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國防經費「效益極大化」

《商業周刊》報導了美國總統歐巴馬在日前發表的第一次國情咨文,以及其所引起的全球震撼。而其中,讓筆者注意的是,該文探討歐巴馬在「有所為與有所不為」之間,他決定引導美國從浮華走向實在。這不禁讓我反過頭來想到我們的政府,面對這波全球性的風暴動盪,是否有足夠的覺悟,打破過去形式主義的官僚因循,實實在在的做到:正視危機、不做虛功、把握緩急、錢花刀口,引領新氣象。

這個題目當然龐大,我仍想舉我關心的國防預算為例,來談談,我們該有什麼樣的國防思維。

首先,即便不去質疑天文數字的軍購效能,筆者仍要不客氣的說,多年來國防主政者不但是個凱子,還是個偷懶不用功的凱子。以九十八年度編列新台幣三千二百五十六億國防預算為例,整體結構分配「人員維持」部分為一千二百九十五億元,「作業維持」部分為九百二十八億元,「軍事投資」部分為九百二十八億元。至於「軍事投資」部分,九十八年度至一百零二年度投資額度將高達五千零七十六億元。

以合計占年度國防預算六成的「作業維持」和「軍事投資」來論,這將近二千億元的巨額經費大部分均用於對外採購。換言之,就是單純的「為買武器而買武器」,那就是,這些錢花了,既不會提高國內之科技水平,也不會改善台灣的經濟及擴大就業機會。

更具體的問,國防部在「四年期國防檢討」報告中臚列軍事採購清單有哪一項可以和國內產業結合、發展經濟、擴大就業的?

誠如我一再舉花「七百五十億」買三十架阿帕契直昇機採購案,就算政府是「買定了」,也有「用功買」與「偷懶買」的分別,國防單位卻顯然選擇了後者,那就是請美軍當「採購代理人」,而台灣要做的就是:付錢!然後等著直昇機送過來。而這種「消費性的軍事採購」,全世界只有我們和沙烏地阿拉伯仍用這偷懶的方法採購。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像韓國、新加坡、印度、瑞典一樣運用工業合作方式,採取「投資性的武器採購」模式,讓採購與我國的產業連動,要求採購項目有關鍵技術的移轉與高比率的台灣產製?如此「效益極大化」、「一錢多用」,不但可以買到要買的武器,也可以帶動經濟發展、創造國內就業機會。

就以我國已有經驗與人才的潛艦採購為例,八艘潛艦假設以二五○○億分十二年概估,倘若採取「潛艦國造」的模式,則占三十%(約七五○億)的人力費用必 能擴大本土就業機會,而占六十%的裝備物料費用,國內約可提供四十%之品項(約六○○億)。加上日後維修能量的建立(約一五○億), 如此,至少有一五○○億可用於國內,如果再進而引進投資、及相關技轉,則將產生加乘之經濟效益。

基於同理,國防經費中占四十%以上的人事費用也應有另一種層面「多功」用途,亦即善用國防的兵力資源,除了作戰演訓之外,應思考如何將龐大的兵力資源在和平時期貢獻於國內事務。位處地震帶與颱風帶的台灣,天災的威脅遠遠超過戰爭。而天災又是從不曾間斷,九二一大地震,令人餘悸猶存,每年暑秋之際,颱風帶來的水患和土石流,沒有例外的都造成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

基此,筆者認為政府應重新思考國軍的任務架構,將救災、備災納為國軍常態訓練(如都市搜救等),並充實救災救難的相關設備,當地震與颱風來臨時,國軍就可化身成為專業的隊伍,就像敵人來襲時一樣,守護人民。

總之,即便政府堅持要維持GDP的三%作為國防預算,非花不可!也請「聰明」、「用功」地讓這筆天文數字花在刀口,務必將龐大的國防預算發揮綜效,助益國內經濟以及提升救災備災等實用的國內事務。請問政府你覺得呢?

【2009/03/23  中國時報 980323】

「便宜」的天價軍購…投資戰爭不如投資和平

報載國防部在「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中,表示要發展「迅速、便宜、簡單」的「不對稱作戰能力」,並臚列軍事採購清單,林林總總包括戰機、電戰機…。筆者想問國防部,打算花多少錢買這些武器?既然把「便宜、簡單」當成訴求,至少也該告訴國人,這些武器是怎麼個「便宜」法?像用「七百五十億元」採購阿帕契直升機一樣「便宜」嗎?

為什麼國防單位無視於金融風暴以及財政警訊,仍一本官僚主義地閉門造車?

曾有朋友問我,為什麼「執著地」談軍購議題,特別是阿帕契直升機採購案?他是客氣了,我的程度恐怕不是「執著」可以形容,大概已到了「冥頑」的程度了吧。

為什麼要對這個題目那麼「冥頑」呢?因為這是「態度檢驗」的指標範例,從七百五十億元的阿帕契軍購,可以看到政府官員冷漠的極端縮影。只有在這個題目上不斷地去戮刺它,我們才能提醒政府、社會以及我們自己,社會要進步,還有多麼漫長的路要走。

猶記得,幾年前因為反軍購聯盟等運動之故,軍購議題被熱烈討論,當時的民調,對高昂的軍購預算,有超過五成民眾表示反對。雖然近來這方面的民調較缺乏,但相信仍應有相當多的民眾不滿意這種欠缺目標的軍購政策。然而,政治上我們看不到任何政治人物替過半民眾發出質疑,對號稱民主國家的台灣言,不是一種民主的諷刺嗎?

