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批判,猎巫就不必了

针对中时集团总裁蔡衍明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有许多的讨论,也引来部分人士发起“拒绝投书中时”的连署。笔者身为中时专栏的撰写人之一,也应就自己的角度,来谈谈自己对蔡先生专访内容的看法。

首先,若《华盛顿邮报》报导属实,那么笔者必须表示遗憾,我不认同蔡先生对六四的言论,在六四事件中,因为重重不透明黑幕,到底有多少人为此牺牲生命可说众说纷纭,但即便只有一个人因此牺牲,我们都应以严肃哀沉的心情来面对这样的悲剧;因为,在六四事件中用身体为盾、以生命为矛的青年,他们用热血想要争取的并不是一己的利益,而是国家的进步与人民的自由福祉。就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肇建中华民国而牺牲生命,我们不会去讨论七十二烈士人数是多是寡,感念的是,他们“助天下人爱其所爱”的无私奉献。

因此,如果《华盛顿邮报》的访答属实,我认为蔡先生并没有真切的认识六四的历史意义,以及参与者的历史情操。笔者认为,六四的平反,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六四何时被大陆当局认真的面对与平反,也才是检验中国大陆是不是真正的迈向文明进步的关键。六四,一日不平反,不论大陆的经济成果如何亮丽、国防武力如何强大,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文明与进步的政府。

当然,蔡先生认为他的谈话被《华盛顿邮报》曲解,希望该报还原原音而未获回应,因此,笔者仍必须对蔡先生究竟说了什么,持一定的保留,而所有的批评,也必须在蔡先生确有其论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另一方面,即便《华盛顿邮报》并未公布原音,但蔡先生也显然认知道自己的回答确有不妥之处,故有致歉之举。我希望蔡先生能从这一件事情得到学习,发言应三思,因为蔡先生虽有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的另一层次意义,也正是别人也拥有对你的言论表达批判的自由。当发言离历史认知、公众情感太远,就要付出被公众批判的代价,更不论蔡先生具有中时集团总裁的身分。

但部分人士将蔡先生的言论,作为抵制《中国时报》的理由,甚至用麦卡锡式的“猎巫”,要求投书中时论坛的评论者参与这样的抵制或以拒绝投书“表态”,这不也是另一种反自由精神的负面教材吗?

如果《中国时报》的报导偏颇,那么就事论事予以谴责即属公道;如果投书者言论离谱,那么对作者加以口诛笔伐也没话说。就像《自由时报》曾为了攻击特定政治人物,竟不惜用合成照片伪造高速公路上不存在的路肩,用假象激化阅听者对该政治人物不使用空路肩却在壅塞的高速公路上与民争道的不满,这种严重戕害新闻专业的手法,该报从未道歉。但是不是能够以此为由,连坐式地谴责在《自由时报》投书撰文的评论者?或要求他们也表态抵制《自由时报》,否则就是同流合污?

笔者长期投书《中国时报》,多年来,不管笔者投书内容为何,报方从没有对笔者有任何干涉,这一点公道必须还给中时。在笔者看来,中时的论坛长期以来也维持着多元的意见与批判性。其中也不乏许多(包括笔者)对大陆当局的批判。蔡衍明先生虽然有其个人的意识形态,但他并没有用他的意识形态来审查投书者的文章。

究实而论,台湾没有一家媒体没有自己的立场;有主张台湾独立、把中国大陆视为仇寇的媒体,也有不断呼吁两岸和平稳定的媒体。但只要报导内容符合真实,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里,经过各种不同立场媒体所报导的内容,阅听众还是可综合出自己的认知与判断,这就是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

蔡先生言论不对,大可出声批判,或投书《中国时报》的版面来批判。但变成猎巫大动员,要所有人配合演出,则大可不必。

最后,笔者要借此给蔡衍明先生一个劝言。当余纪忠老先生还在世时,《中国时报》是台湾自由主义的标竿;在还没解除报禁的威权年代,《中国时报》就敢在头版报导了民进党成立的消息,这种种的坚持与风骨,国人记忆犹新。蔡先生从商界跨足媒体,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如果蔡生生想要从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变做成功的媒体负责人,就应学习余老先生的风范,也应谨记这次事件的教训。

【2012/02/13  中国时报 101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