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未必成,身可退矣──卸任紅十字總會會長有感

今天,紅十字會總會理監事暨會長、副會長改選,我決定卸下已擔任十二年會長的職務。回顧二十五年前,在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之際,受邀加入紅十字會總會擔任祕書長,從兩岸關係的人道角度擔任志工,到促成紅十字會組織的法制化、以及全方位推動會務工作,在紅十字會服務的點點滴滴湧上心頭。

我感謝有這麼難得的機緣,可以和充滿愛心、熱情永不消磨的紅十字會幹部、志工朋友們,一起為世界上陷在苦難的人們,在第一時間、在第一線,捎送他們最需要的溫暖。也讓我深刻的體認到在這個世界上,也許我們在這一刻幸福地生活著,但同樣的這一分一秒,在另一個世界,卻可能有成千上萬的人處於生存掙扎的邊緣,等待著我們的援助。自從我加入紅十字會以來,這樣的情境和心情一直不曾放下過。

不過,在看到身陷苦難的人的同時,我也看到世界上有更多願意「為別人的溫飽與生存而忙碌」的力量,給我更大的啟發。我深刻體會到,什麼叫做「同理心」、「助人為快樂之本」。在每一位志工的臉上,即使滿身泥巴、灰頭土臉的,但仍可以看到愛心的笑顏,這就是利他精神的具體實踐,將這些愛心與行動匯集起來的巨大能量,才是人類文明進步最大的動能。

台灣地區的紅十字會在九二一地震之後,才深刻體認到防災、救災以及災後重建工作的重要性,並且開始向先進國家學習,從無到有建立了較完整的體系。基此,我們把在台灣學習到的經驗,無保留的奉獻給全世界和我們同樣遭逢災難的朋友和紅十字組織的夥伴。我們紅十字會除了在台灣,也走進了中國大陸、南亞、南歐、中東、中美洲、非洲、甚至日本等地,將台灣的愛心一步一腳印地擴展出去。而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可能是到別的國家的救難先鋒,有時則可能不幸成為受到天災侵襲的待援者。我們結合彼此的力量為災難重建合作、為苦難中的人帶來希望。因為,「有苦難的地方,就有紅十字會;有紅十字會的地方,就有希望。」

在這些忘不了的的回憶中,當然也有挫折。去年我們紅十字會正在忙於辦理日本三一一複合式災難的緊急救援階段時,紅十字會的撥款方式引起少數網友與民意代表對紅十字會的惡意攻訐,就是一例。這些「朋友」不願意瞭解紅十字會在賑災中應該做的努力,卻將「賑濟重建」和「一次撥款」簡化地劃上等號。在台灣紅十會(世界各國紅十字會中唯一的)與日本赤十字社在一年內經過至少七次協商/實地探視災區後及時確認在災區的六項重建計畫之後,雖然這些疑慮已經完全平息,但這種非理性的抹黑,對紅十字會形象所造成的傷害,卻是非常不值得的。

此外,我深切盼望(也是一種挫折),政府能依照紅十字會法確實承擔起它應負起的角色。我確信,台灣紅十字會對內,無論在緊急災害的救援、社會弱勢的服務、以及志願服務的推展上,都有能力發揮整合平台的功能,對外,也證明了它有能力承載台灣民眾的愛心,幫助世界各地需要幫助的人。但這樣的努力單靠紅十字會(紅十字會總會、分會與支會各自獨立的二十七個法人)來做,確有力不從心的困境。如果政府可以效法先進國家給紅十字會實質的關心和支持(包括盡速修改民國四十三年頒布的紅十字會法中不合時代的條文),我相信台灣紅十字志願服務的成績一定會更好。

最後,決定卸下會長職務,是為了紅十字會的傳承與創新,對我來說,所有的工作都有「退休的一天」,只有紅十字會才是永遠的志業,縱使不再擔任會長,但我仍是紅十字會終身的志工,還有很多該做且有意義的事,我會和大家一起努力來完成。

卸下會長職務,對我來說是「功未必成,身可退矣」的體認。最後,我要表達我內心的感謝於萬一,要感謝一路走來相扶相持的紅十字幹部和志工、非政府組織的夥伴、千百萬台灣(世界上)愛心人士給予紅十字會的支持。要感謝,可以說是感謝不完,只能借用陳之藩先生的話,大聲的說「謝天」了。

