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再道歉 動新聞賺宣傳 政府缺的是…法律頭腦

黎智英的媒體集團新推出的「動新聞」,引起民間團體極大的反彈聲浪。我們應思考,社會對於特定媒體越界的行為,該如何應對?

新聞自由並非無限上綱、毫無限制,仍應和社會其他公益價值做綜合比較。蘋果頭版、壹週刊封面,經常以聳動、煽欲的方式,特別偏好血腥與色情的畫面,不斷挑戰台灣人觀感底限。例如,當其頭版以大幀照片,極為血腥的呈現某車禍現場受害者慘不忍睹的死狀時,都會令人感嘆,其基於商業目的刊出了這些照片,消費的卻是死者與其家屬的悲劇與尊嚴!

這樣的頭版,除了滿足人性裡血腥的偷窺慾,對社會公益發揮了什麼正面的價值?為什麼別人不可以販售色情暴力,而該媒體藉由「穿上新聞外衣」,就可以公然販賣?

另一個明顯對比則是,我們鮮少見到聯合報、中國時報或自由時報等其他全國性報紙,作相同頭版處理。難道他們不知道這樣做有助銷量嗎?很顯然的,他們不願意,或者至少不願在頭版以那種血腥呈現,因為這些報紙終究留下了一道界限,良心的、自律的界限。

兩相對比,我們在縱容什麼不是就更清楚了呢?黎智英將「新聞自由」作為赤裸裸「商業利益」的權力掩體,透過精密法律算計的「邊緣策略」,不斷挑戰人們的觀感底限。在屍體加裸體、拳頭加枕頭等等「商業操作」,黎智英獲利日豐,而其他尚留一點倫理猶豫的「傻瓜報紙」,只能默默看著市場萎縮,經營愈加困難。

然而台灣基於對新聞自由的高度尊重與敏感,始終不願正視黎智英帶來的新聞情色化、暴力化的危機。我們縱容該集團的越界行為已是常態。

從制度的面向來總結。為了確保社會的秩序,讓侵害法益的行為不再或減少發生。那麼至少要做到讓違法的成本大於利益,否則法律形同具文,罰鍰被商人視為一種「成本」。

此次「動新聞」爭議,連續攻占各報頭版,這廣告宣傳效果,早已不是台北市區區百萬元罰鍰可比。到目前為止,令人悲哀者:黎智英仍是一個超級贏家,一個挑戰社會觀感、進行邊緣法律戰以達到商業宣傳效果的超級贏家。

這不啻告訴我們,未來新興媒體要打進市場,可在初期以違背社會善良風俗的內容引起閱聽眾注意,待輿論一致批評後再道歉修正。其所可達到的宣傳效益將遠遠高於「法律成本」。

而黎智英將旗下媒體分割成法律上獨立的人格,也是為了切割法律風險的佈局準備。可由單一媒體先行試探社會的底限,再據以評估是否跟進。

凡此種種,也在考驗著主管單位的智慧。其實亟需改善的不只是法律。行政部門缺乏學養專精的專職「政府律師」擔當政府的法律頭腦,也是亟需規劃與建置的題目。例如動新聞至少有憲法、兒少法適用的問題,卻沒有專業的「政府律師」在第一時間點出關鍵,以致政府在事件初始給人民「無法可管」的印象,才會讓吳敦義院長發出:「滿天全金條,要抓沒半條」之嘆。

【2009/11/30  聯合報 981130】

各國為鏡 思考選制改革

接到沈富雄先生與趙弘靜女士的來信與來電,對於十一月十六日本專欄討論的選舉制度,提出寶貴意見。本文整理他們的想法後,再藉此分享讀者。

「比例代表制」是選舉制度的一個泛稱,其中尚有許多不同。一個主要差異點,在於政黨席次總數決定後,要如何決定政黨當選人名單。我國不分區立委選制,就是最典型的比例代表制。由政黨先提一份有順序名單,再根據得到的總席次依序遞補,稱為「封閉式名單比例代表制」。

儘管歐陸各國大都採比例代表制,在政黨遞補名單的產生上仍有差異。以沈富雄先生建議的芬蘭「開放式名單比例代表制」為例,選民的投票對象依舊是「人」而非「黨」,但是同黨候選人的選票會加總起來成為政黨總得票,再由各政黨根據比例來分配政黨席次。待政黨席次決定之後,再以黨籍候選人的得票高低,依序遞補。例如,某選區應選十席,甲政黨共獲四十%得票,則按比例計算,甲政黨應獲得四席,由黨籍候選人的前四高票當選。

