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了大陸的法治火苗

月前北京大學法學院提議為學生籌辦首次法律人的職涯講座,邀請我與幾位近十年來在北大義務授課同仁,為學生提供傳統課堂教學以外的實踐和交流的平台,以提升同學的競爭力,更重要地,成為一位「合格的法律人」。我為北大法學院的用心感到欣慰。

兩岸法治的進步與融合,是兩岸關係發展最關鍵的功課。大陸的法治建設,從一九九一年我在飛往北京的中國民航機上看到《人民日報》海外版(僅給海外人士閱讀的版本)〈法制,中國人的新觀念〉一文,到二○○○年在北京長安大街看到大幅「認真學習憲法」標語,可謂是一條漫漫長路。法治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近年來,大陸在經濟上有了驚人的發展,然而若缺少了健全的法治建設,社會發展能否持續,令人憂心。

兩岸法學教育經常交流,大陸對於台灣的法治經驗相當重視。因此,我以「爭氣的法律人」為起點與學子對談。從課堂討論到之後學生們提出報告,我看到了激盪的火花,也看到了大陸建構法治社會的未來火苗。我們討論了「科舉取士」的傳統在兩岸教育體制所留下的痕跡。考試領導教學,甚至領導了法律人的知識面向,導致法學教育與法律人真正應該培養的素質脫節。兩岸法界對此現象咸感憂心,認為改善法官、檢察官與律師考試的命題方式及提高錄取率,是導正的方式之一。

學生從不同角度提出看法,認為雖然「司考將很大一部分人隔離在法律殿堂之外,但法學教育所帶給他的,是獨特的處理問題的視角,是融會貫通的法律精神,這將會伴隨他一輩子。」在台灣,法律學生從商、從政、成為公務員者比比皆是,他們確實從法律專業中萃擷出跨業後大展長才所需的養分。北大法學生能夠有這樣寬廣地自我期許,我們可期待中國社會未來能有優秀法律人,在不同領域中帶進法治觀念和專業服務。

論及法學教育如何傳授法律核心價值與理想,而不只是訓練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法匠,我拋出了二個例子,一位是托爾斯泰筆下的伊凡.伊列區,另外一位是國際紅十字會創辦人亨利杜南。伊凡.列區從小聰穎用功,進入法院平步青雲。有一天意外受傷、臥病不起,醫師對他的診治就如同他的辦案,優雅而冷漠,不把對象當成有思想的個體;同事們紛紛想著遞補他的位子,就如同過去他的一貫作風。沒有人真正關心他,就如同他也沒有關心過別人。他在生命終點之前開始後悔,卻已於事無補。

亨利杜南年輕時是一位銀行家,因為路過戰場,體會到戰爭的殘酷而觸發了大愛,開始奔走成立一個中立的救援組織,老年住入養老院裡,直到有人發現他是紅十字會的創辦人,才將第一屆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他。他把大部分的獎金捐給慈善事業,卻在貧病交困中死於養老院。

對此對比,學生有感於在現實中,多數人只是隨波逐流,互相攀比炫耀;也有同學反省到「在法學研究常常糾結於盜竊罪還是詐騙罪的行為定性,完全脫離了原本的案件和結論對於當事人命運的影響。在這一意義上,我們都同伊凡.伊列區一樣,忘記了法律應有的人本關懷。」

從學生的討論中,我可以理解大陸年輕法律人的思維與掙扎,台灣以往也有過類似的發展進程。雖然中國大陸當前的政治制度選擇與台灣相距甚大,一黨獨大、以黨領政的政治體系能提供多少沃土讓法律學子在進入法律職涯後滋長,還待觀察與期盼,但在這一個法律人職涯講座中,我看到了中國大陸法治發展的希望。因為,台灣的法治發展軌跡中,我們也曾有過類似的處境,外在的政治是威權的,但學生的思想卻是自由奔放的。這些自由奔放的思想,終究成了時代的主角,引領了體制的革新。如果我們能,那麼對中國大陸來說,進一步落實民主與法治,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2011/03/28  中國時報 1000328】

