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談跨國界法律思維 任何人皆無法置身事外 關心時事發展

【卓越講座】國際法學會理事長陳長文 談跨國界法律思維 任何人皆無法置身事外 關心時事發展 —

陳長文演講指出,任何不論所學背景為何,皆應培養跨國界的法律思維且關心時事。

曾任海峽交流基金會首任秘書長、現任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理事長陳長文 應邀出席國立高雄大學「卓越講座」演講時指出,當今的環境任何人對於禽流感、溫室效應、貧富失衡、愛滋病失控等問題皆無法逃避置身事外,不論所學背景為何,皆應培養跨國界的法律思維且關心時事,尤其握有愈大權力愈應戒慎恐懼、臨淵履薄,企業管理者如此,政府領導人更該時刻自我反省,而非沒事遣人調查反對者過世父親的骨灰罈上刻些什麼文字。

「把手指放在善惡交界之處,就能觸碰上帝的袍服。」陳長文引用黎巴嫩詩人紀伯倫(Khalil Gibran)的散文集「沙與沫」,點出法律人被賦予原本屬於上帝的「斷人生死、解人紛爭」權力,更該謹慎以對。同樣的道理,執行長享有來自股東賦予管理企業的權力,分紅領高薪之際更應捫心自問,公司營運有無上軌道,股東獲益有無更好?此外,握有新技術的科學家,醉心開發的同時也該檢討,發明有沒有讓世界變得更好?

陳長文說,「溫室效應造成北極冰層融化,或是旁人抽菸關我什麼事?」但是當全球溫度提高,造成氣候異常,進而產生物種滅絕、疾病擴散,或是因為吸菸人口增加,導致菸害防治預算提高,連帶排擠其他醫療經費,「這樣就關係到你了!」又如拉抬台灣經濟成長率不能或缺的電子產業,一旦遭到對手提出侵權官司,敗訴支付天價賠償金也將造成一連串可怕效應如企業倒閉、失業率攀升。因此不論所學背景、所從事行業,任何人都該關心時事、培養跨國界的法律思維。

演講過程中,陳長文多次表達反對軍購、擴增幾千億的國防預算的立場,尤其「入聯或反聯」、「國家名稱叫台灣還是中華民國」、「我們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邦交國數字24、25 或26 」這些問題毫無意義,他以去年加拿大承認國內魁北克省「國中之國」地位、英格蘭民意逐漸贊成蘇格蘭獨立的例子談兩岸對峙情況,「多給中國些時間,也許要20年或50年,甚至100年」,等到對岸民眾的知識水準、國際觀普遍提升後,許多現在爭執不下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陳長文強調,兩岸要爭要比的是實力,中國崛起是事實,台灣卻持續需耗空轉教人痛心,投入軍購經費遠不及提升教育、科技、經濟、醫療重要,這些都是執政者必須認真思考執行,而不光是喊口號、搞意識對立,更不該引起骨灰罈風波後還大言不慚批評往生者。

陳長文演講指出,任何不論所學背景為何,皆應培養跨國界的法律思維且關心時事。

【專訪】前海基會秘書長陳長文:台灣司法面臨轉型形勢險峻 

YZZK(文/童清峰)台灣司法的外在條件確實有所改善,司法的預算、獨立形象、脫離行政或其他威權的干預等是進步了;但司法的內在條件,包括法官、檢察官學養深度、廣度、身份保障、與其相應的責任建立等,則仍有相當改善空間。

前海基會秘書長陳長文現在是忙碌的報刊投稿作者,台灣每有爭議事件發生,都可以看到他發表的文章,以極其冷靜的頭腦、縝密的邏輯分析,還原事情的本質,做出中肯的建議。這位當年參與兩岸協商最多、一手主導海基會成立的現任理律法律事務所負責人,備受各界敬重,最近崛起的台灣第三政治勢力有意邀請他出任該黨的不分區立委,希望借重他的高知名度與理性的形象,開展台灣第三勢力的空間,目前陳長文念茲在茲是如何促進台灣司法的進步與獨立,對司法一再受政治操弄,他極感痛心。以下是他接受亞洲週刊訪問的內容摘要:

這幾年的司法進步嗎?

台灣從八十年代解嚴之後,客觀上司法的環境面臨巨大的衝擊;除了清理過去戒嚴的法制之外,還必須在既有的民法、刑法的基礎上,重新建構解嚴後的法制環境。其中最引人關切的就是憲法與行政法的變遷。我個人的體會是:司法的外在條件確實有所改善,司法的預算、硬體建築逐漸翻新,象徵司法的獨立形象,脫離行政或其他威權的干預,這一點應該說台灣的司法是進步了;與此同時,司法的內在條件,包括法官(以及檢察官)學養的深度、廣度、身份保障、與其相應的責任建立等,則仍有相當改善空間。而關於司法的內外在環境的揉合與調適,令人遺憾的,卻尚未見司法界的標竿人物,起到風行草偃的作用。

如果說,任何社會隨時都有其轉型的司法困境,那麼台灣的司法面臨轉型的時刻,所要務實面對的問題,可以說仍然相當險峻。台灣司法界的領袖人物,在轉型期間的堅持與立場,應該起到形塑司法、引導國家方向的作用。可惜,這部分的成績,並不讓人樂觀。以台灣為借鑑,中國大陸的司法轉型更是舉世關注,影響重大。而其面對的挑戰也是倍數於台灣。市場經濟的促進、人權的保障、依法行政的要求等,這些過去沒有重視、欠缺制度論證的,是要迫不及待的加倍努力去做。當然,中國大陸萬萬不可放大台灣法治建制的缺陷而延宕本身刻不容緩的工作。

陳水扁總統最近對司法有很多批評,包括質疑司法官立場偏藍等,行政系統緊接著配合要求法官公布黨籍,你有何看法?

以一個總統的身份,特別是有案在身的總統,提出對於司法人員政治屬性的評論,其妥當性與正當性,萬分令人失望與質疑。司法人員作為公民的一份子,有其政治理念無足為奇。重要的是,司法人員依法執行職務、進行審理、判決等,是否根據與其職務相當的法律加以適用,是否能以其所進行的司法行為,贏得人民信賴,才是關鍵。

在一個法治觀念健全的國家,總統代表行政權,如果不能針對司法的現象或問題,以其掌握的資源梳理一個有利的司法環境與條件,反而是恣意論斷,以偏蓋全,甚至具有特定的針對性,絕對是一種有失身份的舉措,更有害於司法文化的建構。

陳水扁問題出在誠信

你跟陳總統同樣是律師出身,過去也曾交手過,你對陳總統的人格特質有何了解?

對陳水扁總統,我有一種「沒有著力點」的評論困難。陳總統的問題不出在能力,而是出在「誠信」。這是為什麼我說沒有著力點的緣故。因為對於陳總統所宣示的政策、發表的言論,會有不確定感,不知道那是不是他真正的想法。

以最近常被討論的「律師性格與國家領導」為例。律師由於代表當事人利益,在這樣的立場上,律師必須支持當事人的主張,但在支持的過程中,律師仍然必須不斷自省、自我挑戰,不但要了解當事人主張中立論堅強的部分,為了法律上防禦的目的,律師也要了解當事人立論、主張中不夠堅實的地方,不能昧於事實。

因此,在律師的養成過程中,「全觀」是一個很重要的能力,也就是律師必須洞悉是非、明曉損益,這樣的訓練對於治理國事,是有幫助的,因為擁有了「全觀」,才能做出精確、正確的判斷。

台灣已經出了一個法律人總統,下任總統不論是馬英九或謝長廷,也都是法律人,法律人所受的訓練對他執行總統職務有何幫助?