「開放式名單」意謂遞補順序的決定權並非在政黨,而是開放給選民。好處是,選民「選人」的投票行為不需改變,且不需要策略投票,投給最偏好的候選人即可。然而由於政黨的當選席次取決於總得票,會讓各政黨都有大量提名的誘因,會有資訊混亂成本,但也由於政黨傾向大量提名,初選的重要性就弱化了。正式競選時候選人既要增加政黨得票,又要提高自己在黨內得票的排名。另一方面,明星級的候選人可以衝高政黨總得票,「挾帶」其他同黨同志當選。這時有可能,當選的候選人得票還比落選者低,也需考量人民能否接受。

根據舊制立委選舉的經驗,黨內競爭一向是讓政黨政治不穩定的因素之一。考量現今政黨的初選一直有人頭黨員與民調採計的問題,筆者認為由正式選舉時的黨內競爭來取代初選,也是思考方向。

另一封來信,趙弘靜小姐以赴愛爾蘭考察的經驗分享。愛爾蘭的國會選制是採「複數選區單記可讓渡制(STV)」。此制較為複雜,首先根據數學公式決定一當選門檻,投票時選民在選票上加註對候選人的偏好順序。計票時,若已有某位候選人得票達當選門檻,則其超出的票數「按比例」分配給下一偏好的候選人。若無人達到當選門檻,則得票最少的候選人被淘汰,其「所有選票」皆分配給下一偏好候選人。繼續以上的計票程序,直到當選名單完全產生為止。例如,若當選門檻為五萬票,而A君已得六萬票,其中六十%得票的下一偏好是B君,四十%得票的下一偏好是C君。則A君超出當選門檻的一萬票中,六千票分配給B君,四千票分配給C君。

STV的精神也是比例代表制,但更重視降低「死票率」。死票與無效票不同,指的是選民的投票對象沒有當選,或是所得票數早已超過當選門檻的這種「投了也是白投」情形。在STV設計下,被淘汰的,跟早已當選的候選人,其所得的多餘票數會歸給下一偏好的候選人,讓選民的選票一樣發揮作用。在所有「對人投票」的選舉制度中,STV可說是最符合「票票等值」的精神。

從各國的經驗來看,STV選出的候選人,不是「少數人最喜歡的」,而是「大多數人比較不討厭的」,可以降低極端問政的情形。而若將STV套用在單一選區,如總統、縣市長的選舉,則可達到絕對多數制的功能。只是由「多輪選舉」改為「多輪計票」。唯STV選制複雜的計票程序以及開票、監票的困難度,甚至必須要借助電腦設備來計算。過程稍一不慎,即可能讓人民對選舉結果無法信賴,政治上頗有成本。

選舉制度種類繁多,判斷「哪個制度對台灣最好」或許不容易。但不論是德國兩票聯立式、芬蘭開放名單式比例代表制、還是愛爾蘭STV,筆者認為都比台灣現今的立委選制更符合「比例性」精神;社會可先凝聚「應該要改」共識,再做細部的討論。

【2009/11/30  中國時報 981130】

【專訪】請跟孩子「講道理」

2009-11-18 天下雜誌 435期作者:彭昱融

請跟孩子「講道理」圖片來源:www.flickr.com/photos/hindrik/6211219377/

「當你選擇了正直的第一步,下一步正直路就容易多了,」陳長文用自己的經歷勉勵年輕人,正直的路比較辛苦,不從眾、做出抗拒會遭到很多壓力與困難,但這些壓力與困難卻能引導你到正當的人生方向、正當的工作。

每一次在正直與否間抉擇的十字路口,都決定了往後的你怎麼走、你的人生成績。

敦化北路理律法律事務所,陳長文律師辦公室裡有一張木頭方桌,許多人曾在桌前和他辯論公平正義、倫理道德。

有感嘆民眾寧可拜關公也不信司法的檢察官,有年輕法官擔心自己的判決和上級法院不同怎麼辦,當然,還有盜走三十億股票差點整垮理律的劉偉杰。

大概很少有人比陳長文對不正直、倫理道德教育失敗造成的傷害體會更深。

「很挫折,很沮喪,」坐在桌前,一生堅持正直的他感到有些無力,看到華爾街和台灣許多詐欺、內線交易案主都是自己的頂尖同窗,例如哈佛校友會會長、掏空遠航潛逃的前董事長崔湧。

