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攜手反貪 溫家寶的清白與真實的中國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談到「反貪腐」,新任總書記習近平也宣示「新形勢下,我們面臨嚴峻挑戰,尤其貪汙腐敗,必須下大力氣解決,全黨須警醒起來,打鐵還須自身硬,要從嚴治黨」。

大陸領導人應該集中全力,推動政治改革,而反貪腐正是第一步。

筆者想以紐約時報連續報導總理溫家寶家族擁有鉅額美元的財富為例來討論。
報導雖未點名溫總理貪汙,卻暗示其家族財富快速累積與溫職務息息相關。北京兩名律師則「受溫家寶家人委託」發表六點聲明澄清。

對這則新聞,筆者是既喜且悲。喜的是溫總理也要藉律師爭取世人的信賴,悲的是律師聲明的字裡行間不正好反映了溫口中的「真實的中國」?一、所謂溫家寶家人的「隱祕財產」,是不存在的。二、溫家寶家人沒有從事任何非法經營活動,沒有持有任何公司的股份。三、溫家寶母親除按規定領取的工資/退休金,無其他任何收入和財產。四、溫家寶從未在家人經營活動中起到任何作用,更沒有因家人從事經營活動對他制定和執行政策產生任何影響。五、溫家寶其他親屬及其「朋友」、「同事」的一切經營活動均由他們本人負責。

誠如溫總理於二○一○年八月在慶祝深圳經濟特區卅周年時指出:「要從制度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約的問題,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堅決懲治貪汙腐敗。」

溫總理同年九月更在聯合國以「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為題演說提到,「中國社會政治生活日趨活躍,但民主法制還不夠健全,貪汙腐敗等問題依然存在。」

「大我」與「小我」往往是一體兩面。相對於溫總理歷次演說從大我與巨觀著眼,溫家律師聲明卻改從小我、從微觀上來回應質疑,我只能說這只是一分律師依據當事人的陳述所擬的「法制聲明」,卻不是植基在中國法治現況所寫的「法治聲明」。

溫總理自覺問心無愧,但不幸「六點聲明」所講的幾乎完全無法印證在「真實的中國」上。現今中國官場欠缺強有力監督,面對金錢免疫力不夠,各級貪官的索賄或受賄,已幾成政商關係共生共榮的現象。凡此,又如何確保溫和其家人不只是律師聲明上的清白而已?

溫總理除表白「沒有謀過私利」,強調「我敢於面對人民、面對歷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還能做些什麼?

也許可看看在台灣的馬總統如何超高標準的要求自己和家人,如何推動廉政立法、執法(包括設立肅貪專責機關、與國際反貪、反洗錢組織合作、訂立財產來源不明罪等)。反貪腐不能再是淪為口號而沒有具體可資遵行的法治機制。讓兩岸人民攜手為反貪腐,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良制」(而非平行無交集的「兩制」)而努力吧!

【2012/11/27  聯合報 1011127】
國家領導人如何在民意與政策間找到平衡點?

國家領導人如何在民意與政策間找到平衡點?

與馬總統觀點交流:青年就業.軟實力.政策與民意落差

《11月6日 第10屆華人企業領袖峰會》
主持∕理律法律事務所所長暨合夥人 陳長文
交流∕嘉新水泥董事長 張安平
交流∕夢想學校創辦人 王文華
交流∕《遠見》雜誌創辦人 王力行

別開生面的「與馬總統觀點交流」,豐富了峰會的內容,與國家領導人的即時問答,也展現出台灣的自由開放,與會的百多位大陸嘉賓無不耳目一新。

在主持人、理律法律事務所所長陳長文開場後,馬英九總統與嘉新水泥董事長張安平、夢想學校創辦人王文華,以及遠見雜誌創辦人王力行,一問一答,並現場回應,令現場聽眾留下深刻的印象。

張安平問道,世界經濟有可能面臨二戰過後最糟的狀況,對年輕人衝擊很大,被稱為「苦瓜族」,如何可以讓年輕人看到有希望的未來?馬英九回答,解決年輕人的高失業率,必須有扎根的方案,一是產業結構的調整,使台灣扮演關鍵元件和精密設備的大國,不易被取代,企業所得可因此增加,可緩解苦瓜族困境。其次是年輕人學非所用,但產業卻是缺工,必須要在較早階段推動建教合作,而年輕人在心態上也要有所調整。「我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改善,」馬英九說。

