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武鉉啟示錄》 可怕的邊緣性誘惑…

「蓋棺論定」是耳熟能詳的成語。據明史記載,這句話是出自明朝一位清官劉大夏,劉大夏談到為官之道時說道:「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接著他又說「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

在劉大夏的眼中,因為人皆有死,所以當官的人活著時,不單單要提醒自己不要為財所迷,同時要想到死後的名聲,要對自己活著時的舉止戒慎恐懼。即便時隔五百年,劉大夏這段為官箴言,仍然擲地有聲。

南韓前總統盧武鉉因為任內涉及貪瀆遭到檢方調查。這位曾經集清廉、勤奮、人權鬥士光環於一身的南韓領袖,以自殺作為人生謝幕的方式,令人唏噓。而看在和南韓民主進程相仿,甚至也同樣發生領導人涉及重大貪瀆案件的台灣,我們特別是掌握權力的政治人物與官員能從這個悲劇中看到、警惕到什麼呢?

盧武鉉的悲劇,讓我們看到掌握權力、面對利益時的人性脆弱。而這種脆弱,加上反貪促廉機制的不完備,使得南韓的國家元首不斷陷入與盧武鉉類似的悲劇循環。而台灣近廿年的政治發展何嘗不是如此呢?蔣經國故總統建立的清廉官風,在繼任者李登輝前總統十餘年的任期內逐漸崩壞,第一次政黨輪替前,國民黨甚至淪落到成為黑金的代名詞;陳水扁前總統不但沒有帶來與國民黨不同的廉能作風,其無所忌憚、不覺羞愧地廣泛眾弊,透過機巧權變的詭辭,更腐蝕重創台灣傳統崇誠信、重清廉的社會風氣。

至於現任總統馬英九雖然長期以來以清廉作風獲得許多支持者的信任,但方才就任一年的他,能否堅持廉潔,則還有三年時間待觀察。鑒於過往猖獗的貪腐之風,我們希望馬總統知道,人民對他有更為積極的期待,期待馬總統過往的廉潔堅持不會只是「獨善其身」式的,更要發揮撥亂反正的擴散力量,扭轉多年來沉鬱的貪腐官風。尤為重要的是,一人一任期的廉正是不夠的,就像蔣經國的廉潔,並不能保證繼任者的風骨,馬英九更責無旁貸的是,要在任期建立完備的反貪促廉機制,確實作到「奠定百年基石」的制度建造工作。

最後,筆者想以劉大夏的一個小故事作結。劉大夏擔任廣東布政使時,前幾任的布政司巧立了「羨餘」錢的名目,中飽私囊,並不記在公帳上。劉大夏就任時,管錢庫的部屬便把這種「成例」向他報告。劉大夏聽後沉默許久,大叫道:「我劉大夏平時讀書,有志於做好人,怎麼遇上這件事,卻沉思許久?實在慚愧!」於是他下令將錢全數入帳,自己分文不取。

即便是以清廉官聲留名的劉大夏,面對一些「邊緣性」(別人也拿了或者看起來好像沒什麼不正當)的金錢誘惑時,也會「沉思良久」。這顯示拒絕誘惑,並不容易,而這似乎也可以投射到盧武鉉身上,他最後選擇自盡以明志,不管對不對,至少可見他仍愛惜名聲。然而,他今天須用如此激烈方式保留名聲,也許是種因於他曾經在一些「邊緣性」的金錢誘惑上,沒有像劉大夏一樣「斷然的切割」。這種「邊緣性」的誘惑最為可怕,它會引誘一個可能原本質性純樸的人,一步步地走向腐化的深淵。

盧武鉉的悲劇,固然令人感嘆,但如果我們能把他當一面鏡子,提醒我們對自己的行為戒慎恐懼,也許,盧武鉉的悲劇,仍帶了一些正面意義!

