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不成立委當監委?

大法官會議作出釋字第六三二號解釋,認為立法院消極不行使監察委員同意權,「自為憲法所不許」。雖然筆者肯定國民黨秘書長吳敦義對大法官會議解釋表達強烈批評,與絕不退讓的宣示,但觀諸藍綠各方過去的權力角力記錄,特別是親民黨在檢察總長同意權案上的「倒戈紀錄」,看起來,立法院極有可能在本屆立法委員的最後會期,通過監委人事。若然,將貽禍台灣的政風吏治六年。

首先,除了彭鳳至與余雪明二位大法官提出了不同意見書,其他的大法官作出這則侵害國會自律、嚴重「司法過動」的解釋文的時機,令人質疑。民進黨立委提出釋憲案已逾二年,大法官卻拖到部分大法官人事也將面臨立法院的同意權審查時,才作出立法院消極不行使監委同意權審查違憲的解釋文。這中間的「弦外之音」,令人好奇,大法官擔心的是自己的官位,還是監察院的運作?對比斲喪人權、冷漠麻木的釋字第六一八號解釋(剝奪已取得中華民國公民身分的大陸新娘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大法官實可當「官位第一,人權免議」的八字之評。

其次,就解釋論解釋,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二項規定,監察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所謂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其即意謂立法院「可以不同意」。而同意或不同意的形式,憲法既未明定,自應尊重國會。

今立院多數,對操守有瑕的總統,基於道德拒絕,在程序委員會阻擋監察委員同意權議案排入。這代表立法院依其職權的一種「不同意」的表示,大法官憑什麼干預立法院的內部程序進行?

更何況本屆總統與立法委員的任期均將告屆。舊總統、舊國會,在最後半年任期與最後一個會期,卻有權力代替即將產生的新總統與新國會,決定未來六年二十九位監察委員的人選,豈不荒謬!

憲法固然規定了監察院的機關存在,然而現在許多高論監察院不能空轉的評論者,似乎選擇性地「健忘了」三年前輿論對監察院的「蒼蠅院」的惡評。長期以來,由政治酬庸而產生的監察院,在「有監察委員」的時候,曾經彈辦過那個當朝大官呢?反倒是「沒監委」的監察院審計部,還能表現對抗貪腐的風骨,在國務機要費案中堅持專業不退讓,試問,如果有一個政治酬庸而組成的「監院上司」存在,審計部還能有相同堅持嗎?

現在,為擺平藍綠陣營未被提名的立委人選,這些被「淘汰」的立委,找不到「安置」的出路,就用監委官位來摸頭?這樣的「監委陣容」,大家對他們澄清吏治的「能力」,能抱多大期待?況且立委與監委是需要完全對立性格的人,前者要擅於調和鼎鼐,長於穿梭人際,後者則需要鐵面無私,不怕開罪四方,需要的性格截然不同。當不成立委當監委,這種濫竽充數的監察院,有不若無。

而現行監委的提名制度也有問題,一次讓「同一個」總統提名廿九位監委,使得權力集中在同一人之手,也不符合監督制衡的原理,比較合理的作法應是如同大法官的任期設計一般,採取「任期間替」的設計,設計任期不同、提名總統不同的監委交互輪替,以保持權力背景的多樣性,才能使得監察功能有較大的機會落實。

最後,筆者雖然對即將出現的「監察災難」感到憂心,也只能無奈呼籲,特別是請泛藍立委維持立場的一貫性,不要在最後關頭自棄立場、昨是今非,否則,豈非自承過去二年阻擱監委人事是出於權謀之私?

【2007/08/27  中國時報 960827】

官司一打28年 謬劇何時停

民國六十八年二月廿八日檢調發動偵辦的「第一銀行押匯弊案」,終於在今年八月廿三日三審定讞,以無罪收場。三名被告從三、四十歲的中年,打到成為近七、八十歲的老年。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審判,是司法誤了三名老人,還是三被告誤了司法?

