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义解释 其害更甚

行政院主计处终在昨日对首长特别费的沿革属性作出解释,对其“亡羊补牢”作法,原应肯定,然而细看报告,竟将国务机要费与首长特别费混为一谈。明显想利用舆情对于政府首长陷入特别费制度陷阱的同情,藉以为总统的国务机要费弊情寻找开脱卸辞。

国务机要费与首长特别费的属性不同,审计部已多次强调。特别费的报支,系依行政院规定,可以半数为限,免附原始凭证。

但国务机要费则不然,其本身非仅并无可以半数条领的规定,而必须全数备妥原始凭证。并依照九十二年“总统府国务机要费支用程序作业规定”第四点规定:“总统府国务机要经费由会计处另设专帐,其原始凭证依会计法等相关法令由专人保管;涉及机密费部分,由总统秘书室指派专人比照办理。”明白规定国务机要费必须具备完整单据。并且,依据总统府八十六年致函审计部称:“…基于机要费性质特殊,向例以领据结报,凭证由本府自行保管,另设专帐专户管理…”更可明确看出,总统府虽可以机密为由,自行保管相关凭证,但并未因此免除其留存凭证的义务!

惟在主计处提出的报告中,却全然不提九十二年的规定内容与八十六年的函文,反而语带误导地以“今年”的新修规定改为回归正常的审计程序,意图制造以前没有要求全数检据的规定,是今年修规后才要求全数检据的假象,以鱼目混珠。一个是白纸黑字规定免留原始凭证(特别费),一个则是白纸黑字规定须留原始凭证(国务机要费)。这其中,要不要检据,规定得清清楚楚,全无任何主观裁量的余地,而主计处竟公然曲解法规原意,令人不齿。

特别费的争点,在于不用检据的部分,依规定仍须用于公务。这就涉及一个重要的主观争议,即不用检据的规定,是否免除了首长自证支出流向的义务,换言之,检察官的主观心证是宽是严,是否要求举证,将左右其是否起诉首长的判断。这部分,主计处以及法务部对首长特别费作出的解释,应有助于检察官缩小主观心证的范畴。但国务机要费则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主观争议。因其在客观法条规定阶段,即已可确认总统府必须负担举证支出流向的义务。

这也是陈瑞仁检察官在总统夫人的起诉书中,颇受诟病的部分,因为他“消极”的接受了总统对国务机要费有特别费属性的抗辩,而未实查全部的单据。但即便标准宽松至此,陈总统在需检据报销的部分,仍因授意造假而涉罪,而这又是与马英九特别费案最大的不同处。马英九的特别费,在须检据的部分,其秘书虽亦以假发票报帐,但一则无事证显示为马所授意,二则其仍留存了真实发票以供检核,故一般认为,在须检据的部分应不至涉有不法。其可能被指控的部分,系在不用检据的特别费部分。

令人遗憾的,主计处今日却以合理解释(对特别费的性质阐明)掩护不合理解释(混同国务机要费与特别费的属性),意图为总统开脱。如果,这是主计处进行报告,也是苏贞昌院长拖迟许久后终于愿意站出来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宁可主计处不要解释。就算有政府首长因此被起诉,也应该有信心到法院审判时,法官会注意到主计处今日所提出诸般特别费的沿革因素、法理因素,而自有公正判断。

相反地,一旦主计处作出了不正义的解释,虽然,司法机关不必全然受该解释的拘束,但这是主管机关的专业解释,司法机关很难不受影响,这将对法律正义造成莫大的伤害。不正义的解释,其害更甚不正义的不解释。

【2006/11/30  中国时报 951130】

【书与人生】蒙眬选项 清楚选择

这周我要谈的书是美国作家约翰葛里逊(John Grisham)所写的小说秃鹰律师(The King of Torts)。

在电影《女人香》中,奥斯卡影帝艾尔帕西诺饰演一位目盲的退伍军官,他在片中慷慨激昂地说道:“人生,会遇到无数的十字路口,每一次,我们都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但我们从不选它,因为我们知道,正确的路有多难走。”