給日本奮鬥與微笑的力量

  長期以來,處於太平洋火環帶的日本,一直努力地學習如何與「天災」共存、把自己打造成一個超強防災抗震的國家,但即便如此,當遇到九級強震加上海嘯,仍然對日本造成非常嚴重的災情和損失。這值得讓一直相信「人定勝天」這個定律的人們,需要更謙卑、虔敬的深思與反省。

  台灣和日本同處地震帶,類似場景也可能出現在台灣。日本管理能力與自我要求一向是台灣效法榜樣,然這次事件中,筆者認為最值得學習的,應當是日本人民面對天災,所表現出的冷靜與團結,以及核電廠員工面對自己職務的責任感。這些冷靜、團結與責任感,就如一座棲身在黑夜的燈塔,為迷航的人們,指引了方向。

  此外,我們也再次看到人性的力量。從人道救援者的角度,因為體認到大自然不可測的天災,乃至於人類誤以為自己無所不能所造成的人禍,人類是多麼的脆弱與無助。所以「相互扶持」、「人溺己溺」的人道救助,就成為人們共同信仰,也是我們在苦難中打造希望的力量泉源。

  以台灣來說,我們和日本都是海島型國家,同樣欠缺天然資源,同樣經常面對地震與颱風的威脅,因此,我們對於彼此承受災難的痛,更能深刻體會。九二一地震時,日本朋友透過日本赤十字社捐出台幣約九.四億,占紅十字會國際聯合會捐款給台灣的八○%以上,同時,也是全世界第一個派出援救團隊的國家。毫無疑問的,日本是台灣堅定的朋友,在我們遇到災難時,日本朋友毫不猶豫的伸出了溫暖的雙手 。

  為幫助日本三一一地震盡速渡過不幸,紅十字會與多家媒體共同舉辦了「相信希望」募款晚會,創下單場募款晚會最高台幣七.八億元的承諾捐款。這是很難得的體驗,因紅十字會的同仁,以及節目製作團隊在執行、聯繫時,可以很深刻感受到,每一個合作對象一聽到能夠有機會貢獻一己之力,都毫不猶豫的馬上答應。所有人的心是一致的,政府、企業、媒體界、演藝人員、志工等,都想要在這個時間點,為深受地震海嘯輻射等多重苦難的日本朋友做一些什麼。

  還記得八八水災的時候,索羅門群島的史坦利酋長,跋山涉水,花費了二十四小時,將四千元台幣的善款送到了台灣駐索國技術團手中。金額雖然不大,但所展現出的情誼,卻讓我們深受感動。日本是個富裕而且有毅力的國家,筆者相信日本一定會渡過這次的難關,台灣人民所捐贈的金額不論多少,筆者相信最讓日本朋友記憶的,也是這一份情誼。(作者為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會長)

2011-03-21╱中國時報╱第A14版╱時論廣場╱■陳長文

【20110321 中國時報 1000321】

台嫌遣陸…要人犯?要法治?

台嫌遣陸事件,報載我方已經積極聯繫讓檢察官赴大陸檢視調查證據,希望在取得足夠證據後,再將人及卷證一併返還給台灣追訴,以避免人犯遣送回台後,萬一因罪證不足而得釋放人犯、或最後判處無罪,再引爆新的問題。

這讓筆者想到了「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這句話;那頭「羊」固然重要,但抽體的禮法則更是可觀。

台嫌是不是能夠遣送回台,從頭到尾根本就不是問題的最重點。我們更該追問的是,如果不是要讓台嫌接受更有效的審判,得到更適正的應報或教化,那非要把台嫌遣送回台做什麼?換言之,既能對台嫌追究犯罪,且能兼顧他們受到合乎人權的對待,才是菲律賓、大陸以及我方,真正該關心的核心本題。

質言之,政府光是目前這樣,只針對單一輿論關注個案的交涉質量是遠遠不夠的。台灣從解嚴迄今,法治持續革新,關於正當法律程序的觀念,愈來愈深植人心。所謂正當法律程序,用淺白的話解釋,就是法律的程序應該符合人類自然存在的價值觀,讓一般人都可以感覺到「公正、公平、公開」。台灣在這部分,歷年來已經逐步透過立法、行政、司法,特別是釋憲等途徑,將無罪推定、禁止刑求逼供、羈押權的法官保留、律師接見權、禁止行政干預司法等等相關制度原則,予以厚實穩固。

