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民謀福 總統路不孤獨

特別費案,馬英九被起訴了。法律分析的部分,筆者已曾撰文指出,起訴或不起訴其實存有很大的心證空間,從種種的跡象顯示,檢察官用了對馬英九不利的標準作出判斷,起訴的結果並不意外。而在檢察官公布起訴書後,馬也迅即作出了辭黨主席並參選二○○八年總統的宣示,也算是對支持者的一種積極回應。
在支持者的簇擁下,馬的總統之路必然不會孤獨。因為許多人深信馬比其他的政治人物要好得太多。從特別費的起訴中,多數人不但沒有因此懷疑馬的清白,反而清楚地感到荒謬的存在,素來清廉的馬因「貪汙」被訴,仕途蒙塵,反倒是舉家涉貪的陳水扁,官照做、錢照領,四大天王被收服得服服貼貼。這背後的弔詭,真值得號稱民主法治的台灣,思之再三的了。

但馬該自問的是,為什麼有那麼多人,真心的期盼馬能在二○○八年選上總統呢?

那是因為許多人相信,馬能把國家治理得很好,能夠給人民更幸福的生活。他們支持馬英九,不是讓他實踐權力的心願,而是冀望他能善用權力,為民謀福。我相信,這也應是馬英九從政的初衷。

不要小看這個「抽象的初衷」,它正是一切問題的解決關鍵。換言之,被起訴後,馬要想的不是如何「在逆境中勝選總統」或「平反清白」,而是「怎麼做,對國家和人民最好」。誠實而言,在這一點上,筆者覺得馬在擔任黨主席後有些迷思。

很多時侯,我覺得馬太執著於「總統」這個「職務工具」,為了維持「團結」與「人和」的表象以利於選舉,馬在國民黨的改革議題(例如黨產問題)上頗有瞻前顧後,對國家大政的主張,也欠缺「憐憫的勇氣」,特別是無視因為資源不足導致社福破網造成的無數悲劇,卻與民進黨同聲一氣堅持將軍事預數大幅上調為GDP百分之三,坐視軍費排擠社福資源,坐視弱勢者舉家自盡的悲劇不斷上演。就如昨天報載一位四十一歲的孝女,困頓於生活,先幫著八十高齡的老父上吊自殺,然而再自己自縊身亡。須知,任何一個能對這樣的悲劇冷漠以待的人,都沒有資格成為國家元首。

越執著於「總統」這個位置時,反有害於「總統這個位置的追求」,馬要提醒自己的是,會否不自覺地出於勝選考慮,而背離「初衷」,損及許多人對他的期待?

即便沒有特別費案,以民進黨如此精於選戰,以國民黨如此顢頇遲頓、沒有覺醒、不受人民信任,二○○八年馬的勝算並非無慮。馬要贏過善於選戰的民進黨,唯一的機會,就是回到從政的初衷,別被腐舊國民黨那一套「沾鍋惡習」同化,要以民為念,提出真的能造福人民的主張。

最後,起訴使得馬英九可能必須「獨立參選」,對這一點,其實我是感到欣慰的。雖然國民黨臨時中常會立即修改排黑條款,希望為馬英九解套。不過,很多人早就對國民黨失望透頂了,是馬英九讓人們對國民黨「燃起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常覺得民進黨執政的最大資本,就是國民黨佔據了在野的政治資源,當腐舊的國民黨真正土崩瓦解時,社會才有辦法釋放資源給一個新興的力量,去打倒另一個已藥石罔效的民進黨。

馬任主席後,的確讓我對國民黨多了一點期待,冷眼觀察馬擔任黨主席是否可以讓國民黨改頭換面?但不論是馬決心不夠,或者是國民黨包袱太重,從結果論,在國民黨的改革議題上,馬似乎沒有交出令人目光一亮的成績。現在若因特別費,使得馬可能得選擇獨立參選之路,不再背負國民黨包袱,未嘗不是好事。本文雖多有批判,但因為我們有期待。