軍購從來就不是單純的「軍購問題」,它連動著兩岸、財政、經濟與社福,還有執政者對社會的態度!當國防單位陷於本位主義,為軍購而軍購時,不但會傷害其他構面的思考、耗損國家有限的資源,更會因為弱化了國家總體實力,而反致傷害軍購的上位目標:台灣的國防。

主掌國防決策的官員,應有更大的總體觀照。從「大時機」言,兩岸關係已大幅改善,既不再是「漢賊不兩立」的國共對峙,也不再是民進黨執政時代的對立叫罵。大時機的改變,使得投資和平變得比投資戰爭更有意義,在中共躍升為全球軍事大國之前,台灣尚有對抗的能力,現在呢?與其把這些錢繼續投資戰爭,去備幾乎必敗之戰,何不將資源用來改善兩岸關係,根本的消除戰爭的可能。

再從「小時機」言,這天價採購案,政府官員難道不知道會產生多大的財政排擠?曾在報紙上讀到一位失業父親帶著三個幼女以車為家、四處流浪,看得讓人心酸不已。這位父親,一個月三萬元的工作都找不到,國防部一揮手,七百五十億元就人間蒸發!官員們難到看不出這背後的荒謬嗎?台灣的經濟到了什麼程度,官員們難道分不出輕重緩急嗎?此時台灣萬事莫如救經濟、強化社福急,看到這麼寶貴的資源被揮霍,我們能不心痛!能不說話嗎?

【2009/03/17  聯合報 980317】

(索引)《胸懷社會──臺大公益家 》–追求正義真理的鐵漢法律人──公益律師陳長文

胸懷社會臺大公益家

收錄〈追求正義真理的鐵漢法律人──公益律師陳長文〉

《胸懷社會──臺大公益家 》
2009年03月

叢書系列Taida 臺大系列
ISBN: 978-986-01-7712-1
http://www.press.ntu.edu.tw/?act=book&refer=ntup_book00332

《胸懷社會-臺大公益家》

【書籍簡介】

國立臺灣大學自建校以來,培育出無數的優秀人才,踏出校門後成為各行各業的菁英表率、社會的領袖人物,我們的校友承先啟後,扮演促進國家社會不斷前進的推手。民國九十八年適逢臺灣大學紀念創校八十週年,臺大出版中心特別在「臺大人叢書」中,規劃了「社會領袖系列」,邀請在經理人、創業家與公益家,三個重要領域擁有卓越成就的校友接受專訪,完成了《運籌維幄-臺大經理人》、《挑戰創新-臺大創業家》、《胸懷社會─臺大公益家》三本專書,期待透過這些校友的精彩生涯故事,一方面激厲後學、一方面也為學校建立起珍貴的校友發展檔案庫,紀錄臺大教育對個人、社會與國家的影響。

本書《胸懷社會-臺大公益家》專訪了六位在各領域運用所學與經驗,在發展事業長才的過程中,仍不忘感恩回饋,以己之所長造福大眾,他們分別是尤美女、 李家同、張杏如、許文政、陳長文、簡靜惠(依姓氏筆劃排序)。

六位傑出校友各有所學專長,在專業發展上表現卓越,並積極結合己身學識經驗,從婦女權益、幼兒教育、弱勢扶助、文化生活、醫療服務等不同面向為人群謀福利:尤美女律師長期投入婦女運動,排除艱難為臺灣婦女制定許多法律保障婦女人權,成為國內第一個帶領婦女團體修改法律、制定法律的女權律師,身兼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國際職業婦女協會副理事長、國際婦女法學會理事;清華大學榮譽教授李家同,曾在美國衛生總署、美國海軍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回國後在清華大學任教期間,積極展開對臺灣資訊教育及整體社會的關懷,關注貧窮問題與弱勢團體;信誼基金會執行長張杏如,在基金會下以民間非營利組織的角色成立「信誼學前教育研究發展中心」,除開國內兒童學前教育之先驅,更在此支持體系下,推廣幼兒早期閱讀和臺灣圖畫書的出版;羅許基金會董事長許文政,懷抱「親吾親以及人之親」行醫的博愛精神理念,創辦現今的羅東博愛醫院,並成立羅許基金會,以義診或實際金錢補助服務偏遠地區與弱勢族群,並跨足政治以期站在更高的位置造福人群;公益律師陳長文,是國內著名的國際法專家,除了法律教育與律師工作,更長年投入公益活動,擔任紅十字會志工迄今二十年, 積極從事人道服務、國際援助工作;洪建全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簡靜惠,一生以公益為事業,推廣閱讀與文化不遺餘力,創辦多項講座並寫作書籍,以期與共多人分享歷史、人文,相信社會人與人間因此良性的循環。

真誠、有理想、樂在分享、追求公平、關懷生命、勇於接受挑戰,是我們在這六位校友身上看到的共同點。本書從校友回顧臺大的求學生活開始,逐步深入挖掘他們的生涯發展歷程,包括他們投入公益的源起,記憶深刻的人生轉折與抉擇,以及如何在個別領域從所學出發,關懷更廣大的社會利益,從中發掘大學教育的養成所造成的影響,還有一份身為臺大校友特有的使命感與感恩回饋的胸懷,他們也在最後提出自己對年輕後輩的建議,以及對母校臺大的期望。

《胸懷社會-臺大公益家》揭開了六位傑出校友的椰林往事,讓我們看見在不同時空下,臺大人如何求學精進、擬定方向、建立專業、思考人生。這是一本值得臺大師生閱讀的學習勵志書,也是啟發所有人從對自身肯定、感恩開始,培養回饋關懷心的人生典範。他們的生涯故事見證了臺灣大學的教育成就,以及臺大人在發展個人事業長才的同時,念茲在茲對普羅大眾的關懷,對增進社會各層面福祉的不遺餘力。