王文華接著詢問馬總統,鑑於「台灣之光」大多出自文創及體育的領域,與台灣一向以製造見長的硬實力有所不同,「請問總統,台灣應該如何行銷軟實力?」馬英九立刻回應,為發展文創產業,文化部一成立,國發基金便提供100億元資金年輕人創業。不過,馬英九也強調,儘管台灣的文創能量充沛,但是如何把發明的東西變成商品,學問很大。

台上唯一女性、王力行則提出政策與民意之間常有落差,馬總統是否會因民意而無法做出長遠的決策?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馬英九現場回覆指出,這個困擾從他當台北市長就已開始,其實,民意調查不一定能完全反映政策的施行好壞,然而要當leader抑或follower,領導人必須有定見。

以今年度的電價調漲為例,第二次調漲時,立法委員說不行,而行政院同意緩漲,不過,長遠來看,電價的調漲不應該由民意決定,於是現行政策便改為浮動電價,由市場機制決定,3個月檢討一次。媒體可隨時算得出來,公開透明,這便是可長可久的政策。「雖千萬人,吾往矣。」馬英九以孟子的一句話自勉,顯示國家領導人如何在面對民意及政策的兩端找到平衡點。

最後,陳長文提出大陸即將選出新的執政班底,並詢問馬英九兩岸領導人是否有互訪的可能性?馬英九以一句「互訪,也不是不可能,」似乎留下彈性空間。但他話鋒一轉表示,互訪必須先克服到訪身分的問題,身為中華民國總統,他不可能以別的身分到訪大陸。而目前兩岸最重要的是深化交流,互訪並不迫切。

轉載自遠見:http://www.gvm.com.tw/event/2012summit/news01_2_2.html

【2012/11/06  遠見 1011106】

貸款補助國華買家,合理嗎?

日前準備為孫輩購買壽險時,開始注意台灣保險業現況,從而曉得國華人壽是台灣保險史上第1家遭到接管的壽險公司。據報導,政府標售國華至少須賠付1,000億元,這讓筆者感到困惑。

屆時賠付的資金來源,扣除金管會可動用的資金(包括壽險安定基金的180餘億元,及保險業者每年提撥約21億元的款項,外加每年76億元的金融營業稅),仍有資金缺口700多億元;報導稱,將由安定基金向銀行聯貸借款,湊足資金一次補助給買家,以如此龐大的貸款來補助國華買家的決定是否適法,實值商榷?

保險法對於保險業退場有特別規定,主管機關得依據該保險業財務或業務惡化的狀況等情節輕重,決定採行監管、接管、停業清理或命令解散。就國華的案例,金管會採用接管處理(因無法瞭解其財務或業務惡化的實際狀況,本文對此方式妥適性不予論述)。

處理受接管保險業(國華)的保單責任有3種方式:(1)接管人(安定基金)於取得主管機關(金管會)核准後,調高受接管保險業(國華)保險契約的保險費率或降低其保險金額;(2)由安定基金承接國華的保險契約,代為履行國華的保單責任直至責任終了;(3)標售國華保單,由安定基金提供補助給承接國華保單的受讓人。

上述3種方式影響的層面各有不同,第1種方式影響的是國華保戶的權益,但購買保險仍屬商業行為,所生的風險由消費者自行承擔,實無可厚非。換句話說,消費者在投保前應透過公開資訊,慎選優質的保險公司,才能維護自身權益。

第2、3種方式,表面上受影響的是安定基金,但實際受到影響的是日後無辜投保大眾的權益。為什麼呢?安定基金主要收入為壽險業者依法所提撥的款項,若安定基金現有額度不足以支應其所承擔的保單責任或所提供的補助,勢必要增加財源因應。

目前,壽險業依法令提撥的安定基金是按總保險費收入之1%計收,未來金管會是否會審酌相關情形予以調升,以提高安定基金的履約或還款能力?若此,保險公司經營成本將會增加,保費亦將隨之增加。最後承擔此苦果者,卻是廣大的投保大眾!

