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軍事件衝擊〕 公檢法一體 大陸如何法治?如果賀衛方是政法委?

最近重慶市副市長、曾任公安局長王立軍的事件衝擊大陸政界,社會議論紛紛。而素有法律人良心的賀衛方教授去年曾在微博撰文寫道「沒有獨立的司法,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對於重慶打黑使用的手段結合公安、檢察院、法院三位一體,罔顧基本的法治精神給予警告。言猶在耳,而今打黑英雄王立軍已遭監禁,原因不明。

賀衛方是北大法學院的教授,也是頗受肯定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關注中國法治、司法獨立不遺餘力。

大陸的憲法前言,揭櫫中國的體制是一黨專政。長久以來,中國的憲政、法治,被詬病的多,讚揚的少。

中國下屆國家主席人選習近平日前訪美,備受禮遇。美國共和黨角逐總統的候選人羅姆尼在華爾街日報的專文提到,中國以政治高壓、結合自由市場作法,不應該成為新世紀的範式。他認為一個繁榮又集權的中國將對美國、亞洲鄰國以及整個世界造成問題。

這是典型的西方觀點:集權而不民主,富庶而無法治,不可能有長治久安之基礎。

一向以改革、開明形象著稱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二○一○年出席聯合國大會時,曾發表「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指出中國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同時,將推動政改。

溫家寶說,中國要建立一個民主和法治的國家。所謂法治,最重要的就是政黨執政以後,應該按照憲法和法律辦事,所有的組織都要在憲法和法律下行動,這才是依法治國。

這是否能成為未來中國共產黨的既定方向?頗值得期待。但至少在目前,中國要面對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從黨內到黨外都認同法治。

在中國的法治化轉型過程中,黨的政法系統是不能忽略的。政法委,它既是政法部門,又是黨委的重要職能部門,透過這個組織平台,貫徹並執行中國共產黨的法治、中國的法治。

基於司法獨立原則,公、檢、法三機關應該是相互獨立的,但透過政法委卻將三者連結起來。政法委員會的一項重要機制就是案件協調,藉由召開「小三長」(涉案三方負責人)或「大三長」(法院院長、檢察長和公安局長)聯合會議來解決重大刑案疑難。就法理而言,顯然已與司法獨立相違背。

假如中國共產黨的「法治」思想,是協調公、檢、法聯合辦案,那要如何推動政府部門的法治?確保司法獨立、有效保障人權?那麼溫家寶對世界的改革宣示,真的可能實現嗎?

賀衛方,如果由他來出任政法委,會有什麼火花?能不能使中國共產黨真正立足法治?顯然一個賀衛方是遠遠不夠的,要有許許多多的溫家寶和賀衛方們,才足以成就中國的法治、實現中國的長治久安!

【2012/02/29  聯合報 1010229】

乘著歌聲的翅膀,飛向彩虹的天堂

再過兩個禮拜,311日本東北大地震與海嘯就滿一年了。近來在平面、電子與網路各式媒體上,相繼出現了有關的報導與討論,除了一幕幕重現這場世紀災難帶來令人怵目驚心的浩劫記憶外,世人更關心的當然是,經歷了重大創傷與巨變的日本社會,現在過得好不好?

從日本赤十字社這個月發布的最新災情報告得知,地震及海嘯共造成了一萬五千多人罹難,三千多人失蹤,更有高達三十三萬多人目前仍居住在臨時住宅(組合屋)、或由政府支付租金的公寓中。這些數字代表著多少個家庭在一夕之間分崩離析,背後又有多少個生離死別、痛徹心扉的故事?

此刻,筆者也正與紅十字會工作同仁踏上扶桑之地,這是我自去年五月後,第二度重返災區。首要目的是,與日本赤十字社夥伴共同查訪並讓社會各界明瞭,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受到廣大台灣民眾的愛心託付,經過縝密籌畫,將運用賑災善款在未來三年內,於岩手、宮城與福島三個重災縣內的六市町進行各項重建計畫,包括受災者共同住宅(永久屋)、銀髮老人住宅、具有身心障礙社福功能的市民福祉館、醫院、保育園及小學生課輔中心等軟硬體設施興建,預估受到幫助的民眾將超過七萬五千人。