【目次】

執法仗義為女性發聲
──尤美女律師

貧童與弱勢者的守護天使
──清華大學榮譽教授李家同

襟抱天下,溫柔中見堅毅
──信誼基金會執行長張杏如

從在地出發的公益家
──羅許基金會董事長許文政

追求正義真理的鐵漢法律人
──公益律師陳長文

藝文人生,事業即志業
──洪建全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簡靜惠

我的母親–〈給母親,也是給為人兒女的信〉

我的母親

要談我的母親,就要從我的父親談起。

我的父親,是在國共內戰的末期,甚至精確地說,根本是在國共內戰「已經結束」後陣亡沙場的。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事實上在大陸的作戰已徹底失敗,但我的父親仍返回大陸去指揮在四川的部隊,進行註定失敗的戰爭。父親原已帶著母親和四個兒女來到台灣,但隨後又前往四川,參加了那場奪走了他的生命,奪走母親的愛侶,也奪走哥哥姐姐和我的父愛的戰役。那時的我才五歲,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小娃兒。

我知道這樣說很不孝,對父親來說很不敬,但當我長大後,開始有了自己對人世的價值判斷後,我打從心底的認為那是一場沒有意義的戰爭。我甚至在想,父親去世時才三十八歲,對比現在已是花甲之年的我,那時的父親根本就還只是個「孩子」。這樣的一個「孩子」,是如何去思考那樣一個烽煙四起的年代?是如何思考他做的事情所代表的意義?

我常在想,父親戰死沙場的最後一刻,心裏寄掛的是什麼?是國家榮譽?還是愛妻身影和他摯愛的一群子女?或者,他根本什麼都來不及想,死神就倏忽地取走了他的生命。真正的答案我不知道,永遠也都不會知道,但這個問題我永遠都會掛在心頭,永遠地追問著。

這答案或許永遠是謎,但另一個答案卻是十分清楚,我的母親自此成為寡婦,在漫漫艱辛的人生長路裏,一肩扛起撫養四個子女長大成人的責任。事實上,我還有一個弟弟,因為年紀實在太小,經過八年抗日戰爭、帶著四個兒女的顛沛,母親顯然已是精疲力盡,無法帶他來台灣,便留在福建家裏頭,後來因病過世。雖然母親從沒多說什麼,但我知道,那也是她和我們這一群子女,另一個一輩子都埋在心裏的痛。

從頭想起,母親過世時九十歲(二○○四年),來台灣的時候是三十五歲(一九四九年),在台灣待了五十五年。父親約莫十五、六歲時就進了軍校,在那個外患頻仍、內戰殷起、不安定的年代,很多男孩子於是投筆從戎,做為職業選項,當軍人不能說不是一個相對較佳的選擇。

父母親家都在福建,我的外公、舅舅都是華僑,因此母親幼年家境算是不錯,小時候上教會學校,也念到中學、高中。因此,母親和父親,家庭背景雖有差別,可是母親就是喜歡上了爸爸。很快地,他們結了婚,然後度過了對日抗戰的時期,母親就跟著父親的軍隊四處遷徙。我是民國三十三年在昆明出生的,那時已是對日抗戰的尾聲了。抗戰結束,又遇上了國共內戰,我們一家人遷徒過哪些地方我並不十分清楚。也許父親、母親和我們一家人,曾有過一段安定快樂的相處時光,但我想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在顛沛流離吧。一個身不由己的年輕軍官,隨著軍隊調來調去,家人要選擇團聚不分,就只能跟著他像浮萍一樣飄移不定。

民國三十八年,好不容易,父親帶著一家人來到台灣,但很快就受命回防四川。父親在十月從台北被派往四川,這一次父親沒有把家人帶在身邊,那時的局勢也不許可他再帶著家人。他返回四川後,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情況迅速惡化,國民政府在大陸一路潰敗,局勢終不可挽。

母親過世後,姐姐在整理遺物時,找到了父親在前往四川的路上,分別從香港、成都與重慶寄給母親的幾封信。

父親在來信中,也表達對孩子們的關心。叮嚀大哥要幫母親照應弟妹,叮嚀二哥「不可再頑皮要和藹妹妹和弟弟,且要聽大哥和母親的話」,也交代兩位哥哥「到學校讀書,不可以和別人打架,回家後要多溫讀、習寫、嚴加管訓」。兩位哥哥也完全做到了父親的要求,相信父親在天上也會感到安慰。而對於尚年幼的姐姐和我,父親則希望我們「活潑健康」。

而在父親的最後一封來信中,雖然信中的字句平緩,但卻看得出父親為不讓母親擔心,在字裏行間避重就輕地想要壓抑局面已甚緊張的實情。

在那封等於是遺書的父親來信中,並沒有林覺民在〈與妻訣別書〉中刻刻不忘的國家大義。我看到的是一位丈夫、一位父親對妻子兒女無限的思念與關心。父親告訴母親,自己的身體康健,請母親不要擔心,也交代母親要照顧好身體;尤其提起母親常有頭痛的問題,建議母親去求教醫師作診治。他還關心著哥哥、姐姐和我的成長;他似乎對他的寶貝兒女有相當的瞭解;他對母親分析他對我們的看法;他請求母親費心的教我們。父親知道家用拮据,也提到他掙扎著要不要將身邊所餘的三兩黃金寄回家中,但這三兩黃金可能是他返家的希望所寄,他只好留在身邊預做急用。只是那三兩黃金終究沒能助他與家人團圓,他便戰死在四川邛崍的五面山,母親從此不再盼到她心愛的丈夫的來信。

這幾封信一直被珍貴地保留在母親的身邊,長達五十五年之久。它告訴了我們母親內心中的深愛與深痛。然而母親卻能按住她內心的深痛,用她無比的愛心與毅力把我們帶大成人。她不曾指望我們做達官顯要,她只想我們規規矩矩地長大成人。

父親的走對母親來說,是莫名其妙的一個狀況。每每想到這裏,我心中都有無比的哀痛。當時政府的決策,就把我的父親送上這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捲在其中的每一個人都是那麼卑微,父親、母親、哥哥、姐姐、我,還有其他在那場戰爭中喪失生命、喪失丈夫、喪失父親、喪失愛子的人,每一個都那麼卑微,無力又無奈地承受戰爭帶來的痛苦。

