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主委的去留標準

 因為不滿新政府開放十二吋晶圓登陸以及投資大陸上限,台聯對陸委會主委賴幸媛下通牒,要求她表態。民進黨則認國民黨向中國傾斜,要賴幸媛辭官。

  新政府是否向大陸傾斜,這是政治問題,總包裹在複雜的意識形態情愫與複雜的政黨利益算計中,筆者無意判斷有沒有「傾斜」這回事,或評價「傾斜」好不好。至於開放十二吋晶圓登陸以及投資大陸上限,雖然筆者個人認為這是全球化下,台灣經濟布局早該做的決定。但我也不敢專斷地認為自己一定是對的,他們一定是錯的,或者精確的說,經濟政策的取捨來就是損益分析的結果,不一定適用「對錯」這種「正義命題」的判斷。

  綜上所述,兩個政黨提出的理由,都是一種相對的價值判斷,就台聯或民進黨的意識形態座標而言,這些理由有正當性。但離開這兩黨的意識形態座標後,是否仍有正當性,則就未必。因此,至少就筆者的意識形態座標言,我不認為賴女士要因為兩黨所提出的理由辭官。

  那麼,在什麼理由構成時,賴女士就要辭官呢?我認為,如果在可預見的未來,賴女士在兩岸有關人權問題上尸位素餐、沒有建樹的話,就是她該下台的時候。因為,人權,不是經濟利益的權或取捨,人權是有「是非」判斷的「正義命題」。

  具體言,筆者認為,有幾個重要的觀察指標:

  一、陸委會應提案刪除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七條中,規定大陸地區人民對繼承台灣地區遺產上限為二百萬元的規定。

  這是筆者耿耿於懷的事。近廿年前,筆者在海基會首任祕書長任內,曾參與該條例在行政院的討論,當時便對該限制規定既違反人權又違憲而表示反對。然而,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不為所動,執意通過這違反人權的條款。

  從法律角度來看,該歧視性的限制,不僅違反近年來台灣努力建立的憲法平等權保障制度,也悖於國際法所楬櫫之人權精神。以大陸地區以外的外籍人士相對分析,我國並未對外籍人士就台灣地區遺產之繼承權有所限制,為何獨對大陸地區人民採取針對性的歧視?而從國際法的角度而言,當代國際人權法所宣揚的普世人權,其意義即在落實無分種族、國籍、性別、年齡,使人人享有一定的基本權保障,針對性的剝奪或限制大陸人民的繼承權,更是違背憲法與國際人權的精神。

  二、陸委會應帶動政府重新檢討,大陸人士涉嫌非法入境者被關押靖廬後「逕行強制遣返」,而未提供人權法治國所應該有的「正當法律程序」。

  三、主導修改歧視大陸配偶的各項規定,包括縮短大陸配偶身分取得年限(至少與其他外籍偶配一致)、放寬工作權,並對大陸人民來台探親、探病及大陸配偶在台待遇問題中不合理、不符人權的部分全面調整與檢討。

  統獨等意識形態的問題往往是主觀的價值選擇,未必能用「對錯」二分,但統獨問題並不能超越「人權」的普世價值,這是個正義命題,可惜,不只是綠營常常會刻意漠視,連國民黨也未能真心捍衛。居於國會絕對多數的國民黨,我們並沒有看到他們對落實大陸配偶人權的有太多關心,或者他們擔心國民黨已提出太多經濟開放措施,反而想藉由「繼續歧視大陸籍配偶」來「平衡政治氣氛」。

  如果真的要平衡,筆者寧可國民黨拿來晶圓廠西進或陸資來台這些經濟措施來「平衡」,而不是人權價值。

  最後,台灣過去在兩岸有關人權問題上是嚴重落後的,國民黨總統馬英九在擔任陸委會特任副主委時,並沒有扭轉,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陸委會主委任內也以冷淡的態勢持續漠視。我們期待,賴女士能超越馬、蔡的歷史格局,以行動一雪「陸委會是兩岸人權問題絆腳石」的惡名。賴女士若在經濟開放等問題上扮演「煞車器」,筆者沒有意見,但在人權問題上,請化身為油門,擔當人權守護的先鋒。