此行的另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在311屆滿周年一天天逼近的時刻,我們希望用最溫暖柔細的關懷,陪伴在受創民眾的身邊,與他們共度可能因往事重現而引發的「災害周年反應」,需要大量釋放壓抑已久的悲傷與憤怒情緒難關,更希望將台灣民眾的祝福與溫暖,持續傳達給日本人民。

與我們同行的,是十七位擁有天使般美聲的小學生,屏東縣泰武國小「古謠傳唱及太鼓隊」的成員。小小年紀,這群孩子們早以用排灣族祖靈世代相承的古老歌謠傳唱,征服了海內外無數聽眾的耳朵。

在孩子們天真燦爛的笑容中,很難想像,他們在兩年半前八八風災中,也曾歷經了在聖山北大武山上的學校全被摧毀、親人失散的傷痛陰影。紅十字會與各界在災後全力協助泰武村的重建,如今,孩子們在山下有了全新的校舍,更在日復一日引吭高唱的古謠歌聲中,獲得了新生的力量。

回顧將近一年來紅十字會投入日本賑災的工作,如同過去我們參與的南亞海嘯、汶川大地震、莫拉克風災等,秉持的一貫原則是:從緊急救援、復原階段乃至漫長的重建工作全程參與,腳步從不停歇。311後,我們發揮「人道先行者」的角色,迅速提撥緊急救助金給日本赤十字社、率先響應外交部的賑濟物資捐助行動,於第一時間調度集結備災中心物資、災難發生當天即決定發動募款活動,至今共計募得的新台幣二十五億多元款項,在世界各國紅十字會的捐款中傲視群倫,僅次於人口數遠高於我們的美國,再一次見證了台灣愛心滿溢的驕傲。

這段時間,紅十字會除運用一部分善款支持赤十字社緊急物資發放、醫療、心理、社福及教育支持等多項初期復原行動外,工作同仁並已多次前往勘災,與日本赤十字社夥伴密集聯繫溝通,從千絲萬縷的災後重建工作中,期望切實了解災區需求及掌握以當地政府為主導的重建工作各面向推動進度,共同商議台灣善款該如何用在刀口上,才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益。這樣的殫精竭慮投入賑災,或許偶不免引來不知內情者「曠日廢時」之譏,然而我們深信,惟有以最嚴謹的態度一絲不苟投入、不斷精進的專業知識持續協助,方是將一剎那熱騰騰的愛心,轉化為受災民眾永恆堅實後盾的不二法門。

理性與感性兼具的關懷,是迢迢重建之路的靈魂,惟有在愛中,一切苦難與黑暗終將過去。

自古以來,部落原住民就用歌聲,將每一位族人的思念、心靈及生命緊緊聯繫在一起。未來的一周,紅十字會同仁與泰武國小師生,在充滿愛的能量中,也將用發自靈魂深處的歌聲,將台灣與日本人民的心緊緊相連。 乘著歌聲的翅膀,我相信,我將看見所有人心中,一道嶄新重生的亮麗彩虹。(陳長文/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長)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253867

【2012/02/27 人間福報 1010227】

修憲改選制,就是馬總統的「歷史定位」

在歷經兩次單一選區國會選舉後,現行選制弊病已成為客觀事實,包括小黨不易出頭、票票不等值、立委地方化等等。而在高修憲門檻下,身為既得利益者的國民黨是否願意支持,就成為選制改革關鍵。

由複數選區更改為單一選區,並不是個錯誤的決定;在當選需得到多數選票的前提下,單一選區成功的遏止了「走偏鋒」的選舉文化;過去以製造對立、訴諸仇恨來煽動選民的政治人物,在單一選區下已較為少見。此外,單一選區消除過去複數選區,同黨同志惡性競爭的風氣,支持度高者反被認為「穩當選」而遭瓜分票源等等弊端,實有不小的進步。

單一選區真正問題,在於「票票不等值」,也就是政黨得票率與席次率有相當落差。以二○○八年立委選舉為例,國民黨在區域立委的得票率五三.五%,當選席次率卻為七七.二%,相較民進黨區域立委得票率三八.二%,當選席次率只有十七.八%;而以二○一二本屆國民黨立委獲得四八%的區域選票,拿下六成的四四席,得票率四三%的民進黨,拿下三六%的席次,也就是二七席,雖然較二○○八年,二○一二年的「不比例」的情形較為改善,但仍使得國會裡的「民意地圖」呈現了與其原貌不符的分配。