【2007/02/14  聯合報 960214】

反貪 去除「無罪推定」保護傘

雖然從「制度瑕疵」與「無犯罪認識與故意」看馬英九特別費案,筆者不認為馬犯有貪汙,然而,在檢察官偵辦過程中,倒是有一項值得思索的作法:檢察官顯然對馬英九賦課了「自證財產正當」的義務。
這個要求,尤其對官箴日壞、深陷貪腐泥淖的台灣而言至關緊要。只不過,這個要求不應只作用在馬英九的個案上(將會是一種不正義),而應透過立法,普遍適用於所有公務員涉及的貪汙案件上。而新加坡的作法即值效法。

對習於走後門的華人社群,貪汙是政治清明的最大障礙。然而,同樣屬於華人社群的新加坡,在一九五二年成立專責的反貪汙調查局,並於一九六○年修訂「預防貪汙法」、一九八九年通過「貪汙利益沒收法」後,情形大有改觀。

新加坡的反貪法制,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對涉貪者除去其「無罪推定」的保護傘,亦即,在一般的刑事案件中,舉證責任由檢察機關負擔,但在貪汙案件中,則由被告負擔舉證責任。其亦規定了公職人員對於財產來源的交代義務,涉貪被告須對其所有金錢、資源或財產的增加,與所得不相稱的部分,作出合理說明,否則即可視為犯罪證據,論罪科刑。這部分香港亦有類似規定。

除了嚴格的財產申報制度外,新加坡並嚴格限縮公職人員利用職務獲取利益的可能。包括:一、不能接受餽贈,若收受之必須交給國庫對外拍賣(受贈者有優先購買權),否則以貪汙論罪。二、接受邀請參加宴飲,均須詳填報告,否則視為違法。三、公務員不能借超過其薪俸三個月的無抵押貸款,向財務機構和保險公司貸款須有足夠的抵押品(這可與我國立委成為銀行呆帳大戶,形成諷刺對比)。

或有論者認為,這會牴觸「無罪推定」的刑事訴訟原則,然而「無罪推定」並非絕對上綱的標準,究其歷史成因,實係一種權力平衡的產物。緣於西方早期司法機關作為統治工具,屢屢運用公權力,透過犯罪的訴究,對弱勢人民加以迫害。無罪推定,要司法機關舉證犯罪的規定,就成為保障人民免受政府迫害最重要的權力平衡工具。

然而,這樣的工具若掌握在權力擁有者手上時,就成為犯罪保護傘,反而會造成權力失衡。一方面其可以透過行政權力影響、掩蓋、阻擾司法機關的犯罪偵訴,一方面,又不須自負未貪汙的舉證責任,於是追訴貪汙的機制便成具文。這是台灣為何成為貪腐政客逍遙天堂的緣故。

要保障人民免受貪腐迫害,就必須逆轉「無罪推定」的證罪原則,賦予公職、民代,在貪汙案件上自證無罪的義務,否則人民永難脫離被政客魚肉的苦境。

當然,部分官員、立委本身即居於貪腐中心,要其制定嚴格的反貪法制,無異於緣木求魚,因此,這樣的壓力,必須來自於人民、選票,第七屆立委改選在即,選民應將廉政立法作為最重要的政見檢視標準,仔細看看候選人和其所屬政黨,誰在反對反貪立法。

【2007/02/12  聯合報 960212】

起不起訴,在自由心證

輿論揣測,檢察官將於春節前起訴馬英九。從起訴的角度而言,堅持「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九五年版)對特別費定義中「公務所需」是作出起訴處分最方便的判斷。然而,找得到起訴的「法律基礎」,就代表沒有不起訴的理由嗎?當然不是。這中間仍涉及許多「檢察官自由心證與個人判斷的空間」。

首先,該「標準表」雖對特別費作出了「定義」,即亦不論須否檢據,均需用於公務。但也並非沒有其他的政府函示,作出不同的解釋,例如民國七十年,法務部就函示:「特別費…;半數得由首長自由支用,並不過問其用途,此無非國家對於機關首長之特別酬庸。」去年法務部提出的解釋意見也明白指出,特別費是對首長「實質補貼」。檢察官要採標準表的定義,或採法務部「實質補貼」的解釋意見?

