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付出愛心,找回初心–《送愛到天堂:壢新醫院尼泊爾義診紀實》

如果靜心翻閱本書,我相信,每個人都會頓然看見,潛存在內心那顆純淨的初心。

本書對第一線的台灣醫療團做了第一手忠實的珍貴紀錄,有喜樂、有悲傷、有意外、有頹喪,真實刻劃,歷歷在目。這何嘗不是公益工作者的一個鮮活縮影?「醫者父母心」令人感動,但只要用心體察、真正感受身邊人的苦難,其實人人都有父母心,看到苦難就自然想幫助,不求回報,沒有利益的計算。

找回純淨的初心,也許那就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至少是走向天堂的起點吧!

台灣早年走過物質匱乏的苦日子,接受外援曾是許多人共同的回憶。今天的台灣有能力了,不僅知恩圖報,更發揚大愛,輸出農技讓別人也吃飽、輸出醫療緩解他人痛苦、輸出產業讓友邦振興經濟、輸出人權讓人們有尊嚴的活著。台灣對國際的回饋與貢獻,有目共睹,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做的。

一頁翻過一頁,我起身,想在偌大的世界地圖上找到這片發生動人故事的土地,先是找到世界之巔喜馬拉雅山,夾在龐大的中國大陸與印度之間,尼泊爾顯得如此渺小。偶然,尼泊爾旁邊兩個小字「不丹」提醒了我,這本書對台灣朋友的另一層意義。

現代社會中,國民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實力的最重要指標。然而,財富不當然帶來喜樂。不丹,一個人均GDP最低的國家,卻是世界公認最快樂的國家。佛家信仰的他們,國王重視的指標是國民幸福毛額(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引發歐美經濟學者的關注。

這裡的人們認為自己很快樂,因為心靈信仰與觀念的知足。空氣的稀薄、肉體的痛苦、物質的匱乏並不重要,因為「真正的窮困,是無法再施與他人」。這裡的人們真正落實在生活中,從而得到了神的祝福與快樂,雖然承受些苦難,卻得到許多「看不到的東西」。也因此,愈來愈多已開發國家的民眾,向東方文明古國尋求心靈、信仰困境的解方。援助者、受援者的角色,現實中竟然如此模糊。

我始終相信宇宙真理絕對公平,「得失之間」是最簡單、卻也最難參透的天理,「有得必有失」。付出「看得到的東西」,獲得的可能看得到,也可能是「無形的」;無形雖然肉眼不可見,卻可能是更美好的。

閱畢本書,我希望,我們都能尋著初心,找到那最接近天堂的美麗靈魂。

陳長文∕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

2009.12

《送愛到天堂:壢新醫院尼泊爾義診紀實》(天下文化出版)

 

法治地震…催生政府律師

十九日晚間發生規模六點八的強震,震央在花蓮外海,幾乎全台都能感受到地震威力。氣象局隨即發出地震報告,各有關單位也立即確認是否傳出災情。

緊接著,隔天廿日下午,全台又有「地震」傳出,震央同樣是在花蓮,只是這回不在外海,而是在新任縣長就職典禮上。它是人為的「法治地震」。新任縣長傅崐萁先在十八日辦了離婚,然後隨即任命「前妻」為副縣長。災情傳出後舉國譁然,內政部卻一下「有效」一下「無效」,到廿二日下午江部長毅然邀集相關機關確認了「災情」,決定報請行政院予以撤銷人事命令。

台灣是一個「法治地震」頻繁的國度。由於長期的法治乖常、立法從嚴執法從寬,法律儘量定得周延漂亮,但是執法的強度密度卻落差一大截,造成僥倖的心態,這樣「法治感知」嚴重鈍化的結果,社會的長治久安,將有被侵蝕殆盡的危險。

有句俗話說「氣死驗無傷」。雖然我們無法明確量測出這次「法治地震」的規模強度,與對公民法治意識所造成的災損有多嚴重。但是,就因為它不易量化,不易被發現控制,我們才更要有相應的「管理制度」啊!筆者不只一次籲請政府設置「政府律師」,就是這個道理。