用这句话来形容小说中的主角克莱.卡特(这个角色其实也可以用来投射大多数的人),可说是再适当不过了。主角其实是一个本性不坏的年轻人,他虽然对现状不满,他虽然对财富有他的执著与欲望。但若你直接要他在财富与正义之间选边,我相信他会回答:他选择正义。

但,可惜的是,这个世界,当正义与不正义的选择放在我们的面前时,它常常不是确然二分的呈现,而是透过一种模糊的、带有解释空间的状态出现。而这样的蒙眬,就很容使人陷入迷惘。主角就是迷惘在这蒙眬的是非选项之中。

在小说中,一千五百万美元的报酬(贿赂)清楚地放在主角的面前,这是一个选择;至于选择的代价只不过要他掩盖一个真相。而这个真相就算他选择不掩盖,也未必就会因为他的不掩盖而被发掘。另外一个选择则是拒绝。

该如何选择?主角这么告诉自己:正义的损害看来极小,但个人的利益却是不可思议地诱人。于是这位三十一岁的年轻律师决定“让正义小小地承受那无关痛痒的损害”。

而这却是克莱.卡特踏出的第一步错误。当他在潜意识地作出“正义损害极小”的结论时,其实,是经过他刻意扭曲诠释的结果。的确,即使他选择不掩盖,真相也未必真的能在法庭上揭露,这一点他是对的,但他错的是,至少他若选择不掩盖,真相被揭露的“机率”就会大幅增加。而更重要的是,他等于让自己顺着私欲,走上了不正直的第一步。

而小说中的主角,在这关键的第一个十字路口上,选择了那一千五百万美元的诱惑后,接下来的第二个十字路口、第三个十字路口,他开始犯的错误,也就不难理解了。他开始无限上纲自己的物质欲望(他原来还很瞧不起那些沈溺在物质追求的律师同业);他利用不当取得资讯进行内线交易;他没有妥善照顾委托人的意愿与权利,滥行诉讼也滥行和解……。

最后,这个小说中主角的心路历程,其实也给年轻朋友很重要的启示。当大家一样的“模糊选择”时,我们该如何取择呢?我想说的是:每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错误,其实都是下一个大错误的诱发因子,勿因恶小而为之,一定要谨慎地选择我们所踏出的每一步。(陈长文)

【2006-11-28 民生报╱第02版╱热门话题 951128 】

主计处要沉默到何时

特别费风暴延烧到全国数千名政府首长,当我们把目光焦点集中在当事人如何交待特别费的支出流向,以及检察官可能以什么样的标准侦办案件的同时。其实,有一个更该受到国人瞩目的机关就是:行政院主计处。

身为主掌岁计预算与决算的主管机关,很明显地是这波风暴中最该受到谴责的单位。

首先,如果是一、二个首长在特别费的支用上受到怀疑,那还只是个案当事人的操守问题,怪不得主计单位。但如果全国数千名曾动支特别费的政府首长,其中大部分支用上都有疑问,都可能经不起检察官的严格检验的话。那么,这样的通象就代表二种可能:其一,制度的设计有问题(模糊、有矛盾、有陷阱);其二,制度没问题,是政府首长守法精神普遍低落之故。

不论是何者,主计单位都难脱责任。若制度有问题、有陷阱,最有注意义务的就是主计单位,但主计单位却怠忽这样的注意义务,使得风暴扩延乃至有不可收拾的可能,可谓严重失职。纵非制度问题,而是首长普遍不法,职掌全国政府机关岁计,负责监督预算编列、决算报告的主计单位,却经年未觉首长在特别费支用过程中的不法,亦不曾主动纠举,一样该受责备(审计单位在此也有类似责任)。

而以上,还是从“过去”的角度,来探究主计单位的责任。惟逝者已矣,主计部门的怠忽职守是既成事实,究责的效果有限。但如果把目光移转到今时今刻,我们会发现,主计单位在特别费风波中彷若置身事外的默然,更是让人难以原谅。

