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獄有賠無懲…人民都在看!

紛擾十六年的蘇建和案,高等法院將「再度」宣判。由於時任法務部長的馬英九,未簽署死刑執行令,這宗充滿糾葛的案件,在後來的十數年間,激起輿論眾多關注,也意外地成為探討檢警辦案以及刑事訴訟程序當否的重要案例。

蘇建和三人有罪無罪?這個答案我給不起。但在法律程序之中,該如何地謹慎並顧及審判時效,避免長期間的訟累侵害人權,其實才是蘇案被關切的重心。

特別是法律人(包括檢、警與法官),可有善盡「求其生而不可得」的戒慎恐懼?多少當事人在司法人員的輕忽苟且中,或失去青春自由,甚至失去寶貴生命。這中間許多掩埋在司法卷宗下不見天日的冤案錯案,被關注發掘者有幾?同樣重要的是,有多少輕忽職守的司法人,曾為自己的「重大」過犯,付出代價?

立法院三讀通過冤獄賠償法修正案,最重要的是如何根本地避免冤獄的發生。而其中,重要機制之一,就是要讓司法人員為自己的重大過失行為負上連帶責任。亦即當有冤案發生時,應建立向輕怠失職的司法人員究責求償的「有效機制」,這樣司法人員才更會戒慎。

然而,冤獄賠償法施行近五十年,國家固然對發生的眾多冤獄付出了巨額的賠償,但是,有多少「嚴重」失職的司法人員因此負擔連帶的賠償責任?

答案居然是:一件都沒有!

為了要了解並喚起社會對司法品質和資源問題的重視,筆者鄭重請求司法院翁院長和法務部施部長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要求院檢雙方主動公開冤獄賠償委員會審議法官和檢察官有無重大過失的相關資料,供社會大眾審閱。

而這又得導回到政治層面的資源分配問題。

我們的政府,分撥了多少資源給處境艱困的司法人員呢?在解決責任不清與資源不夠的二大司法難題上面,陳水扁總統顯然交了白卷;面對即將展開的總統大選,有意角逐總統的馬英九與謝長廷,能不能清楚交代該如何來解決這二大難題呢?

【2007/06/29  聯合報 960729】

生命的圓哲學

這一段日子,台灣這塊土地,讓很多人覺得很不平靜,由其是政治上的紛紛擾擾,拖累了國家經濟、國計民生,讓很多人覺得失望、挫折。我們要如何看待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呢?

愛比克泰德是古希臘斯多葛派(Stoic[1]哲學家,他曾說過一句聽起來很悲觀、很消極的「囚徒論」,他說:「在世上我們都是囚犯,並且被囚禁在現世的肉體之內。」

在談論我的想法前,我想先講一段古希臘哲學家愛比克泰德(Epictetus, 西元55-135)的故事。

這句話還可以用另一個斯多葛派哲學家馬爾庫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2]的說法來表示:「人是一個負載著屍體的靈魂。」

這二位哲學家,一前一後談述了他們對現實人生的「客觀認知」,從客觀的角度勾勒出現實人生的消極面向。套中國的古語就是:「天下不如意,恆十居七八。」[3]

但如果,你認為這些哲學家的觀點僅止於此,那你就錯了。他們固然指出了客觀世界的悲觀面向,他們由此產生的不是悲嘆與放棄,反而是一種極為樂觀的人生態度。

底下是愛比克泰德一段精采的論述。

「我是必然要死的。但難道我就必須呻吟而死嗎﹖我必然是被囚禁的。但難道我就必須哀怨嗎﹖我是必然要遭流放的。但是難道因此就有任何人能阻止我﹐使我不能歡笑﹑勇敢而又鎮定了麼﹖」

「把祕訣告訴我吧!」

「我拒絕告訴﹐因為這是我權力以內的事。」「那麼我就把你鎖起來!」

「我拒絕告訴﹐因為這是我權力以內的事。」「那麼我就把你鎖起來!」

你,你說什麼﹖鎖起我來﹖你可以把我的腿鎖起來––不錯,可是我的意志,那是你鎖不了的,連宙斯都征服不了它。」

「我就把你囚禁起來!」

「哈!你只不過可以囚禁我的軀體罷了!」

「好!那我要砍你的頭!」

「怎麼﹖我什麼時候向你說過﹐我是世界上唯一不能被砍頭的人呢﹖」

很驚訝對不對?愛比克泰德對現實世界「囚徒論」的澈底悲觀認知,導出的卻是歡笑﹑勇敢而又鎮定,無人能夠拘禁,也無人能夠抹煞,主觀態度上的「絕對樂觀」。

從愛比克泰德的角度來看,客觀的世界,的確有許多我們所不能控制的變數,殘酷的考驗著我們。但那些客觀的不幸與不美好,並不能、也不應該阻止我們對幸福與美好的追求。這種斯多葛式的樂觀,不正是身在台灣的你我,當下所迫切需要的一種面對人生的態度。