大陸法治狀況呢?從改革開放迄今三十多年來在進程上卻相當幅度地侷限在經濟層面,形成了一種「進程的割裂」。在經濟上進步神速,但卻在法治精進、人權保護與民主建構上牛步化。

以本案可能涉及的制度落差為例,大陸人犯羈押仍由公安或檢察官決定,不管有無合法監聽票,只要被監聽到就能在法庭上當證據。又嫌犯如帶回台灣,筆錄、監聽譯文、資金流向明細等,能不能符合法官審案的要求等等也是問題。

經由本案我們亟待深思解決的,更該是「台嫌在陸」反映出的兩岸法治落差問題。這不僅僅是大陸內部的問題,這也是兩岸人民交往的實質問題。

兩岸協商「先經濟、後政治」的二元先後,固然有針對重點,避免無謂干擾的作用。但是相對於「法治」來說,這已是一個不必要的分法。政府應該將國人在大陸面臨的法治困境視為當務之急,協商大陸方面在制度上建立對個人正當法律程序的保護。菲律賓將十四位台嫌送到大陸,政府關心大陸執法進程在情在理,若能藉此機會彌補大陸法律的不足,擴大兩岸法治的激勵進步,保障兩岸人權發展,對兩岸人民必有正面價值。

【2011/03/17  聯合報 1000317】

日本受災嚴重 台灣將心比心做好準備

三月十一日下午在紅十字會同事透過NHK即時轉播,目睹了強震引發海嘯對日本東北地區所造成的嚴重災情,當海水瞬間淹沒仙台市 …,那一幕幕只能用怵目驚心形容。

當下,紅十字會啟動緊急應變機制,去函日本赤十字社(紅十字會 )表達慰問,同時在傍晚宣布並承諾先行捐款十萬美金,並告知已發動台灣民眾踴躍捐款以協助賑災。不僅是因為日本曾在九二一地震與莫拉克風災中給予台灣人道的援助,更著眼於預估災情相當嚴重,遂決定在第一時間拋磚引玉。當晚,政府亦旋即宣布捐款三十萬美元協助賑災;隔天,馬總統也宣布再承諾捐出新台幣一億元援助日本,而世界各國也紛紛伸出援手。我們一方面看到天災的無情,另一方面,也再度看到地球村命運相連、休戚與共的互助精神。

日本政府與民眾深切體認災難對日本可能造成的損害,平時即重視災難應變的全民教育,並定期舉辦應災演練,一旦災難發生,民眾可以明確知道如何因應,而不會驚慌失措。我們從媒體中看到日本民眾知道該往哪裡疏散、該如何靜候於地鐵站內、井然有序地排隊打電話通報、配合政府的呼籲每人限量購物、對於受災區以及警備區全力配合強制疏散與緊急收容安置的作業等,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不願意配合或者負面情緒的畫面,在在都值得國人學習。因此,建議政府應全面啟動及落實國人防災救災的教育。

其次,即早的預警系統與正確災難訊息的即時傳佈,在災難中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日本的地震通報系統,可以在十五秒之前,對影響範圍內的所有手機發送簡訊,短短的十五秒雖然不長,但也可能就是生與死的差別;同時,除了NHK幾乎同步的傳遞正確災難訊息外,民眾也可以透過手機隨時瞭解餘震的情形,不僅有助於安定民心,也可以防止謠言傳布。對此,台灣也需要落實預警通報系統,同時應立法強制媒體與電信業者,在平時必須肩負起防災救災教育宣導的責任,當有重大天災時,則須全面配合政府提供即時正確的避難訊息。

另外,這次地震不僅引發海嘯,還造成內陸延燒的火勢(氣仙沼市 ),而日本的福島一號核電廠,也因為地震而傳出有幅射外洩的情形。在台灣,雖然我們對於地震的處置比較有經驗,但對於海嘯以及輻射危機則可以說仍停留在紙上談兵的作業層級。如果在日本的控管之下都會有這樣的風險,台灣對於核電廠在管理上能不能超越日本,面對幅射外洩的風險如何因應,台灣必須全面檢討。

