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談)陳長文:上市櫃公司 應設法務長《落實社會責任 企業新課題

座談會 落實社會責任 企業新課題 【記者李娟萍、徐碧華紀錄整理】
策略管理學大師波特說,企業社會責任(CSR)是企業21世紀新的競爭策略。美國道瓊集團與英國金融時報發展社會責任指數。將社會責任落實於核心營運策略,已是企業追求永續發展時所必須認真思考的議題,台灣企業該如何回應社會的期望與需求?

丁克華:銀行放款時 可納入評估

近來國內企業違法案例頻傳,博達、力霸案等均是經營者不顧企業社會責任,只謀私利的惡例,對我國投資環境及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公司治理是一剛起步的議題,很多國家傾全國之力推動,新加坡政府更成立一個小組在推動,我們發展公司治理尚慢,企業該如何配合發展策略,如社會參與、企業承諾、環境保護等,具體實踐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綜合與會者的意見,我們應參照OECD規定,要求上市櫃公司在財報內,自動揭露公司相關資訊。

勞退基金、台股基金也應選擇投資社會責任做得好的上市櫃公司,增加資本市場誘因。銀行業放款時,也要針對這個問題,對企業進行一些評估。另外,也要鼓勵國內的大公司多參加全球的CSR評鑑。

黃正忠:與國際接軌 台灣應加強

全球化後,世界的穩定和平發展已與企業經營息息相關;全球化後,企業的影響越來越大,國家治理影響越來越小。全球65億人口中,78%是窮人,我們不能讓這78%的窮人變成憤怒的人,變成會暴力相向的人。

於是落實企業社會責任(CSR),漸成為國際企業營運的主流,企業要續創榮景,地球也要永續發展。要與國際接軌,台灣應更重視CSR的議題。

黃男洲:融入經營理念 達到綜效

企業和社會是相互依存的關係,應善盡社會責任,但作法也要有管理思維。例如二氧化碳排放議題,對金融業只是一般議題,但對於汽車製造業,可能是經營環境的議題,如果汽車製造業能製造減少廢氣的引擎,可能會大受歡迎。

玉山金控把對社會的責任內化到經營理念中,不只要做一個綜效最好的企業,還要成為一個最被尊敬的企業。

吳當傑:編製指數 強化資訊揭露

股市觀測站有個公司治理專區,可以先來強化企業社會責任的資訊揭露。還有公司的年報,現在已要求揭露公司治理,但企業揭露得不夠,總是一、兩行帶過,未來也可在年報中進一步要求揭露。

現在法人機構要選擇具社會責任的企業投資,必須靠法說會或者親身拜訪,先讓公司充分的資訊透明化,這樣要做評鑑就不必問公司願不願意。至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指數編製,我們也來看看可以怎麼做。

朱竹元:觀念 應該化為具體行動

談企業的社會責任,很多公司都會說,等我賺了錢再說。談企業的社會責任,不應該只是一個道德勸說,拿來搏得掌聲用的,它應該要從觀念變成一種具體的行動。

例如在企業內部應該把CSR這一目的組織化、專業化,在企業內部設立專門的部門、專任的經理人。另外,外部也應該有些壓力,迫使公司重視CSR,馬來西亞用三個月就編製完成CSR指數,國內也該考慮做這方面的評鑑或編製指數。

只是做評鑑得公司提供資料,否則就無法評鑑,如果能要求公司揭露CSR的資訊,就有資訊可以評鑑。例如在公開說明書中的公司治理項目,要說明CSR面向,說明「我做了什麼」、「我還將要做什麼」。

蘇松欽:從誠信著手 將觀念內化

1930年代企業注重股東權益,1960年代企業創造經濟價值外,也注意創造社會價值,到了2000年代,企業更應參與解決社會問題、回饋社會。

我去年到北京參加一場美林證券舉辦的會議,會中談到未來有潛力的企業是替代能源產業、以及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企業。其實台灣太陽能產業最近也相當蓬勃。