曾經在一本書中,看到了一段以「為什麼是我?」這個問句出發的一連串討論。我覺得是很有啟發性的故事。

在一場戰爭中,長官交付士兵一個九死一生的任務,士兵可能會反問長官:「為什麼是我?」

遭逢大難時,我們也很容易心有不甘的質問上帝:「為什麼是我?」

這個問句,似乎包含了很多的憤恨與怨懟。

然而,如果,我們這個問句的質問對象,從他人、上帝換成自己時,「為什麼是我?」這個問句卻會變成一個正面的反思。

「為什麼是我?」當我們把這個問題拿來問自己時,我們才能思考,在這樣的考驗中,隱含著什麼樣的人生啟示,我該從中間得到什麼?學到什麼?如果我們是那個接到艱鉅任務的士兵,我們會因此深一步的思考,自己將面臨的犧牲,可能是一種為著自己家園、為著自己親愛的父母妻兒的偉大奮鬥;如果我們是橫遇災厄的無辜者,當被奪去一些珍貴的東西時,我們才會發現自己要的是什麼,而在來日裡更加的珍惜。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光明的新村,指的就是在困境中,我們如何調整心境,對困難與考驗作出新的詮釋。透過「為什麼是我?」的自問自答,一個原來負面與憤慨的質問,將會因為質詢對象的改變,變成一個尋找新契機、新體悟的自省。

我常覺得,生命是一個圓,圓以外的世界我們到不了,所以我們有限,但在圓以內,仍有無數的點代表無限可能,所以我們無限。生命到底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端看我們從什麼角度去認知自己的生命。

不管我們的社會或我們自己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在其中,我們會很無奈的體會,生命的有限與渺小,但正因為這種有限與渺小,我們更該珍惜與珍視自己當下所擁有的一切,好好的珍惜我們的家人、朋友和我們自己,當我們盡心盡力的做到了這一份珍重,反而會發現,原以為有限與渺小的生命,竟是無限而偉大的。

最後,我想以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一句話作結語:「當困難來訪時,有些人跟著一飛沖天,也有些人因之倒地不起。」遇到困難、遇到挑戰,你是一飛沖天,還是倒地不起呢?端在你如何看待,這些困難與挑戰。

 

【經濟日報財富人生第十四期(2007年5月號)專欄  】

備註說明:

[1] 芝諾(Zenon Kitieus,約公元前336~前264)於雅典創立的一個哲學學派。斯多葛哲學通常會被拿來與另一同時期的哲學學派-伊比鳩魯學派(Epicurean)-作對比,前者主張樂觀堅忍,嵩尚德行重於快樂;後者主張快樂本身即為至善,後人則將之延伸成為一種享樂主義。

[2] 羅馬帝國一位有名的斯多葛派哲學家皇帝,也是著名電影「神鬼戰士(Gladiator)」裡被他的兒子(暴君康莫多斯(Commodus))謀殺的皇帝(這僅是電影情節)。

[3] 此語出自《晉書.羊祜傳》,係西晉大軍事家羊祜所發感嘆。我們現在常說的:「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即出於此。

黨產歸零 走出歷史

貴報六月廿日報導,提及國民黨「黨產處理監督委員會」今年二月間曾開會初步建議,可考慮將中投股權以信託方式解套,但當時擔任黨產小組召集人的筆者未具體裁示。後來黨產監理委員會再次開會時,方確認中投股權全數交付信託。藉由這篇報導,筆者想進一步說明我對國民黨黨產處理的看法。

首先,筆者已於今年二月廿七日以「公私皆繁」為由辭去「黨產處理監督委員會」召集人一職。事實上,辭職的真正理由,是我對如何處理黨產的態度與國民黨的立場不同。

在第一次黨產監督委員會召集會議時,筆者即提出「黨產歸零」的建議。並指出,如果黨產不能歸零,將會讓社會持續對國民黨積存疑義。此外,筆者亦主張以往黨產投資損失如涉及人謀不臧,應即刻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並請求損害賠償,而對於追回的款項,悉數作為公益之用。然而,以上主張並未得到國民黨方面的正面回應,只有請辭召集人一職。

筆者可以理解,對於一個面對艱難選戰,財務需求孔急的在野黨,其對於黨產的依賴;也認為國民黨的部分黨產取得並無不法。然而黨產問題糾結於數十年的歷史河脈之中,單純從「法」的面向切入,是否可以爬梳清楚?這才是國民黨在處理黨產時,應該要靜心思考、謙卑反省的地方。

事實上,黨產混雜著過去黨國不分的時代歷史,情的面向、理的面向、法的面向,三面向早已互相摻合,難以區分。或許依法而論,國民黨部分黨產來源於法並非無據。但就算在法的面向上,國民黨可以說服法院,在理的面向上,國民黨可以說服人民嗎?在情的面向上,國民黨可以平衡社會觀感嗎?

不管法律基礎再堅實,國民黨必須清楚體認,若非國民黨在歷史中曾擁有黨國一體的絕對優勢,國民黨就絕不會擁有今日上百億的黨產身價。換言之,黨國一體的絕對優勢為「因」,國民黨累積龐大黨產為「果」,國民黨要擺脫這來自於「因」的質疑非難,就要有勇氣對「果」放下割捨!如果國民黨對這個黨產之「果」仍眷眷不捨的話,又如何要社會輿論相信其已做好準備走出歷史,浴火重生?