  人權表現如何,筆者認為,這才是陸委會主委去留的標準。(作者為律師,法學教授)

中國時報╱第A15版╱時論廣場

【2008/07/30   970730】

【專訪】理律5年 還清30億 陳長文拿積蓄還債

2003年10月,理律法律事務所前法律專員劉偉杰,盜賣客戶美商新帝所持有的聯電股票30億元震驚社會,經過與新帝的協議,達成債款8,600萬美元分成3部分清償。第1部分在2003年底先償還2千萬美元現金,第2部分則由銀行擔保對理律融資4,800萬美元,理律分成4年清償;第3部分是剩下的1,800萬美元分18年、每年100萬美元,折成提供法律服務與公益活動替代。

2007年底,除了剩下14年提供勞務的第3部分,理律算得上已將30億元的債務全數清償完畢。據了解,理律原交際費用、分紅加給甚至調薪,均逐一回復。在去年12月底交棒卸下執行長一職、帶領理律團隊走過幽谷的所長暨執行合夥人陳長文說:「打不死我的,使我更堅強。」

口述:陳長文 整理:劉德宜

我們對新帝的賠償已經在2007年底如期還完了。這並不特別厲害,因為就是按著約定還掉,不僅如此,公益事項也要繼續做下去。我只能說,從2004年開始,這4年中我們很認真地把該做的做完,真沒有什麼可以跟社會大眾報告的,卻也謝謝大家對我們的肯定,因為我們很認真,把自己做起來了。
同樣發生員工盜領事件,外界常以「國票案」來類比理律,其實,我們是不一樣的,這4年間我們完成組織精進改造,過程中,客戶對我們一直很有信心。
至於新帝,在我們跟新帝簽約還款時,不敢說它的信心在那一瞬間就恢復,但至少穩定了它的心,因為該要還的錢都以信用狀給了它。
也許外界認為這是理律的招牌夠厚實,可以在4年內快速償債,對我而言,我們確實很認真地讓這個招牌不墜,不僅是過去的4年,未來10年、20年也會繼續做下去。

不死更堅強

這些經驗要怎麼傳承給下一代的理律人?希望永遠都不要傳承!我們這些前輩在這4年有很深的體會,這個體會不單是事情發生時、簽約那一剎那;還有簽約後履行約定、得比以往更加倍努力,又是另外一種體會;不單單只是努力還錢,也是努力將組織精進。所以4年後我們說:「打不死我的,使我更堅強」,我希望我們的同事與理律比以往更堅強。

與新帝協商及還債的這本教材,用講的沒什麼意義,要實際去做;而且這個教材對真要學的人來說都會了,不要學的,教他也沒什麼用。

簡單地說,這裡頭有很多條件正好我們做得到:包括律師界的傳統、理律的文化與同事彼此認識,尤其是背債的那一刻,大家產生了對未來要更認真努力的體認。

我們撐得過來,不是因為我們能把這筆錢賺回來而已,因為真的要賺錢,對有些同事而言,離開理律反而更方便;所以我個人對同事在事務所危難中的表現感到驕傲。我很確信理律在華人世界裡,應該會繼續扮演很重要的法律人或律師事務所的角色。
30億元的負債,對理律在營運上有造成危機嗎?第一個我們打定主意讓行政同仁的待遇不受影響,法務助理也是,所以最大影響的會是誰?就是合夥人。