法律人所受的訓練是一種對於宏觀事理的發掘、邏輯的辯證,最重要的是,法律人對專業的堅持、社會公義的理念與行動,都是有助於公共事務的參與與治理的基礎。重要的關鍵在於:儘管法律人並不一定優於其他專業的人員,然而,在現代法治社會的背景下,卻仍有其優勢。

法律人除了要以其法律的訓練,掌握公共事務治理的合理框架之外,責無旁貸的更要關懷社會、照顧弱勢、明辨是非、勇於務實論辯,學習參與式的民主程序,以蒼生百姓為念,有勇有謀的為維護社會公眾的利益而堅持與奮鬥。就此而言,法律人當總統的時代,或許還是能創造屬於人民福祉的時代,以此與所有兩岸的法律人共勉。顯然,律師出身的陳水扁總統是令人失望的例子。二零零八年台灣總統候選人馬英九或謝長廷是否能做個爭氣的法律政治家(lawyer-statesman )卻是令人拭目以待了。

兩岸關係從你在海基會時的協商交流,到現在的停滯不前,你有何感想?

在我那個時候,兩岸也沒有開創了局面,辜先生跟汪先生見面只是曇花一現,我去的時候也是曇花一現。事實上,兩岸關係就是我剛剛講的一個做法和一個善意,今天中國大陸有善意,這是以前沒有的,它以前的霸氣遠遠超過它的善意,這幾年它的霸氣小很多,它的善意增加了,我們這裏很不幸,由於各種因素,陳水扁也很不幸,他沒有把握他的時間,我會覺得他應該沒有機會了,就拿他表示任內絕不承認大陸學歷這件事來說,我覺得難以想像。

沒有機會是什麼意思?

兩岸關係在他這一段任內,是沒有機會來緩和兩岸關係的,不要講中國大陸,我想你我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可信度是有問題的。可是我想時間可以解決很多事情。

你的意思是在陳水扁任內三通也沒有機會了?

如果連學歷都不承認的話,三通怎麼可能。

你認為統獨問題最佳解決方案為何?

我的答案只是五個字:「態度與時間」。

我的新書「假設的同情」的這個書名與這句話,是引自英國一位非常受人敬重、影響宏遠的大哲學家,伯特蘭.羅素的一句話。其大意是,要批評與自己的不同意見之前,要先做一個功課,就是先假設自己是同意對方的,先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索為何他會支持那樣的意見,直到自己真心的了解對方意見之後,我們才能用那種「自我批判式」的謹慎,重新檢視這個「剛才已被自己接受了的反對意見」。

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同理心」。因為自己能設身處地先為對方想,這時往往會發現,表面上看起來是極端對立的意見,其中間也必然會有共同的交集存在。

劉偉杰事件(劉係理律員工,捲巨款逃往大陸)發生後,理律內部做了哪些檢討?

我們去年一年同時做了很多事情,內部的改組、自我反省,制度上做了很多調整,往後走,我即將進入六十一歲了,我覺得理律過去三十幾年很成功,二零零三年摔了一大跤,幾乎死掉,透過去年一年的反省、精進、改組,我覺得再有個三十五年一點都不訝異。我只希望台灣跟大陸的關係能夠更好,台灣的經濟往上走,那我們的律師事務所會更棒。

你說客戶沒有流失,那業務量有更大嗎?

說不上更大,只是沒有降低,就應該算更大了,台灣這幾年經濟並沒有成長,事實上是在減退之中。

【2007/10/28 亞洲週刊二十一卷四十二期 961028】

走出法律人的「本位謬誤」,養成超越法律的哲學辯證思維

 

各位會員先進大家好:

由於每年一度的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比賽,我都要「應景」地提供一篇文章,這一期電子報的理事長的話,我想就轉載今年我對理律盃所寫的一篇文章,分享給各位會員先進。

不知是幸還是不幸,調侃法律人的笑話或文章,從有「法律人」這個職業別後,大概就從沒有斷過,一、二年前,我聽過一個很有趣的笑話,把各型各樣的法律人包括律師、法官、檢察官、法學教授,都調侃了一遍。而這個「笑話」的重點,不僅在於好笑,更是在於他還相當「傳神」,真的把不同角色的法律人特質,維妙維肖地全部蒐羅在同一個故事之中。我還特別把這個笑話作了一點改編,當作去年我和我的學生出版的新書《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的引言。我再把這個可能已經有不少同學聽過的笑話拿出來,在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賽舉辦前,分享給大家。

話說以前有一對苦難兄弟,有一天他們倆兄弟突發奇想玩熱氣球,於是他們就飛上天啦,可是上了天以後才發現,他們不知道怎麼降落,氣球就一直飛,飛到一個大草原。苦難兄弟在氣球上看到下面有一個人正在騎馬奔馳,就在氣球上大喊:

「下面的人呀,我們現在在哪裡?」

那人於是回答:「上面的人呀,你們在熱氣球上!」接著就騎馬跑掉了。

苦難弟就問苦難哥了:「哥‧,那個人是誰呀?」

苦難哥語重心長的回答:「那個人一定是個律師,說的話都對,但是一點用也沒有!」

氣球又繼續飛啦,這時候他們又看到有個人在草原上騎馬。

這次苦難兄弟學聰明了,他們大喊:「下面的人呀,我們要怎麼降落?」

那人回答:「上面的人呀,你們把繩索割斷就能降落了!」接著就跑掉了。

苦難弟又問:「哥‧,那個人是誰呀?」

苦難哥語重心長的回答:「那個人一定是個法官,雖然他能解決問題,但是絕對不管你死活!」

氣球繼續飛著,兄弟倆看到天上出現了另一個熱氣球,氣球上有另一個人也正苦於無法降落,一問之下原來是總統先生。這時,草原上又出現了一位騎馬的人,兄弟倆還沒來得及開口呼救,那個人立刻掏出手搶對著兄弟射擊,並大罵:

「在禁航區裡飛熱氣球!還不給我滾下來!」還好一陣強風刮起,兄弟倆的熱氣球被吹高了幾公尺,那人幾槍都沒射中。

正當兄弟倆為另一位困在熱氣球上的總統先生擔心時,卻看到騎馬的人恭敬地下了馬,掏出了另一把拋繩槍,努力地勾射總統的熱氣球,好不容易勾中了熱氣球,那人用盡力氣,把總統先生拉回了地面。

苦難弟問:「哥‧,這個人又是誰啊?」

苦難哥語重心長地答道:「這個人一定是檢察官,他解決問題的方法有時酷厲、有時溫馴,完全得看對象的身分。」

氣球仍然繼續飛,飛到後來沒瓦斯了,氣球就慢慢的降落,眼看就要摔到一個懸崖裡,哥哥眼明手快,從氣球裡面跳了出來,可是弟弟卻跟熱氣球一起掉到懸崖下了,這時候旁邊正好也有一個人騎著馬過來,哥哥就向他求救了。