再者,面對如此複雜、接二連三的災情,日本政府之所以可以快速反應,關鍵仍在於決策體系的有效運作。日本的災難應變系統由內閣總管,轄下除了政府相關部門外,還有許多非政府機構(包括銀行、醫院、電信、媒體、運輸等業者以及赤十字社),在平時即參與各項災難情境演練,當有災難發生時,在政府的統籌下,各司其職、緊密連結。反觀台灣的災害防救法主責單位為消防署,一旦發生災難時,其決策的貫徹與實施,就是嚴峻的挑戰。台灣要因應重大災難的挑戰,我們決策體系的層次和範圍乃是防災救災的關鍵。

所幸,日本地震引發的海嘯並未對台灣造成災情,可謂不幸中的大幸。而馬總統即刻取消所有活動,坐鎮指揮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非常值得肯定。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心存僥倖或有所鬆懈,更應該深切省思:連日本對防災準備著力如此之深,大災仍造成了震憾性的殺傷力,同處地震帶的台灣,我們真的沒有一絲毫輕忽的本錢。

當國人看到一幕幕災情不斷傳出、死傷人數不斷攀高,一定和我一樣心急如焚,可以想見,日本面對如此巨大的災變後,勢將需要龐大的資源投入災後重建的工作,筆者在此呼籲國人將心比心,將關心轉換為捐款,用實際行動協助日本渡過這次嚴峻災難的挑戰。(紅十字會捐款帳號:郵政畫撥1597-8888帳號)

【2011/03/14  中國時報 1000314】

【專訪】我的孩子是祝福,不是詛咒

(作者:李翠卿)在商場上,陳長文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鐵漢;但在文文面前,他只是一個溫柔深情,時常感到軟弱的平凡父親。

從青壯之年到滿頭華髮,時間改變很多事。

唯一不變的是,父親對兒子的那一份痴心。

二○○三年,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合夥人陳長文六十歲生日前一個月,事務所前資深法務員劉偉杰監守自盜,盜賣客戶新帝公司(SanDisk Corp)託管的三十億元股票後潛逃,舉世譁然。

壓力排山倒海而來,陳長文面臨了「放棄」與「承擔」的痛苦兩難。最後,陳長文選擇了後者。理律團隊以誠信的態度與新帝談判,達成賠償協議,在一個月內,明快化解了這個危機。

重新問起這段往事,素有冷靜犀利「鐵漢」形象的陳長文輕描淡寫的說,其實新帝事件並不能稱之為「生命中的挑戰」,「那只是一個非解決不可的問題。」

真正讓他牽掛、為難、憂戚、無助的「生命挑戰」,從來不是那些商場上的驚濤駭浪;而是他那有極重度多重障礙的愛子──文文。

對陳長文夫婦而言,在文文二十八年餘的生命中,每一天都是挑戰。

過去九年來,文文的起居都是由媽媽和外籍看護普丁照料,文文對普丁倚賴甚深,深到陳長文嘆道:「普丁的存在,可能比我這爸爸還重要。」然而,因為法律規定,普丁的居留年限即將屆滿,今年必須離開台灣。愛子心切的陳長文,以一個「極重度殘障兒子的爸爸」身分,撰文投書到媒體、到立院奔走請命,盼能通過立委鄭麗文延長外籍看護九年居留年限的提案。

陳長文的辦公室裡,無論牆上、架上,處處都放了家人的照片,尤其是文文,照片特別多。他指著照片中總是一臉憨厚燦笑的文文,細數著愛子每一個人生階段,「這張是我們文文某某歲的時候……」、「你看,是不是很乖的一個孩子啊?」、「真的很討人喜歡吧?這孩子長得多好。」

六十七歲的陳長文,談著二十八歲的兒子,像是新手爸爸說起襁褓中的嬰孩。愛憐之情,溢於言表。

那一刻,他不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鐵漢,只是單單純純、為了孩子憂傷或喜笑的一個父親。

天真的文文,或許永遠也不能體會老父親的心情,但老父親會一直、一直陪伴著文文,直到上帝不讓他陪伴為止。

Q.能請你談談照顧文文這二十八年來的心路歷程嗎?