所以我想,我有足夠的理由對戰爭深惡痛絕,以前的政府很爛、以前的時代很悲哀,有時命運造化由不得人,但至少現在,自詡生活在文明社會裏文明的我們,就應該要有足夠的警惕、足夠的智慧去記取歷史,不要再讓同樣的悲劇重演。

父親沒能回來,但我們一家的生活還是要繼續過下去,那時才五歲的我實在太小,還無法具體體會父親已不在人世,更無法體會母親當時的心情,我不知道母親花了多少時間從喪夫之痛中走出。記憶中的母親,就是沒有任何怨言地拉拔著我們長大。

小時候,我們住在台北市南京東路的眷村,也就是現在第一飯店後面的巷子、一江新村那一帶。我們一家人和幾家合住在政府配給的房子。現在的我,很難想像母親當時的日子是怎麼過的。

印象中,小時候的我不愁吃不愁穿,但一個家庭中沒有爸爸,終究很多事情是不一樣的。父親陣亡時的官階是少將參謀長,政府對陣亡將士的遺屬有撫卹與補助,也會配發米糧,如果不要米糧的話也可以換錢,但父親終究不是達官顯要,家中經濟當然不好。要不是住在新加坡與印度的外公、舅舅們寄錢來接濟我們,對家裏的經濟起了幫助,我想我們家很難度過那一段艱難的歲月。母親就是在這種情形下,養大這一幫孩子。

當然,在那個時代,也有很多經濟像我們一樣困苦的家庭,但一個沒了丈夫的女人獨力扶養四個子女,那背後的辛苦,沒有相同經歷的人是難以體會的。只要回想起母親的時候,對她真的感到難以形容的心疼及佩服,因為在我的記憶中,除了沒有父親這個遺憾外,自幼我感受不到生活裏任何的困難,母親把我(和我的兄姐)照顧得妥妥當當的,我從來不需要也不懂為這個家操心什麼。但這也會讓現在的我很難過,我之所以可以快樂地度過平順的童年,那平順背後的艱難,其實都是母親一肩挑了走。

大哥、二哥、姐姐分別比我大八歲、五歲和三歲。大哥本來打算從軍,但母親反對。母親對大哥說:「爸爸已經把人都送給國家了,你還去嗎?」大哥後來沒從軍,改念海專(第二屆)。念完海專後就上船工作。當時當船員的薪水還算優渥,最早出社會工作的大哥,選擇當船員這條路,顯然是為了分擔母親的辛勞。事實上,我的大哥自從父親過世後,就一直扮演父親的角色在照顧弟妹們。

二哥書念得很好,很有文采,以第一志願進入成功大學水利系就讀,畢業後拿到獎學金遠赴美國的愛荷華大學,畢業後,在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取得博士學位。省吃儉用、認真工作的他,會寄錢回家給母親。在兩個哥哥都開始分擔家計後,我們家的生活狀況似乎也不像以往那般拮据了。接著姐姐從台大商學系畢業後也出國讀書和就業,再接著我從台大法律系畢業,服役後於一九六八年拿到獎學金赴加拿大念一年書,接著又在美國念了三年書,在國外整整待了四年。

一九七二年我回到台灣,哥哥姐姐那時都已經在美國定居了,我是唯一居住在台灣的孩子。母親輪流在幾個孩子家住,在新加坡(二哥後來到新加坡教書)、美國也分別住了一段時期,但她終究不習慣海外的生活,就回到台灣跟我們住,但想到哥哥、姐姐還有在國外的孫子孫女們時,她就到新加坡、到美國留住一段時間,和孩子、孫子們住在一起,享受著含飴弄孫之樂。我想,那應該是母親這輩子最快樂的時光吧。寫到這裏,我記得母親曾多次對為何她僅有的四個孩子不能居住在一個地方表達了無可奈何的遺憾。雖然母親曉得她的願望有客觀上的難處,但她的遺憾至今仍然令我(和兄姐)感到不安。我想母親說那句話的時候,一定也想到了父親和我們的天人永隔的遺憾吧。

這一段母親最快樂的時光,一直到她八十七歲時開始有了變化,但我卻沒有特別注意到母親的變化。

一方面是因為年紀大了,另一方面,顯然也是因為做子女的我警覺性不夠,沒有發現母親開始有「阿茲海默症」(又稱老人失智症,是一種持續性神經功能障礙)的先期症狀。母親的行為舉止開始有一些不尋常,意思表達不太清楚,常常忘記東西放在那裏,會對外界事務感到懷疑與不安……

當母親情況愈來愈不好,長住海外的姐姐毅然放下在美國的家庭,回國專職照顧母親。還記得當時我向姐姐求援,因為我實在沒有辦法了,太太長年照顧文文負擔已經到了極限,雖然經濟上仍有能力請額外的人力來照顧母親,但有沒有親人專心全意照顧畢竟是有差別的。

當我把情形告訴了姐姐,姐姐二話不說回台灣探望母親,然後就在台北租了房子,放下在美國的先生和兒女,全心全職地照顧母親。

我常在想,自己要深切反省。母親生病的那段時期我很忙,忙到母親的狀況顯然已經不可挽回的時候,我依然還在忙,在忙理律的事、在忙教書、在忙紅十字會的事,而理律又在二○○三年底發生了面臨存亡關頭的「新帝事件」。我總在想,忙或不忙,究竟日子不是我能選擇的,排除掉給自己的藉口,我相信,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應該是我能選擇的。而那時的我,如果選擇「不忙」的話,我可以為母親做些什麼呢?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多一些,一定可以讓母親的餘年過得更愉快,也可以減輕我現在的遺憾。如果可以再來一次,我會怎麼做呢?我覺得應該會做的事情,我當時沒做的,我想講出來。