合夥人賠錢

事務所遭遇危難,每個人都應該共赴困難;但對行政同仁與法務助理來說,犧牲個1、2個月也許可以被接受,但犧牲4年,未免太沈重也不實際。同樣發生員工盜領事件,外界常以「國票案」來類比理律,其實,我們是不一樣的,這4年間我們完成組織精進改造,過程中,客戶對我們一直很有信心。 至於新帝,在我們跟新帝簽約還款時,不敢說它的信心在那一瞬間就恢復,但至少穩定了它的心,因為該要還的錢都以信用狀給了它。 4年內快速償債,對我而言,我們確實很認真地讓這個招牌不墜,不僅是過去的4年,未來10年、20年也會繼續做下去。所以2003年底還的2千萬美元,是從合夥人們的積蓄拿出來的,同時也立下「今後的4年,行政人員、法律助理不應該受到影響,同時新進的、資深的合夥人,也盡量不要受到影響」的規定。所以,是有一群人在當年拿出以往努力的積蓄還款,然後這4年來,年底分紅僅有一點點,「只是過日子而已」。

有人說,我們能在4年內還清債務,還滿成功的,我必須說,理律當然滿成功的:一個是我們的品質與信譽好,客戶願意繼續來找理律,另一個是我們同事彼此的信念。
「歷創的理律,美麗的珍珠」,這是《工商時報》在理律與新帝完成賠償協議之後,一篇祝福、肯定理律的社論,我想當初應是對我們的期望吧!今天翻出來重新看,我要說,我們做到了!

理律法律事務所小檔案
創立:1940年代
創辦人:李澤民、李潮年
專擅項目:公司投資、金融暨資本巿場商標暨著作權以及專利暨科技
客戶數:國內外長期代理客戶數約1.5萬家

陳長文小檔案
出生:1944年
學歷:台大法律系、加拿大卑詩大學法學碩士、美國哈佛大學法學碩士與博士
經歷:海基會祕書長、副董事長
現職:理律法律事務所所長暨執行合夥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財團法人台北歐洲學校董事長、財團法人理律文教基金會董事、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常務理事等
婚姻:已婚,育1女1子

【2008/07/28 蘋果日報 970728】

責馬天經地義 更別吝掌聲 陳長文談馬英九的兩個小秘密

在寫這篇文章之前,我想說幾個小故事。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社會不斷出現背債兒的荒謬現象,許多未成年人在不清楚父母親債務情形下,還沒踏入社會,就得揹上千百萬的債務。

在去年九月之前,對此不公不義的情形,行政機關不關心,立法機關怠於修法,連職司捍守憲法人權守護的大法官們也以各種莫名其妙的程序理由決議不受理。背債兒家庭可說是呼天不應、呼地不靈,落入絕望慘境。

然而,到了十一月,立法院峰迴路轉,修法為背債家庭解套。大家知道,背後的一位重要推手是誰嗎?答案是:馬英九。

當時,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陳業鑫無奈之餘,撰文呼籲馬英九與謝長廷登高一呼救救背債兒,筆者也撰文痛斥背債兒現象是法律人之恥。隔日,筆者與陳法官即接到馬英九來電,表示心有戚戚。接著,馬英九或親自致電立法委員,或透過幕僚密集與國民黨立委協調,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這個荼毒弱勢者數十年的惡法,終於走入歷史(很遺憾,謝長廷先生沒有任何回應)。

筆者將想法告訴我的一位學生,他曾擔任馬英九競選幕僚,他告訴我另一個故事。

在不久前,泰緬孤軍後裔在台灣成為人球,求助無門,一位孤軍後裔以「給馬總統的公開信」為題投書報社,希望馬英九能為他們說說話。他整理有關孤軍的相關文獻並附上那篇投書,寄給總統府幕僚。府方的幕僚告訴他,總統已注意到這個問題,看到投書當天,即致電行政院方面,告知人權是最優先的項目,應妥為照顧孤軍後裔的人權。

以上這兩個故事,並沒有在媒體上曝光,但不管是背債兒或者泰緬孤軍的人權,幾十年來,在號稱「人權立國」的台灣,執政者、立法者、司法系統以三重冷漠對待。然而,有個人以隱形的方式,默默地以他手上的影響力,去幫助被忽視、被冷漠以待的弱勢者。這個人就是馬英九。