文文出生前,我們從未預期他會是這樣特殊的孩子;他出生以後,我們才開始認真關注這方面的資料。在台灣,大概有超過二十萬的身心障礙者,所謂障礙的類型很多,可能是身障,也可能是智能上的障礙。而我們文文,是極重度的多重障礙,雙眼近乎全盲、腦部發育不全……

打從他出生第一天,到現在他二十八歲,沒有一時一刻不需要人照顧。

你看文文小時候的照片,是很漂亮的一個孩子,現在也是個英俊的年輕人。仔細看或許看得出來他有點「不一樣」,但他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孩子;不過,那是文文「平靜」時候的模樣,他「不平靜」的時候,狀況就非常棘手。

Q.所謂的「不平靜」是指什麼樣的狀況?

因為文文是這樣一個特殊的孩子,他媽媽辛苦幫他建立了一套很有秩序的作息時程:週一到週五,固定時間起床、固定時間就寢、在固定的餐廳用餐、由固定的大哥哥大姊姊服務。中間的時間,媽媽費盡心思幫他安排了很多活動,看錄影帶、聽音樂、聽聖經、上課……等。週末呢,則固定去某家百貨公司的某間餐廳,跟喜歡他的「粉絲」會面,中午、晚上也都是在固定餐廳吃飯。

我們的文文,說好聽一點,是照表操課很有規律;說不好聽一點,是完全沒有彈性。他的心智無法理解太多事物,只要中間有變數,他就整個節奏大亂,任何一個突發狀況,都可能成為文文「過不去」的關卡。

舉個例子來說,年前我們固定帶他去吃飯的餐廳休年假沒開店,換做是一般的孩子,比如說我那只有兩、三歲大的外孫,你只要告訴他:「餐廳要準備過年沒開,我們換一家好不好啊?」他一定可以理解並欣然接受;但我們文文不能,他很困惑,一直不斷問「為什麼」,就這樣僵持好幾個鐘頭,說好說歹都不願下車。

他小的時候並不會這樣,而且那時候也好處理,大人可以拎了他就走。但是,隨著年齡增長,或許他腦袋也比較「成熟」了,又或許他開始有「自己的想法」了;但這些「想法」很僵硬,當他困惑時,就好像電腦當機一樣,完全無法動作。你得等,等他自己恢復正常。

日常生活中,百分之九十的時間,文文都是很「平靜」的;但當那百分之十的狀況發生時,就有麻煩了。

年前,平常接送文文的計程車司機叔叔要休年假。媽媽怕文文不適應,想了個辦法,要接替的司機戴口罩假裝感冒,哄文文說「司機叔叔生病了」,把司機換人的問題勉強矇過去了。但文文準備上車時,一摸到汽車椅子的觸感,立刻察覺不對,那不是司機叔叔的車!眼看又要「卡住」,旁邊的人連忙情急生智說:「啊,因為車子也感冒了。」這才有驚無險的過了這一關。

生活中總會有一些難以預料的狀況,運氣好的時候,他可能很快就「想通」了;運氣不好的時候,可能就會「當機」很久。好不容易等他「重開機」,你以為中間空白的那些schedule(行程)就可以跳過嗎?不行!他還是會「堅持」要繼續之前沒做完的schedule。若因故無法如願,這下可好,他又當機了!

去年年中,有位家庭老師因為重病,必須開刀住院,無法繼續教他。我們文文哪能理解什麼叫做重病?他只知道「開刀很辛苦」,整天黏在「她什麼時候才會來?我好想她……」、「為什麼她不能來?」的念頭上,無法正常過日子。

因為這位老師的缺席,他整整生活大亂了三個星期。執拗的時候,他就趴在地上,不洗澡、不吃飯、不吃藥、不肯做任何事。我們文文打從出生就有抽搐的問題,不吃抗痙攣的藥會小命不保的。我看他這樣,心如刀割,你要我怎麼辦?難道要把他綁起來灌鼻胃管嗎?