要兼顧「免偏鋒」與「票票等值」,不妨思考將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改成德國式的「單一選區聯立式兩票制」,並做出一些配套式的修正。

聯立式兩票制,是由政黨票決定政黨總席次,在減去區域立委的席次後,就由政黨不分區名單遞補,如:假設立院總席次為二百席,甲政黨在政黨票得到了四十%,則它應獲得八十席(200×40%)。若甲政黨在區域立委得到了五十席,那麼它可獲得三十席的不分區立委。

由此可看出,在聯立式兩票制下,不分區立委席次須有足夠比例,才能彌補區域立委「票票不等值」的情形,讓政黨得票率與席次率趨於一致。因此,還應該要做出兩項調整:一、增加不分區立委的席次,最好是與區域立委的數目相同。二、允許不分區名單內的候選人投入區域立委選舉,才能減少同黨的區域與不分區立委候選人,利益衝突的情形。

從大部分學者意見看,聯立式兩票制就算不是最完美的制度,也勝過現行的並立式。因此,問題不在於爭論那一種制度最好,而在於國民黨是否願「自斷手腳」,拱手讓出現有的選舉優勢?

但馬英九總統既然宣示要爭取歷史定位,就應認知選舉制度良窳,才是長治久安的保證。從客觀的現實上,單一選區不是對國民黨有利,而是對第一大黨有利;如果有一天換成民進黨略佔上風,那麼享受不合理席次優勢的就換成民進黨了。

而另一應納入修憲的選制議題則是總統選制,筆者「總統選舉採絕對多數制」也應納入修憲議程。本次總統大選,筆者認為台灣人民已受夠分裂參選所帶來的不安定感,而陳水扁執政八年的少數政府惡例,也絕不應任令重演,因此,主張總統選舉採絕對多數制可以終結攪局參選與少數執政的亂象,這才是謀求民主深化之道,也將是人民支持的改革。

當然,以目前政治情形看,民進黨長期都是藍營分裂參選的受益者,從政治利益的計算角度,可能不願接受「絕對多數的總統選制」;但另一方面,國民黨也是現行立法委員選制的受益者,享受了不符比例的國會席次。既然如此,朝野兩大黨不妨互為「進步的妥協」,也就是總統選舉改採較進步的「絕對多數選制」,而立委選舉則改採較進步的「德國二票聯立式選制」。這樣各讓一步,也各進一步,共同完成總統選制與立委選制的雙制進步,也必將成為憲政佳話。

憲法,是國家百年之根基;馬總統若能在任期內,完成聯立式兩票制、總統選舉絕對多數之修憲,那麼的確可如他四年前所言,為台灣人民立下百年盛世的基礎,而總統念茲在茲的歷史定位,也必然實現。

【2012/02/27  中國時報 1010227】
【專訪】與編者對談

【專訪】與編者對談

談《中華民國與國際法—民國百年重要記事》——與編者對談

《中華民國與國際法-民國百年重要記事》

編者:陳長文、高玉泉、陳純一、廖宗聖
出版社: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1日
國際法學研究中心( 吳逸儒/整理 賴昱誠/編校)

《中華民國與國際法-民國百年重要記事》,係一本以國際法為切入角度的歷史資料彙編。本書以編年的方式,透過許多尚未公諸於世的珍貴史料、照片之呈現,客觀而清楚地整理、解釋與描述自建國以來,中華民國與國際法間之百大重要事件資料。

以下,即為國際法學研究中心電子報編輯小組針對本書的創作緣起、定位等問題,向三位編者請教的與談記錄:

一、首先,針對這本書,我們很好奇本書的創作緣起為何?是什麼樣的發想,讓三位老師當初想要編撰這本書?

高玉泉老師表示,當初會有這樣的想法,其實導因於某次國際法學會理事會上,曾任外交部長的錢復先生提及在其任職期間發現外交部有許多原始珍貴的公 文、照片等資料。陳長文老師認為,這些文獻具有高度價值卻難為大眾親近,甚是可惜,因此打算將這些珍貴資料加以公開。而高老師更進一步提議,欣逢建國百 年,可將這些資料整理之後佐以說明、公開。一來得使這些資料為大眾所近用;二來更可作為建國百年的歷史回顧。於是,本書就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之下有了雛形。 接著,高老師除著手整理資料外,更同陳純一老師一起討論資金來源等事宜,開始了本書的編纂工作。

二、本書大量運用圖片,生動、活潑地呈現許多歷史事件。對於本書的定位,三位老師有什麼樣的看法?