為什麼對手政黨會執著於攻擊國民黨的黨產問題?不正是因為國民黨仍眷戀於「果」的「合法」,卻看不到「因」的「不合理」與「不合情」嗎?國民黨就算贏了法,但輸了情理就輸了選票,國民黨仍是輸家。當然,筆者相信國民黨也並非全然對「情理戰場」處於劣勢懵懂無知,但苦於在野的資源短絀,沒有信心和行政資源在手、財源豐裕的執政黨在選戰中一較長短。為免陷入無米可炊的困境,只有假裝看不見他在情理戰場的劣勢,任由對手糾纏痛擊。縱算如此,國民黨至少也該作出「決心宣示」,承諾在明年總統大選後,在結清對黨職人員的離退補償後,將所有的賸餘黨產或捐還國庫,或捐給公益團體,並儘速著手公平、平等的政黨財源籌措法規,讓所有的政黨都可以在相同的基礎上,進行「理念」而非「財力」的公平競爭。這樣國民黨才有可能掙脫黨產這個「歷史幽靈」的不止糾纏。如果明年總統大選國民黨還是選輸,那更加證明,黨產真的不是國民黨的「資產」,而是最大的「負債」!

【2007/06/21  中國時報 960621】

總統批判決 納粹「上身」?

陳水扁總統痛批高雄地院的選舉無效判決,還不忘強調自己攻讀法學、曾任律師,換言之,他同時以總統和法律人的雙重身分批評司法。筆者腦中突然浮起了一個景象:全國法官群集在最高法院前面,一起高舉右臂,大聲宣誓:「作為中華民國的法官,我們將終生追隨我們的總統」。

這個景象荒謬嗎?不!一點都不荒謬,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德國萊比錫舉行第一次德國全國法官代表大會,近萬名法官就在最高法院門前高舉右臂宣誓:「作為德國法官,我們將終生追隨我們的元首」。

在納粹時代,德國充斥著一種自稱為「健康偏見」的法理學,政客與學者亢奮地宣稱一個嶄新的法理學時代的到來,這個新法理學對法官的要求很簡單:所有的判決,不必考慮法律,也不必衡酌公理,法官被預設一個「偏見任務」:作出符合政治領袖價值判斷的判決。換言之,「元首即法律」、「元首即真理」,這就是納粹時代的唯一邏輯。

讓我們把文章拉回高雄地院的判決,這份判決合不合理?於法是否有據?並非不可公評,只是法律學者可評、平民百姓可評,但身為與司法權處於平行權力的總統,頂著行政最高權力的光環,就絕不能允許總統公然踰權越距、詆毀司法。一旦總統越過這道權力紅線,用自以為「健康」的「司法偏見」痛批法官做出違反他及其朋黨政治利益的判決時,那已不是總統的個人意見,而是一種國家朝向「總統即法律」、「總統即真理」納粹法學觀移進的警訊。

當然,這「警訊」不會在一天內崩壞現行的法律秩序與價值,但這「警訊」卻也是一種關鍵的測試,如同秦朝權臣趙高,藉由「指鹿為馬」測試朝廷官員有沒有敢出面糾舉他,一旦滿朝緘默,無人敢言的時候,那「警訊」就會變為現實。

因此,對於長期以來喪誠失信的陳總統,我們雖早已不抱期望,但對其毀敗法紀,法律同道必須同聲喝退這種測試法治根基的踰矩言行。

教授學者為了端正學子視聽,不能緘默!司法體系的法官、檢察官也應該為捍衛司法尊嚴,勇於斥責!民間的司改團體,也不能置身事外,應有嚴正聲明!而司法最高首長、總統的業師也同時是總統的監誓人的翁院長,更不能繼續沉默,應以師者之尊,重新訓教昔日門生。其他所有的法律同道,亦不可噤聲鄉愿,故作懵懂。

最後,筆者想引一段話送給承審高雄市長選舉爭議的法官和法律同道們。德國法學家英戈.穆勒,在其《恐怖的法官──納粹時期的司法》書中寫道:「一個國家政治的敗壞或走向極端,是不可能沒有得到司法機關的背書的,當司法作為正義守護神乃至於國家制度守護神的最後把關者,卻委棄戰地,向不正義的極端勢力投降時,國家之危傾、人民之危殆,即在不遠矣!」

陳總統的個人妄言不足為患,但最怕的是司法守護者委棄戰地,法律同道鄉愿姑息,那麼國之危傾、民之危殆,即不遠矣!

【2007/06/19  聯合報 960619】

外交部 不如改「援外」部

我國與中共的「邦交國數字大戰」,好不容易在與聖露西亞建交後,邦交國數變成了「廿五」,開心不到三個月,哥斯大黎加宣布與我國斷交,邦交國數又變成了「廿四」。忙了半天,這場數字戰又原地踏步。於是朝野政黨開始對罵,對罵完了還不忘有志一同地一起罵共產黨蠻橫。看著朝野政黨夾雜著共產黨罵成一團,筆者倒想從另外一個角度,問大家幾個有趣的問題。

各位可知,我國的邦交國數占世界國家總數的百分之幾嗎?答案是,大約百分之十二。再看接下來的二個問題。第一,那麼我國的邦交國領土的總面積占世界陸地面積的百分之幾?第二,我國邦交國人口總數占世界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幾呢?答案是:都不到百分一點五!