去年年底有一天,文文媽媽憂心忡忡的問我:「爸爸,怎麼辦?普丁(協助照顧文文的菲籍監護工)九年工作期限即將屆滿,明年就要走了……」也難怪她擔心,文文有兩位老師,只是因為其中一位老師不在,就已經弄成這樣子了;如果平常跟媽媽全天候一起照顧文文每天起居的普丁離開,那會變成什麼光景呢?

Q.照顧這麼一個特殊的孩子,真的很辛苦……

真正辛苦的人,其實不是我,是我太太。

我其實沒有什麼資格談「照顧」文文的心路歷程,因為我們文文的主要照顧者是我太太。跟文文媽媽比起來,我為文文做得實在太少了。

旁觀我太太照顧文文的過程,我充分體會母愛的偉大。女人願意為孩子付出的程度,絕不是男人可以比擬的。

我太太是一個性情溫婉柔順的女人。文文出生前,所有事情她都尊重我,我說什麼就是什麼。有了文文以後,她溫柔依舊,但變得非常強韌獨立;有時候,甚至可能強韌到「獨斷」的地步。偶爾,我會有種錯覺,說不定可以不需要我這個爸爸……

之前,文文有狀況的時候,我說:「文文生病了,該看醫生或者該換藥。」但我太太會堅毅的對我說:「不,這不是『病』,這是文文的個性,他只是想跟媽媽撒嬌而已。」

這就是「為母則強」吧,感覺好像文文出生第一天,文文媽媽就已經決定這輩子該怎麼做了。跟她的付出比起來,我這個爸爸真的太慚愧。我沒有時間,而且,就算我有時間,我也沒有那個耐心跟本事。

我能理解文文媽媽的「強」,做為一個身在這樣處境的母親,她必須要做最周全的準備──特別是爸爸無法做後盾的時刻。

Q.媽媽是怎麼帶文文的?

文文媽媽很偉大,她讓文文儘可能體驗所有正常孩子應該體驗的事,儘管很多事在「以前的我」看來,根本沒有必要。

文文大腦發育不全,而且近乎全盲,他的「看」,充其量只能說是「瞄」,也不能靈活控制自己的手腳。但儘管如此,媽媽還是讓他去上盲人學校,教他點字、放錄影帶給他看;請家庭老師來教他畫畫、做餅乾、學鋼琴,抓著他的手塗塗抹抹或彈著五音不全的琴音……甚至還帶他去迪士尼遊樂園,把他生活安排得極其豐富充實。花博開幕到現在,我一次都沒去看過,但文文已經去看過好幾次了。

以前媽媽幫文文安排那些事情,我說:「媽媽啊,你做這些,對他都沒有用吧?」我覺得,以文文的狀況,永遠也不可能學會閱讀、畫畫或彈琴,學這些有意義嗎?但我太太平靜的告訴我:「爸爸,做這些,對他都有用。」她細心照料文文的飲食、讓他穿得整齊乾淨、堅持讓他學習各種東西、帶他出門接觸這個世界。

換做是我,恐怕就放棄了吧?就任由文文一輩子完蛋了吧?但媽媽不一樣,她認真給予文文所有她能夠給予的一切,哪怕在其他人眼中看來或許根本沒有意義。

之前文文有嚴重困擾時,我問醫生:「我們文文這種問題常見嗎?」他回答:「沒有,不常見。」理由是:「像文文這種狀況的孩子,能長到這麼大的並不多。」

我們文文雖然是多重障礙,但在他穩定的時候,他真的是一個很棒、很友善、很有禮貌、性格很healthy(健康)的孩子。若不是一路走來,文文媽媽都這麼堅持,文文今天的狀況一定不可能這麼好。

Q.你有想像過,如果沒有文文,或者如果文文不是這樣,你的人生會有什麼不同嗎?