「從前教條式灌輸、流於口號的倫理道德教育已經不起考驗了,」長年開設倫理學的台大哲學系教授林火旺解釋,社會必須認知倫理道德是一門專業的哲學學問。

培養「道德思辨力」

林火旺分析,台灣道德教育失敗的原因在於只告訴孩子「應該做什麼」,卻從不解釋清楚「為什麼應該做什麼」。

強調身教、或透過實踐德行例如感恩、尊重的教育雖有效果卻不足,缺乏體系與思辨,容易流於教條而無法內化。

「教道德一定要講道理才能讓道德內化,」林火旺舉例,當小學生在學校聽到老師說「不能闖紅燈」,回家媽媽卻說「沒有人的時候可以闖」,兩個權威在孩子心中會造成困惑,此時如果老師能引導並說服他,不僅會內化成他心中的道理,回家更會試著說服父母。

隨著孩子進入國高中階段,自我意識提高、帶有叛逆性格,此時道德教育就不能再依賴師長的權威。單靠不准這樣、不應該那樣只會換來孩子「偏要如此」的反效果,甚至被認為「老古板」、「無聊八股」。

學習做道德抉擇

這時候必須靠講道理的方式教道德,師長一碰到案例就要解釋背後的理由,討論「為什麼不可以?」「如果你是他的話願意被這樣對待嗎?」等,用「理性的權威」說服,道德教育才不會淪為教條口號。

目前高中生命教育包含的核心課程之一:倫理思辨與抉擇,就是試圖透過哲學理性思辨,讓學生對日常生活的道德問題,具有思考和反省能力。

「道德教育的核心是教他怎麼思考和做道德抉擇,」今年負責大一倫理學課程的文化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吳豐維認為,倫理學要透過不同的社會現像、把遙遠的道德理想落實在學生生活中印證。

他讓大一學生直接閱讀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哲學家關於倫理道德的文章,培養大學生直叩原典能力,熟悉不同的道德理論後,才有思考辯論的基礎素材。

「我要讓他們知道這就是國際標準,」吳豐維解釋,他接著拋出自殺、墮胎、安樂死等道德難題,深化學生的思考。關鍵不在持什麼立場,而在於學生思考推論的過程,依據什麼前提與理論、論證的邏輯、和導出的結論關連夠不夠穩當。

吳豐維同時還搭配富道德思考意涵的電影深化效果。

例如,《在黑暗中漫舞》女主角從頭到尾堅持道德卻落得悲慘下場,討論如果結果是這樣,人還要不要依道德而活?如果沒有外在制裁,是不是就不用守道德?

《末代武士》頹廢的南北戰爭軍人,在日本武士身上看見消失已久的武德,討論如何成為具有誠實、勇氣等德行的人。

透過思辨過程,希望學生離開教室後把道德推理能力內化,未來面對抉擇時「和自己辯論」,知道自己抉擇背後的理由、承擔後果,在抉擇之中成長,追求自己和他人的幸福。

林火旺進一步指出,建立基礎的道德思辨之後,再進入各專業領域的應用倫理,例如醫學倫理、工程倫理等,否則目前缺乏深刻內涵的應用倫理課,往往流於形式或大堂演講課而沒有效果。

事實上,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教育在法國高中教育已推行了一百多年,更是美國哈佛大學七大共同必修核心課程之一。

得三十億卻失去自己
儘管建立道德思辨的能力有助抉擇,但愈來愈重視競爭與外在成就的社會,卻不斷引誘、間接鼓勵道德意願不夠堅定的年輕人不擇手段,「見利忘義」,今年的高鐵員工集體吃票、職棒球員集體打假球放水就是最好的負面案例。

「當你選擇了正直的第一步,下一步正直路就容易多了,」陳長文用自己的經歷勉勵年輕人,正直的路比較辛苦,不從眾、做出抗拒會遭到很多壓力與困難,但這些壓力與困難卻能引導你到正當的人生方向、正當的工作。