現今的媒體生態已經徹底改觀,一則「縣長假離婚規避法律」的「法治地震」,不消幾分鐘就傳遍全台、甚至全球了。從而,政府要跟媒體賽跑,要在第一時間就做出正確果斷的決定。然後,儘快把政府依法行政、斷然處置的資訊,送到「資訊市場」上,跟那些玩法規避法律的新聞訊息競爭,盡早做到「災損控制」,甚至認真「培養公民守法」意識。

但這些都不是現在政府「法制單位」(如法務部)的資源所能夠承擔肆應的。人力編制不足、預算不夠、甚至是法匠思維,當然是個問題。但更大的問題是出在如「政府律師」定位屬性,以及人才觀念的養成上。

「法制」作為各級政府機關幕僚單位的屬性,造致機關文化長期處在「消極被動提供法律諮詢意見」、與「請逕依貴機關職權認定卓處」的官式文章間游移擺盪。

法學教育的目標也是一個問題。太過專注在「司法人才」而忽略「法政人才」培育養成的結果。三權中「司法」屬性是最被動、也是最個案的;遇到問題去諮詢法律人的意見,可能得到的答案卻是「等告上法院,再依個案事實認定」。

總之,「政府律師」對「法治地震」頻仍的我國尤其重要,惟有建置把關行政源頭「依法行政」的機制,才能確保「法治」在第一時間就能夠貫徹落實。

【2009/12/30  聯合報 981230】

兩岸最速件:台胞的正當法律程序保障

第四次江陳會已落幕,除了三項協議簽署等「主旋律」以外,這段期間的一些背景聲響,也應該是「推」出來仔細聆聽的時候。

台商朱之霖的家屬在報紙頭版上刊登巨幅廣告,陳述朱之霖在河北保定被羈押數月之久而得不到正當的法律程序保障。或許,有些人會說,這只是「自找苦吃」、「活該倒楣」的鐵證。而對另些人來說,則是「深切同情」與「愛莫能助」的無奈。但對政府來說呢?政府不是路人甲、路人乙,它必須負起領導與管理的責任。

隨著兩岸關係的持續加溫進展,依海基會公布的「海基會協處台商經貿糾紛案件統計」與「海基會協處台商人身安全案件統計」顯示,在台商投訴經貿糾紛涉及財產法益的部分,光今年一到八月就有二九一件,已遠超過去年一整年的二二一件。而在台商人身因案拘禁、限制人身自由等案件部分,也在大幅增加中。這還是只計「海基會協處」的案件,相對於台胞(包括台商)往來兩岸的持續熱絡密切,很顯然的這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

換言之,上述台胞的苦情投訴,絕不是零星個案。這是持續交流、緊緊伴隨兩岸會談及簽署協議而來,所必須積極正視解決的問題。

台灣從解嚴迄今,法治持續革新,關於正當法律程序的觀念,愈來愈深植人心。歷年來已經逐步透過立法、行政、司法,特別是大法官釋憲等途徑,將無罪推定、禁止刑求逼供、羈押權的法官保留、律師接見權、禁止行政干預司法等等相關制度原則,予以相當程度的厚實穩固。

相對的,大陸法治狀況呢?事實上,不只上述兩案,筆者也曾接到其他類似訊息。大體不出以下的公式:某人因涉案而被公安檢警帶走,音訊全無。家屬必須透過「關係」多方打聽、張羅,才能「隱約」得知其在押禁狀態。

也就是說,由於大陸「經濟」與「法治」進程割裂的緣故,這與台灣的法治發展,已存有相當落差。大陸缺乏正當法律程序賦予個人應有保障,將會使包括台商在內,所有海外投資者都不安心,認為大陸行政機關與法院有濫權之虞、難以信任。長此以往,這種種不安全感與不信任感,就會轉化為隱性投資成本,反過頭來創擊大陸經濟。

我們再來看看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網路版「人民網」所做的一項「盛世危言:未來十年十個最嚴峻挑戰」民調,結果顯示,五十三%也就是過半數的受訪者認為「政治民主化改革遠低於民眾高預期」;只有八%認為「台海兩岸深層矛盾可能激化」。

也就是說,隨著兩岸關係持續和緩發展,單獨去討論「兩岸深層矛盾」已不再有太大意義。更關鍵的,其實是大陸在人權、民主、法治面向的改革進程。因這不僅僅是大陸內部的問題,這也是兩岸的實質問題,只要在這些層面得到根本突破,那所謂的「矛盾」也就更不是問題了。