針對此問題,高玉泉老師認為本書的目的在於公開許多珍貴的歷史資料,而非一本正經地講述我國的歷史。因此,希望透過大量的照片資料證明這些曾經發生 過的事件,透過完整的資料闡述過去的故事。另一方面,陳長文老師則強調,本書並非僅是中華民國發展史,更重要的本書整理的是在國際法的框架下,中華民國如 何與國際社會互動。

三、運用國際法的視角整理中華民國過去百年的歷史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在書籍編著過程中,各位老師曾經遭遇的困難為何?

陳長文及陳純一兩位老師皆謙虛地表示,本書的編輯過程中,大多數的問題與困難都是高玉泉老師解決,整本書的大功臣其實是高老師。高玉泉老師則認為本 書得以完成,也該歸功於許多費盡心力、參與編著的學生。高老師表示,在書籍編著過程當中最大的困難應屬「資料蒐集」。在資料蒐集上,因為保存各類史料的機 關各不相同,因此為取得這些珍貴的史料,跑遍許多機關、單位。同時,如何整理這些龐雜的資料、對其進行取捨更令人煞費苦心。陳長文老師則補充,在資料蒐集 過程中,不但要跑遍各機關單位,更得厚著臉皮拜託對方基於學術考量,惠免收取規費。過程中這些單位真的十分配合、幫忙,才讓編輯工作得以順利進行。高玉泉 老師更特別提到,對於國史館在編纂過程中的協助,心裡由是感激。

除了資料蒐集外,高玉泉老師亦表示編輯過程中另一個困難點是民國初年的歷史。因為這段歷史相較於後期顯得特別混亂,同時期可能有好幾個政府,不易掌握。因此,雖然民初史料之相關內容僅占書中的一小部分,卻是在編輯中最耗費時間、心力的一部分。

最後,時間的切割亦是編輯的一大問題。對於百年歷史如何切割才能更客觀,同時兼顧歷史意義?這個問題困擾大家很久,最後才選擇以民國38年(西元 1949年)為切割時點,以「中華民國在大陸」及「中華民國在台灣」兩個不同地區做為書籍章節。因為在這個時間點,緊接著有中共政權的建立,與中華民國有 明顯的切割,更能凸顯本書以「中華民國」為主體之意旨。

四、本書的編輯過程中雖然經歷過諸多困難,但應該有許多有趣或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吧?想請各位老師和讀者分享,在本書的編輯過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為何? 

陳長文老師提及第一次將初稿拿給學生看時,學生因為書中大量的彩色資料及照片而尖叫,非常有趣,令他印象非常深刻。另外,書籍封面式樣的版本眾多,為使書籍更吸引人、更具可看性,曾套用各種顏色及設計樣式,嘗試過上百種版本,經過多方比較後才選擇現在的版本。

高玉泉老師還說,連「清明上河圖」都曾是他們的封面背景的套色版本之一呢!

五、在分享編輯過程的甘苦談後,想請各位老師與讀者分享在編輯過程中的收穫及心得為何? 

高玉泉老師表示,對他而言,在創作的過程中,最大的收穫應該是對歷史印象的衝擊。以民初的軍閥為例,過去自己所接受的歷史總是:這些人都是老粗,空 有武力,沒有什麼文化素養。但是從國際社會互動的角度切入後,透過資料的整理、看見許多史料原件,會發現與過去所學習到的內容有所衝突。從衝突掙扎中重新 以另一種視野檢視過去的人物、事件,會產生不同的意義。起初雖然有些內容和個人所學產生衝突與矛盾,但在深入的瞭解後,反而發現在不同觀點下,這些原本以 為的「老粗」,可能並不只是「老粗」。這樣的經驗,對高老師而言,是彌足珍貴的。 

六、經歷千辛萬苦,這本書終於順利問世。各位老師希望讀者在閱讀之後,能有什麼樣的收獲?

