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损马英九,折伤廉能政治的愿景 善不敌恶的宿命?

作者:陈长文 │ 摄影:远见资料
出处:2006年12月号《远见杂志》 第246期

  这些年来,有感于法律人治国下种种荒腔走板的表现,笔者以《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为题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只邀了马英九写评序,一则是由于马英九是政坛上少数让我欣赏的法律人,二是笔者对马英九有诸多期待,希望书中观点可以供他参考。然而,就在书本付梓的同一天,媒体披露马英九的幕僚以不实发票核销特支费,一时之间,笔者陷入挣扎与长考。

     对于法律人不争气的表现,笔者常常撰文点名批判,也在批判的同时指出我认为一个有格调的法律人,该以什么标准自我要求。所以,在国务机要费一案中,当陈总统还没被起诉前,笔者就坚决主张陈总统必须辞去总统一职,因为政治责任不同于法律责任,一个失去公信的元首,也将丧失执行政务的能力与资格。换言之,辞职的标准不在于三审定谳与否,在于人民对总统的信任所存几许。

不争气的法律人又多一个?

     相对于马英九,除了他的军购立场笔者不能认同,并曾撰文批判之外,就笔者的长期观察,我有十足的信心:马英九绝对是位可以让人极为肯定的法律政治人。然而,当看到电视上台北市长的特支费爆发争议,笔者开始困惑,该不该因为这件事,也把马英九列入“不争气的法律人”名单之中?

 对于许多过去长久以来信任肯定马英九的人而言,其困惑的程度,必然也不亚于我吧!但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如果这样的困惑,能让我们从新思考对所有政治人物的检验标准,也未尝不是好事。

     首先,每一个人的判断,包括笔者在内,无可避免会掺杂一些主观的因素。于是当我要把马英九做为评论对象时,如果评论的是单纯的“事”,我自信自己的客观不致有太大的问题,但若要触及人格的评价,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办法完全保持客观,甚至我若勉强自己保持客观,那势必会流为一种“伪客观”,毕竟,我和马英九略有私交,对他有许多近距离的观察机会,我很难不把这些近距离观察的“主观经验”融入我对他的评价。

政治人物本就该“不够朋友”

     如果容许我把这样的主观经验带入评价之中,我可以很笃定地告诉大家,马英九或许会因疏忽、判断失当、监督不周而犯错,但绝不是个公器私用、贪赃枉法之徒。

     我的“主观”之所以如此根深柢固,涉及许多私人的观察经验。马英九的“朋友”,经常向我抱怨他是一个“恩怨不明”的人。既不记仇,也不记恩。甚至,一般基于人之常情想帮他一些忙时,他会本能地摆出“防卫姿态”,似乎深怕你帮了他,会在日后向他索求回报。

实则我很清楚,马英九之所以对受惠一事处处防卫,导源于他对公私分际的坚持,他认为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权力,属于公众而不属于他,他没有资格加以滥用,去造福他的朋友,或用来报复他的对手。

     “马英九真的很不够朋友!”相信马英九的朋友都曾经这么埋怨过他。

     但是话说回来,真正的朋友反而会包容马英九,为他守过了头的公私分际暗自喝采。相对于台湾政坛,马英九的清廉自持,使他如鹤立鸡群般的耀眼醒目。君不见当今政坛之中,多少政治人物把权力当作牟利工具,把手上属于人民的资源,当成酬庸盟友的筹码,然后,从盟友的手上,取回对价报偿。于是,人民的公益,在交换中私化为政客的私益,如此公私不分,正是台湾政治颓圮败坏的根源。

     但由于现今社会大众用以检验马英九的,往往只能以媒体揭露的部分资讯为准为据,在这样的现况下,身为公民的一分子,我就不能只从主观经验出发,论述个人观感,来为马英九的清廉背书,我必须试着排除个人主观情感来检视马英九。而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马英九该不该为特支费一案,辞去市长与中国国民党主席二职,乃至于暂时或永远地退出政坛?

近来舆论有一些对于“制度杀人”问题的讨论,认为特支费的设计,有陷人于罪的陷阱与盲点,若全面追究,6000多位领有特支费的机关首长,可能都经不起检验。这当然是一个值得检讨的制度问题,虽有人认为这是卸责的借口,但即便不从制度结构析论,纯粹就马英九特支费案与陈总统国务机要费案相对此解析,笔者有如下的看法。

技术性过失vs.本质性故意

     就目前媒体所揭露的资讯以观,马英九的特支费的问题至少到目前看起来尚是“技术性的过失”,在须检据的部分,市长室祕书以大额假发票替代小额的真实发票报帐核销,对此马英九的责任主要在于监督不周,由于并无事证显示马英九授意蒐集假发票,故从动机因素论,马英九犯的错属于“过失”层次。但过失仍不能做为卸责的理由,惟关键在于对于这样的“过失责任”,其应以何种强度负责?道歉认错、惩处失职,这些行政责任的承担表现足不足够?还是要用更高的政治责任标准,要求马英九辞市长、辞国民党主席,甚至退出政坛?这个问题,我姑且不做回答。我的答案是一个“比较性”的答案,亦即,要对比陈总统及其夫人、亲信所涉及的诸多案件的性质。