企業經營者能否落實或善盡社會責任,與企業經營者有無誠信息息相關,美國恩隆案的發生,就是一例,美國國會因而通過沙賓法案,加強公司治理。

企業如何善盡社會責任,可從三個方向,包括公司治理、誠信、以及賴大法官講的「思無邪」,將社會責任觀念內化。

詹彩虹:訂定機制 從上市櫃做起

站在投資人立場,企業應該追求最大的利潤,利潤是指收入減去成本,企業追求利潤的同時,其實用了社會的無形成本,只是這成本並不反映在財報上,但企業應有這種思維。

其實企業也能感受到未善盡社會責任會受到懲罰,消費者對於公司形象美的商品是會排斥的。

不過,談企業應善盡社會責任,不能只靠企業自覺或者消費者制裁,就如同談公司治理一樣,在歐美,他們談的是機制、是監督。從上市櫃公司開始做起,要求要進入上市櫃這個族群者,必須要符合上市上櫃規定,而在規定中訂定其善盡社會責任的條款。這機制做起來不難,不涉及任何法令。

陳長文 :上市櫃公司 應設法務長

世華銀行借給100萬元給父親,找八歲孩子當擔連帶保證人,父親過世,世華銀行要求孩子還錢,法院裁判,這孩子不必還錢。銀行為什麼能接受一個八歲的小孩當連帶保證人呢?

航發會的錢是華航股東捐出來的,其成立只有一個目的:發展航空,結果航發會竟然拿錢去投資高鐵。本來是要發展天上飛的,卻被用去發展地上跑的,公司章程還沒有完成修改,錢已經撥出去投資高鐵了。

成吉思汗的雅薩法典有這麼一條:「傳回不祥情報者斬。」許多企業的經營者,常常把企業法務或律師顧問的諮詢意見,視為專門傳達噩耗的討厭探子,一概的把這些法律資訊加以摒除。法律的規定是最低的標準,是道德的最低要求,企業會應該規範上市櫃公司都應該設法務長,以確保公司都盡到法律要求的社會責任。

孫震:社會責任 應予價格管制

社會和企業的倫理在墮落,一位金融界的前輩對我說:「來借錢的人講的話,以前可以相信七成,現在只能相信三成。」美國的MBA課程加強了倫理課程,台灣還沒有。

企業的社會責任有幾個對象:股東、員工、顧客、員工、生產夥伴、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現在大家重點都放在後兩者,因為前面幾個都有市場機制來照顧,價格保障了最低公平,只有自然和社會環境這公共財沒人照顧。

其實企業家不做仁慈公益,也不必覺得對社會有所虧欠,因為企業這個產物是被設計來創造價值的。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在遊戲規則下,不騙人,參加公開自由的競爭。

把外部成本內部化主要要靠政府干預,給它一個價格或者予以管制,變成價格的管制是較有效的。

【2007-07-30/經濟日報/B4版/金融廣場】

【2007/07/30  經濟日報 960730】

不制衡司法 別人囝仔死不完…

近日報紙大幅報導馬英九特別費案承辦檢察官侯寬仁偵訊證人時,疑似筆錄登載嚴重不實。筆者對這件事情的評論是:一點都不意外。

是的,我不意外,我只是覺得錯愕。我錯愕的是一個有十多年資歷的資深檢察官怎麼會做出如此荒謬絕倫的筆錄?這不正坐實台南地檢署檢察官陳明進「牽強附會、羅織罪名」的八字之評?

然而,若我們拉高看問題的視野,去看這些荒謬個案的背後原因時,就會發現:荒謬之事必有其荒謬之理;背後必然有其「結構性因素」的存在。

而這個「結構性因素」,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的社會,缺乏一個對輕怠不負責任乃至於濫權欺民的檢察官的「處罰與求償」的機制。因為不受制衡節制,許多司法人員就會出現像台灣俗諺所說的「別人的小孩死不完」的那種心態。

以刑法第一百廿五條的濫權起訴與濫權不起訴罪為例,明知為無罪之人而使其受追訴或處罰,或明知為有罪之人而無故不使其受追訴或處罰者,均可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刑度不可謂不重。但這看起來不輕的刑罰,根本就是紙老虎一隻,就筆者所看到的實際情形是,從來沒有一個檢察官因為這一個條文受到制裁。類似形同具文的法律,不但起不了對檢察官的制衡作用,甚至是對法律的諷刺。

此外,類似濫權幾近於羅織構陷的檢察官,不但刑事訴究的法律對之束於高閣,連金錢求償的機制也只是徒具形式。以我國施行了近五十年的冤獄賠償法為例,筆者好奇的是,到底發生過多少冤獄?國家付出了多少賠償?更重要的是,有多少失職的司法人員因此負擔連帶的賠償責任?