再者,採行第2或第3種方式對於安定基金的影響也有所不同。第2種方式,是由安定基金承擔國華的保單責任(國華不再簽發新契約),在此模式下,安定基金雖然必須自行或委外處理後續保單相關事務(含理賠及相關保全作業),但卻無立即性的資金需求,至少在短期內沒有向銀行借款的必要(可節省貸款的利息支出);而第3種方式是要標售國華的保單並提供補助款給受讓人,因其須立即提供補助,在安定基金累積額度不足以支應時,應如何處理呢?

以國華的案例來看,若安定基金向銀行借款金額高達700億元,是否有逾越法律授權的違法情事?雖然保險法對於補助上限有所規定,且主管機關亦可為安定保險市場或保障保戶權益而同意安定基金借款,但如此高額借款是否符合立法的本意?又是否符合人民對於公平正義的期待?

更何況安定基金採行第3種方式後,除國華外,尚有3家壽險業的公司淨值為負,截至101年6月30日止,該3家保險業的負值加總已超過410億元。日後若要比照國華的退場方式,安定基金應支出的補助款可能須再增加數百億元,將來要如何收拾殘局?到底選擇哪一種方式才適法且有利於大眾,實不可不慎。

【2012/11/21  經濟日報/金融前瞻 1011121】
榮獲總統頒發二等(大綬)景星勳章

榮獲總統頒發二等(大綬)景星勳章

2012年11月8日榮獲馬英九總統頒發二等(大綬)景星勳章

勳章證書表彰: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前會長陳長文,瑋質英毅,辯知閎達。長期獻力國際人道救援,投身人權慈善公益;積極關懷社會弱勢族群,推動永續志工服務;投注日本四川賑災事宜,踐履愛心無國界理論,體仁蹈義,淑世匡時;懋猶令績,弘邦睦誼。特授予二等景星勳章。

馬英九的難題 台灣的集體困境

《經濟學人》對馬英九總統的報導,其實文章中的舉例並沒有太多國人不知道的資訊,不論bumbler應翻譯成「笨蛋」、「笨拙」或是「憨慢」,馬總統勝選之後,一路走來跌跌撞撞也是事實,筆者也認為馬總統的理念雖好,但其團隊的執行力確實有待檢討。但若要引用《經濟學人》文章來評論馬總統的能力的話,筆者認為絕不能忽略文章句尾一句中肯的話:沒有跡象顯示馬的主要政策會改變,「或者應該要改變」;Nothing suggests Mr Ma’s main policies will change, (or that they should)。

這是矛盾的,既然沒有理由認為馬總統的政策應該改變,為什麼又認為馬總統的能力不足呢?這與筆者看法不謀而合,那就是馬總統長於政策,拙於政治,能夠思考出真正對台灣有利的政策,但在執行過程中,卻不見得有能力處理推動過程的反彈。

正確的政策,不見得會沒有反彈;或者應該反過來說,越是真正改革沉痾的政策,反彈也會成正比的增加。《經濟學人》文章舉的二個例子,對於油電雙漲,文章疑惑是馬政府對於調漲期程的反覆;對於取消年終慰問金,文章看到的癥結是退休軍公教大多是國民黨的熱情支持者,而引發了「backfire=反彈」。當正確的改革反會傷害到選舉的基礎時,一個國家的領導人,要怎麼樣有能的起來呢?

馬總統今天所遇到的困境,讓筆者不禁思考,究竟台灣需要怎麼樣的總統?怎麼樣的總統能夠在台灣的政治文化下生存?難道,台灣需要的不是一位真正以全民利益為優先的領導者,而是一個像陳水扁或李登輝,擅於劃分敵我,透過創造意識形態對立與人民情感的撕裂,大玩翹翹板的高手?或者更明確的問,在貪汙的陳水扁、弄權的李登輝以及被大家嫌憨慢的馬英九三個政治領袖之間,台灣到底要支持那一種政治領袖?
     
