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歲的蔡英文與43歲的王郁琦

四十三歲的王郁琦即將成為「史上最年輕陸委會主委」,在野黨也以他的年齡、經歷來否定這項任命,甚至以「兒戲」稱之,認為他太年輕、沒有兩岸事務背景、資歷不夠深厚、又是馬總統的親信等等。而有不少社論對這項人事,也以上述的觀點評論。筆者認為,其實這些評論真正聚焦的重心,都帶有在這高齡化社會中對年輕世代一種錯誤的心理歧視與不信任。

此外,當大家聚焦王郁琦的年齡與兩岸背景時,似乎忘了陸委會另一個「史上最年輕主委」是誰呢?正是四十四歲就擔任陸委會主委的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

這種雙重標準是令人錯愕的。今日對任命王郁琦的質疑,例如沒有兩岸事務背景、輩份太輕等等都可以套用在二○○○年的初任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身上。除非民進黨認為蔡英文擔任陸委會主委是失職的,否則以此來批評王郁琦,豈非自我矛盾?甚至,從各方所批評王郁琦的兩岸背景來說,王郁琦至少還是馬英九長年兩岸政策的重要幕僚,蔡英文在出任陳水扁政府的陸委會主委前,在陳水扁的兩岸政策的參與度上,恐怕未必超過深受馬英九信任的王郁琦。

從絕對值來看,四十~六十歲是人生中經驗、體力最平衡的時間,美國有許多總統如歐巴馬也是四十多歲就當選總統;中華文化過度的講究論資排輩,某種程度是壓縮了年輕有能力者對社會的貢獻。馬政府的內閣中平均年齡五十八歲,有年輕幹才加入,對年齡偏高的馬團隊,也有世代傳承的意味,否則等到二○一六年馬總統卸任,平均年齡再加四歲拉到了六十二歲的國民黨政務官團隊,要如何世代交替呢?

而第二項批評筆者認為更是莫名奇妙,就是所謂的「任用親信」。普天下領導人,誰不是越信任的下屬越重用?真正的重點在於總統信任屬下的標準,是看關係遠近還是能力操守。甚至,馬總統過去施政諸多掣肘的因素之一,有可能是他用了和他毫無默契的「社會賢達」,這些賢達們頭角崢嶸,但卻也讓政府淪入多頭馬車、上令不下達的困境。但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在於將政策依總統的意志,貫徹執行。

但是在期待之餘,對於兩岸關係未來的變化,王主委面臨的處境必然是如履薄冰。馬政府的兩岸交流是「先經後政、先易後難」。過去四年的協商,簡單的、不衝突的、事務性的規定,可說能談的都談了。而剩下應該要談卻還談不成的—「要讓利更要講義」,就是彼此有著難以迴避的矛盾,這就是大家說的「深水區」。

例如台商投資保障的人身安全、財產權保障,是否能落實協議規定,這還包括兩岸的法治改革(包括大陸憲法與刑事訴訟法的調適);而在兩岸司法互助協議簽定後,台灣司法機關對大陸確定判決和仲裁判斷的既判力承認等等;又如台生學歷、陸生健保、大陸籍配偶、繼承人的不歧視等問題,這些傷害台灣人權形象的無理作法,都是王郁琦的挑戰。

很多社論對王郁琦的任命,都太凸顯「個人條件」。其實,不管是江丙坤董事長或賴幸媛主委,他們在兩岸交出有目共睹的成績;但最重要的,還是因馬英九總統和大陸領導人端出正確的兩岸政策。這正好可拉回蔡英文與王郁琦的比較,當今社會不少人都肯定蔡英文的能力,這也是她能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的原因。但大家想一下,蔡英文在當陸委會主委任內,曾交出什麼兩岸成績嗎?她交出的成績單就算不能說是零分,恐怕也不會太亮眼。但這是因為蔡英文個人條件不佳造成嗎?顯然未必,勿寧說是,在陳水扁鐵板一塊的兩岸政策下,蔡英文能力再強,也不可能有所表現。

王郁琦卻是站在完全不同的天平上,如果大家對蔡英文的兩岸成績都沒意見了,身為馬英九核心幕僚的王郁琦,有馬英九正確定向的兩岸政策為基底,同時又有馬英九的信任為支柱,只要能零誤差地執行馬英九的兩岸政策,這項任命是可以樂觀期待的。