而另外一個讓我們看到人權曙光的例子,陸委會主委賴幸媛與大陸配偶相關團體會晤後,公開表示要履行馬總統的選舉政見,消弭對大陸新移民的歧視規定。雖然目前還只是宣示階段,但至少這樣的宣示是過去十數年不曾有的,表示新政府真的想要落實普世人權,將人權口號化為實際行動。

為何要說這些故事?在過去兩個月,看到社會輿論以排山倒海地批判馬英九領導的新政府。如果,你問我,對新政府有沒有不滿意的地方,有,當然有,而且很多!

我對馬英九的國防政策極不認同,我對馬英九在國民黨改革問題上的態度也不滿意…。

但不管對這個新政府有再多的意見,有再多的不認同。大家仍澄清自己的心與腦,然後自問:「新政府真的一無是處嗎?」

雖然還有很多有待努力的地方,但相較於前政府,台灣的人權在新政府的努力下正本質性的進步中;雖然這個新政府被批評太沒有政策辯護能力,但過去我們每天都要忍受政府官員說一些低俗不堪的攻詰、謾罵,公開對我們的子女做出負面示範,現在這些政府官員發言卻是十分節制守禮;雖然新政府的媒體公關能力實在不忍卒睹,但當媒體排山倒海地重批新政府時,我們沒看到他們撕報紙、扣帽子,或乾脆將黑手伸入媒體;雖然投馬的七百多萬選民對他處處想討好沒投他的五百萬選民感到不平與失落,但台灣藍綠對立了這麼久,非過正何以矯枉?馬作法不聰明,但出發點良善卻仍應肯定。

就拿最近的卡玫基重創台灣為例,雖然新政府應對上仍有該加強的地方,但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話,這同樣的場景也曾一而再的發生在政黨輪替前,那時的中央政府第一件事就是把責任推給地方、推給立法院,這個新政府到目前為止,至少表現了獨扛指責的勇氣…。

人民對新政府有很高的期待,因此不斷地加諸非常多求好心切的責難,這些責難雖是天經地義,但也仍應符合比例。該批評時要批評,但該嘉勉時,也不要吝於比一下大拇指給官員們一些鼓勵。

【2008/07/22  聯合報 970722】

法治是中國大陸的新希望=Rule of Law: Hope of Mainland China

壹、歷史回顧

今(2008)年 8 月北京奧運前夕,由於西藏獨立的騷動,引起西方國家 與媒體的關注,為中國百年來的盛事劃上一道陰影。箝制自由、壓抑言論的指 摘,夾雜著世界各地中國人民的普遍抗議,讓人們一時眼花撩亂,不知道孰是 孰非。

畫面拉回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當時,很少人會相信那時候的中國會成為今天 的中國。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甚至是西方邊陲的四川、武漢等 地,均有迅速的發展,其中主要都聚焦在已經沈寂甚久的經濟發展上,但同時 法治、這個近百年來苦心求索,卻不得其解的千古難題,也悄悄的在改變人們 的生活與態度。

中國在帝制結束、民國共和初起之後,跟隨著內戰、外患頻仍,不平等條 約桎梏中國人的心靈既深且遠。共產主義下的中國社會,階級與權力決定了法 律的邊緣地位。有很長一段時期,中國是處在沒有法治的狀態。嚴格講,中國 或許不是沒有法治,而是根本不用法律。共產黨在其《憲法》中確立一黨專政 的地位,脫離政府權力的規制,影響同樣非常重大。有個笑話:中國的非洲友 邦眼見中國經濟蓬勃發展,亟欲向中國取經,求其致勝之道。到了中南海,黨 的組織部門希望從《憲法》講起,於是敦請學者為這些非洲友人授課。但是,教授納悶了,「難道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因為中國實施一黨專政?」。最後,學 者跳過《憲法》前言不論,直接從政府組織講起。