看了以上的數字後,大家覺得,多一個邦交國與少一個邦交國,對我們的國際地位有多大的影響嗎?我們所擁有的「邦交國數字」,既沒有辦法幫助我們加入聯合國,也沒有辦法幫助我們加入WHO或其他的國際組織;這些邦交國數字,對台灣而言,就算從國際法理論述,連表彰台灣主權獨立的意義都不大。其實朝野政黨都心知肚明,這些數字,充其量不過是台灣的「心靈安慰劑」而已。

如果真說要擔心的話,筆者認為與其擔心「外交寒冬」或「骨牌效應」之將至,政府真該擔心的是,這些年,許多我們透過「凱子外交政策」勉強維繫的帳面數字,在台灣經濟長期不振與邊緣化,中國大陸經濟實力復不斷增加的現實背景下,向來出手闊綽的我們連砸錢的能力都開始比不過中共。這才真的是一葉知秋,才真該是長期鎖國的政府要擔心的事吧。

二年多前,筆者在一場外交部舉辦討論我國與萬那杜和格瑞那達外交危機的座談會中,即曾表示:「我們叫不叫『中華民國(或台灣)』,幹嘛要萬那杜、格瑞那達承認?」依照國際法承認理論的通說,係採宣示說,亦即台灣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在國際法上不仰賴於他國的承認。

最後,在某方面,筆者甚至認為這未必是壞事,長期以來,台灣和中共進行外交金錢戰,總統出訪一次,就要送上幾億美金的大禮,讓近年來府庫困窘的台灣雪上加霜;更令人不堪的是,還常常招致賄賂友邦政客,敗壞友邦政治風氣批評。這真的只有「枉做小人」四個字可以形容。與其花大錢「援助外國政客」,筆者寧可外交部直接改制為「援外總署」,把外交經費用來援助世界各地真正需要幫助的弱勢民眾,或用來為保護地球環境如抑制溫室效應等盡一份心。這樣不是更能增加台灣的能見度,也能為台灣贏得世界的尊敬。

事實上,填充邦交國的帳面數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不如客觀務實地與全世界的國家發展實質的外交關係,放下唯名的蠻幹,務實地以經濟實體、貿易實體、漁業實體、醫療實體名義參與國際社會,那才是我們該做的事情。

朝野政黨,別再對罵了,倒不如利用這個機會,徹底揚棄凱子外交政策,好好善用政府有限的鈔票,多做一些福國益民的事吧。

【2007/06/09  聯合報 960609】

人生的最大資產:正直誠信的十字架

曾經收到一封電子郵件,友人傳來一則發人省思的漫畫,漫畫一開始,有一群人彎著腰,揹著長長的十字架走在一個一望無垠的荒原上。十字架又重又長,非常難揹,看得出,每個人都步履蹣跚、滿身大汗地向著同一個方向走著。
  
走著走著,其中一個聰明人,他覺得十字架實在太重也太長了,壓得他快喘不過氣了。他忽然靈光乍現:「如果我把十字架鋸短一點,不是會比較好揹嗎?」聰明人便把十字架的尾端鋸掉一小截。
  
果然,十字架鋸短後,的確好揹多了。但再走一會兒,聰明人又想:「鋸短些雖然好揹了點,但這十字架還是重了點,不如我再鋸短一點吧。」於是聰明人又把十字架鋸短了一點。
  
「鋸都鋸了,不如索性再鋸短一點吧!」每當這個念頭在他的心中浮起,聰明人就會去鋸十字架。十字架愈鋸愈短,愈鋸愈小,小到差不多可以握在手裡,他的路也愈走愈輕鬆,不一會,就把所有人都拋在後頭了。
  
他心想:「看!我走得又快又輕鬆,還是我聰明。」
  
這個念頭才轉過,他來到了一個又長又寬,向二方延展、沒有邊際的地塹。繞不過,跨不過,聰明人一籌莫展。就在此時,原本遠遠落後他的那群「傻瓜」一個一個來到了地塹。大家把背上的十字架取下來,當成一座橋架在地塹上,一一地越過了地塹,只剩下聰明人看著已被他鋸到手掌大小的十字架。那十字架已經不足以幫助他跨過地塹了。
  
這個漫畫把人生的道理說得淋漓盡致。對許多人來說,正直、誠信這些做人的原則,往往就像又重又長的十字架一樣,揹起來很辛苦。
  
為了升遷,在上司前說競爭對手的壞話,損一點正直的原則,應該無妨吧?答應別人的事情,守承諾很辛苦,就毀約一次,損一點誠信的原則,應該無妨吧?於是當這樣的念頭反覆在心中出現時,他就會一點一點地去鋸短他心中的十字架,終至有一天,這個十字架會被鋸得蕩然無存。一但他面臨如大地塹一般、真正的考驗時,那正直、誠信的十字架,已無法承載他渡過地塹。
  
很不幸的,這樣的人似乎不少。例如部分讓社會大眾十分失望政治人物。有時候,我會覺得不可思議、難以理解,這些政治人物怎麼可能那麼「諸法皆空、自由自在」,前天說的,昨天推翻,昨天說的,今天推翻?
  