此外,筆者還要對可能的躊躇瞻顧,提出釐清。

兩岸協商「先經濟、後政治」的二元先後,固然有針對重點,避免無謂干擾的作用。但是相對於「法治」來說,這已是一個不必要的分法。因為,唯有制度化實事求是解決問題,才是兩岸累積互信,永保長久之計。

另方面,談「台胞在大陸的正當法律程序保障」,會不會干涉到大陸內政、動搖到大陸根本制度呢?這就更是多慮了。如果兩岸血肉相連、兄弟互助,連這點關於密切交流所亟要解決的問題都是禁忌,那就真是伊于胡底了。

值此兩岸關係邁入正常化之際,政府更應將國人在大陸面臨的法治困境視為當務之急,協商大陸方面在制度上建立對個人正當法律程序的保護。換言之,兩岸談判的進程,不能只侷限於純經濟的事務上,必須將法律制度的差異納入,特別是應該將這些制度差異乃至落差,列入談判清單。據了解,政府預備在第五次江陳會簽訂的ECFA,其內容即包括投資保障相關規範,筆者肯定這樣的方向,但具體內容如何則有待觀察。

【2009/12/28  中國時報 981228】

兩岸三盼…良制勝民族情

雖然江陳會已常態化,但兩岸關係的正常化,從內部聲音的分歧,乃至於兩岸在部分議題的談判上觸礁來看,卻顯然還有一段長路待行。筆者想提出三個盼望。

筆者期許執政黨能在台灣內部,整合出兩岸交流的共識;要有完整溝通程序,以獲得人民,包括反對黨的信任。就如馬總統說的「詳細的條款人民看了可能會覺得無聊,但也因此而放心。」

以ECFA為例,蕭副總統認為ECFA「就像一帖補藥,要讓它好處最大,壞處最小」。而這就有賴於對岸願意在談判內容上讓步。談判是雙方的事,政府不應給人民「無論如何都會簽署」的印象,而是盡最大努力,為台灣人爭取到最有利的協議之後方才簽署,並依兩岸關係條例送國會審議。就如同此次江陳會擱置的租稅協議,若無法談出對台灣有利的內容,就寧可不簽。

其次,對於民進黨,筆者認為監督政府雖是在野黨的職責,但蔡英文主席仍應該努力讓民進黨的監督立足於一個理性、負責的態度基礎上。民進黨可以反對簽署ECFA,但也應該負責任的提出替代ECFA的具體政策建議。如果民進黨提不出一個更好選擇,反對ECFA的訴求就會失其可信度。因為,一個政策常常是利弊相陳的(ECFA也是),民進黨不能只著眼政策的不利弊處而反對,而應理性的計算損益、評估替代政策。

其三,我希望陳雲林先生代表大陸在與台灣的幾番對談中,能引領大陸方面看到的不只是談判議題,聽到的不只是反對抗議,而應發自內心地去感受,台灣的民主制度與法治氛圍。大陸方面應認識到,以「民族情感」進行的統一訴求,就必然會引起以「民族情」為基礎的台獨對抗,那是無解的迴圈。只有制度進步才是兩岸同該努力的課題。只要兩岸不斷的在人民福祉的促進和締造「良制」上共同努力,當彼此制度與態度都成熟到相當階段,再論統獨就是水到渠成。甚至會發現,到那時是統是獨根本不是問題,人民自由幸福,社會繁榮公義,才是我們該追求的目標。

當然,這三個盼望,要做到並不容易,但值得努力。

【2009/12/24  聯合報 981224】

【專訪】陳長文:誰的人生沒有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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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2009年教育特刊

(天下雜誌 作者:馬岳琳)辯才無礙的大律師,人生中有挑戰,也有遺憾。面對事務所的弊案,身心障礙的兒子,未能多陪伴就離世的母親,他選擇正面接受,堅持為自己活,也為別人活。

