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總統日前「絕不要求美國人民為台灣而戰」的發言,在台灣引起了兩極化的解讀。筆者認為,兩極化的解讀只是結果,台灣內部對兩岸關係兩極化的思維,才是問題的成因。
民進黨的思維,比較接近冷戰時期的「閉鎖、對抗」策略。因為大陸對台灣有野心,所以台灣應儘量避免與大陸深度接觸。因此教育上,不能採認大陸學歷;經濟上,不能容許ECFA,以免大陸有「以商逼政」的空間,運用它對台灣經濟的影響力而遂行政治目的。
另一種思維,是比較接近馬總統的想法,就是隨著兩岸之間的來往越來越密切,由互不來往變成相互需要,戰爭的成本對任何一方而言都變得巨大,戰爭也因此而沒有必要。譬如馬總統舉倫敦經濟政策研究所的論文為例,「敵對的雙方要化解敵意,就要簽定自由貿易協定」,可以說是這種思維具體的縮影。
在前者的思維中,由於敵意下的和平,勢必得仰賴「強大的武力」,而台灣要建構相對於大陸的「強力武力」,已有事實上的不可能,這時,唯一的希望,就是美國的武力保護傘延及台灣,寄望於美國能在台海啟戰時投入戰局。這也是為什麼,民進黨對於馬總統說法反應強烈的原因。
然而,中國大陸的軍事實力,早非吳下阿蒙;美國為台灣而與中國大陸宣戰,是否符合其國家利益,筆者甚感懷疑。因此,台灣要「治本」地遠離戰爭,最有效的路徑就是改善兩岸關係,透過密切的文化經濟交流,讓對岸覺得戰爭的成本大於戰爭的利益,就不會有發動戰爭的決定。
這是馬英九與民進黨思維的不同處。這中間誰「比較對」呢?筆者認為,關鍵在於時空因素,如果回到冷戰時期,我會認為民進黨的思維有其道理,然而,冷戰早已結束,全球化已不可逆的上演,關鍵的問題在於,實體的柏林圍牆都倒塌了廿年,台灣還能把自己鎖回冷戰時代,還有可能在台海建立精神上的柏林圍牆嗎?
至於馬總統認為確保台灣安全的另一路徑是加強自己的防衛力量,當然這也是增加中國發起戰事的成本的方式之一,但在執行上至少要做到極大化國防經費的邊際效應,例如落實軍事採購案的工業合作、技術轉移等條款。此外,與大陸交流也並不全是玫瑰鋪成的坦途,筆者認為,兩岸交流真正的挑戰,在於彼此間的法治落差。馬總統應善用兩岸交流進程,讓台灣的法治建設可牽動對岸的法治發展,彌平落差,以確保兩岸人民永續繁榮與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