這樣的尷尬處境,具體而微的說明了中國的現況。

大陸法系習以為常的公法與私法的區分,如果曾經起過什麼作用的話,那 就是至少讓人們對於生活上的各種紛爭得以以私法解決;而對於政府部門的權 力,則要求應該符合公法的諸多原則,以為節制。但是,對中國大陸而言,或 許直到 1986 年《民法通則》的頒布施行,才勉強讓私權的保障,在中國開始萌 芽。而公法原則的落實,則依然顛仆前行。

真正的公法與私法的分治,猶待努力,誠如學者所說,欠缺法制傳統的 中國「兩千年來諸法合體,既無法律部門區分,更無公、私法劃分。清末丁韙 良侈譯萬國公法以後,公法與私法、實理公法、比較憲法等著譯蔚為大觀。清 末修律,北洋立憲,直至國民政府頒行六法全書,公法與私法劃分始告確立。 然志士有心,時勢無情。廢六法全書以後,中國也步蘇聯的後塵,取消公私法 劃分,以致法制崩壞,動亂迭起。歷經半世紀的滄桑歲月,法治國家已成人心 所向,大勢所趨,公法學也隨之生機重現。與國家法治化進程、私法繁榮的氣 象相比,公法研究仍顯先天不足,後天乏力。」(浙江大學公法與比較法研究所 《公法研究》編輯部)一語道盡中國法治的困境。

貳、立法補破網

中國的法治發展, 正像其經濟發展一樣, 有時也是呈現跳躍式的發展脈絡。1982 年9 月6 日,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在其第12 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新黨章,其中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同年,此一精神寫入當年的《憲法》,1982 年12 月4 日的新《憲法》第5 條分別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1997 年9 月12 日,江澤民在中國共
產黨第15 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進一步強調法治的意義,提出:「發展民主必須同健全法制緊密結合,實行依法治國。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 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 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 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 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是 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9 年,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 案》第 13 條規定:第 5 條第 1 款增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 會主義法治國家。」

上述修憲歷史雖然指出中國大陸邁向法治的蹣跚步履,但是,「法治國家」 的提出,絕非一勞永逸地排除法治道路上的障礙,頂多體現共產黨執政下的政 治權力本身的審慎反思與政治理念的調整與轉變。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法律幾近空白。隨著 2002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加速法治的進程。

相對於民初國民政府為了廢除不平等條約才「不得已」引進「法制」觀念 的那一段歷史,中國入世的決定,使得法治開始成為人們熟悉、願意一探究竟 的話語。於是,因為這股外力的要求,中國的政府與民間普遍借力使力,認真 檢討過去的法律、制訂新法,討論司法審查、政府權力的限制等等,嘗試構建 完整的法律體系。然而,著力於立法,並不是法治之全部,因為光是有全新的 立法卻沒有立法背後所需的法律精神的基礎,法律還是起不了作用,儘管立法 確實是重新起程的法治之路別無選擇的途徑。

整個 20 世紀結束前的 10 年之內,可以說是中國大陸立法的高峰期,舉凡 《憲法》、民刑法、行政法以及其他與財政、金融、外貿、科技相關的法規、 命令,制訂、廢止、修正的實在多不勝舉。雖然有學者認為,徒具法律不足以 成事,殊難以一舉成為社會所恪守的有效規則,但是,光是如此這般的立法盛 事,讓人目不暇給,法律的軍容不可謂不壯大,愈來愈多人關心、運用法律解 決日常生活的問題。中國法治之路,日益從權力階層的「大話敘事」,變為貼近 現實的「個案解決」,依靠的就是一點一滴、落實法治理念與精神的力量。幸 也。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儘管立法欣欣向榮,但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制衡的鼎足之勢,尚未確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事實不變,紅頭文件具有法 律、甚至高於法律的作用,仍然讓習慣於法治文明的西方先進國家嘖嘖稱奇。 中國大陸的法治發展遲早要解決一黨獨大、行政專擅的情況。當前公檢法(公 安、檢察官、法官)普遍受制於以黨領政的現實環境下,權力行使的腐敗現象 必然會造成中國進一步發展的阻礙,甚至成為法治進程的「瓶頸」所在。權力 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這樣的千古定律,仍然是中國法治發 展過程需要時刻銘記在心的警語。