我應該在母親還沒出狀況之前就要發現、就要有所警覺,母親的身體已經有了不可回復的問題。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統計數據,全世界大約有二千四百萬的阿茲海默症的病患,超過八十歲的老年人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機率罹患阿茲海默症,而超過八十五歲的老人更有百分之五十的機率得病。換言之,對超過八十歲的老年人來說,這種疾病是很常見的。而就算母親沒有得到阿茲海默症,以母親的高齡,也一樣會有其他疾病出現。當時母親已高齡八十七歲了,身體走下坡是顯可預見的事情,但我對這一個顯可預見的事情警覺是非常不夠的。

我覺得為人子女者,真的要在還來得及時,花更多心思去注意年邁父母的身心健康。當然,我也知道現代社會很多子女都忙於工作、討生活,要面對無窮的經濟壓力,我不希望我這樣的說法,會讓人覺得我在唱高調,會覺得我的經濟條件比較好,當然說得容易。

我不是唱高調,我是真切希望大家如果能力許可的話,多關心父母親的健康狀態,要花更多的心在老人家的身上。

另外一件讓我很自責的事情是,母親打發時間的消遣之一是打麻將。哥哥姐姐和我每個月都會給母親零用錢,母親後來因為年紀大了,加上曾摔了一跤,行動開始不便,就不再外出打麻將了。

有一天母親對我說:「欸,長文,你怎麼不再給我零用錢呢?」我心想:「媽媽,您人在家裏頭,要什麼我都會給您,根本不需要錢啊。」

我記得,文文和小倩的媽對我說:「長文,你還是應該給媽媽零用錢。」我就說:「不用。媽媽不需要用錢,要零用錢幹嘛?」母親過世後,我確定我錯了,我錯得很嚴重。

人總是太本位,太從自己的角度與邏輯想事情,我們很容易忘記,別人站的位置、站的角度、重視的事情、邏輯的習慣,以及情感的偏好,都不一定與自己相同。母親就是母親她自己,她不是我,我也不是她,我認為理所當然、邏輯正確的事情,對她來講,她不一定能理解。但同樣地,母親不管基於任何邏輯的或非邏輯的理由(比較放心)需要錢,那就是她的想法,那是她想要的,我怎能用我的邏輯去凌駕她想要的事情,代她判斷什麼是她需要的或不需要的呢?

現在,我每次想到這裏,都會很難過,如果我還有機會再來一次,我不會再這麼自以為是的偏執,我一定會一如往昔給母親零用錢的。可是,這「再來一次」的可能性只會在虛擬的小說裏出現,現實的世界裏,很多事錯過了就來不及了,我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古時候人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句話真的是最殘酷,也最令人無奈的真理。

還有一件事,就是時間的分配,母親病重時,理律法律事務所遇上了新帝事件,正處於風雨飄搖的階段。忙碌的另一個意義是,我把應該用來關心母親的時間,挪到了處理理律的危機。

如果一切能重來,我會希望在當時就告訴同事們:「對不起,讓我走吧,讓我陪我的母親,那已是她人生最後的一段路了。」但要作出那樣的決定也真的很難很難。

二○○三年十月,理律遭遇了新帝事件的打擊,面臨最險峻的挑戰。二○○三年十一月,理律和新帝談完賠償方案,理律的情況算是初露曙光,但仍然很危險和脆弱的,母親在二○○四年三月過世,而理律要到二○○四年十二月才算度過第一年最險峻的局面,並大致完成了理律精進計畫草案。對於仍處於危機的理律,我該在什麼時候放手呢?誠然,這是很困難的問題,我覺得我也不具備足夠的警覺和智慧來抉擇。

又或許,在這兩難中間,根本沒有答案吧。我不知道,但我沒有在母親最後的一段人生路途上全心地照顧她,無論如何,這已是挽不回的遺憾與事實。

事實上,我不只是在母親人生的最後階段仍埋首在工作中,即便在此之前,我也一直是一個把生活重心相當程度放在工作上的人,好像理律、紅十字會、海基會和教學工作非我不可似的。這自然會排擠我與母親相處的時間。其實理律真的也沒那麼非我不可,就像很多年前,我在海基會公益服務近兩年,為了兼顧海基會和理律的工作,海基會和理律坐落在同一幢大樓裏,我大部分時間都放在海基會上面,只有在海基會工作結束,下了班後,才下樓回到理律。那時我根本分不出心力處理理律的事,但理律也依然經營得很順利,一切都很上軌道,理律有一群最優秀的同事,他們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難、處理任何危機。我太過放大自己在理律的角色了。

在此,我非常感謝理律的同仁(尤其是我的長期夥伴李光燾先生,以及在二○○四年退休的徐小波先生)將近四十載的支援和包容,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援,我絕對沒有辦法兼顧這麼多律師事務所之外的公共事務。

因此,當母親正走上人生的最後旅程時,我對這件事仍然蒙昧無知,我還是依著我原來的工作慣性,將大部分心力挹注在理律或其他公益事務上。

我那時也自以為我已盡了孝道,我雖然努力工作,但還是每天晨昏定省問候母親,到了星期六、日,我和姐姐、姐夫或家人會充當母親的牌友,陪母親打麻將(哥哥回台灣時也會加入)。母親那時候注意力等各方面的狀況都已經很不好了,坐她旁邊,我會偷看母親的牌,然後把她要聽的牌,和她準備要摸的牌偷偷掉換。

當她摸牌的瞬間,她本已日漸遲滯的面容表情,忽然會煥射出奕奕的神采,母親開心地喊:「我自摸了。」我彷彿又看到以前的母親,我們都很高興看到母親那開心的神情。那已是那時候的我們,少數能帶給母親快樂的事情之一了。母親那時候的精神已不太容易集中,但是打個一圈、兩圈麻將,她的精神就會變好。

我在想,如果那時的我能有更多時間,能陪母親多打幾圈麻將,能給母親更多的這種快樂的感覺,那麼今天我的遺憾會少很多很多很多。

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晚上,姐姐急忙告知母親出了狀況,我到家裏看母親,接著救護車到了,我和姐姐在車上陪母親,救護車到了醫院急診室。