這人不疾不徐的回答:「這個懸崖不深,我可以教你弟弟怎麼爬上來。」

有三個辦法:

A、左手右腳,右手左腳的爬;B、左手左腳,右手右腳的爬;C、左手右手、左腳右腳的爬。

正當這個人還在跟苦難哥分析三種爬法的時候,弟弟已經用第一種辦法爬了上來,這個人一看就很生氣的跑過去,一腳把苦難弟踹下懸崖,還大喊:

「B的辦法才是多數人用的辦法,你給我重來!」

苦難弟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用B的方法爬上來,那個人才心滿意足的離開。

苦難弟又問啦:「哥‧,那個人是誰呀?」

苦難哥,再一次語重心長的回答:「那個人一定是法律系的教授,雖然每種方法都能用,但是你不用他的方法你就該死!」

看完以上的笑話,我一方面不由莞爾,另一方面卻又感到頗為無奈,笑話歸笑話,但其中卻精確地點出了許多法律人的盲點。

其實,這些盲點,嚴格來說,都有其共通之處,也就是都太過執著於「本位」,而沒有辦法站在更宏觀的位置思考法律工作的意義,而陷在微觀的角色裡走不出來。

讓我們拉回理律盃來討論。理律盃本身即是一個訓練同學們周延認識法律理論、法律理念的一個場所,每一個參賽隊伍,理律盃都會要求大家,有機會各代表正反的立場為之辯護,就是希望訓練大家一種「全觀」的思考能力,能同時站在聲請人(或原告)與相對人(或被告)的立場,去思考如何周延地援引適當的法律。

事實上,我們更希望透過理律盃的舉辦,讓各位同學從辯論的過程裡,培養超然於法律的哲學思維,換言之,不僅僅學會正確的援引法條,更要能去追問法條規範的真義何在。台灣的法學教育,最為人所詬病者,就是只強調「法匠」的教育,卻忽略「法學家」的教育。因此,教出來的學生,最多只具有實然能力(精確援用實證法的能力),卻沒有應然能力(去追問實證法律合不合於正義的能力)。這樣子,就很容易陷入一種「本位的謬誤」。

舉一個最近非常受到大眾矚目的例子,在馬英九的特別費案中,發生了承辦檢察官嚴重扭曲證人筆錄的情事,這就是一種典型的「本位謬誤」,檢察官誤解了自己身為檢察官的基本職責是發掘真相、勿枉勿縱,刑事訴訟法甚且明文規定:對當事人有利不利的情形應一律注意。然而,在檢察官急於將當事人起訴的慣性心態下,就很容易出現這種濫用權力的情形。也誤解自己身為法律人應扮演的角色與職分。

此外,在理律盃的比賽中,大家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特點,那就是案例是虛擬的,因此,這時理律盃賦予大家很大的空間,去援引實證法規範、判例,乃至於法學家的學說理論。換言之,大家可以從「應然」的角度出,去思考類此案例,以什麼樣的法律原則規範方較合理,然後援用合適的實證法律乃至於學說理論去佐證之。簡單來說,準備理律盃,不但得要有求證實然的能力,也要有追索應然的能力。

最後,很高興理律盃法庭辯論愈來愈受到各大學院校法律系所的重視。對於所有參與這次活動的比賽選手、教練乃至於擔任後勤資料蒐集的同學,我相信,由於理律盃法庭辯論比賽嚴格的活動要求、嚴謹的制度設計以及評審群紮實的要求與指導,各位從資料的蒐集、分組的討論、不斷的演練,在這一系列的訓練過程中,大家一定有著不可計量的收穫,不管是對相關法律議題因此有更深一層的接觸與瞭解、掌握了更好的辯證方法及批判精神並建立面對議題、面對法律案件正確的態度,以及藉著密切的討論學習到團隊的精神與分工的重要,這些收穫的對各位未來的法律生涯,其價值將更遠甚於各種團體或個人的獎銜,所以,不管未來在比賽上的勝負如何,所有參與理律盃的同學,都是贏家。 

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理事長的話】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理事長陳長文  引言

 

(編按: 理律文教基金會由理律法律事務所於1999年6月22日捐助設立。今年是理律文教基金會與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共同主辦「理律盃全國法律系所學生模擬法庭辯論賽」的第七年。)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電子報 第六期 October 2007

關心陳雨鑫案的再議結果

謝長廷與蘇貞昌特別費案,特偵組作出不起訴處分;但不起訴處分作出將近一個月,卻發生檢方不知向誰再議的荒謬之事。

以馬英九的特別費案為例,各界對侯寬仁的起訴決定,一直抱有疑慮,認有濫權起訴的可能。然而,該案至少尚有三審的司法程序可為救濟。

然而,若特偵組檢察官「濫權不起訴」時,其情形會比濫權起訴更為嚴重,因為一旦不起訴處分確定,後續的司法審判程序無以發動,真相會被掩蓋,正義會受重傷。

其實外界把焦點放在謝蘇二人並不正確,真正該被注意檢視的是檢方對謝長廷幕僚陳雨鑫作出的「職權不起訴」。

在陳雨鑫涉案情節部分,其使用他人發票的情形是明確的,其金額二萬餘元,在其他的貪瀆案件,這樣的金額也足以被訴,但檢察官卻對陳雨鑫「網開一面」,這已明顯濫權。

這種濫權,將阻絕法院在謝長廷特別費案進行了解的可能。換言之,倘若陳雨鑫被起訴,但在審判陳雨鑫的過程中,法院一旦認為謝的案情有再調查的必要,可將其認為謝涉有違法的部分移請檢方重新調查。

然而,一旦連陳雨鑫也不起訴,法院要求重新調查的最後連結可能也將一併斷絕。因此,該優先關心的其實不是謝蘇特別費不起訴處分的再議結果,反而應是陳雨鑫不起訴的再議結果。

而現在,為使正義有伸張可能,應修正刑事訴訟法中有關再議的規定,加入類似「交付審判」精神,對重大貪瀆案件,再議機關實應從檢方移至法院。其理由是,檢察機關在制度結構上是受到行政權制約的,換言之,當出現濫權不起訴的情形,多半是一種向行政黑手屈服的制度結構問題,我們很難期待,一個受到行政權節制甚深的檢察機關回頭毫無顧忌地偵辦行政首長涉入的貪瀆案件。

最後,陳雨鑫不起訴處分的再議,不妨可以作為檢視上級檢察官或檢察總長肩膀的一個指標,若檢仍「縱放」,該認真思考修法,將再議權移給法院。

【2007/10/20  聯合報 961020】

由北京的小乞兒,想起….