【2012/09/24  中國時報 1010924】

【推薦序】讓愛延續…《再見,Ohara》

每一個感人故事的背後,都有觸動人心的主角。看見「Ohara」遠遠的走來,穩定的步伐中,顯露著英俊挺拔的氣宇,牠是台灣第二隻導盲犬,來自紐西蘭皇家導盲犬中心。手持導盲鞍的男主角張國瑞,是視障界的科技菁英,這位系統工程師發明了「盲用電腦」,造福了全台灣的視障朋友,搭起了明眼人與視障朋友間的距離。

生於南半球的「牠」和成長於北半球的「他」,因緣際會的相遇,這是老天爺的安排?!「牠」和「他」共同寫下了深切信任、禍福與共、賺人熱淚的故事。

黎巴嫩文豪紀伯倫曾說:「我用我聽覺的眼睛,看到了我愛的世界。」

「牠」,Ohara,陪伴著「他」,張國瑞的十年間,「他」亦步亦趨放心的走在『牠』旁邊,聆聽四季的變換,搭公車、搭捷運、搭飛機,到國家音樂廳欣賞音樂會,到醫院探視生病的父親,和同好打盲棒,Ohara幫忙談戀愛,一同到各地演講,參加街頭募款活動,上班、下班、爬山、玩水都難不倒這對team mate。這十年間的日子也不全然都是快樂的,剛開始國人對導盲犬的陌生,司機、餐廳、公共場所時有刁難,但也在台灣導盲犬協會及各界的努力下,社會大眾漸漸對導盲犬從拒絕到接納。

今年為台灣導盲犬協會成立十週年,長文擔任終身義工,有幸目睹國內導盲犬制度的推廣。歷經十年寒暑的努力,導盲犬數目從十年前的個位數成長到上百隻,其中或有在服役,或有在訓練中者。

第一批導盲犬也有幾隻相繼傳來因年齡老化而離開我們的訊息(人類的一天是狗狗的七天)。導盲犬的培育是需要有特定血統純種犬所繁殖而來,成功的培育一隻導盲犬,其中背後的付出,是聚集了工作人員、寄養家庭、寄宿家庭、收養家庭、義工以及社會大眾無數的歡笑淚水與不求回報的愛心投入所換來的。

導盲犬是視障朋友「聽覺的眼睛」、「觸覺的眼睛」以及「知覺的眼睛」。有了導盲犬的愛心陪伴,視障朋友可以無畏無懼的天天出門,越走越遠……;給了視障朋友更多的勇氣與自信去面對無限的未來。同時也喚醒社會大眾對於視障者的關懷及對於導盲犬的感恩。

世界上的先進國家,皆有立法明文保障視障者與導盲犬的行路權,國外有許多視障者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中獨佔鼇頭,他們可以帶著導盲犬參加國際會議,不致擔心任何交通住宿等問題;協會也在各方的努力下,建立了導盲犬的制度與規劃,96年7月修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97年1月修正「合格導盲犬導盲幼犬資格認定及使用管理辦法」,台灣導盲犬協會的努力有目共睹。

另外,我們很高興指出,協會行有餘力,還捐贈導盲犬給香港導盲犬機構。

展望未來,台灣導盲犬協會經歷十年的基礎發展,並將導盲犬的觀念逐漸導入台灣,為期落實導盲犬計畫在台灣的本土化與永續發展,能有效的提供在台灣的視障朋友除了白手杖以外的另一個選擇,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

如果我們遇到導盲犬時,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三不一問」:
不餵食:絕對不要以食物吸引或餵食導盲犬。
不干擾:不要在使用者沒有同意的狀況下,干擾(包括撫摸)導盲犬。
不拒絕:保護導盲犬可以自由進出公共場所、搭乘交通運輸工具。違反這項規定會受到處罰,也是欠缺同理心的行為。

主動詢問:當你遇到視障朋友猶豫徘徊不前時,希望你主動詢問是否有需你協助的地方。另外如果你也想要認識導盲犬時,也請你先徵求主人的同意!

道別,是多麼的不容易。導盲犬把自己的黃金歲月奉獻給了視障朋友。Ohara退休後,在收養家庭過著開心的日子。相遇是一種幸福,Ohara帶給大家美好的回憶,是老天爺給的禮物,Ohara讓大家學習到的是,我們擁有真善美的社會。

「讓愛延續」……,往前踏一步,生命中的愛和希望就在不遠處。

文╱陳長文(律師、法學教授、紅十字會終身志工)二○一二年八月

《再見,Ohara》
作者: 陳芸英
追蹤作者
出版社:寶瓶文化
出版日期:2012/09/13

外勞不在這裡聚會 該在哪?