這樁官司,絕不能、也不應被視為只是一場鬧劇。因為,三名老人為此案付出了半生歲月,司法為此案砸下龐大的資源,光是法官的人力就超過了百人。因此,在我們不得不問:這件官司,為什麼要打這麼久?類似案件又是何其的多?

溯源訪查,從歷審歷次判決書中勾稽此案證據,發現這個問題的背後,藏伏著兩個盤根錯節,又彼此糾葛的問題:審判體系裡「人」與「制度」的問題。

在人的部分。此案從民國七十一年高院判決,到最高法院九十二年更十二審判決,這期間長達近廿二年是呈現二審「擺」到三審、三審「盪」回二審的面貌。是法官人力不足、法官素質不夠?還是法官欠缺專業能力?還是三者兼備?檢察官儀式性的上訴更是凌遲式的對被告火上加油。

從這些問題輻射而出,就勢必得要觸及更為龐雜的制度面、觀念化問題:法官和檢察官的淘汰機制、訴訟進行方式、以及檢察官上訴制度的違憲性等等問題。

相對於此案的鮮明案例,是馬英九特別費的案件,馬案於六個月內一審無罪判決。「迅速審判」是人民的基本人權,是「司法為民」的核心價值、是司法體系該有的積極作為;可是,兩相對照,重大矚目的案件能速審,小百姓的官司卻是訴訟之途無窮無盡。迅速審判是不為,而非不能呀!

固然,一銀押匯弊案最後判決無罪定讞,部分原因是公務員圖利罪已修改;更重要的是,最高法院合議庭認為,本案纏訟近三十年,被告已受相當折磨,案件沒有發回的實益,故維持更十二審無罪判決。

最高法院承認,「本案纏訟近三十年,被告已受相當折磨」。既是如此,則人民不得不問:審判體系難道必須深刻體悟到人民遭受司法折磨,才有定讞判決的基礎與道德勇氣?司法當局難道不知道:對當事人來說,司法冤抑即便只有一天,就已經是磨難與痛苦,更遑論是歷經長達廿八年多的審判!

一銀押匯弊案裡的三名老人,在法庭裡流浪了廿八年,終於可以安心的回家了。可是,還有多少人,正在各個法院裡流浪?三名老人把半生青春獻祭給台灣的司法,司法還要多少的祭品?

就這個個案而言,除了這次最高法院的五位法官和更十二審的三位高院法官外,所有其他處理本案近百位的法官和起訴檢察官可有任何的遺憾嗎?而司法院和檢察體系的長官又該如何當機立斷的採取措施防止類似狀況呢?人民需要答案!

【2007/08/25  聯合報 960825】

全敗收場 北檢鬧劇還演嗎

馬英九特別費案一審獲判無罪,在實體理由的部分:不管是對以領據核銷特別費客觀屬性的判定、馬英九有無公款的主觀認知、乃至於馬英九六千八百萬公益捐款可否採計為特別費支出,台北地院全部摒斥檢方觀點。換言之,在客觀、主觀與支用採計的三大實體戰場上,檢方三戰全敗。

須知,以上三大戰場,檢方必須全勝,才能定馬之罪,結果檢方卻以全敗收場,實是難堪之極的結果。

然而,實體戰場全敗,檢方最多是面子挂不住,但在判決書中,對於若干程式上爭議,法院也駁否檢方的見解,這已涉及承辦檢察官的辦案品質乃至辦案道德的問題。

首先,侯寬仁認為馬英九在第一次偵訊筆錄中自承知悉特別費為公款,法院則認為該陳述實是以“假設性”方式錶現,而非表明其有公款認知。馬英九所謂“如果認為是公款,…應該要改變制度…”就語意邏輯可知,其真意應反面解讀,亦即“既然制度尚未改變,所以特別費不是公款”。

而在侯寬仁偵訊證人吳麗洳的部分,法院排除該份筆錄的證據能力,就等於指明侯寬仁筆錄製作不實,這牽涉的不只是個案的訴訟攻防,更涉及偽造文書與濫權起訴的罪責問題。北檢會主動偵辦自己人讓人民一新耳目嗎?