当我们还原特别费风暴,就会发现,要判断首长支用特别费的过程中有无不法,判断的关键点之一,无疑涉及了对主计法规、相关行政惯例的解释。不管从职能分工或专业知识的角度来看,最有资格,也最应该表明看法、提出法律意见的单位就是行政院主计处。我国政府虽然采的是权力分立的政治体系,司法权与行政权是分立的,但当案件涉及行政机关的内部规则时,司法机关也必须尊重行政机关对相关规则的法律见解。

换言之,行政院主计处对于特别费支用规定有义务提出更清楚的法律见解,也有义务交待过去全国行政机关对于特别费,尤其是不用检据核销的特别费,其支用、核销、用余缴回的惯例为何?主计处有责任说清楚立场,这样才能有助厘清特别费问题究竟是制度缺陷的问题,还是首长个人不法的问题。

然而,特别费风暴延烧数月,除了表示将在未来修改制度外,不见主计处对于主计法规现状提出清楚立场。不禁令人怀疑,难道是因为之前特别费风波的焦点并非集中在执政党官员,或基于选举在即等政治考量,刻意沉默?如今,风暴演变愈烈,全国首长均受质疑、公信重创,五院院长、执政党首长亦均不能免,主计处,还要继续默不吭声、冷眼旁观吗?

【2006/11/26  中国时报 951126】

指标案例,需要判断智慧与勇气

报载检察机关将以马英九与四大天王的特别费案,作为侦办特别费案的指标案例。以目前媒体揭露的案情以观,笔者认为,马英九乃至于全国其他的许多首长在特别费的使用上是否会被认定为贪污,有底下几个法律判断的关键:
第一,对特别费属性的认定,虽然舆论主要均集中在主计处规定,认其必须用于公务,非属首长薪资,但这部分并非全无争议,举例而言:大法官释字第四二一号解释,在阐释国大正副议长的“报酬之额度与项目”时,举列了“岁费、公费及特别费”,似有将“特别费”解为首长之“报酬”之意。加上衡酌过往对特别费的处理惯例,均无缴回制度之设,因此特别费究有无薪资性质,第一个判断点。

第二,国民党方面提出不用检据核销的特别费系为一种“统筹概算费用”。此种费用基于行政效能与行政便利等考量,在拨付时均“假设”该项概算金额全部已经支出,并无賸余,并不考虑个别案件实际支出费用是否超过或是不足,因为不采取实报实销,因此,并无多退少补的问题。比方说地方民代的研究费用、文具费、邮电费等均属之。此说可采否,则是第二个判断点。

第三,检察官对于不需检据核销的特别费支出流向的审查强度如何?审查强度最低者为不予审查,例如按照陈瑞仁检察官在国务机要费一案中的审查标准,其对于陈总统宣称具有特别费性质、半数不需检据的,并未实际查核其确切的支出流向。强度略升者则为形式审查,仅计算马英九八年任期内之招待馈赠总支出是否大于入帐之特别费总数,而不问其系基于何种主观进行捐赠。

强度再向上推升者则为主观实质审查,即探求每一笔捐款的主观动机,细分系由竞选补助金或特别费中拨捐,若特别费拨捐之数不及特别费入帐总数,且不能自证流向,即认定其纳入私囊。强度最高者为期间审查,以月或年或任期为单位,检验期间内捐赠支出的款项。认为特别费系以月(或年或任期)为单位支用,若当月(年或任期)未用罄,立即发生缴回义务,若未缴回即已构成贪污事实。

第四,对贪污罪主观要件构成的判断,亦即对当事人有无贪污故意作出判断。一种思考可能性,系认为特别费属性存有争议、并就行政惯例观察、考量汇入私帐的规定,欠缺特别费回缴之制度等等,加以政府首长多半依从会计人员的建议循往例处理特别费。观此种种认难以迳谓政府首长有贪污之故意。另一种思考可能性,则仍认相关涉案当事人合致故意之要件。至多若有构成“不知法律”的情形,则依刑法第十六条,仍不能免除刑事责任,仅能按其情节,减轻其刑。