 在国务机要费等案中,就已揭露的案情来看,很明显的,假发票的蒐集,是陈总统所授意主导并唆使伪证的。其不当属性已非技术性的过失,而是“本质性的故意”。而这种本质性的故意,又不断地透过一个接着一个、相继被拆穿的谎言试图掩盖,使得其所建构的“贪污”外观,已至为明显,这也是导致陈总统支持度在10%~20%的区间徘徊的原因。反观马英九仍有高达过半相信其清白的民调数字,即不难看出,二者属性本质上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在国务机要费起诉书公布之前,我即认为陈总统应负政治责任辞职下台,或至少放手让民进党的国会议员通过罢免及弹劾提案,由人民公决或宪法法院决其去留的缘故。

     换言之,在检察官起诉之前,我对马英九要否辞职,持保留态度,我不认为马英九的责任强度和陈总统一样。

社会公信,是政治人物的命脉

     但这是在检察官起诉之前的判断,不仅是基于我对马英九清廉的主观信心,就法言法,我也不认为检察官有足够的法律理由起诉马英九(这部分的法律分析,请参考拙文〈当法律整到政治模范生〉,刊于《联合报》,2006.11.20)。但我的法律判断与主观信心终究不等于检察官的心证。倘若检察官的心证与我的判断不同,马英九最后仍遭起诉的话,情形就不一样了。

须知,政治强调的是客观公信,而非主观自信。不管我对马英九的清白再有信心,也不管马英九对自己的清白再有自信,这些都只是个人的“主观自信”,并不等于人民的“客观公信”。

     如果马英九或我的主观信心与检察官的调查判断不同,马英九列为犯罪被告而遭起诉时。起诉书公布的那一刻,马英九不但应该立即辞去市长与中国国民党主席二职,并应宣布在一审判决还其清白之前,暂时退出政坛,亦即若在2008年总统大选之前,一审判决尚无结果,马英九即不宜出马角逐总统。

     这样的宣布,不代表马英九自承有罪,从法律责任言,起诉仅是司法程序的一个起点环结,有罪与否,尚要经过审判程序才能断论。但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是不同的概念。法律责任,特别是刑事责任,讲得是“无罪推定”,在法院做出定谳判决前,必须假定当事人是无罪的。

     然而,政治责任讲的是“社会公信”,政治人物即便自认品德操守无可挑剔,但若人民对此抱有怀疑,这时,一个失去公信的政治人物,也就失去了代理国家公器的资格与能力。

折损马,也折损了改变的可能

  但倘若以公民身分,看待这样一位政治人物的折损,我只能说,我为台湾感到遗憾与难过,那将是台湾(甚至全中国人)的损失。马英九代表的是一种台湾政治新风格与政治新气象的可能性。他温雅谦恭,举止有度,与政坛上张牙舞爪的常态形成强烈对比;有人批评他过于拘泥法律,但这却也是台湾法治进步的契机,让台湾有机会一举扭转法律过去长期被统治者恣意曲解,矮化为统治工具的窘境;即便在特支费一案中,对马英九的清廉形象造成了许多“外在冲击”,但扪心而问,我很怀疑,马英九退出政坛之后,台湾何时才有可能等到清廉坚持更甚于马英九的政治人物?

      然而,不管是个人主观选择相信马英九,或为台湾折损一位优秀政治人物感到遗憾。拉回我前面的主张,我们还是必须接受马英九若遭起诉就只有暂退出政坛的结果。因为,不管是从法律层面或政治层面,我们都必须坚守一个观点,检验政治人物讲的是绝对标准,而非相对标准,马英九比起其他政治人物相对清廉,并不能让他豁免不论实质与形式都必须绝对清廉的绝对标准。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说:“善总是比较软弱,因为它很单纯,只能为其自身而讨人喜欢;恶则以最诱人的许诺吸引著每个人;作恶的人们虽然彼此争战不断,但当善出现时,他们就签订休战协定,以便联合为恶的力量来对抗善。”看到国内的政局倾轧,一些善良正直的政治精英总是很快就折损了,我都会想到费希特的这段话。我们曾经折损掉像王建煊这样的政治精英,如果马英九也折损,我不禁觉得,难道在台湾,我们不值得让善良的人来为我们服务吗?永远要默默接受那些机关算尽的政客为我们带来的痛苦吗?

     (作者为法学教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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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2006年12月号《远见杂志》 第2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