有一次,我的一位學生剛從北京考察回台,他告訴我他在北京遇到的一件事。

他在北京待了將近一個禮拜,有一天,北京的天空一如以往灰濛濛的一片,早上的空氣冷涼,大約在攝氏六度左右,和他同行的友人提議去天安門廣場轉轉,他從住處搭地鐵過去,就在出北京地鐵站往天安門徒步過去的一處轉角,有一個身材壯碩的男子,正對著跪在地上的老乞丐高聲怒罵,引起路人的側目與圍觀,他對一旁的叫罵不太注意,視線卻集中在老乞丐身邊跪著的一個小乞兒所,那小孩約莫二歲的年紀,衣衫襤褸,凍得紅通通的小臉盡是淚痕,人中上還掛著兩條鼻涕,一對黑白分明的眼睛流露著驚恐與悽惶,學生被這小孩的巨大悲傷瞬間震攝住了,動了惻隱之心,不由自主地走向前,從口袋掏了十元人民幣丟入小孩跟前的破碗裡。

仗義每多屠狗輩

「叫你不准給,你還給?去你的!」冷不防,那個壯碩的男子一個箭步上前,猛踹了我的學生的腿,同行的友人見情況不妙,撿起那十元人民幣,趕緊拉了他快步離去,只聽那男子繼續對著老乞丐叫囂著。我的學生心中非常氣憤,怎麼會有這麼不講理的人。這時一個賣風箏的小販向他們靠攏,希望他們用那本來要給小乞兒的十元人民幣買他的風箏,那位友人順手把錢給了小販,但沒有接下小販遞過來的風箏,只想搞清楚是怎麼回事?

「唉呀!那男的是管閒事的,那個小孩是老乞丐向人口販子花錢買來的,沒良心的老乞丐一直捏小孩的腿,小孩吃疼就哭,一哭就有人給錢,那男的看不過去,才不准人給錢。」

我的學生告訴我,當他們恍然大悟時,老乞丐已抱起小孩兒倉皇逃離,消失在路的盡頭,而一股龐然的失落感跟著襲上他們的心頭,因為在他們還來不及釐清他們能做些什麼的時候,一切可以發生的努力,已然失去所有的機會。而那個看似粗暴的男人,收歛了兇惡的表情,用力掉過頭,悻悻然離去,他們忽然覺得他像個古代的俠士,雖然他並沒有改變故事的結局,那個老乞丐只須換個地方,就得以繼續控制小孩幫他乞討,可是男人至少在那個當下,表現了嫉惡如仇的勇氣,「仗義每多屠狗輩」,這使他們百感交集。

聽到我的學生說到這裡,我心裡一陣痛楚,小孩的父母現在在哪?是否正為了失去的親兒日日憂心如焚?老乞丐會如何對待小孩兒嗎?小孩兒的未來呢?或者他根本挨不到長大,承受了他這年紀都還無法理解的苦難,無聲無息地死去。

後來,我也曾經過天安門廣場,廣場上的人民解放紀念碑仍高高矗立著,熙來攘往的遊客紛紛佇足拍照留念,充滿興奮之情,我心裡卻只印著學生口中那個小孩悽涼的影像,彷彿已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直到我搭機離開北京,直到我回到千里之外的台灣,無論當天處理完多少殫精竭盧的事務,一旦夜闌人靜時,窗外沈靜的夜色中,那個小孩瘦弱單薄的身形,就會幽靈一般地浮現在我的心頭,久久揮之不去。

世上苦難的縮影

其實,這個孩子承受的苦難,是這世上所有苦難的縮影,在巴西,特種警察肆意屠殺流浪街頭的兒童,屢有所聞,而巴西每年都有千百個兒童死於非命;在印度,許多貧困的孩子終其一生沒有睡過床,他們露宿街頭,自生自滅;在非洲,骨瘦如柴的饑童,全身爬滿蚊蠅,卻連驅趕的氣力都沒有;在伊拉克,一次次恐怖攻擊之後,橫死市集的孩童屍體,令人觸目驚心;即便過去號稱創造經濟奇蹟的台灣,而今年年有數以萬計繳不起營養午餐費而必須挨餓的孩童,甚至是父母走投無路,全家燒炭而死的孩童屍骨,無不令人痛心疾首!

正視弱勢者生活

當一個國家的執政者唱高調要提昇國家競爭力時,當世上的富人盲目追求奢華,揮金如土時,孩子的苦難與悲傷,就像古代罪人臉上的黥痕,將會是亙古的譴責與永世的詛咒,畢竟這一生的榮華富貴,難保下一代不會顚沛流離,尤其人如果完全喪失了悲憫之心與善良天性,視名利權位的爭奪,為人生在世的唯一目的,肯定會在財富的終極掠奪中,集體發狂,悉數滅頂,君不見地球愈益嚴重的溫室效應,使北極冰山快速消融,有人戲稱未來的鐵達尼號將無冰山可撞;電影「明天過後」的駭人情景,有人預言將在下個世紀真實上演,在在都是人類違反自然定律,肆無忌憚地破壞自然生態,兌換成個人短暫的財富,導致大自然的反撲所致,追根究底,就是許多人的善性被名利所驅逐,而任由獸性取而代之。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就讓我們就從正視孩子的苦難開始吧!善用手中的財富與人類的智慧,改善所有孩子的生活,乃至於所有弱勢族群的生活,透過世人共同的努力,消弭所有可能發生的災難,於是當人性的光輝像太陽一樣照耀地球每個角落,所有的苦難不再像瘟疫般在人類世世代代之間蔓延,北京那個小乞兒,一定也會被善心的人送回父母溫暖的懷抱,重獲他原本應該擁有的幸福。
我如是想,如許期盼。

 

陳長文 作者 簡 介:

哈佛大學法學博士
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長兼執行合夥人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
財團法人台北歐洲學校董事長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客座教授及教授委員會主席

<本文轉載自經濟日報財富人生月刊 2007年 十月號>

 

器識先於法律,讓律師成為尊貴的職業─我對律師的期許

        今天會議的主題雖然是中國律師事務所的經濟基礎與社會作用,但是,律師事務所只是律師工作的載體之一,我們都知道,廣大的中國律師群體在中國的歷史上,從沒有受到如此巨大的關注,也可能沒有像現在一樣的機運,會以律師的身分在中國的整體發展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今天中國的律師受到關注的可能並不是他們的經濟狀況或者是社會作用而已,更多的是中國的律師對於未來中國的法治發展究竟應該或者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很榮幸,在此我能以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委員會主席以及在臺灣擔任教授/律師逾卅年的身分受邀致詞,光華法學院標舉「專業典範與社會公義」作為創院的理念,其中的核心之一,就是跟律師這個執行法律、以法律為業的群體有關。我非常願意以今天的主題:「器識優於法律,讓律師成為尊貴的職業」,做為我對律師的期許並表達我對大會所有與會人員以及其他律師同業、未來所有的法律人的一個深切的願望,也期許未來法學院(當然包括光華法學院)所培育的所有學子都能相互勉勵,共同致力於中國的法治建設與公義社會的志業。

一、Archibald Cox與Elliot Richardson-法律人的典範

在法律人中,我最敬佩與推崇的人是誰?我的答案是:已故的美國前司法部長理察森。讓我們來看這位哈佛法律人的故事。理察森就讀高中時,同學問將來想做什麼,他說:「從政」(politics)。因為他覺得:「若能秉持良知奉行,政治是最難的藝術,也是最尊貴的職業。」(If pursued conscientiously – politics is the most difficult of the arts and the noblest of professions.)(這句話放在臺灣(或大陸?),大概會被認為是反諷吧。)理察森是如何實踐他所謂尊貴的政治?他歷練各種政治職務,在尼克森總統任內當過衛生教育福利部長、國防部長,複又由尼克森任命為司法部長,正當他攀上政治生涯高峰時,卻選擇從峰頂走下。因為當「政治」與「尊貴」不能並存時,他選擇後者。