如果,不能讓輕怠失職乃至於濫權侵權的司法人員,對自己的行為負實際的責任、受到實際的懲罰,這些失職的司法人員又怎麼會把別人的命當命、把別人的青春、自由、清譽、財富當一回事?

當我們把目光投射到徒具形式,但實際上從不曾運作的懲罰求償機制時,類似扭曲筆錄的荒謬行為,根本就是「必然發生」的事情!

筆者要嚴正地呼籲,倘法院最後勘驗結果確定為不實時,其他心中尚存正義之念的檢察官們,不但應主動追究侯寬仁涉嫌偽造公文書的刑責,更應追究侯寬仁涉嫌濫權起訴的刑事責任,讓刑法第一百廿五條,開下它的第一鍘,重懲立威,絕不能因循護短。而其他的法律同道也不能置身事外,這已非馬英九一人一案的問題,關係的是刑事訴訟制度裡最核心的人權保護問題。這青天一鍘開是不開,攸關的是司法尊嚴、正義實現與人權的伸張。

【2007/07/21  聯合報 960721】

【專訪】陳長文的法律交鋒:找到談判中間的妥協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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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陳長文,認識他的人,大多會以「鐵漢」來形

提起陳長文,認識他的人,大多會以「鐵漢」來形容他。不僅永遠活力充沛,而他心中「精鋼鍛造」的堅強意志,更使得他在每一場人生戰役,都堅持、也得到圓滿的結果。
身為哈佛大學法學博士;歷任紅十字會總會秘書長、會長;海基會副董事長、首任祕書長;理律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集無數光鮮亮麗的頭銜於一身的陳長文,從青年時期就在各個談判場域裡嶄露頭角、功績彪炳。其中,在外交、商業和法律領域分別的代表作,就是1981年劍龍專案、1990年的金門協議、1991年的兩岸破冰接觸,以及2003年的新帝案4場談判。

劍龍軍購案首度交鋒 當只有這個國家要賣給你時,你買還是不買?

素有海軍「最神祕的部隊」的台灣潛艇部隊,成立於1973年,但目前仍只有4艘現役潛艇,其中兩艘「海獅號」和「海豹號」是向美國購買的「淡水鯉」級潛艇,還是美國海軍在二次大戰期間使用的老舊潛艇;另外兩艘主力潛艇「海龍號」和「海虎號」,則是20多年前由荷蘭購得的「旗魚級」(Zwaardvis)潛艇,也就是海軍的「劍龍專案」(Sea Dragon)。
20多年前,適逢中美斷交,我國毫無製造潛艦的能力,必須向外國買潛艦,但卻苦於國際間外交孤立、中共打壓而求購無門。
1981年,台灣排除萬難,好不容易才得到荷蘭RSV集團Wilton Fijenoord廠的潛艇合約。 這是我方第一次跟一個不承認我方的國家,簽定一份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武器買賣合約。
這種涉及跨國法律、國際法問題的合約擬定,需要高度專業的跨國法律專業以及具有豐富實戰經驗的律師,當時外交部、國防部都欠缺這類專才,便委託「無出其右」的理律來代理。
在中荷無承認關係的情況下,許多事項都需要更謹慎考慮,如海軍與荷蘭廠商發生了糾紛的話怎麼辦?荷蘭政府方面不發或撒銷出口執照該如何處理?
又或者荷蘭法院是否會接受我方的當事人資格等,都是合約簽訂時要確保的事項。於是,為了確保合約順利履行,理律團隊也諮詢了許多荷蘭國會議員、關係人,合約反覆修正了不下十次。「原本只有一個大合約,後來增加為厚厚一大疊補充版本。」 可惜好事多磨。
當造艦開始不到一年,造船廠卻因經營不善,財務出現危機,甚至可能宣布倒閉。 「談判的目的就是要讓對方要什麼、我們要什麼之間能夠達成共識,」陳長文表示,「當全世界只有這個國家要賣給你的時候,你買還是不買?」因此,就在我方無論如何要拿到潛艦、對方更需要資金的情況下,就達成了「繼續造艦」的共識。
問題是,在造船廠債權人眾多的情況下,如何能夠讓後續款項不被挪做他用?於是理律律師團建議,將我方的款項凍結在專用帳戶,以「專款專用」的方式,由我方監造人、會計師進駐去確認,造船廠從中領出的每分錢,都要拿出單據,證明是用在潛艦的建造上。甚至,「造船廠是否可以活下去,撐到交艦為止?」都列入了長考,也冒了一定的風險,「感謝上帝!」陳長文也不禁感嘆。 到1987年,海龍與海虎號終於交艦,「確實依合約的規格、完全如質、如價地買回這兩艘潛艦。唯一沒有達成的只有「『如時』這個條件」陳長文強調一切都照原先的合約走,連遲交也取得了可觀的賠償。可說是外交史上難得的大成功。理律團隊的優異表現,也為他們爭取到此後長久的國防法務合作。
「但今天看來,就算不如時或許也沒有問題吧,因為好像也沒有真正用到它。」陳長文意在言外地說。