综上所述,检察官采取的法律认定是宽是严,将左右其有罪无罪判断。而这又将深广地影响全国其他和马英九采同一模式处理特别费的公务员。美国著名律师亚伦.德修兹曾说:“世上没有几个职务,比做个诚实而真正怀有正义感的检察官更为崇高。由于检方具有高度的裁量自由,使其要比辩方律师或法官更能够对刑事司法制度产生重大影响。”在马英九特别费案中,检察官的判断不但对刑事司法制度会产生影响,对台湾的文官制度、廉能政治也会产生非常钜大的影响。

【2006/11/25  联合报 951125】

美德本身就是一种报偿

这周我要谈的书,是凯文.杰克森(Kevin T. Jackson)所著的《建构声誉资本》(Building Reputational Capital)。

甫过世的经济学泰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曾说:“企业只有一个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这句名言,一直被许多企业奉为圭臬,将之作为“道德中立”、“社会责任中立”的理由。
然而,这套价值观无限上纲的结果,却显然为人类世界带来了许多痛苦乃至于危机。特别是在温室效应可能威

胁全人类生存的危机意识下,人类惊觉到,一个无限上纲利润追求却轻忽环保责任的企业,都有可能是造成人类集体灭亡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其他许多违反企业道德,层出不穷的企业伦理事件,例如:剥削劳工、雇用童工、伪造纪录、不实行销、误导投资大众、滥用内线消息谋利、贿赂政府官员、从事不公平或掠夺性的竞争等等。都多多少少与这种利润至上论的企业价值观有关。诚如本书作者指出,这些许许多多商业丑闻都大大冲击了大众对商业世界的观感。

从这样的商业时代背景出发,作者诚恳地点出了新商业时代的企业价值观,呼吁建构声誉资本的重要性。虽然作者强调声誉的重要,但很特别的,他并不是从道德性的论述出发,而是透过许多数据数字以及严谨的逻辑推论,告诉企业经营者“声誉”的“资产”属性,以及以“声誉”作为一种“资产”,所能创造的竞争优势与强大魅力。

因为声誉是一个外在的评量结果,他终究是建构在企业本体内在所拥有的道德强度。换言之,一个不重视企业道德、企业伦理,缺乏企业使命感的公司,是不可能赢得社会大众与员工的尊敬,也不会因此得到“好名声”的外在评价。

换言之,企业今日所拥有的声誉是正是负,与其过去所怀抱的道德使命感是强是弱是不可分的。
最后,我觉得作者在结论中说的一段话非常的精釆:“事业一如生命,皆有因果报应。不是不报,时机未到。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声誉方面,而且会呈现指数成长。一丁点儿同情、善意和仁慈常会带来丰硕的财务利润,远超乎预期。至于非财务的收益,美德就是美德自己的回报。我们的所作所为,影响将是永远。”

美德本身就是一种报偿。只有真心相信美德,而非为求回报而伪装美德的公司或个人,才有可能真正拥有“声誉资产”。

【2006-11-21民生报/书与人生 951121】

当法律整到政治模范生…

马英九在特别费一案中,到底有没有涉及贪污不法。可以分成几个法律层次来分析。

第一,特别费不用检据核销的半数,汇入私人帐户有无违法,这是行政院的规定(原则上汇入首长帐户,除非首长另有要求以支票或现金提领),当然没有不法。

第二,特别费存入首长私人帐户之后,以首长帐户内的存款做为财产申报,是否不法?依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规定:一定金额以上之存款…即必须为财产申报。换言之,只要是私人帐户中的金钱,依财产申报法,并不问中间的款项是公款、私款或借款,是存款都要申报。倘若马英九有以该帐户的存款提出财产申报,即被论断有不法占用公款情事,则将陷入一个极度荒谬的规范矛盾,因为任何首长只要依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将帐户余额申报财产即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但若隐去该笔款项不申报,则又违反财产申报法。这将使得首长无论如何必犯一罪。