相反的,若選擇不正直的第一步,就很容易一步步錯下去,難以回頭。

「他雖然得到三十億,卻失去了自己,」陳長文在寫給畢業生的一封信中回想劉偉杰,「也許他能永遠逍遙法外,但終究得惶惶惑惑過一輩子,良心的法庭已經審判了他。」

「倫理道德教育是很嚴肅、神聖的工作,」久經閱歷的陳長文期許道德思辨與生命教育老師,「領回走失的羔羊,馴服學壞的狼,教育出一個人,而不是一個工具。」

每一次在正直與否間抉擇的十字路口,都決定了往後的你怎麼走、你的人生成績。

品格,不只是人生成績前的正負號,更是追求幸福人生不可缺少的必要元素。

立委選制 宜採德國式兩票聯立制

在前兩次的專欄中,筆者談及了單一首長的選舉制度(特別是總統選舉)應考慮朝絕對多數決制的方向規畫,這悠關台灣的民主品質。本篇文章,筆者則想針對國會的選舉制度、改革的問題,提出一些看法。

台灣現行選舉制度為類似日本選舉現制的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唯我國不分區議席比率較低),在區域立委選制設計有利於大黨的多數決制,在不分區立委部分讓民意等比例投射,期達成「民意比例性」與「議事效率」折衷。

這樣選制,相對於○八年之前立法委員選舉所採取「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制(SNTV)」,可說已有長足的進步。SNTV是在一個中型選區中,有多名立委的應選名額,角逐者只須在相對得票部分,得票擠進應選名額數即可當選(不考慮婦女保障名額),其一般被認為會有利於激進與偏鋒訴求的候選人出線,而且有嚴重的選票不等值的情形(某選區應選五名,第一高票的張三得票三萬,第五高票的李四得票一萬,前者的選票為後者的三倍,但在立法院卻同樣只有一個席次)。這樣的選制既不能促成中間溫和社會的形成,也無法照顧比例性的民意價值。

而在○八年立委選舉改採「兩票並立制」立委選制後,最明顯的改變就是大量淘汰了偏鋒候選人。但卻也形成了新的問題,即這樣的選制明顯不利小黨(尤其在區域立委的部分),於是如台聯、親民黨、新黨等小黨均出現被邊緣化的情形。好處是這種較鼓勵兩黨制的選制,「可能」會帶來較好的議事效率(但實際上因為藍綠對立的因素,這個效果也不明顯);但相應帶來的缺點就是,使得兩大黨更缺乏監督的力量,有平衡政治作用第三勢力更難形成(當國民黨、民進黨都不爭氣時,人民就束手無策)。

此外,國民黨在區域立委的得票率五三‧五○%,當選席次率卻為七七‧二二%,相較民進黨區域立委得票率三八‧二%,當選席次率只一七‧八%。可見單一選區的相對多數制,的確是有利大黨的選制。從好的一方面來說,也在國會構成了一個穩定、過半數的多數黨。僅管有不分區「比例代表制」的調和,但不分區席次過少,最後的結果仍然大幅違反比例性原則。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的不比例性,非但在台灣如此,在英國、日本亦然。但以台灣藍綠對立、統獨僵持激烈的程度,選擇一個「不比例性」這麼高的選制,筆者是有些擔憂的。少數民意沒有辦法等比例的進入國會,等於是缺乏體制內的發聲管道,長久下來對國家認同、政府穩定、政治監督都會產生影響。

陸以正大使日前為文,呼籲我國立委選制改為「比例代表制」,筆者認同背後精神。但考量到台灣人民普遍已習慣「選人」投票方式,亦有個人難以參選的憲政問題,因此提出「比例代表制」另一種形態,也就是德國式「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不妨可作為思考選制改革的藍本。

「兩票聯立制」投票方式與現在一模一樣,都是一票投給選區候選人,一票投黨。差別在政黨的總席次只以政黨票來計票。總席票與區域立委當選席次的差額,就由不分區立委補足。舉例言,若乙黨的政黨票得票率為四○%,則總席次為四五‧二,則該黨的總席次即為四十五席。若他已在區域立委當選卅席,則再由不分區立委遞補十五席。由於總席次完全看政黨票,實質上就是比例代表制。只是當選人的產生不完全由政黨名單來排序,選民也可由「區域立委」選舉,優先讓能伸張地方民意的立委當選。