此外,法院也明確舉出檢方在偵辦公務機要費案中不追“以領據領取的公務機要費流向”,卻細追“以領據核銷特別費流向”,並沒有遵從其自己在其他個案所建立的辦案標準,明顯有存在選擇性的雙重標準之嫌。

從客觀到主觀檢方全敗,從實體到程式檢方亦全敗,甚至還被法院質疑偵案存有雙重標準,台北地院的法槌不啻是對檢方辦案公信作了一記重擊。

然而,孰令致之?是誰陷檢方於此般難堪的窘境?

在特別費案喧騰之初,社會各界即呼籲,不應將馬英九作為“指標”率先為辦,其既牽涉全臺首長,檢方自應先求統一見解,甚至應同步偵辦,才不至於出現步調不一的個案歧異。

檢方不此之圖,執意先辦馬英九,已犯下第一個錯誤。其後果然出現南北檢不同調,台南地檢署採納“法務部”特別費為實質補貼的見解,並以隱斥北檢“牽強附會、羅織罪名”,南北檢唇舌相對,一個檢方,二種表述,形成“特別費罪不罪”純看運氣的荒謬情形。

若檢方有勇氣修補錯誤,舉辦檢察長會議統一見解,未嘗不可亡羊補牢。但所謂的檢察長會議,卻是虎頭蛇尾的結束,竟仍維持“看個案,拚運氣”的結論!檢察首長怠于補過,怯于履責的表現,令人無言。

現在,面對一審的“全敗判決”,筆者要問檢察首長們:各位還要繼續裝聾作啞、麻木不仁下去嗎?從壞處看,法院的判決等於狠狠地摑了檢方一個耳光,但從好處看,這也正是繼南北檢不同調事件後,第二個召開檢察長會議統一特別費見解的契機。特別費風波延燒一年,半年內火速起訴了馬英九,近一年卻對其他多數當事人連約談都沒約談,這選擇性荒謬還不矛盾嗎?檢察長們,你們要沉默到幾時?究竟還要讓這出浪費司法資源以及耗損人民對司法感情的荒謬鬧劇演到何時呢?

【2007/08/15  聯合報 960815】

筆是權杖,編採不能恣意

六月十五日中國時報於A2整版,以「綠委爆料 李逸洋曾透露 紅十字會濫用補助款逾二十年」之標題,在「查無此事」之情形下,以顯著的媒體版面,作出傷害紅十字會名譽的報導。對於素有公信的中國時報作此偏誤報導,令人遺憾。

我國紅十字會成立於西元一九○四年,迄今已逾百年歷史。早期從事戰事之救助與賑濟服務;六○年代推動疾病的預防與保健;七○年代以人道關懷為兩岸之交往互動奠定基礎;八○年代推動各項健康訓練工作;九○年代推廣各項尊重生命、社會關懷之服務工作;且近十年多來發生之九二一大地震、象神風災、納莉風災、SARS事件、艾利颱風等事件,以及伊朗地震、南亞海嘯,紅十字會更是不遺餘力參與救災備災及服務。不論客觀環境如何變遷,紅十字會身為公共財產並擔任扶弱濟危的角色從未間斷。

回顧紅十字會的歷史,是為了讓外界了解一個信譽卓著的非政府組織,其形成過程十分不易,紅十字會所為之人道救助等工作是否得當,固然可受公評,有者改之,無則勉之,期能惕勵自省、精益求精。惟各方人士、特別是新聞媒體於報導新聞時,仍應嚴守新聞專業之要求,詳實查證,適當判斷事件之真偽,負責盡職的扮演守門人的角色。