【2009/05/25  聯合報 980525】

當我遇見了死亡天使

約半年前,筆者因激烈的網球運動而有血尿的症狀,當時認為可能是運動造成的。最近,在網球運動後再度發生血尿症狀,才警覺到必須做仔細檢查。透過超音波檢查,發現膀胱有一個約○.七公分的腫瘤!在進行進一步檢查後,醫院即刻進行膀胱鏡手術,將腫瘤摘除送驗。

據切片報告:壞消息是,自膀胱取出檢體是惡性腫瘤(癌細胞);好消息是,取出檢體應是位於膀胱唯一腫瘤,而取出腫瘤僅附著於膀胱表層,此外,腫瘤本質上屬低惡度的。但即便膀胱表層癌細胞已取出,亦無侵入肌肉證明,但為求謹慎,我仍須接受六次的BCG(卡介苗)灌注膀胱內治療,用以啟動自身免疫反應吞噬萬一仍然殘留的癌細胞。

這段短短的兩星期內時間,我同時歷經了驚慌與不安,從得知症狀到確定病情,這中間情緒起伏感觸甚多。我想把這一段時間的心情感想,與大家分享。

「癌症」大概是最會讓人們想到死亡天使的詞彙吧。雖然癌症有輕重之分,初期的癌症,療癒的機會很大。但對罹癌者來說,在心情上,「癌」與「死」兩者,似乎仍有根深柢固的連結。對我來說也不例外,我反覆的從最壞的狀況想到最好的狀況,再從最好的狀況又回頭想到最壞的狀況。

有些事情因為罹癌變得更清楚,會更深一層地去思考,對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特別是,如果我的人生真的進入了「倒數階段」。但也有一些事情,並不會因為得了癌症而變得清楚。就如同我一開始知道可能罹癌,而情況並不確定的時候,即便我仍習慣性地、至少在表面上維持冷靜的一面,但在心中,仍會有很多不安,反覆地、時有時無地浮起。這讓我體會到很多的「脆弱」,面對死亡天使,不只人的身體是脆弱的,人的精神與意志,也常常是脆弱的。

比方說,在病情確定後,我開始執筆這篇文章,我甚至在想,醫生說,我的癌症是介於○到一期之間,治癒的機會不錯,因為心情稍安,所以我又繼續撰擬這專欄和關心其它的事;但如果醫生告訴我的是我的癌症已是末期,我只剩下幾個月的生命,那時,我還會不會繼續寫這篇文章和關心其它的事呢?我也沒有把握。

而我也會想到,雖然經濟學家克魯曼讚美台灣健保全球第一,但我們不能因此自滿,在這次經驗中,我感受到我們預防醫學網絡仍有不足之處。診療過程,我才瞭解一般健保給付的中老人健檢,居然不包括超音波檢查。而超音波比較容易看到健康問題,以筆者為例,能及早發現腫瘤即是透過超音波。這部分費用並不高,但主管公共衛生的衛生署,顯然沒有通盤規畫,並沒有把「預防重於治療」的概念落實,特別是老人社會已經來臨的世代。

而健保不給付、或給付範圍不足當然又與資源分配有關。這又不禁讓我再度感慨政府花七百五十億買阿帕契攻擊直昇機,又要再花七百億買黑鷹直升機的荒謬。那些天價經費的零頭,就可以用來提供中老年人腹部超音波健檢經費,可以讓許多罹患胸、腹癌的人早點發現,而不致因延誤治療而斷送了健康、更不論可觀醫療資源的耗費了。

我接著想到,這些年來自己關心的公共議題,有些好像引起了一些共鳴,看到了政務官的擔當,也因此看到了改變,使得一些在不公義制度下的弱勢者,有機會得到較多的照顧;但也有很多事仍如馬耳東風,還是有冷漠的政務官對社會弱勢者的權益敷衍無視,以好官我自為之的傲慢,坐視不公義的事情在社會上繼續戕害弱勢者的權益。國防部對無益卻是天價軍購的一意孤行便是典型的例子。

如果我走上了人生的最後階段,我是不是還要、或還能繼續對這些公共議題「關心」下去呢?又如果把情境轉換移植到政府首長身上,若是他們進到人生最後階段,他們會因此更看清肩膀上的責任?還是更冷漠無情呢?