事實上,這也恰恰顯示了,在政府內部都對特別費的屬性界定不清、並且「若有違法」,主計、會計、審計人員數十年來均不糾正的「慣例」下,課以公務浩繁的機關首長注意該標準表中「均需用於公務」規定的義務,是否合宜?誠如龍應台女士的「自首」,對於特別費的處理,首長依會計人員的專業意見、依規定、循往例撥入私帳,卻因此構罪,「公務所需」的認識,對首長而言,期待可能性有多少呢?又如果主觀上無犯罪之期待可能,還有「如有剩餘未用款項需否繳回」之問題嗎?

其次,縱然「公務所需」為檢察官所堅持,公務所需的「廣狹定義」又是另一重心證。馬英九任內數千萬的公益捐款何不能解為公務?

其三,在國務機要費並無半數不需檢據的規定下,陳瑞仁檢察官憑總統「半數不需檢據」的私人主張,即未要求總統對半數國務機要費付「自證責任」,何以在明文規定半數不需檢據,免去首長舉證責任的特別費中,侯寬仁卻採用嚴格標準,要求馬英九自證流向?

其四,特別費的問題,既是一個機關首長的普遍問題。何不先一併就全國機關首長進行全面的通案調查,卻獨選馬英九作為「指標案例」?誠如輿論分析,若馬英九遭起訴,依該起訴標準,眾多機關首長亦難逃起訴命運,由於政治震撼太大,於是只好立法溯免,或由總統特赦,最後大家都會沒事。但這「大家沒事」的表象中,卻有一個「例外」,那就是被當作「指標」的馬英九,因為不可回復政治傷害已然造成。

以上的分析要說的是,在本案中起訴或不起訴的判斷是相對的。檢察官要作出起訴處分,不至於「找不到法律理由」。這反映了三個問題:第一,法律終究只是一套「公式」,當這套公式套不進模糊地帶時,檢察官就有自由心證的空間。

第二,對一般案件而言,在三審的嚴格司法程序中,檢察官個人主觀與自由心證的影響會被削弱。但問題是,在馬英九特別費案中,我們雖相信就算馬被起訴,亦應不致被定罪,可是當「起訴與否」在該案中被賦與了超越司法的「政治意義」時,成為一個被眾望所孚的政治菁英能否角逐總統的前位門檻時,這就會成為檢察官「難以承受之重」。

第三,無論如何,讓檢察官「有機會」找到起訴的理由,馬英九至少犯了不夠謹慎、不夠嚴格的錯誤。只是,這又是另一種「相對式的哲學問題」。馬英九的道德標準或非「絕對無瑕」,但在目前檯面上的政治人物中,卻又是不可多得的高尚。

從個人的「絕對標準」言,倘若其不幸被起訴,筆者認為馬應辭黨主席,在一審宣判無罪、還其清白前,甚至應棄選總統。但若從國家長治、選賢舉才的「相對標準」言,筆者卻也能深刻體會包括龍應台、陸以正等人的心情,馬似應暫拋個人毀譽,以國為重,不輕言放棄,畢竟他是目前眾多政治人物中「相對較優」的選項。

要從絕對標準而棄,或依相對標準而留,這將是馬英九最難的選擇。

【2007/02/09  中國時報 960209】

愛人、被愛──心靈財富的力量泉源

每每收到電子郵件,我最喜歡做的事,就是看看發信人信末的「簽章佳言」。形形色色的,代表著不同的人心中最喜歡、最重視的一句話,所以才會把這句話附簽在每一封他發出的信末。

那我呢?我的「簽章佳言」是什麼呢?