法律规范不可能如此荒谬,这时,贪污治罪条例与财产申报法即不能分开论释,而必须合并思考,并为调和式的体系解释。这时,对财产申报法只有一个解释可能,那就是,财产申报法所要求的财产申报,只是公务人员财产的暂时状态,而非实质状态,换言之,依法暂留于首长帐户内的特别费,依财产申报法必须为形式上之申报,但不表示该笔款项属于首长实质财产的一部分。亦即,以包含特别费款项的私人帐户内存款进行财产申报,不能因此认定机关首长涉有贪污。

第三,关于不需检据核销的特别费,其支用用途有无不法的问题。依规定,该部分特别费虽不用检据核销,但仍必须支用于公务。这中间就出现了非常吊诡的矛盾。一方面规定要用于公务,一方面又规定不用检据核销。这时,会有底下几种可能。其一,有首长预见这个制度陷阱,他不但所有的款项均用于公务,而且都留下支出的原始凭证。这位首长,不会有任何问题。

其二,另一位首长,没预见这个制度陷阱,虽然所有款项均用于公务,但由于不需检据核销,八年下来,也很难一丝不漏地交代所有支出的流向,或者就算交代了,由于没有凭证,也难以检验。这时对无法清楚交代部分,检察官能否判定其涉有贪污呢?显然不可以,因为法律规定其不必检据核销,即是基于行政便利的考量,改以信任原则,免去首长对支出的“证明义务”。检察官不能在法律规定其免于检据后,复要求机关首长负担证明支出流向的义务。

其三,另一位首长,他意识到特别费不是薪水,但想到不用检据核销创造了将特别费纳入私囊的空间,为避免留下纪录,便拒绝让款项进入其帐户,改以现金或支票提领。接着将款项中转到其他帐户,便神不知鬼不觉了。这位首长绝对涉及贪污罪,但除非检察官查出其秘密帐户,并能确定该帐户中的金钱为挪用特别费的款项才能证罪,但要证明此点,几乎不可能,换言之,该首长确定有罪,但也同时“确定”不会被证明有罪。

其四,另一位首长,他没有特别注意特别费的属性,当行政院的“原则”规定是将特别费存入私人薪资帐户,并于其他私款混同时,他连想都没想就援此原则办理,当然也不会特别地想到,哦!进入私人帐户会留下纪录,最好用支票或现金提领,防止检察官去追查特别费流向。这位没有违法意识的首长,便一步步踏进了制度陷阱。由于公私款混同,使得帐目纠结不清,也因为这样的混同,使得有些特别费可能在不注意的情形下,被作为非公务用途,而首长却不自知。接着检察官展开调查了,该首长并不以“不用检据核销”的免证抗辩来抗拒检察官的调查,但人总有疏忽的时候,很不幸其中有几笔支出,在检察官的比对下,发现确有非公务用途的款项。这时,检察官应该将之起诉吗?

笔者认为,对这位首长来说,他根本没有违法意识,主观要件不具备,则贪污的犯罪构成要件欠缺。否则,法律岂不等于在创设诚实陷阱,坑害政府首长?

马英九的法律困境,很可能是第二与第四种情形。这是为什么一个政治模范生,竟可能要面对“贪污”罪的诉究,还有比这件事更荒谬的事情吗?

至于在须检据核销的部分,市长室秘书以大额假发票替代小额的真实发票报帐核销,对此马英九的责任主要在于监督不周,由于并无事证显示马英九授意蒐集假发票,自不能论定马英九违法。

最后,部分民代穷追马英九的财产增幅问题,马英九愿意在十二月公布并说明清楚,这是马英九的坦然。但必须指出的是,什么时候,我国立法制定了“财产来源不明罪”,要求政治人物要自证财产来源?基本上笔者赞成制定“财产来源不明罪”以吓阻政客牟私贪渎的急迫性。但!请先等完成立法后,再提出这样的要求。

论法释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特别是当法律有矛盾、有陷阱时,执法者、释法者更必须谨慎地回到法律体系与法律精神去分析解剖。当法律整到了政治首长,难道大家没有警觉到,这背后的严重问题吗?