七○年代水門案爆發,擔任司法部長的理察森,為昭公信,任命他的哈佛大學老師、素負清譽的考克斯擔任特別檢察官調查尼克森總統。考克斯鍥而不捨追查,令尼克森十分惱火,下令理察森將考克斯免職。理察森拒絕,並遞出辭呈。嗣後尼克森要求司法部副部長拉克爾薛斯免職考克斯,副部長也不從而遭免職,最後由司法部第三號人物鮑克代理司法部長職務簽署了解職令,考克斯去職,這事件美國史稱「星期六大屠殺」。這事件被列入美國史冊,考克斯並被譽為「國家的良心」。

其實,在水門案爆發當下,情況與目前的臺灣十分類似,一群律師、法律人當家治國,卻治出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醜聞弊案,讓當時的美國人民對律師性格深感痛惡,「律師」二字有如過街老鼠,讓法律人抬不起頭。還好,還有像考克斯這樣的法學家(律師)、像理察森這樣的法律政治家,挽回了法律人的面子。其後,美國律師公會痛定思痛,為了扭轉法律人、律師形象,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重訂專業行為典範(類似律師倫理),並要求全國法學院將之列為必修課,方慢慢重建人民對法律人的信心[1][2]。

我想用這個故事,作為今天演講的一個楔子。

二、從法學院到執業律師

(1)律例之辯[2][3]:法學院的教育目的在服務人民

一個法律學府教育是否成功,不在於它教出多少達官顯要,而在於它教出了多少能抗拒「達官顯要」誘惑,堅守正義、不屈不撓的法律人典範。[3][4]惟律不足以成社會,重視人性、重視經驗、重視實用、重視整個法律文化的傳承與積累,慎始於先,或許才是最基本的功課。

一直在思考:我過去在臺灣所受大陸法系的教育方法,以教科書為主的,對年輕人、剛進入法學院的年輕人到底有多少意義?除了博聞強記之外,這樣的方式可以培養多少真正獨立思考的靈魂?和我法律系畢業後美國所受的教育與此有何不同?我想,美國他們沒有本科的法學教育外,重視案例、重視經驗、重視解決問題的思考能力,重視不同意見的思辯過程,是最大的差異所在。

我認為律師正是這樣一個角色。在倫理的規範下,依照法律解決當事人的問題,同時對當前的法律體系提出疑義。例如在臺灣最近發生的例子,關於繼承人(包括未成年子女)因為沒有在期限內辦理拋棄繼承或者限定繼承(大陸有繼承法,依規定繼承人以所繼承之財產為限負其責任,被繼承人之遺產必須先清償債務後,所餘財產才可以繼承,因此,比較不會發生類似臺灣的情況。臺灣現行的繼承法規定,繼承是一種概括繼承,不管是債權或債務,通通都歸繼承人,如果是年幼的小孩,也是由那個年幼的小孩繼承債務)竟然無限制的繼承了被繼承人的債務;這樣的法律規定或者實務運作,都充滿了對人性可能的誤解以及法律精神的扭曲,如果僅僅遵照現行法律,而不加思考辯證,提出質疑(繼承人的知識水準等),那麼法律訓練的目的何在?法律又如何能夠表彰正義?可能的話,上述對於既有的法律規定的思辯與訓練,如果提早運用到法學教育,佐以必要的課程設計與實習的機會,我相信對於今後的法學教育應該會有很大的影響。我們不能讓學子們太晚發現「原來社會的真實情況跟教科書說的很不一樣」,教科書是輔助、不是主要。要從案例中逐一的尋找、追問法律的道理,通往法律應有的道路。

(2)法學教授與律師:尊貴的邊界-有所為和有所不為

我擔任法學教授,已經超過三十五年。從早期社會對教授的認知與對律師角色的看法的不同,我可以深深感受律師只是一種職業,並不高貴。起碼在一般社會大眾心理,確實是比不上教授的。這或許是中國傳統觀念裏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陰影在作祟。我自己就曾在報紙上投稿,注明自己是一個法學教授,是以法學教授的身份寫作,但是因為編輯知道我是理律法律事務所的所長和執行長,還是將我的身份改為律師,或許我心中的那把尺也經常有所動搖吧。

今日的社會,情況也許跟以前有所不同,但對我而言,我還是不禁好奇:律師應該如何自我認知?如此認知的原因何在?律師如何可能成為尊貴的象徵?

就像剛剛所提的考克斯與理察森的故事,我認為律師應該隨時提醒自己:不做什麼跟要做什麼同樣重要。要做什麼可以是一種高尚的、理想的抱負;但是,不做什麼、在什麼時候不做什麼,卻也是非常重要。考克斯跟理察森都曾經很積極的做了些什麼,不論是教書或者進入政府部門推動與司法相關的工作,他們都盡到法律人所能盡的職責;同時,在歷史關鍵時刻,他們卻也都一本初衷,根據良心、根據法律的信仰、根據對正義的堅持,選擇不做什麼,鐘鼎山林,我認為他們都顯露出一種法律人的高貴形象,同樣值得尊敬。

(3)義利之爭[4][5](義利並重還是貴義賤利[5][6]):法律人如何慎始?

最近常聽到年輕的學子進法學院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賺錢。這頗讓我詫異。因為,這樣的誘因似乎在我以前進入法學院之前所未曾有過的。我或許不至於樂觀到認為進法學院,就跟進入一個慈善團體一樣,與社會的經濟脈動完全脫節。不過,我倒認為法律經常與所處社會的發展情況相連結。它確實是一個足以餬口的行業,如果連這個都做不到,又為什麼會有人要念法律?但是,如果以為念了法律就可以致富,那麼真實情況恐怕會讓人大失所望。除了少數例外,臺灣今年的個人平均薪資排名,新進律師只排在第21位,比一般上班族還不如。

面對真實的情況,法律人的自我定位就變得非常重要。假如可以不用正義或利益這麼嚴肅的劃分,我們要問的是:法學院要教給學子什麼?希望這些學子將來可以以什麼樣的角色或訓練,在社會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藉此反推回來,思考所謂的義利之辨,才有意義。也才比較能夠知其所以然的掌握法律真正的價值所在,那就是:獨立思考、理性分析、務實解決問題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正義的要求。

或許有人質疑律師是一個以犧牲倫理賺錢的行業,但是為包括壞人在內的人辯護如果就是律師的倫理所在,那麼是否可以說:「這正是我的倫理──替被控犯罪的人辯護,無論我是否相信他們可能是清白或有罪的」?這是律師無可逃避之問題、也是律師很容易受到的責難。律師更接近是魔鬼代言人。一般人不理解律師負有更宏觀的制度保障義務,也就是確保「每一名被告──無論是否有罪、討不討人喜歡」,都應得到積極的辯護。但是,我也瞭解,律師不應該以此為道德上的藉口,而沒有任何掙扎。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律師或許是唯一一種可以將法律、法律的精神主動推向社會的職業,他的角色比政府、教授、其他團體更重要,因為他有法律專業的背景與訓練,這種角色表現在對社會不公義事件的發聲與關切、對於弱勢群體的援助與權益爭取、對法律的辯證、論述的社會教育上,是再正確不過的。