如如果文文很正常,那他現在二十八歲,也許已經在當律師、建築師了吧……我很難回答,這樣的文文,會讓我的人生有什麼不同。唯一確定的是:我百分之一百無法像現在一樣,對別人的需求,特別是有特殊兒的家庭的需求,有這麼深刻的體會。

文文六歲那一年,我參加了紅十字會,不是因為我多麼想追隨紅十字會之父亨利杜南,也不是因為我本來是多麼有愛心的人;而是因為文文,讓我看到了什麼叫做「困境」。

台灣有很多「文文」,他們的處境比我們家要來得艱難太多。儘管我們家境負擔得起,但在照顧文文時,仍時常有無助的感覺;在那些經濟弱勢的家庭裡,要照顧一個特殊的孩子,是多麼辛苦的一件事?台灣某些傳統信仰中,甚至還認為家裡出了這樣的孩子,是一種詛咒、懲罰或報應,這更是情何以堪。

對我來說,文文從來不是一個詛咒;相反的,他是一個祝福。因為文文的關係,紅十字會二十年前推動了「讓愛穿透障礙」計畫,募集資金並宣導對身心障礙者的正確認識,就是想為那些家庭盡棉薄心力。

這也是我為什麼希望支持鄭立委提案修法的理由。我為這問題投書以後,有人說:「如果繼續延長外籍監護工在台時間,會搶本地勞工的飯碗,根本的解決之道應該是要政府建立長期照護制度,而不是把外籍看護的居留期限一延再延。」也有人說:「陳先生,你不是這個議題最好的代言人。」因為我們家不是那種用不起本國監護工的家庭,沒有「立場」主張這件事。

對,就家境來說,或許我真的不是「最佳代言人」。但台灣有許許多多的家庭有類似普丁跟文文這樣的問題,台籍看護有他自己的家庭要照顧,無法心無旁騖的照顧像文文一樣重症的孩子,或是需要人隨侍在側的老人家。

我投書以後,有一位女士寫信跟我分享她的心情。她高齡九十七歲的母親,也面臨了外籍看護瑪妮年限屆滿的焦慮,對她母親來說,那位印尼籍的看護,是比家人還親近的存在。這位女士擔憂萬一瑪妮回印尼了,老人家會難以適應,她告訴我:「我只盼老母親能安享天年,此願足矣。」

是的,所有這一類家庭的心聲都是如此,只是卑微的希望親愛的家人能夠平安度日而已。

我當然明白,延長外籍看護的居留時間,並不是釜底抽薪之計;但是,政府的長期照護制度,就像天邊的一朵雲,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降下甘霖。然而,像我們這樣的家庭,每一天都有迫切的需求,不能等啊。

Q.容我問一個有點殘酷的問題,你是否想像過,你們夫妻有一天會比文文先走一步?

我們當然想過。我今年六十七歲,文文媽媽也過了六十歲。現在我們身體還算是不錯,但十年後、二十年後呢……我們怎麼可能不擔心?

但換個角度想,我們跟文文的命,其實已經很不錯了,不是嗎?我們一家人到目前為止,都過得很幸福,不是嗎?而且,就算我跟我太太都走了,文文還有姊姊、姊夫、外甥呀。雖然,可能無法像媽媽那樣細膩,但我相信他們會盡力照顧文文。比起那些真的很弱勢的家庭,我們文文的處境,其實是相對容易的。

我們家有個「約會」,每週六晚上,我跟媽媽,還有文文以及姊姊一家子人,都會一起外出吃飯。文文有時候還是會「卡住」,弄得人仰馬翻。我怕女兒或外孫困擾,曾跟我太太說:「媽媽啊,下次吃飯就別找姊姊來了吧,平白讓他們緊張。」媽媽沉著的回答我:「爸爸,姊姊還是該來,因為對文文來說,姊姊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我相信姊姊也喜歡全家人一起吃飯。」

媽媽果然比爸爸睿智,她已經設想好了所有的事。

對我的小外孫來說,了解世界上有像舅舅一樣特殊的人,何嘗不是一種生命教育?我有幾張外孫在飯店大廳幫他們舅舅推輪椅的照片,文文跟他們都笑得好燦爛,那個畫面真是美麗極了。

我不知道,我們還有多少日子可以這樣「全家人」一起快樂吃飯……但在我們說再見之前,這是一個地老天荒、永遠的約會。

【2011/03/01 親子天下21期 10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