我的電子郵件信末,會加上黎巴嫩詩人紀伯倫的一句話:「這世界若沒有愛你的心與你愛的心,那你不過是一粒飄盪的塵埃。」

是的,在無限上綱「愛己」的這個時代裡,我益加感覺到,人無法依靠「愛己」而活,完全不可能!一個人的生命之所以有依靠、有力量,關鍵就是紀伯倫所說的「愛人」與「被愛」!

也許是因為身為紅十字會總會會長的緣故,我常常會接到一些出版社邀請撰寫他們即將出版的新書的推薦序。十本邀約之中,大概有六、七本會是一些國內身心障礙者(我覺得用「身心挑戰者」這個名字會更適當)的心路故事。而這因此,讓我多了許多機會,在第一時間閱讀許多感人肺腑的書籍。

最近,我就應邀為一本由美國一位長期癱瘓的心理醫生丹尼爾‧戈特里布(Daniel Gottlieb)所寫的書–《給山姆的信》(Letters to Sam: A Grandfather’s Lessons on Love, Loss, and the Gifts of Life)來寫推薦序。

而從這本書中,我讀到正是作者用充滿慈憫卻絕不自憐自艾的筆觸,透過其寫給患有重度自閉症的孫子──山姆──的一系列書信,真誠地、透徹地談論如何愛人與如何被愛這兩個重要的心靈財富。

一場車禍,讓丹尼爾從頸部以下全身癱瘓了二十五年。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丹尼爾持續地透過他的思想光照社會、光照他的家人、光照他最衷愛的的孫子-患有嚴重自閉症的山姆?

在這本書中,透過丹尼爾的字裡行間,我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丹尼爾力量的堅實、強大以及感人肺腑的不止暖流。為什麼?構成那個力量的元素是什麼?其實,那個元素很簡單,就是愛。他鍾愛著、珍惜著身邊的人,也大方地、愉快地接受別人給他的鍾愛與珍惜。

這樣的力量,在一顆純粹自私、只能愛己的心中找不到,只有敞開心胸愛人與被愛的人才可能擁有,那怕那個人是如丹尼爾一般,一位癱瘓二十五年的六十五歲的長者。身體上的力量看起來至弱的他,但精神上的力量,即便身強體壯的廿五歲青年恐怕也及不上他。

要如何形容這樣的力量呢?丹尼爾在書中說了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

當丹尼爾剛遭遇車禍,知道自己全身癱瘓的時候,他自憐自艾完全無法接受,他不知道自己這樣子活下去還有什麼意義,他困頓在對未來的恐懼與茫然之中,他找不到讓他堅強生存的理由。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一位天使出現了。

這位天使不是神話裡描繪的那種披著白袍、長著白翅的仙女,而是一位剛失去至親,覺得人生已了無意義,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的一位婦人。

那位婦人帶著沈重的悲傷與沮喪,悄悄地在他的身邊坐下。丹尼爾並不認識這位婦人,他想她應該是醫院裡的一位護士吧。

婦人知道丹尼爾是一位心理醫生,便問他,她可以不可以和他談談?丹尼爾大方的答應,於是婦人幽幽地向丹尼爾訴說了她的痛苦,丹尼爾只是靜靜的聽著,婦人在訴說中漸漸地釋下了心裡的憂痛,而丹尼爾呢?丹尼爾則明瞭了,那位婦人是他生命中的天使,她透過她的痛苦告訴丹尼爾,車禍雖然奪走了他大部分的身體機能,但上帝卻仍留給他最寶貴的禮物,愛人的能力,身為心理醫師的他還擁有傾聽痛苦的能力,還擁有為人們消解分擔痛苦的能力,他要好好善用愛人的能力,也因此找到了生存的動力。