陳長文老師簡單地以「有趣、好玩」來做評語。他希望本書是除了國際法教科書及相關書籍之外,以圖文並茂、簡單的論述等方式,讓讀者像看故事一般容易 理解的一本書籍。同時,在輕鬆閱讀之下,每個事件背後又有許多故事,能提供讀者有更多延伸閱讀或思考的空間。另外,藉由本書,陳老師更期待使讀者能夠實際 瞭解國際法與中華民國間的關係,以及國際法對中華民國歷史上的實際影響與互動。希望讀者能深刻感受到:中華民國從來不曾、也不可能與國際社會脫鉤、與國際 法無涉。自中華民國成立的那一刻起,國際法就已經對中華民國有了影響。

高玉泉老師則期待,透過這些真實的公文來往及照片,可以證明中華民國實際存在在國際社會上。

七、在回顧過去百年中華民國與國際法的互動關係之同時,我們更展望未來。想請各位老師談談對於未來國際法有什麼樣的展望與期許。

陳長文老師表示,其實在政大一場與大陸學者的對談中,他就曾提及:我們和大陸學者坐在一起討論國際法問題,但卻連我們彼此之間的問題都尚未解決!因此,未來的國際法發展中,陳老師希望可以看到兩岸關係、治權、主權等問題之發展。

八、最後想請問各位老師,未來是否有其他工作計畫?

陳長文老師表示,對於陳純一老師所提及的成立學生國際法學會是一件十分值得期待的事。甚至可以考慮發行學生國際法學刊物等,讓學生對於國際法有更直接的認識。

而高玉泉老師則提出,可以整理我國對國際法有所貢獻的法學家之事蹟,讓學生、大眾對於我國的國際法學者能有所認識,並對這些學者所做的貢獻有所瞭解。

此外,陳純一老師則表示,高玉泉老師滿腹經綸,知道許多關於法學家的歷史故事。因此,陳純一老師特別為國際法學研究中心電子報邀稿,邀請高玉泉老師可以不定期以訪談的方式,將許多國際法故事等放入電子報當中、豐富電子報內容。

應該批判,獵巫就不必了

針對中時集團總裁蔡衍明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有許多的討論,也引來部分人士發起「拒絕投書中時」的連署。筆者身為中時專欄的撰寫人之一,也應就自己的角度,來談談自己對蔡先生專訪內容的看法。

首先,若《華盛頓郵報》報導屬實,那麼筆者必須表示遺憾,我不認同蔡先生對六四的言論,在六四事件中,因為重重不透明黑幕,到底有多少人為此犧牲生命可說眾說紛紜,但即便只有一個人因此犧牲,我們都應以嚴肅哀沉的心情來面對這樣的悲劇;因為,在六四事件中用身體為盾、以生命為矛的青年,他們用熱血想要爭取的並不是一己的利益,而是國家的進步與人民的自由福祉。就像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為肇建中華民國而犧牲生命,我們不會去討論七十二烈士人數是多是寡,感念的是,他們「助天下人愛其所愛」的無私奉獻。

因此,如果《華盛頓郵報》的訪答屬實,我認為蔡先生並沒有真切的認識六四的歷史意義,以及參與者的歷史情操。筆者認為,六四的平反,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六四何時被大陸當局認真的面對與平反,也才是檢驗中國大陸是不是真正的邁向文明進步的關鍵。六四,一日不平反,不論大陸的經濟成果如何亮麗、國防武力如何強大,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文明與進步的政府。

當然,蔡先生認為他的談話被《華盛頓郵報》曲解,希望該報還原原音而未獲回應,因此,筆者仍必須對蔡先生究竟說了什麼,持一定的保留,而所有的批評,也必須在蔡先生確有其論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另一方面,即便《華盛頓郵報》並未公布原音,但蔡先生也顯然認知道自己的回答確有不妥之處,故有致歉之舉。我希望蔡先生能從這一件事情得到學習,發言應三思,因為蔡先生雖有言論自由,但言論自由的另一層次意義,也正是別人也擁有對你的言論表達批判的自由。當發言離歷史認知、公眾情感太遠,就要付出被公眾批判的代價,更不論蔡先生具有中時集團總裁的身分。

但部分人士將蔡先生的言論,作為抵制《中國時報》的理由,甚至用麥卡錫式的「獵巫」,要求投書中時論壇的評論者參與這樣的抵制或以拒絕投書「表態」,這不也是另一種反自由精神的負面教材嗎?