當然,立委選制的改革涉及修憲,其中還有許多配套措施,諸如不分區與區域立委席次的調整、進入門檻的設計、婦女保障名額等需要研議。而加上選制變動涉及政治利益的重洗牌,這也是影響選制改革是否成功的因素。加上要達到修憲的高門檻,也是不容易的政治工程。但憲政制度的精練本就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還是要強調的是,不論如何,鼓勵類似制度改革的公共討論,是台灣民主要更精緻的前提。

【2009/11/16  中國時報 981116】

兩岸一甲子 創兩岸新局 在良制非兩制

一九九一年筆者率領海基會同仁,在北京會見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吳先生提到,兩岸關係從總的方面講是在向好的方向發展,希望繼續保持。筆者則建議,應以開創性的作法,處理兩岸關係發展,不要拘泥於形式,重點應在「良」制而非「兩」制。

今年適逢兩岸分治六十周年,率團參加「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的鄭必堅團長,是享有令譽的「數學家」,素以簡明的加、減、乘、除等數學題,對中國和平崛起作出相當精闢的闡釋,筆者將之引申到兩岸的發展上。

從加、減法來說,兩岸原本不存在「併吞、反併吞」、「分裂、反分裂」問題。但這樣的誤解卻長期阻礙了兩岸的發展。

至於乘、除法。如果「一國兩制」意味的只是單方的「沾光」獲益,只表示台灣能擁有廣大發展腹地,同時能共享大國榮譽,那也過於勢利與狹隘。反之,抱持幸災樂禍、靜觀待變的心態,將兩岸發展寄望在大陸內部的「騷動變化」,那也是極其要不得的想像。

筆者認為兩岸關係應該是兩個整數之間的關係,或許以「公約數」與「公倍數」作討論最適切。

兩岸如何求同存異?兩岸同文同種,本來就有最起碼的最小公約數,從而,尋找最大公約數是兩岸關係進程論述的重心主題。

然而,隨著兩岸馬、胡兩位領導人歷史交會,以及自金門協議以來,近廿年一點一滴逐步累積的善意基礎,去強調或尋求「公約數」,應該已不成問題。

現在要籲請責成的,反而應該是從「公約數」遞嬗到「公倍數」問題:也就是說,兩岸關係應該從過去萃取精煉,典範轉移到大開大闔的大氣度、大志氣階段。

筆者很高興大陸取得了宏碩的經濟改革開放成績。但是,相對地在法治精進、人權保護與民主建構的「進程割裂隱憂」卻也始終存在。換言之,還有賴積極調動智慧,並創造有利條件,一掃可能的陰霾。

兩岸關係發展亟需的是像「六十」這樣的整數,不但能整除且不致有畸零破碎發生,將「一國良制」加以補實呈現的巧思創意,深信是兩岸、乃至全球華人所祝願寄盼的!

【2009/11/13  聯合報 981113】

樂見深度思辯的選制改革討論

幾位學者、評論者陸續針對絕對多數決選制發表意見。筆者認為,這樣的討論,若能激發社會輿論對制度改革的深度思辯,是一件可喜的事。在繼續探討絕對多數制之前,宜先釐清一個觀念。

政治結盟,本身並無好壞。若我們認知到選舉的目的在反映民意,而政治結盟可讓當選人代表更多元的民意,反而是對民主有益之舉。差別在於政治結盟的動機為何,是不同政見的包容,還是個人利益的交換輸送。

有論者謂,二輪投票制傾向形成多黨制,但多黨制或非多黨制或多數統治並不衝突。二輪投票制至少提供了一定程度少數意見參選的空間,即便無法晉級第二輪,然而透過第一輪選舉,少數意見用選票證明了自己的代表性,而讓晉級的候選人為了勝選採納自己的意見。

因此,儘管相對多數決下也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多數當選,其中的內涵卻有所不同。相對多數制下,少數意見往往因無當選希望而未參選,選舉的結果變成單一面向(藍綠、統獨)的對決,在我國尤其如此。二輪投票制的特點,不在於當選人第一輪得票數的多寡,而是一方面少數意見有空間在第一輪投票表態,一方面強迫候選人在二輪投票時,把所有的民意排列組合之後,整合出能代表過半數民意的政見,這應是「多數統治」的深義所在。