每晚過了十二點還不想睡,陳長文總是在深夜裡檢視自己與他人的關係。

前晚振筆疾書投稿報社,昨夜和學生談法治教育,學生在電話那頭說,「老師,你不覺得你在狗吠火車嗎?」
這些冒著黑煙、轟轟而來的命運列車,可能是各種不合理的判例、是七百五十億的軍事採購案、也是理律法律事務所遭遇員工盜賣客戶三十億的股票弊案……,但他從不因為事不關己,而放棄讓火車轉向。

陳長文辦公室裡最顯眼的不是《六法全書》,而是二十多張與家人合照的大大小小照片。除了妻子、女兒小倩和兒子文文,這幾年又多了兩個小外孫,一個四歲、一個兩歲。

「他們還那麼小,但我常想,我要教給他們的其實很簡單,教他們怎麼跟自己相處,跟別人一起過日子,讓彼此的日子過得更好,從利己到利他,我會告訴孫子,為自己活,也要為別人而活,正直是人生一定要的堅持。」
經常去學校演講的他,最喜歡告訴年輕人「挫折是禮物」。

正直的路是艱辛的

  「文憑不代表什麼,只是人格的放大器,人格的文憑是正直,但正直的路走起來是比較艱辛的」,陳長文相信,年輕的孩子是願意正直的,但環境可能不允許他正直,在學校作弊、出了社會做假帳。「正直說得輕鬆,但可能是無法承受之重,你要堅持,要承擔風險,但熬過之後踏出的人生步伐會愈來愈穩健。」
相信人願意正直,曾經讓陳長文收到他口中極大的「挫折禮物」。

  六年前,理律的資深員工劉偉杰盜走公司三十億元,讓事務所掙扎在生死存續邊緣,即使是讓陳長文覺得夠有理想、夠有制度的組織,仍然發生如此事件,「這個震憾教訓是好的,諷刺一點地說,這個價錢還剛剛好,再高一點我就付不起了。」事情發生後,理律做了整整一年管理制度上的改進,事務所成員對於彼此之 間的價值、責任、關係,有了更深刻的體認。

  「會感到挫折,是因為把事情變得負面。人生其實就是如此,不斷的有挑戰,我只是把一個挑戰暫時克服了」,陳長文人生更大的挑戰,其實不是劉偉杰事件,而是最親愛的兒子文文。

有挑戰,也有後悔

  陳長文曾經寫過一封給文文的公開信,訴說自己對重度身體與智能障礙兒子飽滿的愛。「文文的事,我不能說不是挫折,但挫折一詞太負面了,文文我不覺得是負面,雖然會讓我和家人付出更多,也面對更多傷心和懷疑,但他也是家裡那個愛的堡壘。」經濟上的餘裕,讓陳長文比別的身心障礙兒家庭幸運,但他還是把自己的脆弱與無助公諸於世,只為了要讓社會更重視其他弱勢家庭。「文文的每一分鐘每一秒鐘我都會記得,都是我生命的一部份,」把充滿笑與淚的生命經驗攤開給大家看,這裡面有陳長文對人生意義的反省,更有對兼善天下的堅持。

  他寫信給不會看信的文文,也寫信給無法看信的母親。陳長文的母親在劉偉杰事件發生後的隔年過世,午夜夢迴,他還是經常想起自己並沒有在媽媽人生的最後階段多陪伴她。「對媽媽,我應該可以做得更好、警醒更多,但我卻沒有。我始終記得自己給她不耐煩的樣子,」談到媽媽,辯才無礙的大律師說話突然變得很慢,慢,才能讓人面對後悔,才能收拾滿溢的情緒。

  沒有多陪陪母親打麻將、沒有多和母親聊聊早逝的父親、沒有用心理解為什麼母親不太願意吃東西的原因,甚至覺得母親在找麻煩,「有時我覺得自己不應該,試圖跟媽媽說對不起,但她腦子已經不好了,根本不記得我對她的不體貼!」

  那時,陳長文的重心仍在處理工作,四年後回想起來,陳長文忍不住跟天上的媽媽說:「如果一切能重來,我會希望在當時就告訴同事們,『對不起,讓我走吧,讓我陪我的母親,那已是她人生最後的一段路了。』」
這會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但誰的人生可以重來?誰的人生沒有遺憾?