就如同丹尼爾在書中所說的:「書本教我懂得些許心理學,然而癱瘓教我安穩坐好、敞開我的耳朵和心靈,以便聆聽。」

在《給山姆的信》中,丹尼爾並沒有被病痛擊倒,透過人生的反芻,他寫下了許多令人感動也發人省思的人生觀察。

丹尼爾告訴讀者,他有著與眾不同的另一種幸福,因為他的癱瘓,他看到了更多人性裡善良的一面,他經常受到陌生人充滿憐善的幫助,他握過無數雙溫暖的手,他看過無數雙溫柔的眼睛,這些溫暖與溫柔,一般人在「健康」的武裝下,並不容易看到,但卸下「健康」武裝的他,卻反而可以大方的接納。他知道了別人不一定知道的秘密,人是彼此互愛的群種,我們愛著人,也都被愛著,這愛與被愛,交織出人類的希望,也讓我們可以不孤獨。

而丹尼爾,也不會辜負那些無私地給他關愛的人,他不但是一位很棒的心理醫師、作家,不斷地用耐心的傾聽、溫柔的話語以及智慧的文字去撫慰人心,當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他也會挺身抗議,例如當他遇到一些無障礙設施不健全的機關,他會據理力爭甚至不惜訴訟,因為他知道,他爭的不僅僅是自己的權益,這些不健全的設施,除了傷害他,更傷害其他比他條件糟糕的身心障礙者。

此外,丹尼爾的許多話也格外讓身為重度身心障礙兒家長的我感動,丹尼爾這麼說:「聽我說,山姆,過去這麼多年來,我學到我不是一個四肢麻痺患者,我『有』四肢麻痺的障礙。你不是自閉兒,你『有』自閉症。...我的脊椎受傷和你的自閉症使我們看起來與常人不同,舉止也有別於一般人。然而我們還是能教導眾人...不管我們的身體與心靈遭逢什麼變故,我們的靈魂依舊完整無損。」

我知道那「標籤」的殺傷力是什麼,人們為了方便「分類」,總是有意無意地在創造「標籤」,一旦被貼上了「標籤」,人就不再是一個個特殊的、有自我價值的個體,而是一群被分類擺設的樣本,用一套被分類過的、系統化的制約方式對待即可。

這個「標籤」常常被套用在身心障礙者身上,讓人們得以輕易地忘卻他們的個別性,也同時抹去了他們應得的尊嚴。

丹尼爾深深知道這「標籤」的殺傷力,所以他以親身的經歷告訴讀者,他不是一個四肢麻痺的患者,他只是有四肢麻痺的障礙,而他更藉以告訴他的愛孫,不要被這些標籤所苦,山姆的價值不能、不會、也不可以被這個標籤所簡化、所忽略、所取代。

為什麼這位六十五歲、全身癱瘓的長者可以擁有如此豐沛的生命力量?在我看來,那生命力量的元素,就是紀伯倫所說的:愛人與被愛。

【2007/02/07  經濟日報雙月刊 960207】

奸商掏空 企業領袖靜默

王又曾掏空力霸,坑害投資人、國庫後遠避美國一案,又因護照失效遭遣返美而引起關注。然而,此時縈繞筆者心中的卻是另一個問題:社會上其他的「企業領袖」,如何看待王又曾的枉法行徑?
近年來,有識之士莫不為台灣道德敗壞的現象憂心忡忡,由法轉政的法律人甚至厚顏曲法、涉貪涉腐令國家陷入空前危機。惟雖有法律人貪贓枉法,但至少仍有挺身而出,堅守崗位的檢察官與法官,為法律人贏回一些社會信任。

然而,當我們把鏡頭轉向「商界」,從中信辜家到力霸王家,辜仲諒、王又曾等人逃避司法於海外時,令人失望者,厥為眾多「企業領袖」竟是全然的靜默,彷若這一切與其不相關。

真不相關涉嗎?其實,以王又曾為例,其企業經營手法早為企業界所詬病,王逃美後,企業界人士即私下表示,早該出事了,現在才爆開,也算王家有本事。可見對其掏空的惡性手法知之甚久,但卻作壁上觀,能不痛哉?