【2012/04/23  中國時報 1010423】

國情報告作詢答 破壞憲政

在野黨堅持馬總統赴國會國情報告應作詢答。筆者認為這個問題應回到憲政的角度,必須要探究「國情報告」與「質詢」的憲法意義。

原本憲法增修條文有關國情報告的規定為:「國民大會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並檢討國是,提供建言」,八十九年修憲,國民大會虛級化,總統國情報告的對象於是從國民大會改為立法院,但條文已無「檢討國是,提供建言」一詞,這刻意的刪除,已可以明白知曉修憲者的意圖,有意否決具質詢性質的「檢討建言」權。總統為何無須向立法院負責,此乃因為總統的民意基礎非如內閣制般承自國會而來。而立法委員可以質詢的對象,是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在我國憲法的設定上,向立法院負責的是行政院而不是總統。

換句話說,依據現行憲法,立法院無權要求總統作「一問一答」的備詢。在憲法上,總統超然於五院不對立法院負責,否則他如何行使「協調院與院間爭執」的憲法權力呢?同時,行政院是憲法上的最高行政機關,如果總統接受備詢,則置行政院長於何地?總統的國情報告如何與行政院的施政報告區分?如果相同,重覆有何意義?如果相矛盾,那更是憲政危機。

同樣是採雙首長制的法國,總統可以對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演說但不接受質詢,國會要等總統離場之後方能對內容辯論,也不能投票。而採總統制的美國,總統及部長不對國會負責,發表國情咨文雖已成年度慣例,但美國總統發表後隨即離場,不接受任何提問。兩國國會對於總統的演說都極為禮遇尊重,但以禮待之不是意味著國會對總統的政策就要照單全收,例如美國在國情咨文結束之後,反對黨會馬上會透過各種平台發表反對的內容,或在法案審查上表現其立場,不會因為在國情咨文演說中未能質詢,就處於下風。  

又倘若不能一問一答,換個方案,仿照李前總統至國民大會的前例,由委員提出建言再綜合回答是否可行?固然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立委得提出問題,「…經總統同意時,得綜合再做補充報告」。但修憲時既然刻意取消「檢討國是,提供建言」的文字,立委提問的憲法授權又從何而來?再者,何以需要如此大費周章,而不直接依照憲法,行使憲法賦予給立法院的職權,以行政院為對象,進行更為有效、更有意義的論辯。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有既定的修改方式,如果對現行制度不滿意,應試圖透過公共辯論,透過修憲程序予以調整,而不能一憑自己的主觀偏好便推翻憲法規定或超越憲法授權恣意解釋,否則將破壞憲政體制所設定的權力平衡。立法院應將手中的憲政寶刀—立院質詢權,使向正確的對象、運用在合宜的場域,才能發揮其正當性與實效,否則便只是滿足一時口慾的政治秀而已。

【2012/04/23  聯合報 1010423】

「背巾阿嬤」回響 政府的主動 總在媒體報導後?

聯合報日前報導,「背巾阿嬤」為了多重障礙的孫子小丁,三年來天天背著他來回一四○公里復健。阿嬤瘦弱的身形,散發出一股動人的力量。

筆者相信,只要是罕病兒的家長,一定會被這則報導勾起許多回憶。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孩子是天使,是菩薩;儘管過程中必然會有挫折和沮喪,孩子教會我們生命中單純的滿足,學會走路、學會自己上廁所,都是父母難忘的雀躍。

智力、行動的雙重障礙,再加上視盲、喪父,小丁的處境有著無比的艱難,在上帝降下這麼多的挑戰在小丁身上的同時,也給了他一個盈滿愛心照顧他的阿嬤。我們看到阿嬤在照顧小丁時的甘之如飴,但這不代表政府可以忘記自己的責任。

在聯合報的報導之後,不同的政府部門紛紛主動表示願意協助,也有善心人士想要與他們聯繫,這證明了台灣社會的善心以及媒體的力量。但是政府為什麼要等到報導之後才這麼做呢?台灣目前就有三千多個罕病患者,我們不能仰賴媒體的個案報導去完成政府的社會責任。

也如同阿嬤所擔心的,隨著年齡漸長,當自己不在之後,孩子該怎麼辦呢?這其實又何止是小丁阿嬤的擔心?這是所有家有罕病兒的父母、親人揮之不去的夢魘。想像如果小丁只有自己一個人,政府是否有建構完善的照護網,讓他依然擁有身為「人」的尊嚴?

