行長)

    【2006-11-14 民生報焦點評論 951114 】

【書與人生】 興、觀、群、怨

這一周我要談的是台灣作家陳魚所著的短篇小說集《解決》。

我常在想,台灣的法律人還讀不讀小說呢?有沒有時間讀小說呢?一本令人動容的小說,每每掩卷之餘,內心波動久久不能自已,那是一種洞悉生命真諦的瞬間感動,幫助讀者在那當下,認真反芻自己的人生,同時激發人類情感中,對週遭萬物悲憫的胸懷。於是我會有個天真的想法,當一位律師要為被告出庭辯護前讀了狄更斯的「雙城記」、當一位檢察官要撰寫起訴書前讀了雨果的「悲慘世界」、當一位法官要宣判前讀了江元慶的「司法無邊」、當一位法律人出身的行政院長甚至總統,要對一項重大政策下達決策之前讀了聖修伯里的「小王子」,那麼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肯定不會讓「向上提昇」這四個字在如今淪為嘲謔式的反諷,而是愈來愈進步了吧!至少在我熟悉的「法治」範疇之內應如是吧!

《解決》是以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市井小民為主題的短篇小說集,其中娓娓道盡一個個背負沈重經濟壓力的小市民,圖求溫飽的心路歷程,但是社會所能提供給他們的生存環境,往往是苛刻和險惡的,以至如故事中,待業的老李最後死於車禍、在軍中出類拔萃的阿勉退伍終究淪為搶匪、乏人聞問的游民在選前成為市長競選連任的造勢工具,凡此種種,不正是現存社會陰暗角落的縮影,卻被為政者刻意漠視的?

陳魚在自序中嘗言:「不論是痛苦、快樂、悲傷、喜悅、無奈、掙扎、希望或者失望,都渴望透過小說的方式,呈現台灣當前如我之市井小民一種真實的人生寫照。」只是這種追求基本幸福的微小權利,對許多處於弱勢的族群而言,卻如天上的星星一樣遙不可及。

於是,當一個社會的結構,在上有一位辯才無礙卻遭起訴的律師總統、一位穿金戴銀仍見錢眼開的總統夫人、一位充滿銅臭並眼高於頂的總統女婿、一座門禁森嚴的官邸前絡繹於途的達官顯貴,對照社會底層的受虐孩童、卡債學生、單親媽媽、失業父親、高捷外勞、大陸新娘以及一條條因走投無路而燒炭、割腕、跳樓、投海以至絕命的怨靈亡魂,我希望有更多優秀的作家,繼續透過全觀或微觀的寫作視野,以生花燦筆,如實寫盡這些悲愁怨苦,讓還活在這個世上,並且內心仍保有基本良知的人們,得以「興」、可以「觀」、藉以「群」、也宣洩了「怨」,即便「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事件依舊在我們生活週遭層出不窮,我仍深信人的本善將透過文學的洗滌,一點一滴匯聚成龐大的正面力量,使人們充滿慈悲,持續抑制邪惡的氣焰,並對未來的人生,充滿憧憬與希望。(陳長文)

【2006-11-14 民生報  95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