在律師以其執業謀生的同時,適當的以上述方法扮演其社會角色,平衡兩者,是否可算是比較正確的角色認知起點?舉例言之,如果明知當事人思想有錯、違背法律的規範與精神,還要一直配合嗎?還是要適當的引導當事人,在不違反律師律師倫理要求的情況下?律師與政府官員、法官、檢察官、公安等等有過去某種關係,要如何處理或運用這種關係?完全不接觸?還是要用什麼樣的態度?或者讓「關係」成為真理對話、解決問題的一種高尚的美德?恐怕也是存乎一己之間,卻是值得律師同業共同思考的。

(4)律師性格之真相:律師執業應有的全觀容貌

這些年,我常陷入一種矛盾情緒。一方面,深以當了四十年的法律人為榮;但另一方面,由於在臺灣部分法律人在社會上表現不佳,特別是若干擔當國家領導的法律人,不僅拿不出政績,甚至公然毀法,使得法律人受到社會強大的責難,對此,則讓我感到萬分羞恥。為了解開這個矛盾心結,我不斷地思考[1][7]。希望找出原因,進而改善。

律師由於代表當事人利益,固然必須支持當事人的主張,但在支持的過程中,不但要瞭解當事人主張中立論堅強的部分,為了法律上防禦的目的,律師也要瞭解當事人立論、主張中不夠堅實的地方,不能昧於事實。

因此,在律師的養成過程中,「全觀」是一個重要能力,也就是律師必須洞悉是非、明曉損益,這樣的訓練對於治理國事,是有幫助的,因為擁有了「全觀」,才能做出精確、正確的判斷。

這樣的「全觀」由於二個因素,並不會在律師為當事人辯護的過程中「全部」表現出來,一則,基於律師倫理,律師會傾向不揭露對當事人不利的部分;二則,以訴訟為例,司法制度寓含了一種「平衡設計」,這平衡設計的大意是,當事人雙方皆有代其維護權益的律師,各別律師被賦予的資訊任務,就是維護己方當事人與指出對方當事人主張的弱處。當兩造律師都盡責地擔任這「各自片面」的資訊任務時,「平衡設計」所要達到的「充分揭露兩造一切的有利與不利」,以利法官或仲裁者裁判,這個資訊正義就于焉達成。

換言之,若律師在辯護表現上的片面色彩,其目的要創造的不是從單一方律師角度的半面正義,而是要透過兩造辯詰,也就是結合二個半面正義,以追求「全面的正義」。

當然,二個半面加起來等於全面,這個假設並非百分之百正確,律師也有能力良窳之分,這能力上的差別,就可能使其中一個半面侵蝕另一個半面,而使得全面正義的達成出現瑕疵,但這是所有「兩造辯護系統」都必有的先天瑕疵。

根據以上對律師性格的描述,我想就不難瞭解為什麼法學院的教育除了培養專業能力、樹立專業典範外,還要有更深層的社會正義的追求。專業使得法律的論證可以讓真理愈辯愈明;而社會正義的認知與涵養,更可以使律師全觀的思維得以應用於社會,為社會全體衡量各種利弊。

三、律師的執業挑戰

(1)律師倫理[1][1]與社會觀瞻:

中國大陸積極的依據法律與實際情況,期望能為律師的執業劃定一條的界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律師倫理規範。目前大陸法治發展迅速,律師行業可以說很「火紅」。如果能夠藉此機會,將律師的執業界線堅定的加以厘清,對未來律師在中國法治建設的貢獻,一定不可限量。

我衷心期待法學院對這項課題能夠發揮引頭人的作用,從法學教育開始紮根,培養新一代的法律人成為令人尊敬的法律人,以身為法律人為傲。

有人曾將政治比喻為羅馬的盲目神祇墨丘利(Murcury),墨丘利雖是羅馬神話中跑得最快的神,但因為失去眼睛,卻永遠跑不到目的地,而教育改變人雖然慢但卻徹底,就算得花100年也得去做。我認為,法律倫理是重中之重,就算是用一百年的時間,也要去做。只是,就中國發展的要求而言,我們必須竭盡全力的加倍努力。

(2)律師如何參與社會?

當前的法學教育,至少有三個缺失值得關注:

一、     缺乏典範,甚至充斥著負面的典範;

二、     法學教師把知識與實踐切割開來;

三、     考試主義的貽害。

就像上述的未成年人繼承的案例,不管你是一個律師或者法官,甚至一般的民眾,當你知道一個年幼的孩子,在以前父母親去世的時後,不懂得法律的規定直到有一天突然間發現,原來自己已經繼承了父母親的一切債務,從此人生變得大不相同,因為,他已經在起跑點上背負了他無法、也不能承擔的債務,如果你是律師/法官/債權人會怎麼反應?如果這樣的法律,違反了我們對於公平、正義的認知有最基本的法律ABC,但卻不見在有大學教《民法繼承篇》的教授站出來強烈批判,原因便在於這些法律教授只關心「課堂教授的知識」,但法律有無被尊重、落實、踐踏、扭曲,則毫不在意。更糟糕的是,法學教授無動於衷的冷漠會傳染給學生,當學生看到老師對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亂象無動於衷,學生們會以為冷漠沒什麼可恥、噤聲沒什麼不對,鄉願縱容法律人扭曲法律是很正常的事。(所幸上述案例終於引起一位承辦法官的注意,並且透過判決加以糾正,目前正積極推動修法)。

不當隱匿的允諾者 – 「正如,一片葉不會枯黃,如果沒有整株樹的默許, 同樣的,沒有你們大家隱藏著的惡念,犯錯的人也不會犯錯。」黎巴嫩哲學家紀伯倫(Kahli Gibran)的詩句,說明會讓人覺得驕傲的法律人,乃是不鄉願的法律人,會讓人氣餒的法律人,就是鄉願的法律人。「大多數的法律人一定覺得很無辜,那些主政的法律人又不是我,我自己行正坐穩,憑什麼要與這些人一起背罵名。」我必須承認以前我也不會如此不平,但最後我終於明白,這些差勁的法律人敢肆無忌憚地玩法毀法,敗壞法律人的名聲,就是因為人的師長、朋友、同學等其他法律人對他們的惡行噤聲不語,甘願做個「隱匿的允諾者」。

四、從尊貴的律師到尊貴的法律人──兼談檢察官、法官、政治家 

由於法律體系的複雜,社會環境的差異,在探討律師職業、對律師懷抱期望之餘,我們也應該要省思某些關鍵性的問題在作為規範性的法學之間要如何面對或處理?像權利或其他的「大話」真理。我個人認為,倫理,不管是東方或西方,都是以經驗主義為出發。有學者認為,道德的價值判斷和理性判斷的區別,在於“道德是非判斷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判斷,而道德之實踐則純屬價值判斷”。說到底,法律是一個關於真相、事實的辨析,然後賦予評價的過程。而事實是由證據顯示的,沒有證據就沒有事實。欠缺證據的一些行為或跡象,是不具有法律意義的;道德或倫理是在事實階段或者評價階段產生的?法律判斷是價值中立的嗎?顯然不是。

