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院 该当老百姓的包青天

要看台湾距离成熟的法治国家还有多少距离?最高行政法院对总统公布的税捐稽征法第28条修正案的看法,可说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这次的修法的起源,是笔者发现税捐机关把一间与笔者无关的公司,误以为设址于笔者的住宅,并以营业用房屋税对笔者课税长达15年。当笔者要求税捐机关退还溢收的税款,它明知犯错,却只肯退还五年内的溢收税款。超过五年的部分,则不予退还。笔者提出诉愿,台北市诉愿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一致决地驳回诉愿。笔者提起行政诉讼,仍遭高等行政法院驳回;因此,笔者的上诉正在最高行政法院审理中。

此事引起了媒体和立委卢秀燕的注意,于是提案修改税捐稽征法,依据修正后的条文,纳税义务人如因税捐稽征机关适用法令错误、计算错误或其他可归责于政府机关的错误,导致溢缴税款,申请退税不再受到五年期间限制。这样的修正,加强了对纳税人的保障,财政部的提案及立委的支持,都值得肯定。而这项修法也因此被戏称为“陈长文条款”。笔者也从税捐处收到了溢收的税款。

对此,笔者毫无喜悦之情,却担忧这次的修法如果使得行政与司法机关误以为他们在修法前没有改正违法行为的义务,反而掩盖法治国家必须落实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

由这件案子在诉愿及高等行政法院的诉讼中诉愿委员与法官意见可以看出,目前的行政和司法实务均以错误狭隘的文义解释,认为行政程序法第117条的文字既然规定“违法行政处分于法定救济期间经过后,原处分机关‘得’依职权为全部或一部之撤销”,就表示行政机关有恣意选择是否要撤销违法处分的权利,人民的权益能否得到公平合理的保障,只能看行政与司法机关的脸色。事实上,该117条至今从未曾被行政机关适用而撤销违法行政处分。

这样的见解根本违反了公务员(包括行政与司法)应该依法行政的原则。行政机关犯了错,本应主动改正,不应该让人民承担行政机关犯错的后果;如果行政机关认为撤销违法行政处分会对公益造成重大危害(例如对国家财政造成重大影响),也必须经过合理的裁量;如果行政机关完全忽视违法行政处分的存在,根本拒绝为“任何”裁量,就是渎职。

再者,依法行政原则为行政行为的最高指导原则,行政机关主动撤销违法行政处分的义务,早已存在行政法规范中。财政部47年台财参发第8326号令即规定,行政机关应依职权撤销违法的行政处分。本次税捐稽征法第28条的修正理由,指明本次修正系参照行政程序法第117条,又规定修正条文适用于修正前的溢缴税款案件,均显示立法者认为税捐稽征行政应受到依法行政原则的拘束,且此义务于条文修正前即已存在。

三者,税捐机关及财政部等行政机关的怕事心态固然令人失望,但或可体谅(行政)公务员对图利他人的恐惧。然而司法机关(即高等行政法院及诉愿会—准司法机关)既由法律人士主持,又是落实法治的最后防线,本应纠正与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是本案中的台北市诉愿会委员,却对人民权利保障采取官僚的态度,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竟也为行政机关违法行为背书,实令身为法律人的笔者感到汗颜。

本件错课房屋税案件,仍在最高行政法院审理中,笔者盼望法匠的观点能开始改变。法院既是为保障人民权益而存在,行政法院自应善尽司法审查的职责。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在行政救济中是终审判决,判决内容也往往为下级法院及行政机关所遵循,从而对行政法的解释适用有关键的影响力。税捐稽征法修正后,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们或许会直接适用新法,并以法院最常采行的判决方式,命原处分机关重为处分来结案。但笔者希望法官们想到的不只是结案,而是更深更远的法治观念,能借由这个案件,向行政机关以及高等行政法院阐释如何正确的适用保障人民权益的行政程序法,让其所表彰的依法行政原则成为人民权益保障的利器。

【2009/03/03  经济日报 98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