但想到聰明人與十字架的故事,似乎又不會覺得那麼驚訝。這些人在爭逐權位時,為獲得選舉利益,會不惜濫開支票,甚至使用不正當的方法。第一次違反原則時,他們或許還會有罪惡感,但隨著違反原則的次數變多,罪惡感就會遞減,終有一天他會沈淪到無底深淵。
  
我們該怎麼看待這樣的人呢?有些人會覺得,他們似乎達到了他們的目的,這的確會誤導一些年輕人,覺得這些人權高位重,富貴榮華,很令人羨慕。我卻覺得,情形恰恰相反,這些人是很可憐,甚至是可悲的。
  
第一,我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良心法庭,他自己的良心法庭最清楚自己犯的罪,這樣的人,心裡永遠有個陰影。「問心無愧」的快樂,他永遠得不到。
  
第二,那犧牲誠信正直的做人原則,所換來的功成名就,終究是短暫的,就像十字架的故事一樣,他有一天會遇到一個大地塹的考驗,什麼時候或許我們不知道,但當他遇到時,他將無法通過大地塹的考驗。
  
這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明,曾聽過一個很妙的比喻:「走一次鋼索不掉下來靠技術,走十次鋼索不掉下來靠運氣,但一輩子天天走鋼索卻不掉下來,那叫不可思議。」
  
比方說,有一個人為貪圖利益作了一件違法犯紀的事卻沒被抓到,這種情形的確有可能。但是這個人違法卻沒有被抓的事情會成為對他的一種「鼓勵」,心存僥倖的他,就很可能會犯第二次法、犯第三次法。每一次的偶然性加總起來就會變成必然性,而他終有一天會東窗事發。
  
近來許多政府首長涉及貪瀆被法律制裁,也有一些企業主因為違反法律而受訴訟繫累,甚至遠逃海外。對他們來說,在從事公務或經營商務的時候,剛開始受到引誘也許在良心的約束下,他們第一次犯的錯或許不大,也可能不會被揭露,但當他們容許自己游走法律邊緣、犯第一次錯時,其實就已埋下他犯第二次錯、第三次錯的因子,也埋下他有一天鑄下大錯的「必然性」。
  
三國時代蜀君劉備臨終時告訴他的兒子:「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也正是這個道理。
  
最後,我要拉回十字架的故事,說一個親身的體驗。我服務的理律法律事務所,長期以來都是一個自律嚴格的法律事務所,我們參與公益、嚴守法律倫理、不貪圖捷徑,盡心專業地服務客戶,我們從來沒去思考,當我們按著這些原則從事法律工作時,只當是份內的事,心中從沒想過,這對我們有什麼「幫助」。直到四年前,理律發生員工監守自盜客戶三十億鉅款的事情。面對鉅額的賠償,當時的理律風雨飄搖,對於能不能撐過這場風暴,沒有人有把握。
  
但理律撐過來了,而且現在變得更強壯,回頭想來,支撐理律渡過難關的,正是因為我們在過去建立的信譽與正直理念,使得客戶信任我們,使得同仁願意一起承擔、團結一致面對困境,這些對原則的堅持,我們當時並不知道,後來竟成為搭載理律渡過地塹的十字架!
  
正直、守信、誠實、守法,這些看似綁手綁腳的做人原則,其實都是人生最寶貴、最堅實的資產。

【2007/06/06  經濟日報 960606】

勿讓法律專業成為黑暗巨鐮:扭轉社會觀感,法律人需要信念與勇氣

(陳長文/法學教授)我經常在報章雜誌投稿針眨法律人的表現,最近,突然遇到一位友人問了一個問題,他說:「你這一陣子經常在報章上責備法律人,我很好奇,法律人比起其他的職業的人,是比較不堪呢?還是比較稱職呢?又比起過去的法律人,現在的法律人表現的如何呢? 而這位朋友進一步解釋他提出這個問題的用意:「我提這個問題,只是在想,會不會陳教授眼中見到的法律人亂象,其實只是社會整體道德墮落的反射而已呢?換言之,問題並不出在法律人本身的道德品質,而是社會整體道德品質低落所致?」

 

垂直與水平的宏觀對比

對於這個問題,我思之再三,覺得這的確是個很重要、一針見血的問題,當我們對法律人提出批判並試著尋求反省改變的時候,或許不能僅僅聚焦於法律人這個「微觀的職業」,而必須從宏觀的角度出發,在水平的職業對比,比較法律人與其他行業的人的表現,也應作垂直的時間對比,比較法律人今昔的表現如何。

首先,我想談談對法律人做今昔的比較。

嚴格來說,在公元二千年以前,台灣的政治並不是由法律人所主導,所以至少在政治的面向上,並沒有今昔法律人表現的比較基準。至於其他的面向,比方說檢察官或法官的表現,也不容易做出比較式的評斷。主要原因在於,過去的社會比較單純,民風比較純樸,社會紛爭較少,法律人的影響(不管是正面或負面)都相對較小,加以在李登輝任總統之前,雖說是威權政體,但政風相對清明,因此,來自於政府弊案所造成的行政、司法衝突的機會比較少。這樣的「單純」環境,與現在大為不同,這使得我們很難去比較今昔的法律人表現。