應該承擔公共責任的政府,將數千億的經費用在昂貴的武器,也經常施放燦爛一個晚上的煙火,或其他不必要的浪費上,有沒有想過,有些地方更需要這些資源。

筆者希望執政者去問問納稅人,是希望自己的稅金拿去買武器、放煙火,還是換得「小丁們」的一個微笑?

【2012/04/16  聯合報 1010416】

當保護主義變政治正確 拒絕人才 人才也拒絕台灣

「台灣流失人才,又阻止外來人才進入」,新加坡副總理對台灣的評論,雖不中聽,但也可讓我們認真看待人才流失問題。不過更重要的是,在什麼樣的心態之下,台灣陷入了這樣的困境?

回顧過去幾年的新聞,只要有降低外籍人士工作門檻的呼聲,就必然引起「排擠本國就業機會」的膝蓋式反射回應。矛盾的是,台灣卻有很多人才流失到美國、中國大陸,我們是不是該很高興的說:「太好了,一個人才離開台灣,就表示台灣多一個工作機會!」

事實當然不是如此,一個人才在台灣,他的貢獻可以創造更多個工作機會。美國、新加坡的競爭力來源之一,就是樂於接收其他國家辛苦培養的高技術移民;而台灣之所以停滯不前,也就正是我們引以為傲的高等教育,有許多是為他國作嫁了。

搶人才,是在國際上競爭的;要留人,也不是跟國內的不同領域職缺比,而是要跟其他國家開出的條件比較。還記得兩年多前的「高鐵肥貓」爭議,我們不管三位副總在其他國家可以得到多少的待遇,或者他們的專業在高鐵的不可替代性,即以「肥貓」稱呼,這樣的國家,又憑什麼值得人才為台灣賣命?

更感嘆的是,台灣是靠競爭起家的,類似保護主義的心態原本只是政治人物彼此攻訐的理由,卻漸漸成為了「政治正確」,而其苦果卻由全民來承受。

我們常常以台灣的民主自傲,可是原先強調「立足點平等」的台灣,近來卻漸漸演變成「齊頭式平等」;而威權的新加坡反倒最開放、最競爭,把台灣遠遠地拋在後面,這實在有些諷刺。從理論和經驗,我們都知道競爭能夠帶來進步,能夠發揮不同產業的比較利益;可是政府畏懼競爭的結果,卻把台灣的競爭力也消耗掉了。

有太多例子可以證明政府的這種心態,對陸生設限,對外籍專業人士設限,對國內產業的保護都是。

人才離開台灣,在別的國家他們還是人才,而沒有人才的台灣,會變成什麼樣子,卻是我們不得不擔心的未來。

【2012/04/11  聯合報 1010411】

都更議題,不該是一面倒的零和討論

文林苑案引發「公眾利益」與「個人財產權」衡平的眾多討論,也有都市更新條例若干條款是否違憲的思考。由憲法的高度來思考爭議,是法治成熟象徵,但也某種程度的簡化問題。如果都更條例不違憲,就代表它是一個好的法律嗎?

同時,文林苑案也反映社會處理爭議的一個傾向。倘若都市更新條例違憲,那麼從法律生效那一刻開始就應該聲請,為何要等到實際有受害者出現後才呼籲?反之,如果因一個個案就全盤的否定都市更新,這也是因噎廢食的結果。

長期的政策不該訴諸短期的情感。在二年前的五都選舉,國、民兩黨的台北、新北市長候選人都支持都市更新,甚至還有候選人主張調降同意戶門檻,可見那時的都市更新是政策明星,與現今的落水狗局面不可同日而語。輿論對同一件事情的態度有如此大的翻轉,而又沒有經過足夠的公共辯論,這對於形塑一個成熟正當、對台灣有利的長期政策,當然是不利的。

文林苑這個個案,大家把焦點鎖定在執行代拆的北市府,是因執行者(政府)角色通常是最醒目的批判標的,但若壓力僅聚焦在北市府身上,就很難對政策做整體的醒思了。台灣在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上,仍然缺少面對爭議、處理爭議所需要的公共思辯態度。

「士林王家該不該拆」是一個個案的實體判斷的問題,「國會制定的法律應該執行」卻是地方政府的程序義務。更何況最高行政法院也做出了判決,這也是北市府解釋為什麼必須執行代拆的理由。