本人認同新聞自由攸關公共利益,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俾新聞媒體工作者提供資訊、監督之功能得以發揮;倘嚴格要求其報導之內容必須絕對正確,則將限縮其報導空間,造成箝制新聞自由之效果,影響多元社會之正常發展。惟本人更相信,為兼顧個人名譽法益之保護,倘其未加合理查證率予報導,或有明顯理由,足以懷疑消息之真實性,而仍予報導,致其報導與事實不符,則難謂其無過失。

進一步言,媒體報導時,若掌握的證據資料,難以認定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甚至行為人係出於明知不實故意捏造或因重大過失、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等,即不得謂其已盡注意義務而無須擔負過失之責。

當中國時報將「紅十字會濫用補助款逾二十年」作為二版頭條的標題時,已與報導本身的內文相距甚遠;且事實上依中國時報多位記者向內政部、紅十字會等單位的查證,明顯地無法得出該標題所示的結論。即便當天該頭條報導下方雖刊有紅十字會、內政部等單位的否認與澄清,但透過文稿篇幅與版面配置顯不相當的安排,使讀者很容易在心裡埋下對紅十字會的錯誤認知與疑問。加上中國時報過去的報導信譽,會加深讀者的信任慣性與資訊依賴,對紅十字會造成的傷害更會倍增。

事實上內政部提出的澄清包括:否認內政部長李逸洋曾向立委王榮璋先生透露紅十字會經費運用有問題;內政部社會司經調查,確定紅十字會使用經費「沒有發現任何不妥」。然於此多項內容中,編輯卻選擇以「內政部:將要求列明細交代」為標題,並未將完整事實呈現使讀者知悉。

黎巴嫩大文豪紀伯倫曾說:「筆是權杖,但作家中的國王是多麼少啊!」本人對媒體愛深責切,特別是對中國時報過往所扮演的輿論角色多所期待,因此,對於此次紅十字會的報導事件感觸良多,不得不多發一語。

公信力是媒體的生命,也是媒體的價值所在,輕忽、草率將斲喪媒體公信。在追求公信力過程中,媒體工作者必須體認手上那隻能究貪防腐,也能毀人清譽於一旦的「權仗之筆」。不論是記者或編輯,都像是一個「文字的國王」,其間的關係要平衡,也都必須對自己落下的每一字、每一句懷抱著戒慎與虔敬之心。

媒體工作者是文字國度裡的明王還是暴君,均在筆下的一字一念之間。

【2007/08/07  中國時報 960807】

【專訪】被企業忽略的風險 2.不能再用「以前都這麼做」做藉口

被企業忽略的風險1.不重法務,當心賺不夠賠

近期來,經濟犯罪案件頻傳,透露出企業過於輕忽法律風險,在全球化的今天,企業主面對的已是一個在法律規範前提下的商業競爭社會,善用法律才能更上層樓。(作者:范榮靖遠見雜誌 2007年8月 第254期)

又一起企業涉嫌內線交易弊案爆發!

7月5日,最高檢察署特偵組大規模搜索全球最大高爾夫球桿頭代工廠復盛工業,更傳訊部分董監事、大股東、經理人等23人到案。檢方掌握證據顯示,美商私募基金橡樹資本公開發布收購復盛全部股權消息之前,已有知情人士在巿場低價買進復盛股票,涉嫌內線交易。

稍早之前,6月中旬,東森集團總裁王令麟也被檢調認為涉嫌違反證交法、銀行法、侵占、背信及政府採購法等規定,被收押禁見。這不是個案。從去年中信金控購買結構債插旗兆豐金控,涉嫌背信開始,至今,國內已有多家大型上巿公司經營階層的行為違反相關法令,遭到檢方搜索、起訴的案例。