 

政治抗拒的不為與不能

唯一可以比較的是,政治(行政權)對司法的干涉度,過去比現在要嚴重的多,而在這種情形下,司法基本上是為政治服務的,在無涉政治的部分「正義」做為裁判基準,司法人堅而守之固無問題,但若涉及政治,司法人就會出現「結構性的屈服」。這一點,在現在的時代背景下,顯然有較大的改善,至少在法官的部分,司法系統的獨立性已大幅提高,行政權想要影響干涉的難度非常高。而在檢察官的部分,由於在指揮監督、升遷考核的機能方面,仍受制於行政機關,其在獨立性的表現上,就相對較不足,但如果回歸「結構性」去觀察,威權時代的檢察官(甚至法官)對政治抗拒有較高的難度(不只是丟官的問題,甚至有丟命的問題) ,而現在的檢察機關對政治抗拒則是「相對可能的」,用另一種說法來表述就是:以前的檢察官若不去抗拒政治,非不為也,乃不能也:現在的檢察官若不去抗拒政治,則非不能也,乃不為也。」

然而,雖然直接要從「時間」的垂直面向上做出法律人表現的今昔之比有困難,但我倒是想從另個角度切入,來談談,法律人其實不應該做今昔之比,因為過去的法律人爭不爭氣,影響的範圍其實較為局部。但今天的法律人不爭氣,其殺傷力將遠遠大過於過去的法律人。

道理很簡單,今天的台灣(其實不只是台灣,在其他文明國家也一樣),法律人對於公共資源的掌握,幾乎處在種「接近壟斷」的地位。法律人在台灣的各個領域幾乎獨占鰲頭,個個崢嶸。以掌管整個社會資源分配運用的核心部門政府為例,司法部門己不必論, 必然是法律人的天下; 立法部門,我雖然沒有去精算,但有法律人擔任立委的比例要遠高於其他學門出身的人,應是不爭的事實; 行政部門,從正副元首、正副行政院長、全為法律人所包辦, 多位部會首長也由法律人所掌管,監察部門目前處在實質凍結狀態,但可預期的監察具有類近司法的屬性,若將來解凍,也將是法律人的天下;就連和法律應該關係較低的考試院,院長也是法律人。

 

法律人,位極尊榮的超貴族

這聽起來,其實是有點嚇人的,法律人幾乎排擠了所有其他學門出身的人,成為位極尊榮的超極貴族,這時, 個最簡單也最基本的問題就可以提出了﹒ 如果,這群集大權在握,居於整個國家社會運行核心的法律人,倘若表現不佳,那麼,將不只是法律人自己的災難,更必然是整個國家社會的災難。

很不幸的,這個災難正以進行式在台灣應驗著,而且還看不到結束的時候。

然而,如果因此把問題簡化為「淘汰法律人」、「降低法律人在政府部門的重要性」的話, 那麼就是搞錯了問題的方向。

法律人的重要性日高,之所以開始掌握國家社會運作的重要權力,與「法律」的重要性日高是互為表裡的。換言之,法律人在政府部門中幾近壟斷的地位形成,在我看來,有時代背景的必然性,因為現代社會中,特別是在全球化風潮襲捲下的人類社會,人與人互動的密度呈幾何式的速率不斷增加,人際關係、人際糾紛的態樣也益漸繁複,為了使社會和諧運作、免於失序混亂並危及人類的存續,法律牛毛化、繁複化、細緻化乃至於瑣碎化,幾乎是現代社會的「宿命」。

在這樣的「宿命」中,除非人類選擇逆向操作不要法律(絕對不可能) ,否則這種法律繁複化的「宿命」,就必然會出現以下的延伸現象,法律繁複化,使得法律成為更甚於其他專業的一種「超專業」,這個超專業,如果不是學法律人的人,根本難窺堂奧,換言之,它構築了極高的「進入障礙」,排斥其他非法律人的接近與了解,在接近與了解有門檻、難度極高的情形下,則會出現二種效果。

 

詮釋權的壟斷

一是法律人將壟斷法律的「詮釋權」 ,而復自於法律本身壟斷了國家資源分配規則的「詮釋權」,這也等於使得法律人直接掌握了國家資源、分配規則的詮釋權。這種詮釋權的壟斷與集中,是之所以政府職位有被法律人壟斷化跡象的最重要原因,現代社會,擁有資訊就擁有權力,更何況是擁有資訊詮釋權的法律人。因此, 這種法律人地位日隆、權力日大的現象,事實上不唯在台灣發生,在其他西方文明國家也一樣有相同或類似的趨勢,所差別者,只是權力集中的密度或有不同而已。

二是,這個「門檻」也將削弱非法律人的監督能力。一旦法律人出現「濫讀資訊」、「濫用詮釋權」的弊象。非法律背景的外在監督者因為對資訊的理解不足, 自然無法及時、確切地指出問題。很不幸的,而這也等於提供法律人一種濫權的誘因。