金門引渡協議二度交鋒 成功的談判是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

1988年台灣開放大陸探親,當時改革剛開放的大陸還是相當赤貧,沿海尤其是閩北地區的居民,了解到台灣的富裕後,偷渡情形愈見頻繁。
自1990~2003年間被遣返的就有3萬1000多人次的數字,可見其「盛況」。 台灣海軍為了嚇阻偷渡漁船,經常得派軍艦來回巡察,「甚至有時出動陽字號軍艦和小漁船對鬥,」而在追逐的情況下,便發生幾次軍艦撞翻大陸偷渡船的事件,造成偷渡客溺斃。 當時任紅十字會祕書長的陳長文很快便跟當時行政院長郝柏村、國防部長陳履安聯絡上,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紅十字會基於人道的立場主動來接手這個任務,」陳長文說,「對紅十字會而言,強烈的一個使命感,就是讓那些被溺死的人死得有意義,而這種悲劇必須避免。」他表示,「當我們不能絕對阻止事件發生的時候,就要想辦法讓風險降到最低。」
雖然當時兩岸政治情勢敵對、欠缺溝通管道,但在開放探親後,兩岸的紅十字會就已接觸進行兩岸尋人、轉信的工作。加上中共在「釋出善意」的立場下默許,雙方紅十字會便展開溝通人道遣返的方案。
「當時,如果沒有政府事先允諾,事後的核准的話,協議就是無意義的。」陳長文指出,「任何一個成功的談判絕對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成就,而是許多條件的配合,包括天時、地利、人和。」
為了保持談判的對等和尊嚴,首先,「去那裡談判?」就煞費思量。
包括香港、第三地,都列入考慮。「當時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除了偷渡客)來過台灣,」陳長文笑說。為了避免猜測紛擾而又需充分保密起見,當時行政院院長郝柏村便建議,「何不請對方到金門?」
金門是戒嚴時的一級戰區,嚴禁一般人登島,不失為極妙的主意。於是兩岸的紅十字會會長就在1990年9月,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在金門簽定了「金門協議」。
在協議的前言就明白寫著「海峽兩岸紅十字會組織代表…….」,全篇完全沒有中國、台灣等字眼。「但是有沒有談過呢?其實,心照不宣。」陳長文說,「所以我沒有堅持中華民國,他也沒有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一堅持就談不下去了。」
從合約的一些小細節也可以看到談判的痕跡,如簽定日期,陳長文簽的是民國年代的「七十九年」,而大陸代表韓長林則簽的是西元日期「九○年」,雖然也受到對方的詢問,陳長文僅回以「習慣用法」而保留下來。「你說談判要不要尊嚴?如果能夠有的話,就把它擺進去。」
協議的內容,主要是約定以馬尾和馬祖為遣返交接地點,並且約定以「紅十字專用船」,懸掛「白底紅十字旗」,沒有掛任何其他旗幟和標誌的船隻,來運送遣返人員,技巧性地解決了國號問題。
這份協議雖然沒有國際協定的效力,但也確實成為兩方遣返時的遵守模式。 「如果今天要再簽這個類似的協約,是否還能簽下來?」
陳長文又加了一個附註,「我有點懷疑,今天的國會太容易將議題模糊掉了。」