財產權,特別是土地的財產權,從來都不是絕對的,否則大多數公共建設就無從進行。然而怎麼樣「公共利益」可凌駕在個人財產權的支配以及對住所的情感之上呢?而這中間的分野,要如何反映在可以被執行的法律上?然後落實在政府面對個案時的執行端?在在都需要成熟的公共思辯。

例如:台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對於都市更新單元的劃定只有下限而無上限,換句話說,只擔心更新單元劃得太小,而不擔心劃得太大,何以故?理論解釋是,越大、越完整的都市更新單元,土地的利用就可更有效率,反之亦然;而實務顧慮是,倘若不訂定下限,則難免會有建商為貪圖容積率獎勵而以零星散戶劃定更新,失去了都市更新的本意。

因此,雖然王家或許「可以」劃出都更範圍之外,但是現行法律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似乎並不鼓勵這樣的作為。更不要說,在台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中,還規定了更新範圍「應以不造成街廓內相鄰土地無法劃定更新單元為原則」。換句話說,劃入王家土地為原則,不劃入為例外,那麼要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主動去反向操作,不但是違反公務員長期的慣性,嚴格來說也不符合立法者的期望了。

都市當然應該要更新,但是都市更新必然遇到與私有財產權的抗衡問題,這中間有沒有兩全其美、或至少可以各退幾步以達到平衡的方案?無限上綱「更新的效率」,則將有更多不同意戶被迫搬遷、個人權利受到擠壓;但相反的,若擺向另一個極端,也就是無限上綱「私有財產權」的保護,那不啻是宣布都市更新制度的死亡。我們不希望這變成一種0與1的零和抉擇,但很顯然的,在討論這個嚴肅而重要的議題時,我們的社會呈現的就是0與1式的「一面倒風」。這才是最令人憂心的現象。

要如何正確拿捏政策的平衡點,調和衝突?好的行政執行,不可能沒有好的法律支撐。從這個角度看,大家除了檢討台北市的執行,也把方向鎖在檢討法律是允宜的。但大家可曾想過,好的法律需要的又是什麼呢?不就是充分的民主思辯嗎?不只是都更議題上我們很擔心民主思辯、公共辯論是不充分的,其他重要的公共政策,包括美牛、油電漲價等議題,也都存在一種充滿情緒的「一面倒現象」。就此而言,我們的民主固然是讓我們引以為傲的資產,但似乎離「成熟」二字,還有相當的路程要走。

【2012/04/09  中國時報 1010409】

好總統,憲法置於政治之上

「一國兩區」是現行憲法下的描述,王健壯先生認為「食憲不化」,聯合報社論指出應把「黑桃叫作黑桃」,可見在錯綜複雜的兩岸關係中,很難有個面面討好的選項。

按照憲法,兩岸都是中華民國的疆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更將大陸地區定義為:「指台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因此「中華民國的領土分為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這是法律架構下直觀的解釋。

為什麼這樣依據憲法的敘述會引發那麼多爭議?質疑者理由大約是:「憲法與現實不符」,「國際上認知的中國都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民國」,「承認一中框架的憲法,就是終極統一」…。

先不實際探討這些問題,就假設以上對憲法的質疑是正確的,那麼筆者不得不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為什麼在年初的立委選舉中,民進黨沒有以修憲作為政見;而唯一主張制憲的台聯黨,政黨得票率不到百分之十呢?」

政治人物的行為告訴我們,修改領土疆域是選票毒藥,多數民意不會支持這樣的政見。大多數台灣人民知道,正是因為現在的中華民國憲法,才保障了台灣和平與發展。

稍有法律概念的人都知道,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也是任何法律、行政命令都不能牴觸的;憲法可以修,可以改,甚至也可以制,但在修憲、改憲、制憲之前,政府的公職人員,乃至國家的領導人,沒有不承認憲法的空間。倘若「一國兩區」的描述太過簡化,筆者也支持馬政府說得更周延一點,但依憲法兩岸都是中華民國的領土,這是中華民國總統不可能迴避的堅持。

一個正確的法律敘述,也可能引發嚴重的政治爭議,這是論者批評馬總統「食憲不化」的理由;但筆者卻欣然看到,總統將憲法置於政治考量之上。甚至我們該欣慰選出了一位「食憲不化」而不是「毀憲不法」的總統。

這樣的原則,或許對於總統個人的政治利益是不利的,但是就國家而言,卻製造了一個穩固的根基。在國際現實的大風大浪之下,台灣可以穩定的前進。

【2012/04/03  聯合報 101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