【天下雜誌2009年教育特刊】

單元六、名人生命路-分享曾經的領悟
〈陳長文 誰的人生沒有遺憾? 〉

從縣市長選舉,看選制改革的必要

十二月五日縣市長選舉結果出爐,兩黨得票非常接近,引起了輿論熱烈討論。對此,筆者倒覺得不妨延續本欄連續對於選舉制度的討論,從選制設計的角度,來檢視兩黨的勝負,以及這樣的勝負合理不理。更重要的是,如何藉這次的體驗,認真的去改革選舉制度。

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得票率,分別是四五.二%和四七.八%,得票差距的縮小是一般評論「民進黨大勝、國民黨大敗」說的依據。然而從席次率來看,國民黨在本次選出的十七席的縣市長席次中拿下十二席,民進黨則只拿下四席,分別占總席次的七十.五%和二三.五%。從這裡我們可以觀察出一個有趣的狀況,那就是:國民黨只有得到四七%的民意支持,卻在縣市長選舉中得到了七十%的權力,而民進黨得到四五%的民意支持,卻只有得到二三.五%權力。兩黨得票率僅差二.六%,但得席率上,國民黨卻足足是民進黨的三倍。

由這樣的對比可見,國民黨不但是大勝,而且是超出其所應得勝利的「不合理大勝」。而這種得票率與席次率的落差,稱為「不比例性」,是單一選區的特徵。當然,由於無論如何,一個縣市只能選出一個縣市長,然而,這樣的不比例性在縣市長選舉中「無法避免」,卻不等於在立法委員選舉中也「無法避免」。

在二○○八年區域立委選舉中,國民黨以五三.五%的得票率得到了七七.二%的席次,而民進黨三八.二%的得票率,卻僅僅得到十七.八%的席次。兩黨的得票率與得席率均發生嚴重落差,國民黨勝了超過其應勝的席次,而民進黨則敗了其不應敗的席次。

在不合理的區域立委選制中,讓有三八.二%支持度的民進黨,只能在國會發出十七.八%的聲音,這樣的不比例性,基本上是嚴重扭曲了國會中所應表彰的等比例民意結構,而與民主的基本邏輯扞格。這也是為什麼筆者認為,在立法委員選舉,不論是採德國聯立式、愛爾蘭的單記可讓渡,還是芬蘭的開放式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重點均在糾正立法委員選舉現制下不合理的不比例性。

當然,立委選制的改革涉及修憲,一定要兩大黨都支持方有可能。民進黨身為現行選制的受害者,理應要為選制改善而努力;相對而言,國民黨享受現行選制的既得利益,期待國民黨也贊同選制改革,似乎不切實際。但就如同馬英九主席所說的:「沒有代價,就不叫改革」,為台灣民主的長遠制度施功奠基,不正可以展現政黨當有的氣度與理想性?

筆者呼籲在單一首長選舉時,應考慮「絕對多數選制」。本次選舉為例,雖然民進黨是「單一選區」不比例性的受害者,但卻是某種程度「相對多數決」可能受益者。相對多數決,就是單一選區下,當選人沒得票率門檻,只要最高票就可當選。這樣制度易導致分裂參選、棄保效應、選前搓圓仔湯、政治無間道、少數執政等,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除了少數執政外,都應驗了這樣的預測。

當我們看到新竹縣與花蓮縣,泛藍候選人分裂參選、互爭正統甚至與綠營合作,當兩縣的選民為了不知棄誰保誰而苦惱時,相對多數對選舉風氣的傷害,已然形成。

相對多數制的問題,在於它提供了「少數當選」的可能性;有這種可能,就會有分裂參選的誘因,同時也提供訴諸少數希求當選的空間。相反的,若我們將選舉制度改成「絕對多數制」,由於制度要求多數才能當選,候選人就必須要為了當選而去追求多數的認同,而會減少一些光怪陸離的政治離間、棄保操作、黑箱利益。

當然,絕對多數制的二輪投票設計,選務成本較高,這是可以衡量思考的問題。因此,縣市長選舉或可綜合考量選務成本與選舉重要性而暫維持相對多數決的架構,但至少在總統選舉,其影響國政至大至鉅,為了確保台灣穩定的多數執政,鼓勵政黨爭取多數支持,總統選舉採絕對多數制,還是優先努力的方向。

【2009/12/14  中國時報 9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