最後,令筆者感動深切的是,罹病後,醫生、朋友、家人捎來了關心和祝福。對這些祝福,我能回報的只是提醒大家注意健康,定期作健康檢查,並且改善不規律生活作息與不健康的習慣(例如:抽菸)。

【2009/05/18  中國時報 980518】

和平氛圍 潛伏暗流 ── 對比歐盟 兩岸功課還多

五月九日是歐洲日,每年歐洲日前後,筆者都會去台北歐洲學校主持慶祝活動。五月八日當我在台北歐洲學校看到來自六十二個國家的中小學生,用不同的語言,彬彬有禮的進行對話,和諧相處、共同學習。這畫面總是讓我感動不已。而這樣的感動,也總會讓我想到兩岸關係。回家後,偶然間翻到自己五年前一篇談及歐洲日的投書「歐洲日 學習超越國界的胸襟」,今昔相比,有許多感慨。

五年前,歐盟有廿五個會員國,今天已達到廿七個。而如果再往前推五、六十年,那時的歐盟,尚只是一顆種籽;那顆種籽就是一九五○年五月九日,法國外交部長舒曼所發表的「舒曼宣言」。舒曼呼籲歐洲國家,特別是法國和德國,把重要戰略物資如煤、鋼的生產力量聯合起來,催生了歐洲煤鋼組織。沒有人能想到,這個組織後來會發展為歐盟,透過經濟、文化、法律、制度的密切融和,打破了歐洲過去烽火無休的歷史模式,為歐洲奠定了最堅實的和平基礎。

這種制度成就幾乎是超越想像的,其中最不可思議的是,從兩個世仇國—德國與法國的仇恨消弭做起,而在一九五○年代以前,德法間的仇恨一直是歐洲乃至世界大規模戰爭的導火線。兩國為了「國家安全」與「國家生存」,選擇武裝對峙、軍事競賽,這些對峙與競賽最後都沒有為兩國帶來「安全」,而是屢試不爽地,將兩國人民捲進地獄般的烽火之中。

但正因為代價慘重,使德國與法國體認到只有互惠合作,將彼此福祉結合起來,共同追求制度的進步與社會的繁榮,才能為人民帶來安全,確保繁榮。當兩國放下仇恨,歐洲的和平進程便不可逆地連動起來,於是在近六十年後,歐盟引導著歐洲走向統合。

當我們把這樣的成就,投射在兩岸關係上,則會同時有著欣慰的一面與感慨的一面。

欣慰者,對比起五年前的局勢,兩岸互動變得善意,兩岸關係變得和諧,在海峽的天空,我們可以嗅到「舒曼式」的和平氛圍正在醞釀,就如同德法以經濟面的合作為起點,兩岸在台灣政黨輪替後短短的一年間,經濟面的良性交流快速地發展。這顯示兩岸領導人成熟的識見與穩重的判斷。

感慨者,即便兩岸已開始有互遞橄欖枝的善意舉動,但相較於歐盟,兩岸的和平進程仍充滿著變數,兩岸要進展到歐盟式的和平架構,仍有非常漫長的路要走。這中間有制度面的問題,台灣是個民主化的國家,因此,中國大陸的民主化(特別是法治的)進程速緩是決定兩岸永續和平發展的關鍵;這中間也存著態度的問題,中國大陸仍舊沒有放下其「武力信仰」,而台灣也仍頑固地維持「為軍購而軍購」的落伍邏輯,堅持高昂的軍購預算,而不問這些武器的國防實益。

今年歐盟的主題是革新與創造,重點在教育的投資和創新。廿七國要共同努力進行集體競爭力的提升。兩岸在表面上的和風暖日之下,不信任的暗流仍四處潛伏。這其間,特別是文化、法治等軟實力的落差,正是兩岸領導人及人民要特別重視的功課!

【2009/05/11  聯合報 980511】

〔病歷中文化〕陳(沖)能,葉金川能不能?