【2006/11/19  联合报 951119】

谢谢陈总统 让我们从痛若中寻见真理

   在陈瑞仁检察官公布了国务机要费的起诉书后,看着陈水扁总统的坚不下台的答辩,看着民进党内保扁的声音击溃了反省的声音。我不禁怀疑起,所谓的公理与正 义到底还存不存在?然而,当我思虑及此,心中不由一惊,如果,我有此怀疑,可以想见的,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对台湾当前政局感到挫折沮丧。

  这时,渐渐地有一个声音在我脑中盘旋:这些事情的背后必有道理。反念一想,我突然觉得,也许我们该向陈总统道谢,这不是一个反讽式的修辞,而是衷心的、诚意的感谢。虽然听起来有点荒诞,但就像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说的:“真正的意义只能从荒诞中看到。”

  如果说,挫折与错误,是一个人成长的必经历程,那么我们应该虔敬地感谢陈总统,他几乎尽了最大的可能性,做出一切人性中所可能的、最恶劣的错误示范。这个重要的反面教材,让我们可以从中习得教训。

  若从国家的层次来看待陈总统的错误,虽然他为这块土地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挫折、愤怒、撕裂。但也让我们看清了原来我们所骄傲的民主,是如此的稚嫩脆弱,原来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加倍努力的地方。

  让犯过的错误 能免疫

   诚如哈维尔所言:“为了了解真理,我们就必须沉降到痛苦的底层。”我们要谢谢陈总统,将台湾沉降到痛苦的底层,这使我们拥有了难得的机会去了解真理,重 新寻找社会的价值立足点、反思台湾的民主发展。如果痛苦可以让我们看清真理,并让我们能从此对陈总统所犯过的错误免疫,不让第二个陈水扁,再在台湾这块土 地上出现!那么这样的痛苦,仍是值得的。

  接着我想以几个“具体的身分”谢谢陈总统。

  首先,我要以中华民国公民的身分,谢谢陈总统。过去六年半,陈总统为了维系权位,极尽可能地操弄族群,不断地裂解台湾人民本应相融相依、祸福与共的情感,让国家因对立而空转。

   然而,正因这种分化撕裂的政治手段运用到了极致,比较今昔,就会发现大多数人民,已然从意识形态架构出来的谎言中觉醒。本省外省的切割分化渐被痛恶,中 共同路人的大帽子也不再有效。统独的意识形态之争渐渐退位,于是公共政策、操守廉洁开始成为检验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指标。

  其次,我要以曾经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的反贪公民身分,谢谢陈总统。“幸亏”陈总统让人民愤怒到了极限,举国同忾的氛围中,长期被蓝绿政党绑架而对立的人民,竟意外地找到了反贪腐这个最大公约数,百万红潮因之掀涌。

  或有人会不说:“那又如何,陈总统不是仍然绑架民进党,不动如山地厚颜恋栈?”

  红潮 烧出了政客原形

   是的,看起来陈总统暂不会倒下,但红潮怒火最大的意义,是在烧出政客原形,让人民有机会对集体堕落的政客们,进行“一次性淘汰”。不要以为红潮退去,政 客即能无事,北高市长选举、下一届的立委选举,乃至于二○○八年的总统选举,愤怒将会化为选票对政客进行制裁。民进党在人民的选票制裁中若能觉醒,那是好 事,台湾仍需要足与国民党互为牵衡的政党;但若仍不觉醒,那也不是坏事,让我们趁早淘汰一个堕落的政党与集结其中的政客,将力量用来支持其他可以牵衡国民 党的新兴政党。而这样的选票制裁,也同样可以警示国民党与贪腐妥协合流的下场。

  第三,我想代替全国的家长老师,谢谢陈总统。很多人感 叹,陈总统的失范让他们很难教育子女学生。但我反觉得透过陈总统的负例,师长们更该笃定地告诉学子:“名利可求,但不能失德。”这绝非一厢情愿,事实上, 从绝大多数唾弃总统失范的民调中,可以清楚看到,操守品德仍是社会坚定支持的价值。