中小型上巿櫃公司也好不到哪去。這兩年,光中部地區已陸續發生永兆、太萊、如興、金雨、捷力等公司涉嫌違反證交法,遭到檢調人員大舉調查。

輕法律,源自傳統只強調禮教

近年來,國內公開發行公司違反證券交易法件數,屢創新高。從2002年的34件成長到去年75件,其中2005年犯罪金額更高達737.7億。經濟犯罪居高不下,「尤其違反證交法的案子,如內線交易、炒作股價等,更是不斷成長,」法務部調查局經濟犯罪防治中心主任李錨也感受到這股不尋常。此刻,企業違法案件頻傳,透露出一個重要訊息,「企業過於輕忽法律風險了,」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謝易宏點出。

在國外,執行長洽談重大業務,一定帶著兩個人,一位是財務長、另一位就是法務長。但國內企業主卻「未將法律列為商業判斷不可或缺的一環,」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合夥人兼執行長陳長文說,多數海峽兩岸的EMBA∕MBA教學也忽略法律課程。

輕忽,起因於中國自古以來強調禮教,而不是法律。儘管進入21世紀的今天,已是法律人執政,但政府機構、單位,似乎仍然不重法律。上行下效,企業自然跟著忽略,「在台灣,人際關係遠比法律更加重要,」一位企業界人士直言。

罰責輕,讓企業主更加不在意

罰責跟不上時代變化也是原因。以內線交易為例,在2004年以前,最高判刑2年;之後,才提高到3年以上、10年以下、得併科1000萬到2億元罰金。罰責不重外,國內企業主也不太在乎。因為就算做出錯誤的商業判斷,遭受損失,股東也鮮少提出告訴,致使企業主多半不以為意。也因此,台灣近50~60年來,工商業愈來愈發達,但是企業主卻常把企業法務或律師顧問的意見,視為傳達不祥的噩耗。

很多企業主至今仍然不知,不同階段適用法律不同,例如公司公開發行之後,除了公司,也受到證交法規範。「無知,是企業主最常見的情形,」一位法律學者不客氣批評。連帶地,企業內部法務地位也不高。「法務部門在大多數公司仍停留在技術階段,無法進入決策核心層級,」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劉尚志觀察。

甚至,有些法務長不僅沒有盡到本份,還跟著執行長一起涉案。今年2月中旬,中信金控插旗兆豐金控一案偵結,法務長鄧彥敦涉嫌違反證交銀行法,遭到檢方求刑18年,併科罰金1億3000萬元。中小企業不設法務部門更是常態。台中地檢署檢察官王捷拓透露,他偵辦的20多件內線交易和不當操作股價公司,沒有一家設有法務部門,甚至一名法務專員都沒聘請。

郭台銘:跨國經營要重法務

在大環境沒有正確認知前,企業重視法律風險,必須倚靠企業主的遠見。
鴻海是最著名的例子。21年前,前鴻海法務長、現為威剛科技營運長的周延鵬,應徵鴻海法務部第一號員工時,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告訴他,「想要成為跨國企業,長久經營,法務非常重要。」如今,他已離開鴻海多年,但法務部門始終維持300多位,規模與國內法律事務所相比,僅次於理律,排名第二。

台灣中小企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五年前,專攻DVD晶片的普誠科技董事長姜長安延攬鴻海集團旗下,後來更名鴻準電子的華升董事長劉揚偉出任普誠總經理一職。隔年,劉揚偉仿效鴻海作法,成立法務部門;如今,法務部門的成員從1人成長到6人,普誠的專利數也從10多個增加到接近100個。

「法務是公司最後一道防線,」普誠科技法務長湯仁宏分析,購買來自大陸的專利權,一定要求賣方保證專利沒有問題,就算出了問題,也是由賣方負責賠償;同時,為了避免其他部門簽訂合約產生疏忽,每項合約必須會過法務部門才行。