我們的社會欠缺法律文化的土壤。因為,法律如果不是僅僅象徵外在管制工具或意象的話,它必須在人們內在心理產生作用,這可能是基於宗教、家庭教養、或者一個傳承的過程。西方社會真正有這種法律脫離外在管制印象的時刻?應該是在什麼時候?還是一瞬之間而已?概念不容易被切割,更不易被定性。道德也是。法官的判決沒有顏色?檢察官辦案不分顏色?只有當事人有顏色?如果法官、檢察官心中真有顏色、立場的不同,甚至影響其審案、辦案的方向與作法,那麼,法官的顏色到底是什麼?檢察官的顏色究竟又如何?法律真正應該有顏色?法律的顏色又是什麼?法律是一個凹凸鏡?還是無塵室?我聽說在中國大陸不同的地方竟然有許多法院的法官因為貪瀆而被調查、羈押、審訊,我不禁納悶:這些有問題的法官、檢察官是否在薪資方面不足以溫飽?而一旦薪資、地位都受有保障之後,法官、檢察官在倫理上又應該何自處?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沒有溫飽問題的法官,需要什麼樣的倫理?所有這些問題都非常值得我們一起省思。

以臺灣為例,在當前的臺灣已經走到法律人治理的地步,儘管成效不彰,卻也提供我們一面真實的借鏡;中國大陸幾年前可能有鑒於臺灣法律人治理的劣跡,而有「工程師治國比較好?還是法律人治國比較好?」的爭辯,我想要以前面所提的考克斯與理察森的小故事作為結語。倫理其實是一種分際?也是一種無形資產。法律制度就是一種無形資產。可能具有無限的價值,也可能被棄之如敝屣。對當權者來說,重要的是他要看到法律的這種無形資產的價值所在,知道要怎麼發揮他的作用。

五、結語:選擇什麼樣的法律人生? 

法律人所受的訓練是一種對於宏觀事理的發掘、邏輯的辯證,最重要的是,法律人對專業的堅持、社會公義的理念與行動,都是有助於公共事務的參與與治理的基礎。重要的關鍵在於:儘管法律人並不一定優於其他專業的人員,然而,在現代法治社會的背景下,卻仍有其優勢。法律人除了要以其法律的訓練,掌握公共事務治理的合理框架之外,責無旁貸的更要關懷社會、照顧弱勢、明辨是非、勇於務實論辯,學習參與式的民主程序,以蒼生百姓為懸念,有勇有謀的為維護社會公眾的利益而堅持與奮鬥。就此而言,法律人當國家領導人的時代,或許還是能創造屬於人民福祉的時代。深深的盼望在可預見的將來,在座中的某位優秀的律師可能就擔綱了國家社會的重責大任,或者為社會的改革做出巨大的貢獻,以此與所有兩岸的法律人共勉之!

 

陳長文,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委員會主席, 杭州·2007年10月7日


 

國際律師論壇

中國律師事務所的經濟基礎與社會作用

法務市場實況的調查與分析

主辦單位:神戶大學“市場化社會法動態學研究中心”(CDAMS)

共辦單位: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1][2] 陳長文,〈從哈佛法律人到台大法律人〉

[2][3] 俞江,傾聽保守者的聲音,律師文摘,第五卷。

[3][4] 2007年5月4日,在一年一度的五四青年節,溫家寶總理視察了中國人民大學,寄語人大法學院:要培養頂尖的人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http://www.law.ruc.edu.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771)

[4][5]先秦時代,中國有所謂「義利之辯」,而其中儒家講求「貴義賤利」,墨家講求「義利並重」,張之亮《墨攻》中的革離,似兼具儒墨二家思想,未能厘清儒墨之別,此或受到日本漫畫原著的影響。儒家講仁講義講禮,沿著一套有等差之別的親疏之論,其重視義、本乎仁心。哲學大師勞思光先生指出儒家「攝義歸仁」,「義」乃從「仁」心出發而來,行之正當、合理,而「仁」心之所有發端於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論語‧裏仁》「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孟子亦言「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可見儒家對義與利的看法,明顯是貴義而賤利。與儒家同為當時顯學的墨家,針對儒家等差有別論,主張「兼相愛,交相利」,認為「義‧利也」的「義利合一」思想。所謂「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墨家義利兼顧,並認為義與利當可合一。後期墨家更對「利」尤為看重,《墨子‧節用》「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不弗為」,甚至「利天下為之」,視「利」為人生取向。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75092&group_id=193

[5][6] 孟子梁惠王篇。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政治踐踏司法 翁岳生椎心泣血》終於心痛? 不能容忍的鄉愿

看到前司法院長翁岳生卸任時對政治干預司法的談話,筆者只覺得更加感慨!我想到印度的哲學家詩人泰戈爾曾說:「若不準備說出完全的真理,那麼把真話說出來是很容易的。」這種「說一半的真理」,容筆者不客氣的批評,就是法律人最不該、也最不能容忍的鄉愿。

當陳水扁總統痛批高雄地方法院對陳菊市長的當選無效判決時,我們看不到翁院長的駁斥;當陳總統在媒體指控司法人員有七、八成偏藍時,我們也看不到翁院長站出來捍衛司法的尊嚴;當新聞局長公開質疑司法的公正性,要求司法官公布黨籍時,我們還是看不到翁院長有一語之怒!

在當言之時不言,在該怒之時不怒!這已引起許多批評!而翁院長一直拖到卸任前的最後一秒,才「終於」表達他對政治干預司法的「椎心之痛」。

翁院長說「有些人」為達政治目的,常不擇手段踐踏司法,「有些部門」也不知節制,逾越分際,使司法威信一再受到傷害。但翁院長卻不說是「那些人」、「那些部分」在「那些事」上踐踏司法、逾越分際?沒有特定的對象、也沒有特定的事件。即便到了最後一刻,翁院長仍用不清不楚的曖昧說法,來表達他那不痛不癢的「無威之怒」!

如果,這種只說一半的真理,這種模稜兩可的憤怒已是翁院長的極限,那麼,筆者寧可翁院長什麼都別說。

就像日前報載,最高法院楊仁壽院長說他目睹翁院長曾經拒絕一位「有相當權力的人」為個案關說,還和對方怒目相視。但媒體問他是誰時,楊院長卻不答。

或許楊院長想表達的是翁院長的風骨,但很抱歉,這個故事中,我看到的卻只是鄉愿與對關說的默許。「怒目而視」的拒絕是不夠的,翁院長和楊院長應該把那個人的姓名惡行公昭於世,這才是最高司法首長應有的表態。

如果翁院長和楊院長有膽識把這些弄權者姓名公開,試問還有誰敢向司法人員關說呢?甚至反過來說,是否正因為司法首長這種求顧「人情圓融」的鄉愿,所以才會有人膽敢向司法院長「拍桌子」關說!

對職守正義、捍衛公理的法律人來說,「鄉愿」是最不能容忍的罪惡。然而,何其諷刺與不幸的,觀諸現在掌握權力與職位的法律人,鄉愿竟往往是這些人共同的特質。翁岳生先生是筆者尊敬的學長,但是翁「院長」卻是讓筆者失望的司法首長。對法律人這項專業來說,還有比司法院長更崇高的職位嗎?但翁院長在這個職位上,又做出了什麼樣的典範呢?