希臘神話有一位叫坦塔羅斯(Tantalus)的國王,因殺死兒子觸怒天神宙 斯,宙斯因此降下懲旨,令坦塔羅斯永生永世站在一塊搖搖欲墜的巨岩之下, 讓他時時刻刻感受到巨岩隨時會從他頭頂掉落的恐懼。筆者認為,中國的法治 發展,正需要以人民為主體,形成一塊又一塊的「坦塔羅斯之石」,讓那些以 黨、以權力為依靠的人,將手指遠離善惡交界之處,落實真正的法治精神。

參、從無法無天到渴望法治

在過去,沒有人認為中國大陸的司法是先進的;但是,同時,大概也沒有 人會否認現在的中國大陸司法環境確實正在改進之中。而且,有些地方確實改 變很大。視角的不同,自然會對相同或類似的情境產生不同的評價。筆者首先 要指出的是:中國大陸的法治已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時勢所趨,當政者幾乎不 可能以任何直接的方式使這股殷切需求法治的力量消退。不過,要注意的是, 對於法治發展漏洞的利用、甚至抗擊(例如貪污腐敗的習性);對於模糊語言的 任意性與替代性的解釋(例如法律明確性的不足、行政恣意的常態)等,都是 法治建設與改革的消極影響。或許最重要的是,有關法治與市場經濟、落實民 主的辯證與巧妙的互動,更值得關注。

法律的目的在於實踐公義,很難想像法治也會有類似管理學上的「產業策 略」。法治的核心經常就是跟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正義戰略」是否能夠藉由法律 加以實現。中國大陸近年來,不斷有學者關注若干嚴重不符合一般人權標準的 中央與地方的行政措施與作為,提出批判,引導輿論,使法律作為實踐正義的 必要手段的重要性,逐漸吸引多數人的眼光與注意。

以臺灣蘇建和被判處死刑的案件為例,說實話,筆者對蘇案的案情細節並不清楚。假設:情節拉回 17 年前案發當天,有幾個人一起到吳銘漢夫婦家中作 案,其中一人或數人因為被害人抵抗,瘋狂揮刀,將人殺死,後來法醫以及鑑 識專家一致認定,吳銘漢夫婦死於某刀,手法極度兇殘,加上幾個人在案發後 的警方自白,「證實了」是由他們幹的。於是法官根據現行的刑事訴訟法,採信 自白、佐以兇刀上的指紋,並且駁斥兇手的辯解,於是定罪,判處死刑;死者 家屬因為有人為此付出代價而感到欣慰,國法昭彰,重現正義;兇手喊冤,認 為是被刑求逼供,才會自白。此外,別無「其他方法」證明自己並非兇手。其 他方法包括「不在場證明」、「沒有犯罪證據足以證明犯罪行為」、「其他法律正 義所要求的程序要件」等等。事情開始在一般人的認知與法律專業的判斷之間 拔河。除了上帝、涉案的幾個人良心以及死者之外,沒有別人知道「真相」。歷 次參與審理的幾十位法官,每個人都有心中的一幅正義的圖像,是法律的?還 是一般人的?筆者並不確定。但是,以判決結果而言,都是用法律「實現」了 一般人認為的正義。法律到底是正義的助力?還是阻力?法律能否表彰正義? 用什麼方法?以前以為清楚的,突然之間又變成模糊了。