中國時報 A16/時論廣場  2009/05/04   
改革除必須要經過漫長立法手段外,愈來愈覺得社會進步、與公義實踐,往往依存於政府官員一念之間。日前兒童保險死亡給付可能引起謀殺兒童的道德風險一事,由於兒童不會為自己爭權益,於是該議題長久以來不被注意。但當媒體報導該爭議後,金管會主委陳(沖)在第一時間站出來,表達會立刻檢討以高額喪葬給付的方式達到死亡給付的「問題」保單,於是乎這一塊公義陰影之處,即有陽光照進的希望。    
對此,筆者要向陳主委表達敬意。但同時筆者想要提另一個類似的問題,希望出身公共衛生專業的衛生署葉金川署長能夠和陳主委一樣,擁有相同的聞過則喜之心:那就是實行病歷中文化!
長期關心病歷中文化的高克培醫師近五年來不斷的提醒筆者病歷中文化的迫切需要,筆者深表贊成,並遇有機會面見醫界大老時即轉達醫師的主張。顯然,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其實,病歷不只是寫給醫生自己看,更是寫給病人看的,我們的官方文字是中文又不是英文,豈有病歷寫英文而不寫中文的道理?這已是最基本的ABC了。  
但這「最基本的ABC」,卻打不動僵化的官僚思維與醫界的習慣。由於病歷以英文撰寫,它的透明度因此大大的減損,除了容易形成資訊的黑箱,衍生了多重的不公義。病人最基本的權益也被漠視。
首先,病人最基本的資訊人權被剝奪。生病的人,都會想要知道自己的病況。病歷未中文化,使得病人最基本的資訊權都無法享受。
其次,會衍生訴訟上的不公義。舉例言,醫療糾紛發生時,不懂英文的阿嬤說醫生「親口」說她得的是A病,但病歷用「英文」記載的卻是B病。最後「口說無憑」,法官也只能採信「有書面為證」的英文病歷。這樣的情形,幾位醫療專庭的法官告訴筆者,他們也認為對病人十分不公平,因為看不懂英文,就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要求醫生更正病歷,更將失去訴訟上的利益。
第三,這樣的「資訊黑箱」會增加詐領健保費的可能。據告,其公式不外乎:少數不肖的醫生仗著病人看不懂英文病歷,對病人說的是A病,但執行的卻是健保給付較高的B病手術,然後去領取健保費。例如:告訴病人是洗眼睛,卻不必要地去摘除病人的白內障。這也將增加健保單位稽核的難度,事後最多只能了解有無執行手術,卻無法證明,當時醫生到底告訴病人醫的是什麼病,畢竟口說無憑。
醫師也搜集了各國例子,除了美國、英國等醫師當然用英文寫病歷,日本醫生寫的是日文病歷;韓國醫生寫韓文;德國寫德文;法國寫法文;中國大陸寫的是簡體中文(有趣的是,高醫生指出,台灣醫生到中國大陸去行醫,也「會」,更正確的說「能」寫中文病歷)。簡言之,以似是而非的「國際接軌」或中文醫療字彙不夠為由,而必須用英文寫病歷,是根本說不通的。 
從法的角度,醫師法第十二條規定:「醫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病歷…。」從法的目的解釋,中文是官方語言,該製作病歷義務,當然指的是製作中文病歷義務。若可被擴張解釋成不以中文為限,那麼所有文書,要作成英、法文、還是火星文都可隨製作者的高興。這樣的法律規範邏輯何在? 
如果立院願把該條修正為:「應製作中文病歷」,明確法律文字自是最好,但立法效率,並不能樂觀(如前述,修法也無必要)。因此,最能期待的是從抗煞到現在抗新流感,深獲民眾信任葉金川署長,劍及屨及為病人權益著想,發揮改革魄力。而這項改革的重要性絕對不輸給抗新流感! 
衛生署擁有的切入點很多。例如在健保費申領條件上,要求病歷之中文化,或者至少針對公立醫院,要求製作中文病歷,從公部門進行改革。如果衝擊較大,制定落日條款,給予一年緩衝也無不可。但一定要開始行動。對絕大多數沒有接觸英文(遑論醫療英文)的病人,多增加一點對醫師的不便,若可以創造對病人無限的體貼,那不是一種「視病猶親」最好的示範嗎?(作者為律師,法學教授) 
言論新聞
病歷中文化 事在人為
台北榮民總醫院醫師 高克培
                                                                                                     中國時報  2009.05.11 