被罰過,才知道法務有多重要

只是,絕大多數企業重視法律風險,「常是受到教訓,才開始痛定思痛,」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盧柏岑觀察。聯發科對此感受很深。2003年6月,聯發科與美商億世公司(ESS)就DVD軔體著作權訴訟案達成和解,聯發科給付億世4500萬美元取得授權外,未來兩年根據DVD播放機晶片組的出貨量,也要支付權利金,總計付出9000萬美元的權利金,代價不小。為此,聯發科深刻體認到,競爭除了技術,還有專利,法務部門和研發單位同等重要,從2003年下半年起,擴充法務部門。

未上巿股王LCD控制晶片大廠晨星半導體也有切身之痛。

2004年,美商捷尼半導體(GENESIS)控告晨星侵權;2005年6月下旬,瑞昱半導體又無預警對晨星名下資產,進行總計15億元新台幣的假扣押動作,使得資本額不到4億元的晨星,差點招架不住。四個多月後,晨星股東會上,董事長梁公偉說,這些日子以來,與捷尼、瑞昱的訴訟案,讓晨星學到許多經驗。為了加強法務部門陣容,還從理律法律事務所新竹分公司挖角律師林美惠出任晨星法務長一職。也難怪,交通大學劉尚志在教學時,每當同學問他,到園區哪家企業工作比較好時,他總說,「最好選那種曾經被人告過的公司,企業主才會深刻體會法律重要。」

不思改,公司聲譽傷害更大

無論是領導人具有遠見,或是受到教訓才看重法律風險,只要肯做,都為時不晚。最怕的是,觸法後仍不反省,不把法律風險當一回事。三年前,國內一家上櫃公司沒有請教律師意見,也沒仔細閱讀合約內容,便終止一家歐州廠商的代理權。

對此,歐州廠商一狀告上法院。但這位企業主卻沒察覺到事態嚴重,因為契約準據法與管轄法院都在國外,代表訴訟過程全得依據外國法律審判,情勢對他非常不利。他完全不以為意,甚至為了省錢,也沒認真找到適合律師,終致敗訴。

更嚴重的是,他漫不經心的態度,惹惱了法院。外國法院在判決文寫明,這家公司在上訴之前,必須先將賠償金新台幣7億5000萬元拿出來才行,足見法院對這位企業主極不信任。沒想到,這位企業主卻說,如果要賠錢,他會自己掏腰包賠償。目前,這件官司已由外國法院交由台灣法院正在審理當中。

「這位企業主的說法,聽起來似乎有理,但問題是,造成公司商譽的損失,誰來負責?」理律陳長文反問。的確,法律風險之後,「伴隨而來的聲譽風險,對企業形象傷害更大,」一向給人溫文儒雅印象的東吳大學謝易宏副教授,罕見地提高語氣強調。

避糾紛,就從契約條款開始

其實,重視法律風險的最終目的,倒不是事情發生之後,如何解決,而是在於「如何事先防範,」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台北分所主持律師黃日燦點出。例如,企業每份契約簽訂之前,事先經過法務審核,法務便會針對準據法、管轄法院、保密條款、仲裁條款等,進行確認,即使未來不幸發生損失,也會降到最低程度。

這點,國內一家上巿營造公司合約管理室主任藍秉強深有同感。畢業於台大土木系、東吳法律研究所的他說,這個單位在三年前成立,目的便是為了減少合約糾紛;另外,他也教育工程師遇到突發事故,必須先通知業主,也要將過程記錄下來,以免將來產生爭議。

同樣地,國內車燈龍頭大廠帝寶工業也由一位法務負責審核合約,同時幫公司同仁進行教育訓練。另外,對於1萬2000多種車燈產品,現也開始招募專利工程師處理。合約訂得好可以避免事後紛爭。十多年前,眾達黃日燦的一位客戶出資,準備和另一間擁有很好技術的公司合作。為了避免以後產生衝突,在合約中,特別載明,決策必須兩人同意才算。這個動作果然使得這兩間公司至今合作愉快。黃日燦回想,如果當時沒有加註這個條款,日後勢必爭執不休。