當然,一般企業主,終日奔走、辛勤於事業經營,無力或因力量有限,難於對不法的商業行為有所指責。但眾望所孚、擁有龐大影響力的企業領袖則應體認「能力愈大、責任愈大」的道理才是。

若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商人與法律人,其實有非常多相似之處,依中國傳統在士農工商的序分中,商者向屬末流,至於法律人在傳統中國只得有「訟師」的職業配稱,連「流」都不得而入。

到了現代,富可敵國的企業家們動見觀瞻,社會地位水漲船高,而法律人亦成為今日的職業之星,在台灣重要的政治職務幾為法律人所包辦,成為掌握決定社會資源分配的權力中心。

這時的商人與法律人,必須體認到,由於掌握了龐大的影響力,會比其他職業的人更容易出現「惡跡乘化」的現象,其他職業的人,做不好,負面效果的擴散較為有限,但商人與法律人則不然,表現不佳,負面效果將會乘數擴散。相反的若表現優異,正面效果也會以乘數擴散。

因此,商人與法律人應有更高的自我期待,獨善其身已不足取,必須以兼善天下的使命感,對不公義的同道發撻伐之聲。特別是「企業領袖」,身為領袖就要有相稱於領袖所應有的道德勇氣,不默許惡劣奸商橫行,需敢發批判之言。

紀伯倫曾說:「就像一片孤葉,不會未經整棵大樹的默許就枯黃,作惡者胡作非為的背後並非沒有你們大家隱匿的允諾。」筆者誠摯盼望,在道德淪喪的今日,該深思紀伯倫的話中含意,我們不容許自己成為敗壞道德的那片枯葉,也絕不能容許自己成為胡作非為作惡者的「隱匿允諾者」。對於不義壞德的同道,有責任站出來伐罪聲討。

【2007/02/04  聯合報 960204】

【專訪】陳長文:法律人 你要爭氣

他(陳長文)感嘆現在不少法律人已淪為法匠、法棍,只能說是有括號的法律人,使得在民眾對各行業的信心排行榜,法律人落居後段班。並呼籲法律人需集體自省、自覺,發揮法律人自我監督制衡的效果。

(文.高永謀)2000年之前,台大法律系是「在野菁英」的代名詞;2000年之後,台大法律系則成為「政府官員」、「政治權力」的同義字。

畢業自台大法律系、曾任律師的陳水扁就任總統後,先後啟用的5位行政院長中,就有張俊雄、謝長廷、蘇貞昌3位台大法律系系友,加上副總統呂秀蓮、司法院長翁岳生、考試院長姚嘉文也是前後期學長姐,位居要津的系友更多得難以勝數,使得台大法律系儼然成為「台灣第一系」,沒有任何一個系所能望其項背。

民主、法治猶如帶領現代化國家穩健直前的雙轡馬車,然而,台灣完成了民主工程最重要的政黨輪替執政,並由法律人全面掌握國家機器後,法治基礎卻未因此變得更牢靠厚實,反遭政治力更劇烈地蛀蝕。

國人不相信法律人

不少人因此失去了對法律人乃至對法律的信心,質疑「法律人是否適合治國」,相信「律師性格」乃是民進黨政府政不通人不和的關鍵因素之一;台大法律系的招牌,似乎從黃金變成了鍍金,甚至還有人提出「台大法律系誤國論」。

什麼人才算是法律人?也是台大法律系系友的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合夥人陳長文,界定狹義的定義便是檢察官、法官、律師與法律教授,並將曾任這些職務而後從政的人稱為「法律政治人」,算是廣義的法律人;他感嘆現在不少法律人已淪為法匠、法棍,只能說是有括號的法律人,使得在民眾對各行業的信心排行榜,法律人落居後段班。

陳長文是法律人,而《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一書的共同作者羅智強,從學士到博士班先後攻讀企管、法學、外交三個領域,則將自己定位為「法律文字人」,希望可以用文字來解釋法律,釐清社會對法律的誤解,他希望法律人必須「先認同而後存在」,也希望非法律人不要因為少部分法律人的負面新聞,誤以為全體法律人皆是如此。