醫師說:「已盡力急救,但很抱歉。」文文的媽媽接著也對我:「長文,不要急救了,媽媽已經過去了,這樣媽媽會痛。」我當時還不曉得,或者說還不能接受,母親這次是真的要離開我們的事實。

其實,隨著母親的記憶逐漸退化,她的生命也愈來愈衰弱,我潛意識裏應該清楚,母親已經開始收拾人生的行囊,準備在某一天向我告別了,但我刻意壓抑著不想去面對。因為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也無從做好心理準備與母親分別,不論是六歲的兒子或六十歲的兒子,那種來自意識底層對母親的依賴,使我不敢面對「死亡」這殘酷的事實。

我很難過在母親的事情上,我沒有用心去想,也沒有用心在規畫。在那之前,母親其實已經進出醫院及加護病房很多次了,受到三軍總醫院許多醫師和護士們的專業醫護。尤其是母親的主治醫師──陳健文醫師,他不但給與母親專業的醫護,更不斷給與我們精神上的支柱。

親眼看著母親歷經的醫療過程,心中有萬分不捨,我想任何做人子女的,都很難接受看著自己的父母受病痛折磨吧。阿茲海默症漸漸惡化後,母親已不會自己吃東西了。而這件事又牽動另一件讓我很後悔的事情。

母親雖然跟我們住在一起,但我因為工作因素,回家用餐時間比較晚也不太規律,因此除了週六、日時,我們全家會一起出去吃飯,平常則是各吃各的。

母親也是等家人特別幫她準備好餐點,再請她吃,所以大多時間,母親也是自己一個人吃。雖然我會刻意在母親用餐時回家問候母親吃得好嗎,但和陪她吃飯的感覺總是不同。

在餐點準備上,家人雖然很認真,但後來仍發現母親吃得不多,有時候甚至根本不吃。這讓我很煩惱,但我只是覺得很煩惱,也沒細心去想,母親是不是不喜歡食物的味道,有沒有其他可以引起她食慾的食材,或者母親根本就是沒胃口,我沒有用心去想。

她說她不要吃。久了,有時她不吃東西,我還不耐煩,或者精確地說,是因為焦急而漸漸變成不耐煩,我會問母親:「妳為什麼不吃?」我不但沒有用心去找原因,甚至還覺得母親在找麻煩。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我絕對、絕對不會對母親不耐煩,我會用心去想原因,去體貼母親的心情與處境,我不會讓同樣的情形再發生。但這些都是白說的,因為時間不再,沒有再來一次的時間了。我驚覺到,要對年長的父母親及時盡孝,因為人生並沒有所謂「再來一次」的機會。

還有一個遺憾,那就是,我覺得我以前並沒有去想,母親有什麼遺憾?現在的我會想,母親的遺憾,應該有一些部分和我、兄姐們是一樣的吧,那就是對父親戰死沙場的遺憾。

我覺得很後悔,以前怕引起母親傷心的回憶,惹母親難過,因此,我和哥哥姐姐們在母親面前總是避談父親的事。家中年紀最小的我對父親是毫無印象的,對父親的唯一記憶,還是從掛在母親房間裏,父母親在抗戰勝利後在南京市孔雀照相館的合照─英俊的父親和美麗的母親。我現在發現,那是不對的。或許我們談起父親時,母親會傷心掉淚,但那也一定比把對父親的思念壓在心底藏起來要好得多。我對父親的事知道得很少很少,因為那時候我們都不敢多問。多談父親,雖然總會勾起失去父親的傷痛,但至少母親可以多談許多和父親在一起甜蜜的回憶,我們也會多知道一些父親生前經歷的點點滴滴。但現在,連這些回憶也隨著母親的過世,而永遠埋在塵土裏,變成無人知道的祕密了。

為了方便照顧,母親後來和專程回國來的姐姐同住。吃的問題,就由姐姐來打理。姐姐常常幫母親熬湯,陪母親一起吃,有一次,母親竟指著湯對姐姐問:「這可以吃嗎?」可見母親的認知能力也愈走下坡了。

我很感謝宋維村教授,他是一位非常有愛心、非常關心兒童的心理醫師。在文文還很小的時候(二十多年前的台灣特殊教育尚待發展),他就擔任文文的醫師。我向宋醫師請教有關母親的問題,他特別到家裏來看母親,是他最先判斷母親的精神狀態異常的。他建議我們做進一步的檢查。後來我就到榮民總醫院掛劉秀枝醫師的號,劉醫師是一位專門治療阿茲海默症的醫師。經過她的檢查,確認母親得了阿茲海默症。

很少生病的母親,身體開始變弱了。一切都不一樣了,從輕微的感冒、咳嗽開始,看醫師服藥後也沒有改進,後來竟轉變成肺炎,就這樣進了醫院。診斷的結果,肺部受到傷害,新陳代謝出了問題,還有進食吞嚥的問題。先後經過鼻管、氣切及胃管等手術的折磨。看到母親被這樣折騰,做子女的再怎麼心疼也幫不上忙,那時會發現,站在病魔前面,我們變得很渺小。

母親的狀況時好時壞,在醫院的加護病房和家裏來來回回,那加護病房急救的過程,也是很痛苦的。

說得好聽,母親得享九十遐齡是壽終正寢,但說得不好聽,我覺得母親在最後的人生階段受了很多的痛苦。我總感覺那痛苦好像發生在我身上一樣,到現在還感覺得到。

雖然母親的認知能力隨著病情而漸漸惡化,在姐姐細心的照顧下(後來姐夫也從美國趕回來幫忙照顧),可以感受到母親精神好時還是認得家人的。母親看到家人會點頭、會笑,即便人在病榻上,也會讓人明顯的感受到她的開心。