兩岸破冰之旅三度交鋒 看似僵持的政治對峙,事實上存在著「緩衝帶」

一個令陳長文非常重視的案件,就是1991年的「破冰之旅」。1991年4月底,陳長文代表海基會,以當時李登輝總統任內通過的《國統綱領》為本,首次前往大陸訪問。儘管今日屢有新的「破冰」之行,陳長文此行真正是創「破冰之旅」的濫觴。
國統綱領代表台灣對大陸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破冰溝通對兩岸關係有啟發性的意義。破冰後的第二年,中國就成立「海協會」,14年後的今天,中國才有《反分裂法》的呼應。
海基會雖是「民間團體」,但本質上等同國家授權的代表團,並且也與總統李登輝、行政院長郝柏村以及當時陸委會做過充分的沙盤推演。
前往後,和當時的中共副總理吳學謙、國台辦主任王兆國、以及後來擔任海協會的秘書長唐樹備先生,都有過懇談,還已經是外交層級。
「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到大陸方面的代表,對方就提出了3個對於兩岸關係的意見。」陳長文回憶道:「第一,一個中國;第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第三,一國兩制。」
陳長文聽了,旋即回答,一個中國,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都可以接受,但是「不要忘了,『大陸』也同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只有台灣加上大陸後,那才有所謂的『一個中國』。」 至於一國兩制,就如國統綱領上的條件,他也回以「兩岸應該追求的是『一國良制』!」再次四兩撥千斤。
大陸方面,顯然對陳長文的說法頗為驚訝,卻又無從反駁。但這「各自表述」中間「平等的意謂」,相當挑戰大陸方面一直把台灣當成「從屬」於中國政權的態度。
隔天,國台辦主任王兆國就說出:「台灣與大陸『都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採取陳長文的說法。 主動接觸,需要宏觀的政治智慧。
「但從我第一次與大陸代表接觸的經驗來說,雙方雖然各有堅持,但卻不是沒有妥協的可能性!」而找出中間的妥協可能性,就是陳長文一直強調的談判藝術。 「看似僵持的政治對峙,彼此間事實上存在著『緩衝帶』。」
陳長文語重心長,「這緩衝帶需要用智慧、同理、誠意、耐心與各讓一步的態度才能找出來。」只是在詭譎的政治角力中,往往很難單方面單純地釋出善意。
雖然早年國民政府確實有「統一」中國的主張,至今對兩岸和解的期望也從未停止,但在現今的政治氛圍下看來可能已經「政治不正確」。陳長文仍不諱言,「一個中國」是他不變的認同。
或許在未來,當中國有可能轉變為自由、民主、均富的國家後,這個主張就有可能水到渠成。