控風險,將法律評估納入流程

更進一步,在制度上,企業決策過程最好建立標準作業流程,其中一個步驟就是諮詢法律部門意見。「法務參與決策時間愈早愈好,」眾達黃日燦補充。在作法上,最理想的狀態是,包括內部、外部法務提供的適當、適格法律意見。

十多年前,裕隆汽車董事長吳舜文為了布局海外巿場,但不瞭解各國相關規定,請來黃日燦協助處理裕隆的法律事務。這些年來,裕隆內部法務,搭配眾達外部法務,兩者相輔相成。黃日燦解釋,例行問題,內部法務解決即可;遇有重大議題則由內部法務配合外部法務負責。因為,各國法律規定變化很快,分工合作才能更有效率。

經過這一道審慎程序,儘管決策可能還是具法律風險,如果風險不大,為了搶占商機,而商機利潤又大於法律風險損失,大可放手去做。「理性分析後的風險,總比矇著眼睛去做的風險低,」眾達法律事務所資深顧問陳泰明比喻。

充分瞭解法律風險,也使企業平日營運得以因應。

以露天拍賣網站為例,由於法令規範網站不能賣酒、香菸,便在設計程式時,自動偵測,將菸酒商品下架,「省掉許多麻煩,」當過檢察官,擁有律師資格,現為露天拍賣網站營運站葉奇鑫表示。

善用法,防訴訟更鞏固市場

不僅如此,企業也可將法律視為武器,主動出擊。

以鴻海為例,內部建置了一套智慧資本管理分析系統,除了記錄鴻海專利之外,也分析國內外相關事件資料。因此,只要有人侵犯鴻海專利,鴻海可以馬上發動攻擊,「所有的訴訟,都是為了搶市場,」周延鵬說。

不只鴻海,有愈來愈多企業懂得運用這項工具,尤其是科技業。捷昇法律事務所律師張有捷分析,現代專利戰的樣態是,起初知道對方侵權先不理它,等到成本都花了,產品快要上巿,才去告對方,要求更高權利金。

更重要的是,「法務部門最好是直屬執行長,才能確保獨立性,敢提供建言,」理律陳長文提醒。重視法務之外,企業主更需以身作則才行。國際通商盧柏岑點出,若企業主有問題,對公司信譽影響更大。

現在,為了帶給企業主正確觀念,政府舉辦相關座談會。5月3日、15日,金管會便舉辦了兩場「企業內線交易防範暨法律遵循座談會」,反應熱烈。

此外,證券暨期貨交易基金會也從去年起,開設相關課程,例如「內線交易之防制及案例研討實務研習班」「最新公司法及企業併購法實務研習班 」等。

努力終於有了回應。證基會董事長丁克華表示,每次開課,迴響都很熱烈。

龍邦開發董事長朱炳昱在參加完研討會後,也準備籌設法務部門。他說,以前法務都是由財務兼任,但如今法務部門必須獨立設置。這是一條必須走的路。「瞭解法律、善用法務專業人才,企業經營才能更上層樓,邁向世界一流企業,」陳長文深深期許。

 

被企業忽略的風險 2.〉專家觀點 – 陳長文:不能再用「以前都這麼做」做藉口

平日,一提起陳長文,總會聯想到他是華人第一大的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合夥人兼執行長的身分,但鮮為人知的是,他研究財經法律與企業經營課題多年,也不遺餘力推廣這個課題的重要性。至今,他和理律的同事們已到過台灣與大陸各大知名學府,從台大、政大、交大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講授相關課程。到底企業界該如何重新認識法律,陳長文提出他的見解。

成吉思汗的《雅薩法典》記載:「傳回不祥情報者斬。」一些倒楣的蒙古探子,傳回噩耗同時,也陪上性命。 許多企業主也常把企業法務或律師顧問的諮詢意見,視為專門傳達噩耗的討厭探子,因而不曉得、不會、或更糟糕地不願意去徵詢稱職的專業法律分析,一概地把這些法律資訊加以摒除。