在這裏,我要回頭提我的姐姐。姐姐放下美國的家庭,回台灣專心照顧母親長達兩、三年。姐姐花所有的時間照顧母親,把母親照顧得乾乾淨淨、無微不至,陪著母親在病房和家裏來來回回。特別是如果母親的情況好轉,可以從醫院回家的話,姐姐總把家裏打理得舒舒服服,讓母親回到家裏會覺得很平安。到今天我還十分清晰的記得,在母親從加護病房回到家裏後的一個星期天下午,姐姐、姐夫和我推著坐在輪椅上的母親到附近公園散心的情景,母親的態度十分安詳和舒適,雖然子女心中已有著萬般複雜和無助的感覺。那次應該是母親生前最後一次到公園去散心吧。

我把我的體會講出來,如果能夠因此被人借鏡,我覺得就可以免掉一些人的遺憾,不要像我一樣,現在還有那麼多的遺憾和愧疚,我想,這種感覺會陪我到人生終點吧。如果有一個人,他因為我講了這些,而能及時的多花一些心思關注他的父母親,而少了許多人生遺憾的話,那麼我就會覺得,我絮絮叨叨地說了許多自己的感覺、自己的懺悔,會有它的意義。

給母親的信

親愛的媽媽:

您離開我們已經超過四年了,我和哥哥姐姐,還有您的孫子孫女與曾孫兒們都很想您。我到現在還是無法接受您已然撒手人寰的事實,似乎在我深層的意識裏,仍期待著您會在某個清晨或深夜,現身在家裏的某個角落,輕聲呼喚著我的名字。不知何故,我對您的思念卻是愈來愈深,尤其夜闌人靜時,您在我腦海裏的影像顯得格外清晰,但不再是您九十高齡的相貌,而是逐漸恢復您年輕時的容顏。

前幾天,我看到您的孫女小倩在照顧十個月大的寶寶,她細心又耐心地餵寶寶吃東西,眼神裏流露著無盡的關愛,寶寶發出滿意的咕咕聲,專注地看著他的媽媽,眼神充滿著天真的信任,眼裏找不到一絲煩惱與憂愁。看著這幅天倫之樂的畫面,我不禁看出了神。

但就在同時,一種很強烈的悸動佔據了心頭。我想到,六十多年前,當我還是十個月大的嬰孩時,您一定也是同樣充滿關愛地一邊逗弄我,一邊餵我吃東西吧,而我的小手抓著您的衣角,不清不楚地發出開心滿足的聲音。明顯地,我對那時的我與那時的您,應該已經很難存在著記憶,但那股溫暖與安全的感覺,確是百分之百地種進了我的心中。

我想,這樣的溫暖記憶,也同樣存在您和哥哥、姐姐之間吧。

媽媽,我好希望,死後的確有另一個叫天堂的世界,那麼此刻的您,一定正和分離五十五年的爸爸,和那來不及和我們一起來到台灣的弟弟,三個人一起在天堂的花園裏,無憂無慮,快快樂樂地生活著。

我多麼希望我的這一封信您能看到。雖然我知道,如同每一次,就算我說了什麼惹您生氣的話,做了什麼惹您生氣的事,您從來也沒記在心上,總是很快就忘了。您一定也不會把我在這封信中,那些我做不對、做不夠的事記掛在心中。

但我還是要告訴您,如果,您能再回到我們身邊,一切的事可以再來一遍,我一定要更溫柔、更貼心地照顧您;絕對不對您生氣,不對您不耐煩;我要花更多的時間陪您;我也會多和您談談爸爸,我想聽您笑著細數您和爸爸共同生活的甜蜜過往。

如果,我還能有再來一次的機會的話。

媽媽,我們很想您,我們很愛您。請告訴爸爸和弟弟,我們也很愛他們。

兒 長文 叩首

同時,代哥哥姐姐們、您的媳婿與孫兒曾孫們,寄上對您深深的思念與感恩。

此文為作者在台北方智出版《天堂從不曾撤守-─陳長文書信》一書的後記〈給母親,也是給為人兒女的信〉。

沒有題目,也許是最好的題目

對於「中正紀念堂與台灣民主紀念館」的名稱爭議問題,總統府日前表示,預定七月前將掛回中正紀念堂牌匾。對此,筆者不禁憂心,一年多前所引發的衝突,以及隱隱然的社會不安,會不會再度重演?

從法律言,政府的作法並無不是,而這也是新政府與前政府最大的差別,或者說是新政府值得信任期待之處:守法。然而,新政府應該再深一步細細思考的是,中正紀念堂牌匾的掛回與不掛回,真的只是「單純的法律問題」嗎?

首先,「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是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前民進黨政府以「台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程」此一行政命令,將法定的「中正紀念堂」名稱改動,可說是作了破壞法治的最壞示範。須知,中正紀念堂在「法律」上的名字,不是不能改動,只是必須透過立法程序為之,這是最基本的法律ABC。

然而,我們固然不贊成民進黨粗暴非法的手法。但民進黨犯了錯,是不是代表新政府把「中正紀念堂」的牌匾掛回就是「正確的」?這卻未必。

從法律言,該處所的「法律文件」上名稱是中正紀念堂,新政府予以恢復,是盡捍衛法治的責任。但法律上說該處所的名字是中正紀念堂,卻不代表該處所就「必須」掛上「中正紀念堂」五個字。事實上,在「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的九個條文中,並沒有任何一條明文表示,必須掛上「中正紀念堂」這塊牌匾。換言之,恢復名字是法律責任,但掛不掛牌匾,卻是政府的裁量。而這時,掛牌問題就不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政府要衡量的是掛牌對社會的衝擊、對特定民眾的情緒感受。