新帝盜領案四度交鋒 我們唯一做錯的,就是相信了一位我們的同事

在陳長文諸多令人拍案的談判經歷中,最為險峻的談判,該歸於2003年發生在理律律師事務所的劉偉杰監守自盜案後,陳長文帶領理律團隊和新帝公司(SanDisk)第一時間內針對30億天文數字的理賠協商。
2003年10月,法務助理劉偉杰將客戶新帝委託理律託管,價值30億台幣的聯電股票盜賣後逃逸。驟然背負30億的沉重債務,對任何事務所而言都是一個難以承受之重。逕自宣告破產或許會比面對債務還要容易。「宣告破產的是什麼樣的人?
是失敗的人,走投無路的人,」陳長文說,「但是我們怎麼看自己都不是這樣的人。我們唯一做錯的,就是相信了一位我們的同事。」陳長文仍舊不願失去對人的信任。
畢竟,員工監守自盜,理律幾乎沒有任何選擇,「就是認錯。」陳長文談起此案,語氣相對沉緩下來,「這可能也不算是談判,因為完全沒有選擇,欠債就是還錢。」
因為新帝在美國是上市公司,爆發這樣巨大的資金漏洞,也必須在短期內和股東以及證期會報告以取得信任,否則影響投資人的信心甚鉅。因此回應的時間非常緊迫,幾乎沒有太多思考的餘裕。
「我記得第一次我們的當事人代表(新帝的法務長)見面,他第一句就說,要股票,我說我們沒有股票,」陳長文無奈,「第二句他問有沒有保險,我說我們也沒有如此鉅額的保險。」
雙方談不下去,約定隔天再談。 第二次見面前,理律到飯店給了對方一個「像樣的」數字。隔天,陳長文問對方,「你昨天晚上睡得怎麼樣?」他的回答讓陳長文印象深刻,「我睡得比前天好多了。」 自此之後,談判便快速的進行,在10月13日爆發,11月14日雙方就簽妥合約。
「在這中間,日日夜夜幾乎天天都在談。」除了第一筆2000萬美元的數字由合夥人立即攤還,4800萬美金分4年償還,並由銀行開了信用狀,等於已經取得了抵押品,可說是「確保一定能夠歸還」。
另外還有1800萬美元,約定以18年的時間,每年100萬美元用於法律和公益服務的協議。 「當時如果堅持要減少支付幾百萬美金,相信我們都可以省得下來,但是我們沒有提出這個要求。」
陳長文說,「因為我們要的就是盡力賠償,保全我們的良知。」他為此感到很驕傲,「我們真的做到了,我們感到坦然。」 談判過程中一個插曲讓陳長文差點走出談判室。
首先,在雙方談好賠償金額和細節後,新帝還要求理律的合夥人對合約履行負「連帶責任」。其次,新帝也堅持,如果合約發生爭議,應以「台北地方法院訴訟解決之」。
這項要求是和現代爭端處理的做法是反其道而行的。一般簽訂商務合約時,律師都會建議雙方就爭議尋求和解或進行仲裁。仲裁一來是機密的,二來又可限時解決。
而訴訟則既勞民傷財、曠日費時,又會引起公眾注意。 陳長文便疑惑,為何捨仲裁就訴訟,還規定要用「台北地方法院一審判決」?
在一番追問之後,對方才終於透露,新帝擔心的是「萬一」劉偉杰抓獲後,理律卻不照規定攤還款項。畢竟理律中有很多有頭有臉的人,如果因此「在自己的地盤上訴訟,理律會比較難堪。」
對這兩項技術性要求,陳長文覺得難以接受,並且相當受辱。他當場回應,「難道你們懷疑理律可能會成為背信的罪犯嗎?」 「如果簽了這種條件,會是一個烙印,不信任的標誌,」陳長文說。
在他經手的所有談判中,尊嚴都是他極力保護的。「我們的pride非常重要。」述說過程中,陳長文的背脊始終挺直。 於是陳長文斷然表示,若新帝堅持這些條件,「那麼就乾脆walk out這次談判好了。」他有信心,新帝還是會基於對理律的信心而讓步。
順利簽約之後,新帝執行長Eli Harari也發表了一份聲明,表示對此合約的欣慰,以及對理律的讚譽。「那真的是他打心底的稱讚,」陳長文說。簽約那一天,陳長文回家,在一個月的談判過程中,第一次有了一夜好眠。 2004年,理律痛定思痛,花了一整年,反覆將事務所內的組織、業務、推廣、稽核做了一番重整,業務也重上軌道。
經過這場他人生最沉重、也最精采的談判,陳長文已經帶領理律走出陰霾。 在陳長文的生涯中,即使看似致命的危機,都能憑藉協商化解,達成「不可能的任務」。
其中最讓對手信任的關鍵,或許是他的「誠懇」和不亢不卑的態度。陳長文堅持每一場談判,服膺哲學家羅素的「假設的同情」,也對人道的信任與關懷,都做了最佳的詮釋。

陳長文戰績表
1981 劍龍專案:代表軍方與荷蘭談旗魚號潛艦軍購案,順利達成。
1990 金門協議:代表台灣紅十字會與中國紅十字會談偷渡遣返事宜,簽定金門協議,制定兩岸遣返運作規範。
1991 海基會期間:代表台灣與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台辦)談兩岸三通、走私與其他事務。
2003 新帝事件:代表理律事務所與美商新帝談劉偉杰盜領30億賠償問題,獲得和解並順利進行中。

 

〈【高手實戰】理律律師事務所執行長陳長文的法律交鋒:找到談判中間的妥協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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