    五月五日班嘉明醫師「麩丙酮酸轉胺脢…您看懂嗎?」一文表示有些醫學名詞的中譯,詰屈聱牙、難解,不太認同「病歷中文化」。筆者認為這類名詞畢竟不多,我們豈可把少數的翻譯困難或彆扭當成理由,堂而皇之把整本幾十、百頁的病歷通篇用英文記載?
    對於少數實在無法翻譯的名詞,用原文記載,當然無可厚非,但是畢竟不多。中國大陸一般百姓英文教育實在太差,對那些不識ABC的人,「麩丙酮酸轉胺脢」比ALT好用,而我們的百姓ABC已不是問題,當然流行用ALT表示。也許有一天,英文成為我們第二「官方文字」,英文病歷自然不再是「白色巨塔裡最黑暗的角落」,我們的患眾對自己病情「知」的權力自然也不是問題。至少在目前,在我們台灣中文老少賢愚皆宜,不相信去問問那些販夫走卒、鄉下阿公阿媽,「新流感」比H1N1那個傳神易懂?
    美國幾十年前就規定「病人有權力得到所有有關他疾病的『所有資訊』,而且是以他們了解的措辭」,所謂文字資訊就是病歷。反觀台灣醫療倫理委員會在網站也有聲明:「你有權利要求自己或你的親友能得到『以你所能理解的方式』有關自己的診斷、治療方式及預後的情況」,不可諱言,對大多數國人,英文絕不是能理解的文字!
    另一方面,可能會看自己病歷的不是只有醫師,而對我們一般百姓,自己的英文病歷形同天書,久而久之,他們根本忘了「病歷記載」也是醫療服務很重要的一部分,直到發生醫療糾紛,才驚覺病歷這回事。醫學是深奧的,但是醫療只是個實用的科學,醫療過程有脈絡可循,病歷就是這個過程的記錄,醫界長期不用母文寫病歷,不擔心老百姓懷疑這是「愚民政策」、聽我就對了?透明化是民主的必要條件,莫怪我們醫界大多數好醫師再努力,老百姓對我們的可信度仍只有百分之四十!
    筆者在一流醫學院、國家級醫學中心教學和臨床三十五年的經歷,除了一位外交官子女和一些僑生同學外,未曾遇過使用英文比中文精準的醫師。不以自己最熟悉的母文記載攸關病患、甚至他們子孫(遺傳疾病)的健康和生命的病歷,這算是尊重病人、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
    本人推動病歷中文化改革五年多,「醫學院教育學生時用的書都是英文」也常被拿來當反對的理由。其實,用英文原文的科系豈只醫學系,財經、會計、法律系原文書一樣多,難道他們沒有中文翻譯的教科書,我們的帳目、會計表、起訴書、判決書也都要用英文、甚至法文、德文記載?
    醫界對病歷在台灣回歸中文化總以各種困難推三阻四,可是某知名財團醫院九十七年一月十六日為了在海峽對面(廈門)開疆闢土、大展宏圖,一上岸立刻開始以中文寫病歷,顯示醫界「病歷中文化」非不能,乃不為也!
英文病歷霧煞煞 立委提案改中文
TVBS  2009/05/15 12:16  記者 廖宗慶/簡大程報導 
醫生寫的病歷洋洋灑灑,大部分的人有看沒有懂,萬一有不肖醫生使詐,倒楣的病人只能吃悶虧!桃園就有不少民眾向立委陳根德反應,說醫生都用英文寫,字跡潦草像火星文,陳根德提案,修正醫師法第12條,明定醫師要用中文寫病歷,以免發生醫療糾紛時,民眾因為看不懂病歷而敗訴。
上醫院看病,你看過醫生的手寫病歷嗎?病歷上一堆英文專有名詞,26個字母黏得分不開,字跡超潦草,有些民眾都「有看沒有懂」!病患:「中文看比較懂。」記者:「中文看比較懂?會比較安心喔?」病患:「對,我沒有讀到英語的課程,我當然會(看不懂),但是我都相信醫生。」
儘管有人說都看不懂,完全信任醫生,但還是有民眾因為吃了英文病歷的虧,找上立委陳情!立委陳根德:「我們去看病的時候,基本上就有知的權利,那因為絕大部分的國人,都看不懂英文(病歷),世界各國都採用當地的語文標示。」
陳根德說,難閱讀的英文病歷,容易衍生醫療糾紛,決定提案修正醫師法第12條,推動病歷中文化,還能防堵不肖醫師圖利;那麼,醫生反應又如何?
陽明大學附醫副院長羅世薰:「對於全面的中文化的好處是說,病人可以看得懂自己的病歷,如果說全部的中文病歷,給一般的民眾來看,因為這有科學性的中文,有時候書寫的文章做出來的東西,以一般的民眾要來真正了解,很可能會有誤導的地方。」
醫生說,為了跟國際接軌,醫學院都用英文培訓,學習培訓用英文,醫師吸收從醫學雜誌吸收新知,雜誌上都是英文;不過中文化是個可以期待的理想,全面改中文還需要時間,統一醫學用語等,學者也呼籲醫學專有名詞也應該統一,以免損害病患權益。 
推病歷中文化陳長文期許葉金川 
台灣醒報 2009-05-04  