如果《中國時報》的報導偏頗,那麼就事論事予以譴責即屬公道;如果投書者言論離譜,那麼對作者加以口誅筆伐也沒話說。就像《自由時報》曾為了攻擊特定政治人物,竟不惜用合成照片偽造高速公路上不存在的路肩,用假象激化閱聽者對該政治人物不使用空路肩卻在壅塞的高速公路上與民爭道的不滿,這種嚴重戕害新聞專業的手法,該報從未道歉。但是不是能夠以此為由,連坐式地譴責在《自由時報》投書撰文的評論者?或要求他們也表態抵制《自由時報》,否則就是同流合汙?

筆者長期投書《中國時報》,多年來,不管筆者投書內容為何,報方從沒有對筆者有任何干涉,這一點公道必須還給中時。在筆者看來,中時的論壇長期以來也維持著多元的意見與批判性。其中也不乏許多(包括筆者)對大陸當局的批判。蔡衍明先生雖然有其個人的意識形態,但他並沒有用他的意識形態來審查投書者的文章。

究實而論,台灣沒有一家媒體沒有自己的立場;有主張台灣獨立、把中國大陸視為仇寇的媒體,也有不斷呼籲兩岸和平穩定的媒體。但只要報導內容符合真實,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環境裡,經過各種不同立場媒體所報導的內容,閱聽眾還是可綜合出自己的認知與判斷,這就是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

蔡先生言論不對,大可出聲批判,或投書《中國時報》的版面來批判。但變成獵巫大動員,要所有人配合演出,則大可不必。

最後,筆者要藉此給蔡衍明先生一個勸言。當余紀忠老先生還在世時,《中國時報》是台灣自由主義的標竿;在還沒解除報禁的威權年代,《中國時報》就敢在頭版報導了民進黨成立的消息,這種種的堅持與風骨,國人記憶猶新。蔡先生從商界跨足媒體,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如果蔡生生想要從一個成功的企業家變做成功的媒體負責人,就應學習余老先生的風範,也應謹記這次事件的教訓。

【2012/02/13  中國時報 1010213】

保密分案 最高法院還在西周?

中國在西周時期,為了讓民眾處在「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恐懼,來服從統治者的權威,法律採取了「秘密法」的形式,也就是說,雖有法律,但不公布,讓人民根本不知道法律規定了什麼。這個情形,一直到春秋時期鄭國子產將他所制訂的刑書鑄在鼎器上公布,才第一次打破中國古老封建的秘密法。

  最近有關最高法院「保密分案」制度是否應該廢除的討論,讓筆者想到了這「古早的歷史」。

  其實,說真的,那裡需要什麼高深的法學造詣,來討論分案要不要保密這個問題。透明帶來負責,如果司法案件人民連承審法官是誰都不知,要如何去監督法官的判案品質呢?報載,由於最高法院採保密分案制度,單單為了打聽是那個法官審案,當事人就得花五萬元。

  公開透明,司法才有公信品質,這已接近於法律ABC的基本觀念,受過深厚的法律訓練的最高法院法官豈會不知。說穿了,其實就是對自己的判案品質沒有信心,害怕接受公眾檢驗。

  根據報載,反對改革保密分案制的最高法院法官,所持的理由竟只有一句話「維護終審法官的人身安全及純淨的審判空間」,意思是,一、怕對判決不滿的人會傷害法官的人身安全;二、怕大家知道是誰審案會來干涉關說。

  但這個理由,有半分說服力嗎?

  照這個理由,為什麼採透明分案的地方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法官,就不需要「維護法官的人身安全及純淨的審判空間」呢?是地院和高院法官的命比較不值錢?還是地院和高院的法官比較有肩膀可以抗拒干涉與關說,不怕別人知道自己審了什麼案件?

  司法改革高唱入雲多年,台灣竟然還有個一秉西周封建秘密法思維的最高法院,一個違反最基本法律原則的保密分案在台灣竟可以存續六十二年,這也算是另類的台灣司法奇蹟了。

  現在,連馬英九總統都出來說話要革廢保密分案制,筆者真心期待,最高法院的院長們,不要再當司法改革的絆腳石,主動的請廢保密分案制,也算是司法功德一件。(陳長文/法學教授)

【2012/02/11 聯合報 101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