陳長文、羅智強為了接受本刊的訪問,不但花時間討論、準備應如何回答問題,將回答條舉陳述並列印成文字,受訪前一天兩人還不斷反覆討論,充分顯現了法律人審慎、尊重每一件人事的態度。

法律演化成超專業

「法律人幾乎排擠了其他學門出身的人,成為位極尊榮的『超貴族』。」也是台大法律系系友的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合夥人陳長文,十分憂心居於整個國家社會運行核心的法律人如果表現不佳,例如陳水扁等「法律政治人」,將不只是法律人自己的災難,而是整個國家社會的災難。

「法律人的重要性日高,之所以開始掌握國家社會運作的重要權力,與法律的重要性日高是互為表裡的。」陳長文認為法律人幾乎壟斷政府部門,有其時代背景的必然性,不只台灣這般,西方先進國家也是如此,因為人際關係與糾紛的樣態益漸頻繁,造成法律日趨繁複、細緻甚至瑣碎化,演化成凌駕於其他專業的「超專業」。

企業領袖太過鄉愿

於是,法律體系排斥了非法律人的接近與了解,法律人壟斷了法律乃至國家資源分配規則的詮釋權,也削弱了非法律人監督的能力,一旦出現了法律人「濫讀資訊」、「濫用詮釋權」的弊象,非法律背景的外在監督者因為對資訊的理解不足,就無法及時、確切地指出問題。

「失去制衡的權力,是一隻有生命的黑暗怪獸,牠會自我成長、繁殖,吞噬一切。」陳長文憂心法律人壟斷了權力與資源,正足以提供法律人濫權的誘因,因此於日前與學生兼助理羅智強共同出版《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文集,呼籲法律人需集體自省、自覺,發揮法律人自我監督制衡的效果,不讓台灣出現「黑暗怪獸」。

近來,台灣社會屢屢發生警察、教師、企業人背逆職業倫理的事件,陳長文相信不守專業倫理、操守敗壞的現象,不只發生在法律人這個職業與專業上,但他卻覺得企業人的道德勇氣不如法律人,因為還有/?多法律人會站出來嚴厲指責違法犯紀的同業,但多數企業領袖卻寧願當噤聲不語的鄉愿。

例如,中信金前副董事長辜仲諒抗傳而遭到通緝、力霸集團創辦人王又曾一家惡性掏空數百億資金潛逃海外,陳長文非常不諒解為何台灣的企業領袖們沒有對此做出嚴正譴責,讓他對這些常把企業品德、企業倫理掛在嘴邊的企業人感到寒心,「難道鄉愿噤聲,真的是企業領袖不得不然的宿命嗎?」就這一點來說,陳長文也慶幸「總是永遠有一群不怕得罪故舊,敢言所當言、敢責所當責的法律人存在。」

正義與專業須並重

但陳長文提醒法律人,千萬不能以做得比其他職業來得好而自滿,因為法律人所掌握的國家權力、資源實在太過龐大,而目前的法律人,不管對專業倫理的體認或作為,都是明顯不夠、不符社會期待的。

尤其,法律人比其他行業更容易出現「惡跡乘化」的狀況,其他行業的人做不好最多只影響自己與身邊的人,所產生的負面效果較為有限,但法律人的惡質表現將以乘數倍數的方式迅速擴增,「反之,如果法律人的表現優異,這些正面效果也一樣以乘數倍增的方式,造福整個社會。」

在日本,一個拉麵師傅如果技藝超群,也可得到社會普遍肯定,並被尊稱為「職人」、「達人」,而這兩個名詞與觀念也漸漸為台灣所接受。陳長文心目中的「職人」、「達人」,必須具備兩個必要條件,即專業與理念,專業指知識技能及精益求精的意志,理念指造福人群、回饋社會的信念,他推崇/?多日本職業達人用專業發揮了令人稱/?的作用。