要知道,從感念蔣介石先生事蹟者的角度言,若無他所率領的國民黨軍保衛戍守,台灣大概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實治理的領土,單此一項,蔣介石對民主台灣的保衛即有卓不可滅的功勳。但我們也應該明白,如果從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家屬角度言,蔣介石主政時期的威權統治,正是家族悲劇的源頭。換言之,我們可以找出一千個「理性理由」去辯論蔣介石對台灣有功或有過?在二二八事件中蔣介石有責或無責?但我們恐怕找不到一個「感性理由」去說服、去平復二二八或白色恐怖對一些人民的傷害以及因此而產生情感上對蔣介石的反對。

而這樣的「感性面」,正是執政者所應該慎重面對的。將不合法的「台灣民主紀念館」的牌匾卸下無妨,但掛回「中正紀念堂」牌匾,這將是一個具體的、高度可見的,也因此高度刺激的舉動,將刺痛一些人心中的傷痕,筆者認為或可避免。

或有人會問,那對敬愛蔣介石事蹟的民眾,這樣的「牽就」,豈不是另一種不公平?事實上,不掛上「中正紀念堂」的牌匾,真的會妨礙愛蔣者對蔣介石的憑弔嗎?巨大的蔣介石銅像依然矗立,蔣介石的相關文物也依然展示,即便沒了牌匾,心中認為那是中正紀念堂,那就是中正紀念堂。

不管你愛蔣還是反蔣,或者就只是一個單純的遊客,來到這個沒有牌匾的中正紀念堂,都將可以用自己的想像去詮釋,這個場域紀念的是什麼?何不讓這個場域「留白」,直到有一天出現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名字出現時,再去決定要掛什麼牌匾?倘若一直形成不了共識,就讓這個場域繼續留白,不也是一種更真實的紀念方式?

筆者想以唐朝詩人李商隱寫的的詩作為結論。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幽幽淒楚、真切感人的詩句,令讀之餘味不盡。筆者想問讀者,可答得出這首詩的題目?答案是:無題。正因為此詩無題,所以,每一個讀詩的人都可以自己想像詩的題目。

同樣的,沒有題目,也許是中正紀念堂最好的題目。

【2009/03/09  中國時報 980309】

行政法院 該當老百姓的包青天

要看台灣距離成熟的法治國家還有多少距離?最高行政法院對總統公布的稅捐稽徵法第28條修正案的看法,可說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這次的修法的起源,是筆者發現稅捐機關把一間與筆者無關的公司,誤以為設址於筆者的住宅,並以營業用房屋稅對筆者課稅長達15年。當筆者要求稅捐機關退還溢收的稅款,它明知犯錯,卻只肯退還五年內的溢收稅款。超過五年的部分,則不予退還。筆者提出訴願,台北市訴願委員會的「全體委員」一致決地駁回訴願。筆者提起行政訴訟,仍遭高等行政法院駁回;因此,筆者的上訴正在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

此事引起了媒體和立委盧秀燕的注意,於是提案修改稅捐稽徵法,依據修正後的條文,納稅義務人如因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的錯誤,導致溢繳稅款,申請退稅不再受到五年期間限制。這樣的修正,加強了對納稅人的保障,財政部的提案及立委的支持,都值得肯定。而這項修法也因此被戲稱為「陳長文條款」。筆者也從稅捐處收到了溢收的稅款。

對此,筆者毫無喜悅之情,卻擔憂這次的修法如果使得行政與司法機關誤以為他們在修法前沒有改正違法行為的義務,反而掩蓋法治國家必須落實依法行政原則的要求。

由這件案子在訴願及高等行政法院的訴訟中訴願委員與法官意見可以看出,目前的行政和司法實務均以錯誤狹隘的文義解釋,認為行政程序法第117條的文字既然規定「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就表示行政機關有恣意選擇是否要撤銷違法處分的權利,人民的權益能否得到公平合理的保障,只能看行政與司法機關的臉色。事實上,該117條至今從未曾被行政機關適用而撤銷違法行政處分。

這樣的見解根本違反了公務員(包括行政與司法)應該依法行政的原則。行政機關犯了錯,本應主動改正,不應該讓人民承擔行政機關犯錯的後果;如果行政機關認為撤銷違法行政處分會對公益造成重大危害(例如對國家財政造成重大影響),也必須經過合理的裁量;如果行政機關完全忽視違法行政處分的存在,根本拒絕為「任何」裁量,就是瀆職。

再者,依法行政原則為行政行為的最高指導原則,行政機關主動撤銷違法行政處分的義務,早已存在行政法規範中。財政部47年台財參發第8326號令即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撤銷違法的行政處分。本次稅捐稽徵法第28條的修正理由,指明本次修正係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17條,又規定修正條文適用於修正前的溢繳稅款案件,均顯示立法者認為稅捐稽徵行政應受到依法行政原則的拘束,且此義務於條文修正前即已存在。

三者,稅捐機關及財政部等行政機關的怕事心態固然令人失望,但或可體諒(行政)公務員對圖利他人的恐懼。然而司法機關(即高等行政法院及訴願會—準司法機關)既由法律人士主持,又是落實法治的最後防線,本應糾正與要求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是本案中的台北市訴願會委員,卻對人民權利保障採取官僚的態度,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竟也為行政機關違法行為背書,實令身為法律人的筆者感到汗顏。

本件錯課房屋稅案件,仍在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筆者盼望法匠的觀點能開始改變。法院既是為保障人民權益而存在,行政法院自應善盡司法審查的職責。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在行政救濟中是終審判決,判決內容也往往為下級法院及行政機關所遵循,從而對行政法的解釋適用有關鍵的影響力。稅捐稽徵法修正後,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們或許會直接適用新法,並以法院最常採行的判決方式,命原處分機關重為處分來結案。但筆者希望法官們想到的不只是結案,而是更深更遠的法治觀念,能藉由這個案件,向行政機關以及高等行政法院闡釋如何正確的適用保障人民權益的行政程序法,讓其所表彰的依法行政原則成為人民權益保障的利器。

【2009/03/03  經濟日報 98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