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 医疗纠纷解决之道

医疗体系崩盘(内、外、儿科、妇产科、以及急诊“五大皆空”) 的议题引起很大讨论,据了解造成医疗体系崩盘原因有二:医护人员过劳与医疗诉讼(尤其是刑事诉讼)频传。当然医师对自己的职业自许也扮演极其重要角色,行医是视病如亲的“志业”?还是贩卖服务的事业而已?医护人员过劳的问题不是本文讨论主题。本文讨论的是医疗纠纷解决之道,以及医疗行为是否除罪化等问题。

医病关系曾几何时,已简化、异化成诉讼关系,这是极度严重问题,就像医师看病,绝不能只盯着电脑看病历、看检查报告,唯有回到人本源头,才有助于厘清问题本质。包括健保制度、医疗机构规模化法人化、乃至医院医师关系雇用制或委任制等,在在形构了医疗环境变迁的图像。这些变化使得医师在社会举足轻重的角色,产生量变与质变,如何再塑医者典范,实在亟待医学院、卫生署、法界等共同筹谋。

以笔者切身经验,小儿文文是脑部发育不全的早产儿,是极重度身心障碍者,及家中长辈们于生前亦多次进出加护病房。报载,一位法官胆囊疑有息肉,经医师“建议”开刀摘除胆囊,但手术后发现胆囊没有息肉,该法官提告医师业务过失重伤害罪责。六年前,笔者也摘除胆囊,情形也与此报导类似。如果从结果来看,包括接生文文、照顾笔者长辈、为笔者诊断及摘除胆囊的医师们,似乎笔者都可将他们列为告诉对象,但笔者却完全没有起心动念,反而只有对医师的感恩和对生命无常的体会。因为医疗本就存在着风险,“好的诊断,并无法担保一定有好的结果”。当然,医疗行为是否涉及刑事责任,还是要依个案事实来认定。针对医疗行为进行“除罪化”之提案,涉及各行业平等,尚不可取。任何通案立法,都可能会遇到“临界个案”。例如,救护车驾驶员执行救护过程中过失造成第三人伤害或死亡,同样也会有结果不如预期的情形,是否也应考虑修法除罪化?

只是笔者认为在绝大部分情形,透过医病充分沟通后进行的医疗,即使有纠纷,除有重大疏失外,应避免以刑事解决纠纷。法律有民、刑事之别。不幸发生医疗纠纷,深信绝大部分纠纷,应都是走民事解决才是正确途径。造成医疗体系崩盘的医疗诉讼困扰,当务之急应是投入更多资源,把医病沟通(包括充分告知后获得病人同意)做得更彻底细致,将医疗风险透过保险制度周延分散,也是关键。更上游的医学院教育也要再接再厉,坚实以人为本的医学教育,特别是有关医病关系的社会、心理、法律等整合课程,务必重视强化。

至于医疗纠纷走刑事途径,首该检讨就是司法部门如何纠正“以刑逼民”恶习。正如前述,如果能让民事求偿走得通(如修法加强民法侵权行为的救济),“以刑逼民”之诱因自然大幅减少;另方面,是如何让刑事诉讼不被工具化(亦即不纵容以刑逼民的告诉或自诉),这部分检察官(法官)责无旁贷,使得本不该被刑事诉追者,免除程序劳费骚扰,以及妥善运用微罪不举、缓起诉/缓刑等机制,都是要项。此外,司法院也应扩大指定法院设立医事法庭(医疗法第八十三条),以妥速审理医疗纠纷的民、刑案件。

医疗纠纷运用自诉的现象也值关注。据统计,医疗纠纷采自诉比例比起一般案件偏高。再者,医疗纠纷案为自诉案件者,获得有罪判决的定罪率与公诉案件相比,也明显偏低。质言之,自诉可能是造成滥诉医师的工具。事实上,不只在医疗纠纷案件,自诉本就有诱发各种案件滥诉的疑虑,固然刑事诉讼法已修法改采自诉强制律师代理制度,以“限制滥诉,提高自诉品质”,但自诉滥诉疑虑始终存在;更何况,自诉制度设计的原始目的在于制衡检察官滥权不起诉,本非刑事诉讼权利的核心,因此修法废止自诉制度此其时也。

【2012/07/16  中国时报 101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