  我一直认为,人生在世最大的奖赏就是行正坐稳,因为不论贫富,一辈子都可俯仰无愧!相对的,人生最大的惩罚,就是成为贪佞邪枉的恶徒,他身上的恶,除非改悔,就将是终生的诅咒。

   就算对以上观点存疑,必须眼见“善恶有报”,才愿意相信德先于利的道理。那么,不妨细想,陈总统的恶行真的没有“恶报”吗?陈瑞仁检察官,不就透过其起 诉书,拆穿了陈总统的谎言吗?而即便今天陈总统仗着刑事豁免权,司法尚难对之诉究,但他总有卸任之时,法律制裁,已在不远处等着他。

  第四,我想以法律人的身分,谢谢陈总统。这些年来,法律人全体受到社会日渐强大的责难。“法律人,为什么不争气?”这个庞大的问号开始浮现在我心头。

  而造成法律人不争气的最关键的原因则是:乡愿。而反过来说,若想重建社会大众对法律人的信心,法律人刻不容缓要做的就是:不再乡愿。

  法律人 走出乡愿文化

  二○○六年十一月三日,陈瑞仁检察官公布了国务机要费案的起诉书,其不畏威权的执著,一举扭转检察机关在人民心中濒临破产的公信力。这是法律人走出乡愿文化的至关紧要的一步。

   很巧的,也同样是二○○六年十一月三日,大法官在没有不同意见书的情形下,以不可思议的人权低标,作出剥夺中华民国公民服公职之权,侵伤人权的“释字第 六一八号”解释。我得知后,即于十一月九日发表“冷漠麻木的大法官解释”一文,以一一点名方式,批评翁岳生院长在内,作出该释宪文的十一位大法官。草稿撰 妥后,我的学生问我:“是否不要点名批评比较好?”

  我知道学生是为我好,不希望我得罪人,更何况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我的尊敬的学者与 好友故旧。但就是因为每个法律人都不想得罪人,同道相护的结果,才使得法律人表现令人不忍卒睹!因此对是该解释,我若不点出名字,当事人隐在“大法官”这 个集体名词的背后,谁会去联想大法官指的是谁?历史也不会留下纪录。他们就会失去自我鞭策的动力,只有透过点名的方式,赋加他们被舆论检验纪录的压力,这 样他们才会真心在意他们作出的解释文。

  或许有人会说,批评别人容易,难道你陈长文就不会犯错?不是的,我当然会犯错,但一则,身为大 法官的法律人,本该有心理准备与雅量,去接受公舆的检验与批判!二则,换个方向来看,身为律师的我,如果有人针对我执业表现不对之处有所批评,闻过则喜, 闻过则谢,我会给自己一个欣然接受的期许!

  而所谓的不乡愿,也可扩大为对其他社会菁英的特别期待:请不要再以“政治中立”作为逃避公 民责任的懦弱借口,对一个失范总统,愈是拥有社会地位与力量的人,愈有责任对其作出“道德拒绝”的价值选择。在关键时刻,林浊水与李文忠二位民进党的菁 英,以辞去立委的方式,勇敢地表达出他们对陈总统的道德拒绝,令人敬佩!比方说民进党内的相对的吕秀莲、苏贞昌、谢长廷,为何仍未展现勇气,说人民听的懂 的话,与陈总统切割你们何时能够展现如林浊水、李文忠一般的道德勇气,作出负责任的历史表态呢?党外民主精神象征的林义雄先生,我们也在等待着你的历史表 态!

  社会菁英 请别再冷漠

  仍在冷漠旁观的社会菁英们,你们在等什么呢?当我们看到凯达格兰大道上以行动发出反贪 怒吼的民众,这些来自四方的升斗平民,在不景气的经济冲击下,本应忙于养家餬口,他们才是最有借口冷漠的一群。但他们却没有假装事不关己,也没有惺惺假假 的用政治中立作为借口,他们上街头吹风淋雨,喊哑了喉咙,他们凭著良心,用行动对贪腐总统作出了立场表态,作出了道德拒绝。我要问问,还在忸怩作态的企业 领袖、党国大老、学界耆宿、社会贤达们,不愁温饱的诸位,还要机关算尽到什么程度呢?还能继续漠视执政者的滥权腐败吗?要知道,陈总统恋栈不去的最大资 本,就是这些社会菁英的冷漠旁观。