如果用「職人」、「達人」來檢驗台灣的法律人,陳長文強調台灣的法律人在邏輯演繹、法律詮釋的專業訓練上相當紮實,但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尤其對「超國界法律」的認識明顯不足,但最缺乏、最待補強的乃是法律的核心理念「正義」,如果未能堅守正義,僅為一己權位、私欲而服務,專業反將淪為「惡魔手上的黑暗巨鐮」。

法學教育亟需改變

法律人缺乏正義理念,其實代表著台灣法學教育出了問題。陳長文多年來在政大、東吳法律系兼課,也前往中國北大、清大、浙大、南京大學等學府講學,深覺所有社會結構細的問題包括法律人表現不佳,教育必然是進行改革的重要切入點之一,雖然其改變速度最慢,遠遠不及速度最快的政治,「與其期待最快的政治去改變現狀、改革進步,還不如期待最慢的教育。」

陳長文將政治比喻為羅馬的盲目神衹墨丘利(Murcury),墨丘利雖是羅馬神話中跑得最快的的神,但如果失去眼睛,卻可能永遠跑不到目的地,而教育改變人雖然慢但卻徹底,就算得花100年也得去做。

「第一,缺乏典範,甚至充斥著負面的典範,第二,法律教授把知識與實踐切割開來。第三,考試主義的貽害。」陳長文例舉台灣法學教育的三大弊病,並在《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一書舉出航發會強行修改章程、將華航股票設質予銀行,並將所得的45億元投資台灣高鐵公司,亟須違反了最基本的法律ABC,但卻不見在有大學教《民法》的教授站出來強烈批判,原因便在於這些法律教授只關心「課堂教授的知識」,但法律有無被尊重、落實、踐踏、扭曲,則毫不在意。

「我並沒有指責當時做出此決策的行政院長謝長廷,因為他沒辦過基金會,可能不熟悉相關法律。」陳長文說「但我不能原諒法務部官員與交通部的法務人員,因為他們一定知道不能這麼做。」

更糟糕的是,法律教授無動於衷的冷漠會傳染給學生,當學生看到老師對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亂象無動於衷,學生們會以為冷漠沒什麼可恥、噤聲沒什麼不對,鄉愿縱容法律人扭曲法律是很正常的事。

不當隱匿的允諾者

「就像一片孤葉,不會未經整株大樹的默/?就炮嚏A做惡者胡作非為的背後,並非沒有你們隱匿的允諾。」陳長文引用黎巴嫩詩人紀伯倫(Kahlil Gibran)的詩句,說明會讓他驕傲的法律人,乃是不鄉愿的法律人,會讓他氣餒的法律人,就是鄉愿的法律人。

「大多數的法律人一定覺得很無辜,那些主政的法律人又不是我,我自己行正坐穩,憑什麼要與這些人一起揹罵名。」陳長文坦承以前也會如此不平,但最後他終於明白,這些差勁的法律人敢肆無忌憚地玩法毀法,敗壞法律人的名聲,就是因為人的師長、朋友、同學等其他法律人對他們的惡行噤聲不語,甘願做個「隱匿的允諾者」。

「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陳長文以此詰難做開端,找尋的其實是另一個具建設性的命題,「法律人,你要如何爭氣?」那麼要爭氣先要做的便是不鄉愿,陳長文不只以此勉勵法律界的後進,也勉勵其他領域的年輕人,立身處世的原則都相同,「對於不對的事情,勇於指責,不鄉愿。」

陳長文在《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中主張應提昇律師考試的錄取率,並建立有效的「律師退場機制」,淘汰不適任的律師,因為現行律師考、司法官考,幾乎已成「法律人的合格認證」,造成法律學生連準備考試科目都來不及了,根本沒有時間關心其他考試科目不考的題目,「文哲史藝就不用說了,就連國際法、法律倫理,這些律師、司法官不考但極為重要的法律科目,法律人也無法投注時間去學習、去思考。」

在考試主義的影響下,陳長文認為這正是台灣法律人國際觀不夠開闊的主要原因,台灣不只被制約在法律的象牙塔,還被制約在「國內法」的象牙塔中。

【2007/2/1 《理財周刊336期》  96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