【記者林永富、陳雅芃報導】律師陳長文今天投書平面媒體表示,為維護病人基本權益,希望衛生署長葉金川能推動台灣病歷中文化。他在受訪時表示,這是衛生署長葉金川舉手之勞的事,衛生署卻不當一回事。消基會秘書長吳家誠回憶,曾經在消保會召開的會議中,消保會、消基會及醫改會都要求衛生署要落實病歷的中文化,衛生署顯然並未認真去做。
衛生署官員在受訪時表示,目前中文的醫療名詞相當有限,而「病歷描述精準」還是最重要,衛生署也說,病歷中文化並非最迫切的事情,反倒是要積極推行「電子病歷」。因為當民眾發生緊急重大意外時,包括病人過去的病史、X光影像都可以及時傳遞給需要的醫院。
而醫改會受訪的教育推廣組長陳雅晶也認為,醫院應依法提供病人病歷的問題,都尚未在許多醫院中落實,該會還沒有把力氣放在病歷中文化上。她也表示,病歷中文化還有許多環節要一併討論,包括到底要寫到何種簡易程度,才能讓民眾看得懂等。陳長文受訪時認為這兩種說法都不通,因為即使拿到病歷、推動病歷電子化,若病歷不是中文的,意義都不大。他直指這些思考都還停留在醫生對醫生的病歷溝通上,而沒有對病人的知的權利有足夠的尊重。至於有些專有名詞無法以中文描述精準的說法,陳長文說,頂多加註英文或註解,衛生署的說法不過是推拖之詞罷了。
陳長文在投書中國時報名為「天堂不撤守-陳?能,葉金川能不能?」的文中說,病歷不只是給醫生看,更是寫給病人看,況且我們的官方文字不是英文,豈有病歷寫英文不寫中文的道理。他並進一步指出,病例以英文撰寫,它的透明度會因此大大減損,病人的最基本權益也被漠視。他列出下列三項權益被漠視:首先,病人最基本的資訊人權被剝奪;其次,醫療糾紛發生時,容易產生訴訟上的不公義;最後,這樣的資訊黑箱會產生詐領健保費的可能。
消基會秘書長吳家誠針對此一問題認同的說,消保會、消基會及醫改會都要求衛生署要落實病歷中文化,但衛生署顯然並未認真去做。他指出,就算有許多英文或其他語言的專有名詞,還是可以做到中英文與其他原文並列,如果說是醫師使用上有困難,醫院也應投入設備,改進軟體,讓醫師能更便利的操作,提供病患應有的權益。陳長文在受訪時說,醫師專業的傲慢是阻礙病歷中文化背後的心理因素,民眾應該團結起來,積極要求屬於自己看病的權益。
 中國時報    A5/焦點新聞           2009/06/09
未滿15歲兒童 死亡給付全禁
【陳怡慈、顏瓊玉/台北報導】   兒童死亡給付將有重要變革!立院財委會昨初審通過,刪除現行兒童壽險以「喪葬費」名義給付死亡保險金的規定,改成保險公司只能退還加計利息後的保費,此外,兒童的定義也從未滿十四歲提高到十五歲。   兒童死亡給付全面禁止昨在立院初審通過,對背後推手、努力了十二年的港商萬信(Miller)保險經紀人總經理戴立維來說,可以「先生的憤怒終獲回應」形容。   戴立維是前保險司長戴立寧的五弟,淡江大學銀保系畢業後,二十六年時間都在保險界工作,早在一九九七年,保險公司運作修法讓兒童保險死亡理賠無上限後,他就開始四處奔走為兒童權益請命。   戴立維最早寫信的人是前總統府秘書長蘇志誠,後來,他和立委謝啟大等人合作,一起把死亡給付有上限的重新納入規範,那時上限訂在一百萬,但後來不敵保險公司力量,死亡給付又以「喪葬費」名義又恢復成兩百萬。   戴立維沒放棄,持續以寫E-Mail方式,投書監察院、律師陳長文、及金管會主委陳(沖)等人,昨日終於從立院獲得這「遲來的正義」!   立院財委會昨舉行「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修正草案」,在切割處理下,初審通過未滿十五歲的被保險人所投保的壽險,將無法獲得死亡給付,但保險公司得加計利息退還所繳保費,若為投資型保單,則返還投資型帳戶的結算金額。   至於被保險人若為「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人,比照現制可以「喪葬費」名義領取死亡保險金;不過,等草案三讀通過後,保險局將發布函令,把現行喪葬費給付最高兩百萬的規定,大幅下修到遺贈稅法第十七條所規定的「喪葬費的一半」。   保險局官員表示,現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以一百一十一萬元計算」,一百一十一萬的一半就是五十五萬五千元,這數字由財政部每年視物價情況調整公告。   針對此一修法方向,壽險公會秘書長洪燦楠昨說,從道德危險的角度來講,修法方向規定替兒童投保壽險不能拿死亡給付,只能退還加計利息後的保費,對於父母殺小孩牟取暴利的疑慮,可望大幅降低。