  我知道,这些不乡愿与道德拒绝的吁求,对讲求以和为贵的中国人来说,犹显困难。人伦关系的考量,常 常妨碍了我们对公理是非的坚持,于是官官相护、同道相护、戚亲相护以及政党内的同志相护(如民进党在总统涉及国务机费弊案的表现)。一旦这些因循护短成为 常态,贪渎不法的政客恶徒,就可以更加的放肆跋扈。陈总统今日荒谬不堪之表现,不就是众人乡愿纵容的结果?

  最后,我以泰戈尔的话作 结:“最好的东西不是独来的,它伴了所有的东西同来。”藏在挫折里的“反省”,是一个国家进步成长最好最美的礼物,但这个礼物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不是独来 的,他总是和痛苦失败结伴而来。当我们看见陈总统所带来的痛苦,千万别忘了,那也带来了反省,让我们深刻反省的最好实例!

  (本文作者陈长文为理律事务所执行长)

    【2006-11-14 民生报焦点评论 951114 】

【书与人生】 兴、观、群、怨

这一周我要谈的是台湾作家陈鱼所著的短篇小说集《解决》。

我常在想,台湾的法律人还读不读小说呢?有没有时间读小说呢?一本令人动容的小说,每每掩卷之余,内心波动久久不能自已,那是一种洞悉生命真谛的瞬间感动,帮助读者在那当下,认真反刍自己的人生,同时激发人类情感中,对周遭万物悲悯的胸怀。于是我会有个天真的想法,当一位律师要为被告出庭辩护前读了狄更斯的“双城记”、当一位检察官要撰写起诉书前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当一位法官要宣判前读了江元庆的“司法无边”、当一位法律人出身的行政院长甚至总统,要对一项重大政策下达决策之前读了圣修伯里的“小王子”,那么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肯定不会让“向上提升”这四个字在如今沦为嘲谑式的反讽,而是愈来愈进步了吧!至少在我熟悉的“法治”范畴之内应如是吧!

《解决》是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井小民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娓娓道尽一个个背负沈重经济压力的小市民,图求温饱的心路历程,但是社会所能提供给他们的生存环境,往往是苛刻和险恶的,以至如故事中,待业的老李最后死于车祸、在军中出类拔萃的阿勉退伍终究沦为抢匪、乏人闻问的游民在选前成为市长竞选连任的造势工具,凡此种种,不正是现存社会阴暗角落的缩影,却被为政者刻意漠视的?

陈鱼在自序中尝言:“不论是痛苦、快乐、悲伤、喜悦、无奈、挣扎、希望或者失望,都渴望透过小说的方式,呈现台湾当前如我之市井小民一种真实的人生写照。”只是这种追求基本幸福的微小权利,对许多处于弱势的族群而言,却如天上的星星一样遥不可及。

于是,当一个社会的结构,在上有一位辩才无碍却遭起诉的律师总统、一位穿金戴银仍见钱眼开的总统夫人、一位充满铜臭并眼高于顶的总统女婿、一座门禁森严的官邸前络绎于途的达官显贵,对照社会底层的受虐孩童、卡债学生、单亲妈妈、失业父亲、高捷外劳、大陆新娘以及一条条因走投无路而烧炭、割腕、跳楼、投海以至绝命的怨灵亡魂,我希望有更多优秀的作家,继续透过全观或微观的写作视野,以生花灿笔,如实写尽这些悲愁怨苦,让还活在这个世上,并且内心仍保有基本良知的人们,得以“兴”、可以“观”、藉以“群”、也宣泄了“怨”,即便“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事件依旧在我们生活周遭层出不穷,我仍深信人的本善将透过文学的洗涤,一点一滴汇聚成庞大的正面力量,使人们充满慈悲,持续抑制邪恶的气焰,并对未来的人生,充满憧憬与希望。(陈长文)

【2006-11-14 民生报  95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