台鐵為避免外勞集聚台北火車站影響旅客動線,特地拉起紅線限制活動範圍,以及「禁止組織型集會活動」等告示。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是單純的法益對立,旅客出入的權利相抗於外勞「聚」會的權利,但實際上,是考驗著台灣社會是否真的「富而好禮」。

台灣在經濟起飛之後,辛苦、汙穢、危險的職缺,已多由外勞來替補。可以說,沒有外勞的離鄉背井,就沒有今天的高鐵、捷運以及長期照顧的協助等等。

然而,號稱富人情味的台灣,卻不見得人人都感謝外勞的付出。控制行動、不尊重信仰,苛扣工資等,時有所聞。二○○五年的高捷外勞暴動,更是歷史上可恥的一頁,在公權力縱容之下,廠商集體性的虐待外勞,讓台灣人民感到羞愧。

七年之後,我們進步了多少?對於台北車站的處理,一個晉惠帝式的問題是:為什麼外勞不去其他地方,非要在台北車站阻礙大眾不可呢?

台灣人在假日可在家休閒,或出遊聚會。但對收入微薄的外勞來說,省一塊錢就可以多一塊錢寄回家裡,只好選擇交通便利、又不受天候影響的台北車站「聚」會。甚至有在不同縣市工作的外勞夫妻,假日時也選擇在台北車站碰面,這是多麼卑微的心願?

當然,台鐵並沒有禁止外勞在台北車站聚會,但從告示中所流露的心態很明顯是不歡迎,而這個心態反而是最核心的問題。「被趕走」的感覺,換成你我都不會舒服的。

就這個議題,正確的問法不該是「外勞與旅客誰比較重要」,而是「如果台北車站不適合,我們應該提供那裡來滿足外勞的休閒生活?」這個地點需要一些條件,包括交通便利、價格低廉、不受天氣影響等等,這當然不是台鐵可以負起的責任。

台北市政府設有外勞文化中心,可惜交通不便利,使用率不高,財力稍遜的其他縣市更不足論;這表示外勞的權益還是在施政順位的後端。這不該是進步的民主社會所表現的態度。

假日能夠自由行動的外勞,已經是比下有餘。在近二十萬的看護工中,有許多人是全年全職的。而尚在審議中的《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雖規定每七日可休假一日。但就算規定要放假,又怎麼讓外勞去享受放假呢?

其他包括高額的仲介費、不能自由轉換雇主、工作年限的上限等等不合理的現象,不及備載,但追根究柢,還是心態問題。如果我們能夠真正以「推己及人」的態度去思考外勞的處境,很多現象是可以避免的。

要說政府對外勞人權漠不關心,是過於苛責,但做得是否夠多夠快夠好,也是政府應當自省的。由台北車站事件見微知著,我們能改善的,還有很多。加油!

【2012/09/11  聯合報 1010911】

黨產收益,現在就做公益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再次重申,黨產處分後,扣除人事結清費用,剩餘捐作公益的立場。不可否認,在歷任國民黨主席之中,馬主席對黨產是有反省能力的,在處理部分黨產、終結黨營事業、黨產交付信託等工作上,也交出了一定的成績。然而,這樣的成績,從社會期許角度來看,不管在速度與深度上,顯然難以讓大眾滿意,黨產處理未竟全功、一再延遲,傷害了馬主席的信任度。五年來筆者數度公開表示「黨產歸零,走出歷史」的建言。

在理念上認同國民黨,人格操守上相信馬主席的人,最難以向社會說服的、猶如芒刺插在國民黨背上的,大概就是黨產。就情論理,國民黨的黨產都是黨國一體時代的遺跡,形式上的合法與否,皆無法為國民黨的黨產取得正當性。

馬主席對處理黨產所宣示期限,已一再延宕,所謂「選舉不靠黨產」也並未落實。誠如國民黨所說,黨產標售並非易事,低價售出也恐有背信之虞,但這並不代表在黨產順利售出之前,國民黨就無事可做了。

政黨經營營利事業,首先被質疑的是政商不分,這個爭議在國民黨將黨產信託之後,雖已有相當改變,這一點馬主席確也展現面對歷史的反省力。然黨產信託的收益,依然是國民黨在使用,進而導致政黨的不公平競爭,這才是黨產最大問題。

不要說國民黨黨產的來源尚有爭議,即便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收入,任何政黨想要與坐擁雄資的國民黨競爭,在現實的選舉中都是不容易的。而這種不容易,減損了立足平等的理念競爭,對民主當然有負面影響。