中國在過去幾年來,不斷有引人注意的冤錯假案出現,中國的司法當局也 一貫以死刑等重刑,作為回應社會關切的象徵。問題是:寧可錯殺一百,不願 縱放一個無辜的法律思維,是否能符合真正的法治思想?是否真能使法治臻於 開明,容有疑義。

筆者認為,姑且不論贊成死刑與否,死刑的啟用,在證據上,必須做到 「no doubt」,也就是「無疑」或者「別無其他可能」不是兇手幹的,才能依法剝 奪被告的生命。這樣的人權理念,是這麼毫無疑義的深植在每個學習法律的人 的心中。怎麼法官會不知道呢?法官不也是法律人嗎?猜忌並不是中國文化良 善的那一面,由法官所展現的猜忌的、趨勢的法律文化,更不應該成為中國文 化的一部分;如果法官在判決的那一刻心中有任何的疑慮,卻還能做成死刑的 判決,那麼該被審判的恐怕已經不是那個無力反抗的被告,而是做成判決本身 的法官了。因為,一個沒有寬容精神的法律文化,無法在既有的法律條文中找 尋寬容象徵的法律人,是一個不自由的人,一個被猜忌、被法條綁死的人,怎 麼有資格擔任審判的工作?又怎麼能宣稱他所做的判決要被人們所接受?而法 律的啟蒙運動,訴求的對象不正是這些執掌法律適用權力的人嗎?

中國渴望法治的心情,正逐漸隨著經濟的快速起飛,而有實質的變化。中國雖然人口眾多,但是心向法治,希望生命、財產安全得以受到法律充足保 障,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肆、法治的基石在教育、特別是法學教育

中國的法學教育蓬勃發展,粗略估計整個中國大陸至少有上百家以上的法 學院。法學教育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在中國社會引領風潮,並且廣受矚目。

有人曾經質疑:正義如何可能學習?甚或傳授?筆者認為,法學的教育絕 對不可能單單從所謂的法律內在邏輯就可以直接導出,而是必須從活生生的生 活故事才可能有一絲機會做到。

法律,如果不是指其背後所代表的社會正義,不可能等同正義。法律所提 供的解答,只能是法律的,但絕對不是正義本身。過分信仰法律的內在理性, 並且因此將法律等同正義或者認為法律可以導出正義的觀點,正是歐陸法系的 弊病之一,一種殘留理性至上觀點的法律遺緒。

中國從過去棄法律為蔽屣的環境,到現在以法律作為解決社會紛爭的良 方,時間可能不超過 20 幾年。然而,作為解藥的法律,是否真的可以滿足社會 各界的期待?

事實上,法律從未改變其容貌,既非創新、也非守舊,重要的是法律所 面臨的環境跟文化,以及適用法律的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律人;跟公眾健康 有關的、跟公眾理性有關的、甚至是跟公眾道德有關的法律,幾乎都可以如是 觀。因此,關注中國的法治發展,就不可能不關注中國的法學教育。

法律就算不是社會病症的萬靈丹,當然也不應該成為破壞社會公正的瀉 藥,讓社會更虛弱、無力。

但是,法律從來也不能僅僅依靠被動的修改或者調整,就能夠完善。它需 要人們一種決心與意志,相信遵守法律會讓社會更好,起碼讓社會秩序更容易 被接受;法律不只是形式條文,而是倫理精神。

筆者常想:在中國,一個新的法學院可以跟所謂傳統的法學院有什麼不 同?是講授與案例的教學方法?教育理念?教授風格?要如何在各式各樣的法 學院風格中,樹立一個典範作用,帶領並且補充原來大陸法學教育體系的侷限 與格局?

應該怎麼做?