令人遺憾的,翁岳生院長已錯過了一個擔當典範的歷史機會,現在這個歷史機會又到了新任司法院長賴英照先生的手上。賴大院長,風行草偃,我們衷心期待你為法律人立下一個不鄉愿的典範。

【2007/10/03  聯合報 961003】

走出法律人的「本位謬論」,養成超越法律的哲學辯證思維

引言

各位會員先進大家好:

由於每年一度的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比賽,我都要「應景」地提供一篇文章,這一期電子報的理事長的話,我想就轉載今年我對理律盃所寫的一篇文章,分享給各位會員先進。

不知是幸還是不幸,調侃法律人的笑話或文章,從有「法律人」這個職業別後,大概就從沒有斷過,一、二年前,我聽過一個很有趣的笑話,把各型各樣的法律人包括律師、法官、檢察官、法學教授,都調侃了一遍。而這個「笑話」的重點,不僅在於好笑,更是在於他還相當「傳神」,真的把不同角色的法律人特質,維妙維肖地全部蒐羅在同一個故事之中。我還特別把這個笑話作了一點改編,當作去年我和我的學生出版的新書《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的引言。我再把這個可能已經有不少同學聽過的笑話拿出來,在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賽舉辦前,分享給大家。

話說以前有一對苦難兄弟,有一天他們倆兄弟突發奇想玩熱氣球,於是他們就飛上天啦,可是上了天以後才發現,他們不知道怎麼降落,氣球就一直飛,飛到一個大草原。苦難兄弟在氣球上看到下面有一個人正在騎馬奔馳,就在氣球上大喊:

「下面的人呀,我們現在在哪裡?」
  
那人於是回答:「上面的人呀,你們在熱氣球上!」接著就騎馬跑掉了。
  
苦難弟就問苦難哥了:「哥‧,那個人是誰呀?」

苦難哥語重心長的回答:「那個人一定是個律師,說的話都對,但是一點用也沒有!」
  
氣球又繼續飛啦,這時候他們又看到有個人在草原上騎馬。
  
這次苦難兄弟學聰明了,他們大喊:「下面的人呀,我們要怎麼降落?」
  
那人回答:「上面的人呀,你們把繩索割斷就能降落了!」接著就跑掉了。
  
苦難弟又問:「哥‧,那個人是誰呀?」
  
苦難哥語重心長的回答:「那個人一定是個法官,雖然他能解決問題,但是絕對不管你死活!」
  
氣球繼續飛著,兄弟倆看到天上出現了另一個熱氣球,氣球上有另一個人也正苦於無法降落,一問之下原來是總統先生。這時,草原上又出現了一位騎馬的人,兄弟倆還沒來得及開口呼救,那個人立刻掏出手搶對著兄弟射擊,並大罵:

「在禁航區裡飛熱氣球!還不給我滾下來!」還好一陣強風刮起,兄弟倆的熱氣球被吹高了幾公尺,那人幾槍都沒射中。
  
正當兄弟倆為另一位困在熱氣球上的總統先生擔心時,卻看到騎馬的人恭敬地下了馬,掏出了另一把拋繩槍,努力地勾射總統的熱氣球,好不容易勾中了熱氣球,那人用盡力氣,把總統先生拉回了地面。
  
苦難弟問:「哥‧,這個人又是誰啊?」
  
苦難哥語重心長地答道:「這個人一定是檢察官,他解決問題的方法有時酷厲、有時溫馴,完全得看對象的身分。」
  
氣球仍然繼續飛,飛到後來沒瓦斯了,氣球就慢慢的降落,眼看就要摔到一個懸崖裡,哥哥眼明手快,從氣球裡面跳了出來,可是弟弟卻跟熱氣球一起掉到懸崖下了,這時候旁邊正好也有一個人騎著馬過來,哥哥就向他求救了。
  
這人不疾不徐的回答:「這個懸崖不深,我可以教你弟弟怎麼爬上來。」
  
有三個辦法:
  
A、左手右腳,右手左腳的爬;B、左手左腳,右手右腳的爬;C、左手右手、左腳右腳的爬。
  
正當這個人還在跟苦難哥分析三種爬法的時候,弟弟已經用第一種辦法爬了上來,這個人一看就很生氣的跑過去,一腳把苦難弟踹下懸崖,還大喊:
  
「B的辦法才是多數人用的辦法,你給我重來!」
  
苦難弟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用B的方法爬上來,那個人才心滿意足的離開。
  
苦難弟又問啦:「哥‧,那個人是誰呀?」
  
苦難哥,再一次語重心長的回答:「那個人一定是法律系的教授,雖然每種方法都能用,但是你不用他的方法你就該死!」

看完以上的笑話,我一方面不由莞爾,另一方面卻又感到頗為無奈,笑話歸笑話,但其中卻精確地點出了許多法律人的盲點。

其實,這些盲點,嚴格來說,都有其共通之處,也就是都太過執著於「本位」,而沒有辦法站在更宏觀的位置思考法律工作的意義,而陷在微觀的角色裡走不出來。

讓我們拉回理律盃來討論。理律盃本身即是一個訓練同學們周延認識法律理論、法律理念的一個場所,每一個參賽隊伍,理律盃都會要求大家,有機會各代表正反的立場為之辯護,就是希望訓練大家一種「全觀」的思考能力,能同時站在聲請人(或原告)與相對人(或被告)的立場,去思考如何周延地援引適當的法律。

事實上,我們更希望透過理律盃的舉辦,讓各位同學從辯論的過程裡,培養超然於法律的哲學思維,換言之,不僅僅學會正確的援引法條,更要能去追問法條規範的真義何在。台灣的法學教育,最為人所詬病者,就是只強調「法匠」的教育,卻忽略「法學家」的教育。因此,教出來的學生,最多只具有實然能力(精確援用實證法的能力),卻沒有應然能力(去追問實證法律合不合於正義的能力)。這樣子,就很容易陷入一種「本位的謬誤」。

舉一個最近非常受到大眾矚目的例子,在馬英九的特別費案中,發生了承辦檢察官嚴重扭曲證人筆錄的情事,這就是一種典型的「本位謬誤」,檢察官誤解了自己身為檢察官的基本職責是發掘真相、勿枉勿縱,刑事訴訟法甚且明文規定:對當事人有利不利的情形應一律注意。然而,在檢察官急於將當事人起訴的慣性心態下,就很容易出現這種濫用權力的情形。也誤解自己身為法律人應扮演的角色與職分。

此外,在理律盃的比賽中,大家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特點,那就是案例是虛擬的,因此,這時理律盃賦予大家很大的空間,去援引實證法規範、判例,乃至於法學家的學說理論。換言之,大家可以從「應然」的角度出,去思考類此案例,以什麼樣的法律原則規範方較合理,然後援用合適的實證法律乃至於學說理論去佐證之。簡單來說,準備理律盃,不但得要有求證實然的能力,也要有追索應然的能力。

最後,很高興理律盃法庭辯論愈來愈受到各大學院校法律系所的重視。對於所有參與這次活動的比賽選手、教練乃至於擔任後勤資料蒐集的同學,我相信,由於理律盃法庭辯論比賽嚴格的活動要求、嚴謹的制度設計以及評審群紮實的要求與指導,各位從資料的蒐集、分組的討論、不斷的演練,在這一系列的訓練過程中,大家一定有著不可計量的收穫,不管是對相關法律議題因此有更深一層的接觸與瞭解、掌握了更好的辯證方法及批判精神並建立面對議題、面對法律案件正確的態度,以及藉著密切的討論學習到團隊的精神與分工的重要,這些收穫的對各位未來的法律生涯,其價值將更遠甚於各種團體或個人的獎銜,所以,不管未來在比賽上的勝負如何,所有參與理律盃的同學,都是贏家。

【2007/10/02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電子報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