從以上兩點延伸,也可看出絕對多數制與相對多數制「政治結盟」的不同。相對多數制的「政治結盟」在投票前,是處在「資訊黑箱」的情形之下所做的整合。一方面,較不屬於政見結盟,而是以個人的利益保證來交換同黨候選人不脫黨參選;另一方面,若分裂參選真的發生,選民也往往在不充分的資訊之下,為了「棄誰保誰」而游移不定,而讓投票結果偏離選民真意。

而在二輪投票制,政治結盟的時間點在一輪與二輪投票之間,各候選人的代表性已有得票數可供佐證,是「資訊透明箱」的政治結盟;未晉級的同黨同志既已無「分裂參選」的資格,則結盟的對象為不衝突的政治意見。二輪投票制的政治結盟並非毫無限制,試想二○○○年的總統大選若為二輪投票制,而連戰在未晉級之後選擇和陳水扁結盟,連戰的支持者會接受,選票能夠轉移嗎?此與相對多數制最大的不同,在於絕對多數制下的政治結盟是公開、選民可監督的,與相對多數制黨內同志可以假分裂參選之名,行幫助對手之實的「政治無間道」不同。

此外,有些絕對多數選制並不一定要透過「兩輪選舉」,可以用註記偏好然後「多輪計票」的方式,算出絕對多數。換言之,一輪投票即可選出絕對多數,這個制度也不妨提出討論,若大家討論真的認為政治結盟是個缺點,也可思考設計這樣的選制來避開。而其缺點是偏好排序的投票與計票方式相當複雜,需要較多的宣導,選民也需對此選制適應。但無論如何,都是可以進一步思考的可能性。

最後,民主的精緻化需要大家集思廣益,筆者樂見有關選制制度的思辯在公共論壇上提出討論,在權衡利弊、分享討論的同時,這就是思辯民主的實踐。

【2009/11/10  中國時報 981110】

馬改革制度從絕對多數選制始

很高興看到聯合報昨日的社論針對關乎民主政治風氣良窳的選舉制度,提出將總統選制修改為絕對多數的建議。

最近頗有感慨,我們的社會比較關注當下立即發生的問題、爭議,而缺乏對於長遠制度的討論。不管是美國牛肉的開放進口,或者是八八水災的檢討,這些議題固然重要,但都有其結構性的問題。如果不能從制度面去正視問題,往往會事倍而功半。

選舉制度的探討正是一種「長議題」的討論,它未必會在短期引起民眾的高度關注,卻是在長期的面向上,攸關台灣的民主發展品質。畢竟選舉制度不但影響我們選出了什麼樣的政治人物,還影響政治人物會做出什麼樣的行為來獲取連任。

當媒體、輿論、人民,在抱怨若干民主亂象時,更應該思考亂象背後的成因,真的是政治人物不長進嗎?還是存在結構性因素,讓人民所厭惡的事情重複出現。

以總統選舉為例,二千年由於選出了少數總統,在出現了執政者民意不足導致的政治僵局,選制問題曾被短暫關注,但事過境遷,這個議題又沉寂了下來。

誠如聯合報昨日的社論所指出,現行的相對多數選制,可能會造成的「少數統治」而有正當性上的問題。但其實不只是總統選舉會有,縣市長、立委選舉也會有類似的情況。只是縣市長與立委的重要性一般認為不如總統選舉,在選務成本的考量下還是維持現制。

不管是維持或改變現狀,重要的是社會應該要先展開思辨的過程。於是天平的一端是多一次選舉以及可能增加的選舉經費;而天平的另一端是落實民主的多數原則以及避免現行選制可能帶來「搓圓仔湯」、「摸頭政治」、「棄保效應」等負面效果。這中間在在需要社會的集體思辨。

在選舉的過程中,馬英九總統曾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台灣「百年事業」的奠基者。換句話說,他願意去做「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扎根工作。若然,筆者誠摯希望馬總統用心於制度改造工作上。馬總統提出要檢討我國憲政的運行方式,例如關於維持雙首長制或改採內閣制等等,這的確是很有意義的討論,但是中間的配套設計很複雜,損益比較難權衡,對於人民來說,未必那麼容易了解。不如先優先討論放在選舉制度的改革上,在總統選舉等單一名額選舉採絕對多數選制,這會更容易彰顯制度改革的效果。

筆者贊成聯合報社論的建議,將修憲的複決公投和二○一二年的總統大選合併舉行,不但容易跨過投票率的門檻,而且,由於適用新的總統選制已是二○一六年的事,現任總統也可以避免「量身訂作」的批評。