筆者認為,法學教育首重在法律專業倫理與社會公義的典範,那麼就要有 這方面的領導學者與課程設計,成為所有法學院的特色。但是這樣可能還不夠, 美國有些法學院對這方面的課程規劃至少占一定比重,有的接近 30% -40%, 可見如果不在一開始新生進入法學院之時,就展現這樣的決心與作法,將來可 能更容易中途而廢,甚至無疾而終。或者,更糟糕的,誤入歧途,讓法律遺誤 終身。

標舉社會公義,那麼在法學教育中,如何灌輸公義?公義無法單從書本體 會,公義要實踐。這部分的課程,就應該更彈性、更有特色。比如國際組織領 導人、國際非政府組織幹部、國內各主要非營利組織的負責人等,都可以是教 授或前沿課題的引導人,好好做,完全有機會做出有別於其他學校的特色。

上述兩部分,應該獨立於一般法律教育(以國家頒布的法律教育政策為 主),進行自主之思考,否則看不出法學院的重要理念與未來的願景。相信這兩 部分如果做出特色,並堅持下去,一定是未來中國法學教育的重要標竿,一定 會起到引領的作用。

伍、結語—法治是中國的希望所繫

筆者想到以前義大利犯罪或審判心理學大師隆布羅梭的理論,在監獄裡, 你可以一看到怎樣的人,就知道他為什麼會犯罪、或者會犯什麼樣的罪。這是 另一種「以貌取人」,儘管 90%以上,可能正確。現代人的民主素養,有時候 就是建立在維護那 10%的人的權益,總不能因為一個人長的尖嘴猴腮,社會就 不給他機會,或讓他承擔因為他的長相的罪。只要看看許多白領犯罪的人的嘴 臉,我們就知道那種以相貌判斷人的成見,有多麼危險。但是,人為什麼還是 脫離不了這種偏見呢?如果研習法律的過程,就像探索自我的過程,那麼筆者 可以大膽的說:法律也是一種藝術,因為只有藝術可以探索自我。

中國的法治發展史,從來就不是一個快樂的、沒有障礙的歷程。中國在找 尋邁向 21 世紀的新定位,光是靠人口世界第一、經濟發展無可逆轉是不夠的。 中國或許可以有自己的銜接模式,將西方引以為常的權力制衡、司法公正放到 中國語境來處理,但是,以人民為依歸、落實保障人民權利的基本,終究是不能改變。

記得 1991 年時,筆者之一曾以海基會秘書長身分率團訪問大陸時,在大陸 民航機上,隨意翻閱人民日報,赫然看到一篇題為「法制:中國人的新觀念」 的文章。還記得引用許多提倡建立法律意識的小故事,其中一則是這樣的: 「村裡丟了一臺電視機,江西一個村子的村幹部捲起袖子便要挨戶搜查。一個 小學生出面制止:『法律規定只有司法機關才有權搜查,你們這麼做便是違法行 為。』」

這則故事,是真實的還是虛擬的無從得知,重點是,這篇登載在中共官方 媒體的文章,很明顯的想要把文章中的小學生,塑造成一個英雄典範,而這典 範的內涵則是「一個捍衛法律尊嚴,並知道運用法律保護自己權利的行為。」筆 者下機後,再找當天的人民日報準備帶回臺北卻遍尋不到這篇文章。最後才曉 得在飛機上看到的文章是刊載在人民日報的海外版上。

事隔 10 多年,筆者再造訪北京時,剛出機場的大馬路邊,立即看到一個大 型的看板,上面寫著「認真學習憲法」斗大的宣傳標語,這看板和筆者 10 多年 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所看到的文章雖然表達的方式截然不同卻同樣的昭示著一中 國邁向法治社會的希望。

法制,對 15 年前的大陸而言,是個多麼強烈的詞彙,對 15 年後的今日大 陸而言,仍舊是一個努力追求的目標,而對於再 15 年後的大陸,它又會是什麼 呢?筆者對於中國的法治寄予厚望,也認為,唯有法治,才是中國的希望之所 繫,吾輩均應共勉之。

 

陳長文(Chen, Chamg-Ven) 法學教授 謝英士(Hsieh, Ying-Shih)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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