我常說,失去制衡的權力,是一隻有生命力的黑暗怪獸,他會自我成長、繁殖,吞噬一切。

當然,也不要被我這樣的說法嚇到。因為監督並不一定只有「非法律人」在做,「法律人」本身雖有莠者,但也有良者,有自覺、自省意識的法律人仍所在多有,只要這些人秉懷正義使命,那麼一樣可以發揮監督效果。

換言之,法律人的自省與自覺,將會是對法律最重要的約束與制衡機制。

但若要再鑽牛角尖、更細緻化的、延伸性的談下去,那麼「善、惡」二方的法律人在「法律的詮釋戰爭中」,其勝負往往還是得由「非法律人」的多數普羅大眾來仲裁(例如民主投票)。這時,問題則就會循環式的反繞回去,普羅大眾在對法律認識不足的情形下,有沒有辦法對兩造僵持不同的法律詮釋,作出仲裁,這中間仍有非常大的疑問。

接著,讓我們來談第二個問題,從水平面向的職業別比較,法律人與其他職業的人的表現是否特別的不好。

基本上,這個問題,我並不是個適格的回答者,雖然我覺得以一位資深法律實務、教育工作者的身分,我還算有資格可以去評價「法律人」的表現,但基於對其他行業的有限理解,我很難去評價其他職業從業者的職業表現。因此,若要我勉強評論,也只能評出一個泛泛的大概。

我相信「倫理」問題益趨嚴重、「操守敗壞」的現象日益加速,並不只發生在法律人這個職業與專業上,以最近一些比較受到囑目的事件為例, 接連發生老師性騷學生,帶學生飲酒並涉足不當場所的事件, 師道之殆危,已是社會極為關切的問題;另外一個極受囑目的事件則是「力霸風波」,王又曾一家人惡性掏空數百億資產然後避走海外,也引起輿論的嚴厲批判。可見企業倫理也出了很大的問題。

但如果拿企業倫理出的問題與法律倫理出的問題相比,我會覺得企業家的表現恐怕是不如法律人的。怎麼說呢?固然法律人中有些(或許多)違法犯紀的惡徒,但當遇到這樣的情形,至少會有許多法律人站出來厲聲批判。但在中信金、力霸風波中,我非常不能諒解,企業界的鄉愿與際聲,許多知名的企業領袖,我們看不到他們在這件事情上做出嚴正的譴責,彷彿這些事情與他們無關般。這讓我對些口口聲聲把企業品德、企業倫理懸諸於口的企業領袖,感到寒心,就這一點來說,我還是為自己身為法律人感到慶慰,雖然法律人的整體表現,社會並不滿意,但法律人中總是永遠有一群不怕得罪故舊,敢言所當言、敢責所當責的法律人存在。

 

對「惡跡乘化」現象的戒慎

不過,雖然如此,由於法律人對國家權力資源分配的決策權力掌握的太集中、太龐大,因此,會比其他職業的人更容易出現「惡跡乘化」的現象,其他職業的人,做不好,就是做不好,影響自己,最多影響身邊的人,負面效果的擴散較為有限,但法律人則不然, 法律人一旦有惡質的表現,這些負面效果就會以乘數倍增的方式,迅速擴散,威脅延禍整個社會。當然,反過來說,如果法律人的表現優異,這些正面效果也一樣會以乘數倍增的方式,造福整個社會。

這是法律人定要有所體認的一件事,法律人不能以做得比起他職業好為己足。

要知道自己表現的乘數效果,要體認在身上的責任是特別的重大,對自己的表現就必須更謹慎、更嚴格的要求。但顯然的,目前的法律人,在這個部分,不論體認上或作為上,都是明顯不夠、不符社會所期待的。

那麼法律人該如何自我期許呢?在我看來,一位稱職的法律人,要具備二個必要條件:一是專業,二是信念。專業是知識是技能,是精益求精的意志,是好要更好的磨練,要法律人更要知道的是,一切的專業的存在價值,都是要回歸於造福社會!造福人群!有這種深刻、堅定的信念,他們的專業才能真正的發揮令人稱許的作用。

讓我們把鏡頭拉回到台灣的法律人,雖然,我覺得台灣的法律人在專業部分還是有很大的改進空間,特別是在國際觀以及對於超國界法律的認識方面,但我覺得,台灣的法律人真正最缺乏的、最待補強的並不是專業,而是信念。

在邏輯演繹、法律詮解的訓練上,台灣法律人的「專業」其實是很充分的。但若專業不是為「正義」這個法律應時時牢記的核心信念服務,而是為一己權位、私欲服務的話,這樣的專業,很可能會成為惡魔手上的黑暗巨鐮。

陳水扁總統,就是最具體的寫照,他受過的法律專業訓練,絕對沒有人會懷疑,但這樣的專業訓練,讓他擁有的是什麼樣的能力呢?是福國還是禍國呢?他擁有了全台灣人都無法擁有的最好的歷史機會,立德立功,但他卻顯然讓大多數包括曾忠實支持他的人民大失所望,那絕不是他能力不夠、專業不夠造成的,關鍵在於,他並沒有為正義堅持的信念,他並沒有捍守人民的利益。同樣,令人失望的是他完全沒有以總統在憲法上的角色對我們的法治建設(資源的爭取和制度的規畫)盡心!