但不同的是,成吉思汗統率驃悍的游牧軍隊,不適用現代法律緊緻規範的商業與社會環境;相反地,在現代社會裡,一個不謹慎的觸法決定,不僅造成企業重大損失,嚴重者將使企業倒閉,甚至企業主個人更受到民、刑事的追訴。換言之,企業主面對的已是一個在法律規範前提下的商業競爭社會。進行競爭之前,必須先通過法律這個門檻。

提升法務地位,放眼跨國經營

法律對企業的重要性,已經不亞於生產、行銷、人事、財務、研發或資訊管理等六大面向,是企業主做出穩健商業判斷的必修課題。況且,這六大面向也都包含各自法律。

企業跨國經營還得注意超國界的法律,它包括了相關外國實體法律和爭端解決法規,以及涉及勞工、環保、競爭、證券、對外投資、併購、智慧財產權等的國際公約。今天,進入21世紀,已是法律人執政。但從政府治理角度來看,政府機構、單位,重不重視法律呢?答案值得商榷。上行下效,政府若是重視,企業自然也就不會忽略。偏偏,實情不是如此。我發現,海峽兩岸上巿公司董事席次裡少有法務長,便是企業不重視法律的明例。通常,重視法律風險的企業,在做商業決策時,多會經過一定程序,集思廣益之下,犯錯機率較低。

在制度上,這些企業決策過程會建立標準作業流程,其中法律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而這個法律意見也必須是適格、適當的。這些企業尊重法務,一定先行瞭解國內外法令規範為何,然後諮詢外部法務看法。因為尊重,法務做起事來更加兢兢業業。

維護股東權益,沒有奢侈藉口

企業主必須體認到,時代已經不同了。今天,公開發行公司的資金來自社會大眾,任何決策必須對股東負責,不能輕忽法務的重要。常見到媒體報導大型企業在外國受訴後,以上億美元和解的案例,或因為海洋汙染,被外國政府處罰千萬元美元者,在在顯示不重視法務而致股東權益受到損害的例子。

當然,如果股東願意站出來,對於企業的錯誤商業判斷提出告訴,也會對改變企業主的錯誤認識產生糾正的影響。企業主已經沒有奢侈的餘地,不能用「以前都是這麼做」為藉口,來代表現在就可以這麼做。

如果法律不合時宜,在現有的規定下,法務長應該仔細分析何者可做、何者不能做?如果做了,又將承擔怎樣的結果?然後諮詢外部法務意見,盡可能討論到每個環節,使得企業主做出最適當的商業判斷。在作法上,法務又可分為內部法務、外部法務(國內外稱職的法律事務所)。每家企業都會根據自身需要,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方法。

法律不能賺錢,但能避免賠錢

如果企業規模不大,不需成立法務部門,至少得錄用國內口碑很好的法學院畢業學生擔任法務專員。其次,企業規模大到一定程度,要有一個獨立的法務部門,直屬執行長。如果不是直屬執行長,而是歸其他單位管理,法務便不敢直言,更不用提對所屬部門的決策客觀評估了,法務功能便難以充分發揮了。其三,執行長必須全力支持法務人員,給予資源,也應保持開放的心,聽得進法務的建言。

另一方面,內部法務也必須對外,不只國內,還包括國外,找到最佳的律師事務所,以備不時之需。最理想的狀態是,一個企業既有內部法務,也有外部法務。平常例行問題,交由內部法務解決;有些棘手的問題則由內部法務配合外部法務負責。原因在於,法律規定瞬息萬變,沒有人可以懂得全部,只有分工處理才能因應。

或許,法律無法直接產生利潤,但換個角度來看,重視法律使得公司避免損失,等於也幫公司賺了錢,千萬不要自認是萬能或為了省小錢,而導致最後花大錢賠償,造成投資大眾的損失,甚至執行長等人的個人責任。

范榮靖整理 遠見雜誌 2007年8月 第254期

【2007/08/01  遠見雜誌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