【2009/11/02  聯合報 981102】

絕對多數制 更符合民主基本精神

上次本專欄是從「選舉風氣」的角度來談絕對多數制。這次,我則想從民主的基本精神來談這個問題。

民主制度解決爭議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少數服從多數」。至於「多數尊重少數」的部分,則通常是透過憲法或法律來保障少數的權利,於茲暫不闡論。然而從二○○○年的總統大選作為實例來看,僅管當時的泛藍陣營有近六○%的支持度,當選者卻是近四○%支持度的泛綠陣營。以少數卻贏得選舉的陳前總統,並沒有得到過半數人民的支持背書,因此形成了民主正當性不夠堅實的問題,反映在其施政過程中,也容易形成一種信任危機。在野黨在心態上會不服氣,認為自己才是「多數」,也容易合理化對執政者的政策抵制。為了避免這種少數困境的再度出現,應該要從選舉制度上去思考改進。

此外,絕對多數制兩輪投票設計,也有替代黨內初選的部分功能。以台灣選舉實務經驗言,最困擾政黨就是分裂參選問題。而政黨之所以要在內部設計公平、透明的初選制度,就是要讓不被提名的人心服口服,而避免分裂。然而目前的初選制度,存在著不一而足的問題。包括:

其一投票資格問題:若以黨員認定,則容易形成「人頭黨員」,造成黨內初選為少數黨員大戶把持。不以黨員來認定,又擔心初選結果為對方陣營操弄。民進黨在○八年立委選舉時,設計出了所謂的「排藍民調」,卻也引來黨員的批評是自我放棄中間選民,而在之後的立委選舉中大敗。但是若「不排藍」,卻也會有其他的問題。舉例而言,如果A黨有甲乙二位候選人參加初選,採取普遍式(未排藍或排綠)的民調決勝負,則也有可能給競爭的B黨反動員民調的機會;例如B黨若覺得甲的實力較強,則可以反動員B黨支持者在接到電話民調時,表示其支持乙,使較弱的對手有較高的機會在A黨的黨內初選中出線。

其二選舉公正性的問題:包括黨員大戶、賄選、設立電話專線影響民調等。由於目前選罷法的規範不及於黨內初選,以上的公正性問題無法可管。由政黨自行調查,又缺少公權力的資源。導致初選選風敗壞,無足夠財力的人根本無法通過初選的門檻。

單一名額選舉採用二輪投票的絕對多數制,可以相當程度解決上述的問題。假設選區裡只有A、B兩個政黨,兩黨各有兩位候選人參選,而每個選民都投給自己的第一偏好候選人。則第一輪投票之後會有三種結果:

一、某一人獲得過半票數:表示該位候選人實際上獲得絕對多數的支持,不論是那一種選舉制度都會當選。選舉結果符合民意的真實偏好。

二、沒有人獲得過半票數,A、B兩黨各有一人進入第二輪選舉:第一輪投票篩選出的候選人也就是自己政黨內的優勢候選人。此時第一輪投票等於是負擔黨內初選的功能,而第二輪投票就可篩選出多數政黨。最後的當選者為多數政黨裡的優勢候選人,符合民意偏好。

三、沒有人獲得過半票數,而某黨的兩位候選人進入第二輪選舉:則第一輪投票篩選出多數政黨,而第二輪投票反過來負擔黨內初選的功能,篩選出政黨內的優勢候選者。最後的選舉結果一樣符合民意偏好。

基本上,選舉制度的好壞應以選舉結果是否符合民意的真實偏好來判斷,而絕對多數選制,其結果會比較接近選民真意。當然,選務成本的增加,會是絕對多數決選制的缺點。也許不一定所有的單一名額選舉都要採絕對多數決選制,可依重要性作不同的衡量;總統最需要(但可能涉及修憲),縣市長與區域立法委員則其次(修法即可),到了鄉鎮市長層級,則就可以在選舉成本的考量下,仍以較簡單的相對多數決選制行之即可。

筆者認為,民主是一個需要精練進步的制度,絕對多數決選制當然不會是導正所有民主制度缺點的萬靈丹,但卻是一個讓民主運行更合理並減少弊病的一個思考起點。

【2009/11/02  中國時報 98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