 

如何扭轉法律人信念不足的現象?

下一個問題是:我們要如何扭轉法律人信念不足的現象呢?我常在想,要讓世界變得更幸福,最快的方法大概就是政治,而最慢的方法則是教育。可惜的是,政治,卻常常像盲目的墨丘利神(Hermes Mercury),祂雖是希臘神話中跑得最快的神,但如果失去了眼睛,卻可能永遠也跑不到目的地。

所以我的結論是,與其期待「最快」的「政治」去改變現狀、改革進步,還不如期待「最慢」的教育。

事實上任何問題結構性的問題,例如法律人表現不佳的問題,其改變的關鍵,教育必然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但台灣法律教育的改革要怎麼切入,說真的,並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說得完整的。容我用列點式、比較具體特定的方式,來說明,我覺得問題出在那裡,要如何改變。

 

第一,缺乏與範,甚至充斥著負面的興範

「公眾人物的醜行惡行」不但令人深惡痛絕,也是非常可怕的「道德瘟疫」。要在短期內消除這個瘟疫,最快的方法是靠「政治」,也就是好好的、認真的選一些道德操守佳的政治人物。但很無奈,就如同我對這個問題一開始所回答的,政治最快,但卻最不可靠,所以很難,但難歸難,還是努力試試,比方說,在選舉時,別聽政治人物信口開河的政治支票、喊統喊獨的意識口號,要以政治人物的操守品德,為投票時最優先的考量。

此外,法律政治人若不可期,則非從政的其他有威有望的法律人,就必須承擔格外的典範責任,要給自己對法律學子「風行草偃」的期許。

 

冷漠地切割知識與實踐

第二,法律教授把知識與實踐切割開來的冷漠

政治人物曲解法令、濫權不法,其實我並不驚訝,有許多政治人物本身即不可期待,但最令我驚訝與寒心的其實是,面對這些不法行政,我常常覺得看不到在大學教法律的教授出來表達強烈的批判。法學教授為何可以故作沒事地保持緘默?說穿了就是因為,教授們把「課堂教授的知識」與「現實實踐的法律」切割開來,他只關心前者,但法律到底有沒有被尊重、被落實,或更糟糕的被踐踏、被扭曲,那是法律實踐的現實問題,與他無關。

法律,是經世之學,不是束閣的空諦, 很顯然,許多法學教授都沒搞清楚這一點。才會把知識與實踐一刀切開。才能無動於衷地冷漠。

而更糟糕的,這種無動於衷的冷漠,是會傳染的。當學生看到老師對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雷鳴的亂象無動於衷時,他們也就會以為,冷漠沒什麼可恥、噤聲沒什麼不對,鄉愿縱容法律人扭曲法律是很正常的事。

 

第三,考試主義的貽害

考試主義不只對法律人有害,也對其它學科的學生有害,但法律學生面對的考試,特別是律師考試、司法官考試,在法律學生心中的重要性特別高,幾成為一種「法律人的合格認證」,這就使得考試主義對法律學生的負面影響出現加乘效果。

於是考試科目不考的學問,法律學生準備考科都來不及了,那有閒暇去關心。文哲史藝就不用說了,就連國際法、法律倫理,這些律師、司法官不考但極為重要的法律科目,法律人也無法投注時間去學習、去思考。

這也是為什麼法律人的國際觀一直受人詬病的緣故,法律人在考試主義的影響下,不但被制約在法律的象牙塔,還被制約在「國內法」的象牙搭。

在我看來,這些都是迫待改變的法律教育問題。

 

勿成為隱匿的允諾者

最後,我想用紀伯倫的話來作結:「就像一片孤葉,不會未經整株大樹的默許就枯黃,作惡者胡作非為的背後,並非沒有你們大家隱匿的允諾。」

簡單說, 對我來說,會讓我驕傲的法律人,就是不鄉愿的法律人,相反的,會讓我氣餒的法律人,就是鄉愿的法律人。

大多數的法律人一定覺得很無辜,那些主政的法律人又不是我,我自己行正坐穩,憑什麼要與這些人一起同揹罵名。以前我也會有類似的不平。但漸漸地,我明白了一個道理,這些差勁的法律人之所以能夠肆無忌憚地玩法毀法,敗壞法律人的名聲,就是因為,身為這些人的師長、朋友、同學的其他法律人都對他們的惡行噤聲不語,成為「隱匿的允諾者」。

若然,我們就是沉默的共犯,對社會大眾一概等視的指責,也沒有什麼好抱怨的!因為, 那些人是我們縱出來的, 而且,就如同我前面曾說過的,法律是個高度的專業,在極高的知識門檻保護下,最有能力,也最有義務監督法律人不腐化的就是法律人自己。沒有善盡這一分監督義務,就不要出聲抱怨。

不想再揹「法律人誤國」的惡名?獨善其身的冷漠是不夠的,法律人必須拿出兼「責」天下的勇氣,不忌憚同道情誼地對其他法律人的失當惡行、對一切不義的事情亢聲批判。法律人要拿出信念、拿出行動,重建社會對我們的信心。

 

【2007/06/01  司法新聲63期 「司法倫理」專刊 96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