如果,他不是林毅夫…

三十年前,本名林正義的林毅夫,以現役軍人的身分,叛逃至大陸。三十年後的今天,林毅夫能不能回到台灣呢?

我們不妨先把林毅夫的世界銀行副總裁等會干擾我們對他所可能有的「身分想像」除去,把他當成一個中性的「張三」,然後再從法理從情理的角度去分剖,也許反而會比較清晰。

首先,這位張三,他是在「犯罪事實(投敵)」成立並被發現後的廿三年,也就是民國九十一年才被依《陸海空軍刑法》「投敵罪」的罪名,被國防部發布通緝令。觸犯該罪將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國防部究竟有沒有法律上的基礎,發布這個「遲到廿三年」的通緝呢?

我國刑法第八十條有關追訴權之時效期間的規定是:「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三十年。」但這追訴時效是在民國九十四年延長的,而在民國九十一年國防部發布通緝令時,當時的時效規定是二十年。依不溯既往原則,該案的時效應是廿年。

國防部發出一個看起來超過追訴時效的通緝令,可能的法律基礎是,依刑法第八十條第二項但書「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但如何認定張三的「投敵」的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國防部引據民國四十五年的大法官釋字第六十八號解釋:「凡曾參加叛亂組織者,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組織以前,自應認為係繼續參加。」

先不問該民國四十五年國共戰雲正熾時的大法官會議解釋是否合宜,民國八十年,隨著《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中共已不被定位為「叛亂組織」。援用該解釋,既無法律基礎,也不符現實。

依國防部通緝的法理,設若幾位在一九四九年國共戰爭中投降「匪軍」的年輕小兵,今天頂著花白的頭來台灣旅遊。這些人是否也該捉起來以投敵罪論處?因為這些八、九十歲老人投敵的「犯罪行為」仍在「繼續之狀態」!

如果,我們無法接受這些老人處在六十年的「繼續犯罪狀態」,為什麼,對張三,就能認為他的犯罪繼續了三十年,所以追訴時效不能消滅?難道,只因為他是林毅夫,是中國大陸當紅經濟學者,是世界銀行副總裁嗎?所以我們或者擔心放他回來,會是親共的表現?或者擔心放他回來,會是「不公平的特權」?

如果林毅夫不是林毅夫時,他可以回台灣的話;那麼林毅夫是林毅夫時,我們的法律就沒有理由為他創設一個「特別的時效待遇」,讓他不能回到台灣。這才是法治,不是嗎?

法律之所以會有追訴時效的規定,一部分是安定性的考量,另一部分,特別是牽涉到意識形態問題時(如國共對峙),就是法律對時代的謙卑反射。三十年前的滄桑人事,挺國挺共,孰是孰非?法律寧可留去給歷史評價而不是扮演上帝。

當然,也許會有人覺得錯亂,怎麼可以有人犯了罪,拖過廿、卅年,就可以沒事?那麼對在時效內被捉到的人,不是很不公平嗎?這種疑惑可以理解,也可以辯論。但那是對「時效制度」的懷疑。如果,現存法制是接受時效制度的概念,那麼我們就必須採取相同的時效標準看待林毅夫。

【2009/05/04  聯合報 98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