或許,在二○○八年以前,民進黨執政時期,藍軍支持者尚可「綠有國產,藍有黨產」為黨產的存在,從「政治平衡性」角度取得自我說服的正當性;但在二○○八年之後,國民黨既掌握執政權,復有雄厚的黨產為後援,不要說支持者心虛,看在對手及其支持者的眼裡,當然也會不平衡,也多少導致政治的對立。

黨產無法標售,和選舉不要靠黨產並沒有矛盾;現在的信託收益就可拿來做公益,何必要等以後呢?黨產處理不是能不能,而是要不要的問題。截至目前為止,黨產對國民黨似乎依然是戒不掉的誘惑。

馬主席的壓力是可體會的。「政,是眾人之事」,政治領袖需要眾人的支持才有實力施政。就算馬主席本人願意,冒然停止選舉補助,眾多習慣黨補助的民代、地方首長也必會反彈,這可能引發政治風暴,也當然是政治現實。

但政治現實之所在,不也正是改革決心之所在嗎?馬主席為人欣賞的政治特質之一,就是他比其他政治人物更有為了理念堅持而挑戰政治現實的勇氣。這樣的勇氣卻沒有用在黨產問題上,豈不令人扼腕?

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就算急促處理黨產,有可能變成「賤售黨產」而有「背信」的風險,使得短時間要完全處分黨產有現實上的困難,但若國民黨真有誠意面對黨產爭議之心,仍有可為與應為之處。筆者認為,就算黨產在短期內有完全處分的困難,那麼在處分黨產前,馬主席仍不妨做出二點宣示。第一:公開黨產信託的收益金額;二、扣除退休人員人事費用及維持一定期限內最基本黨務運用費用後,其餘款項悉數捐助成立公益性的財團法人,由無政治色彩之社會賢達來管理。

當然,要做到這點非常困難。對黨產及黨產收益的依賴,就像一種政治嗎啡,要戒除是不容易的、需要無比的決心的,放棄了這一個金庫,當然會衝擊到國民黨的選舉。但,一則,國民黨要自問的是,依目前的社會氛圍,國民黨還能依賴黨產多久?二則,若能做出捐做公益的宣示並在明定期間內落實之,必定會是國民黨的利多,否則黨產問題每次選舉都會「陰魂不散」,成為對手的「政治提款機」;三則,將黨產收益用於公益,造福更多人群,這件善事必然有益於國民黨的形象。

黨產問題拖延至今,已不再是國民黨的資產,反而是沈重包袱。馬主席已沒有理由延緩黨產的處理了。「黨產歸零」,就從將黨產收益捐做公益開始吧!

【2012/09/10  中國時報 1010910】
【推薦書序】善,從問心無愧做起—《無私的藝術》

【推薦書序】善,從問心無愧做起—《無私的藝術》

「如果整個政治體系都腐爛了,而只是淪為滿足私欲的口號、結黨營私、享受特權、恣意專斷,那麼再好的民主都沒有用。」

當我在這本 《無私的藝術》書中讀到這句話時,一種心有戚戚焉的感覺油然而生。作者點出了民主政治發展至今的一個核心難題,而台灣的民主政治,似乎也宿命地面臨了同樣的難題。而這也是當今民主國家的人民,對政治與政治人物日趨不滿的主因。太多的口號、黨爭、特權,讓民眾失望。

就以今時今日的台灣而言,不能夠說不民主開放,然而在民主開放之餘,社會的整體道德是否因此而提升?自由的社會帶動了思想的解放,但也在功利至上的資本主義邏輯下鼓勵了貪婪;執政者的權力來自選民的賦予,這在理論上會讓施政貼近民意,可是人民對政治人物卻又普遍的不信任,其理何在?

本書所引述的例子雖以歐美為主,但看在台灣的讀者眼中,也會甚有同感。細閱後當可發現,民主制度的不效率,當非台灣所獨有;但另一方面,這些課程連歐洲國家都尚在學習,也表示了民主成熟的漫漫長路。而中間很多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我們對民主政治的不滿,也未必能全部歸咎於政治人物的能力不足或太重私欲。構成社會的群眾本身對於公共問題產生了雙重標準、言行不一的矛盾,也是民主社會開始僵滯、偽善與無效率的重要因素。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說,人民所不喜歡的政治領袖,也是在民主制度下被人民所一票一票投出來的,政治領袖何嘗不是一面投射人民意向的鏡子,當人民群體出現了對公共政策的雙重標準,政治領袖開始變得言行不一,也就不那麼令人驚訝了。

例如:作者提到,盧森堡 在二○○八年時,提出了一個新的環保政策,對排碳量低的汽車予以補貼,對排碳量高的汽車提高稅率,結果引發了史無前例的抗議行動。

盧森堡的人民向來具有環保意識,他們的知識水準也當然知道個人交通工具對環境造成很大的負擔;再從收入水平的比較來看,盧森堡的汽車稅在西歐已經是最低的了。那麼,富裕而重視環保的盧森堡人民,對於一個符合其善意和長期利益的政策,為什麼會如此反彈?

不久之前,政府因為調高油電價格而引發了民怨,台灣的油電價格在鄰近國家中偏低,這和盧森堡的例子頗有相似之處。書中的一個問句是,對於「既擔心全球暖化又煩惱汽油漲價」的人們,能夠有什麼(民主)政治可言?

處在台灣,我們可以再提出許多類似的問句,例如「既擔心都市公寓老舊的安全問題又煩惱都更對個人財產權的剝奪」;「既擔心簽訂FTA的急迫又煩惱國內弱勢產業的保護」;「既擔心兩岸的對立又煩惱兩岸交流可能的統戰」; 「既憂心人才欠缺又要對在大陸優秀大學畢業的台生學歷甄試」。當台灣的人民(甚或民意代表)處於這樣的矛盾的時候,我們能夠有什麼政治可言?

客觀來看,台灣的確處在不同立場的內耗之中,任何重大的改變都舉步維艱。繼續這樣下去,台灣的競爭力還能夠在消耗多久,是讓人不得不憂心的問題。

而把視野再擴大,書中提到了復活節島,據說該島本來是森林茂密的島嶼,後來統治者砍伐森林來製造石像,導致資源匱乏、文明瓦解。而這個例子又何嘗不能投射到現今的世界呢?現在人類一年所使用的石化燃料,地球需要兩百萬年才能形成。當這個趨勢不改變的時候,未來的地球,必然也會成為一個大的復活節島。

這些在本書中俯拾可得的豐富例子,既向我們揭示世界所面臨的普遍問題,也同樣的可讓我們反思台灣的處境與困境。

在本書中,作者從道德的源頭出發,探討「善」的本質和形成的途徑,從實驗去驗證人類行為的隱性準則,並且因此而擴大到對社會現象的解析。書中既往前探討人類行為的「第一因」,又向後預測民主制度的未來,論述深入淺出,是一本難得的佳作。

要改變行為,必須先了解行為的原因。作者認為,人類的道德由四個元素構成:直覺的道德感、我們的基本原則和信念、對一個滿足的生活的嚮往,以及在意他人對於我們的尊重。假設「直覺的道德感」由基因或形而上的人性本質所決定,很明顯的後三者與後天的建構息息相關。

絕大多數人都自認善良,但也很難理直氣壯的說自己一輩子從未做過不善的事,這種矛盾演變到極端,就是純樸的中年男子搖身一變為納粹的劊子手,或者是戰場上種種殘忍的劣行。人類的道德標準有時是相對的,取決於和他人的比較之上,一件不義的事普遍存在時,脆弱的人,有時就會把這種「普遍的不義」當作自己同流合污的正當性,這又是一種人性的難題。

個人要在德性上進步,或許第一個關卡就是要承認自己是不理性的,承認自己的好惡會被環境左右,這時我們該做的就是一方面要慎選自己所處的環境,同時創造一個有益發揚人類德性的環境。換言之,我們很難期待所有人置身於普遍的不義時,仍能保有出汙泥而不染的純善的秉性,既然如此,讓自己離開不義的環境,甚至更進一步不要讓普遍的不義發生,對社會來說,就變得更為重要。

最後,究竟「善」是什麼?有沒有一種「善」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呢?這是一個接近於宗教的問題。也是一個在哲學上被爭論無休的問題。但若問我這個問題,我會提供一個「操作性的定義」:若一件事做起來讓自己「問心無愧」,更不擔心「公諸於世」,那就可當作對自己個人來說,最基本的「善」吧!

也許,當每個人先從這微觀的、個人的、基本的善做起,那麼有一天宏觀的、整體的、無遠弗屆的至善世界,就會有接近實現的時候。

陳長文, 2012-09

《無私的藝術 Die Kunst, kein Egoist zu sein》, 作者: 理察.大衛.普列希特 Richard David Precht, 

2012/09/08,  啟示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