認識馬總統的人,不會懷疑他作為「全民總統」的決心,但也因此國民黨內部分人士認為他冷漠無情;而當他因為利益團體或媒體批評而調整政策時,《經濟學人》則認為這是優柔寡斷的暗示。
     
馬總統的施政並沒有私心,自許做全民總統的他,理論上好像應會因此得到全民愛戴,但很明顯實際的結果是相反的。長期以來主張資本利得稅的勞工團體,對證所稅不置一詞;認為能源價格應「以價制量」的環保人士,也不願作為油電價格反應成本的民意後盾;股市大戶現在只記得證所稅,卻忘了降低營所稅減輕了企業的成本…。
     
這些現象顯示的是,馬總統想要做個以國家整體考量,不分族群的執政者,卻變成每個族群都只記得政策對自己不利的部分,而輿論只放大負面的聲音。不適應這樣的政治文化的馬英九,脫離不了無能的罵名似也不令人意外。
     
當然,進了廚房就不能怕熱,領導者沒有抱怨壓力的權利。筆者只是疑惑,這樣政治文化,對台灣人民有什麼好處?
     
今天浮現出的許多問題,包括困窘的財政數字,可能破產的年金制度,慷納稅人之慨的福利分配,乃至於過度保護的投資/貿易政策…,不都是過去一代又一代的鄉愿累積而成的;台灣人民從小到大的政治經驗,不就是亂開支票、大撒糖果的政客能夠勝選,而敢講真話、當壞人的政治人物則會中箭落馬嗎?令人不解的是,幾乎每一個台灣人都厭惡這樣的政治文化,都說改革是必要的;但當嘗試改革的人真的出現時,他所得到的支援卻是微乎其微。馬總統一路走來,他的正直善良沒有疑問,但正直與善良是否真的是一位總統的加分呢?這是台灣正在進行的實驗。
     
總統「無能」,或者可滿足少數人嘲諷的樂趣,但是對絕大多數人民來說,心態絕對是沉重的。每個人都知道總統施政的挫敗,最後的結果必然是人民福祉的損失。對於批評,馬總統固然應「有則改之,無則自勉」,但是對總統的頭家來說,讓廚房的工具多一點,讓公僕做事得到的助力多一些,其實也對自己有利。

【2012/11/19  中國時報 1011119】

再急,也要堅持做對的事,更要把事情做對

上(十)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獲頒第三屆日本「自由城市‧市(Sakai)和平貢獻獎」,以表彰去年日本三一一地震暨海嘯發生時,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所做出的人道奉獻。日本大阪府市市長竹山修身在頒獎致詞時表示:日本紅十字會接受各國捐款總額五百八十一億日圓中,台灣除了濟助捐獻金額居全球之冠外,更積極與災區政府及紅十字會合作,迄今持續投入災區重建工作,令人感佩;尤其台灣紅十字會之義舉,不僅有助於災區復興重建,亦對今後台日關係發展,以及建構泛太平洋地區之平和、安定力量有不可磨滅之貢獻。紅十字會總會王清峰會長親自出席受獎時,特別感謝台灣民眾的愛心,並且強調這是台灣人民的榮耀。

當我得知紅十字會得到這個肯定時,我腦海中浮現的是三一一災後幾個月,紅十字會同仁沒日沒夜地加班處理捐款、對應媒體與社會各界所提出的問題,同時又舟車勞頓不下十次,在日本東北三個重災區往返、協商救災與重建的畫面。這麼辛苦,目的很單純,就是希望將台灣民眾委託給紅十字會的善款,在日本災民身上發揮最大的效用。縱使我們曾經因為對專業工作的堅持而遭致少部分人士質疑,但值得慶幸的是,台灣紅十字會與日本紅十字會合作商定的六項災區重建計畫,已經依預定計畫看到了成效。

同時,我又得知當年一起參與「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對人道賑濟制度化發展與效益評估投入很多心力的台大謝志誠教授,結合國內關心災後重建議題的朋友,以及多益(TOEIC)獎學金得主同學完成了由世界銀行出版《安全的家園,堅強的社區—天然災害後的重建手冊》(Safer Homes, Stronger Communities:A Handbook for Reconstructing after Natural Disasters)的中譯本。這對經常面對天然災害威脅的台灣來說,無疑是非常具有參考價值的資料。

手冊資料內容分為四篇,第一篇開宗明義闡明了重建工作的開展有三個重要階段,分別為(一)評估與決定政策;(二)規畫;(三)實施。每個階段都還含括許多不同的步驟,單單評估這階段就包括:「早期復原重建:住宅與社區重建的脈絡」、「評估損害與制定重建政策」、「災後重建的溝通」、「誰得到住宅?住宅重建的社會面」、「異地重建或不異地重建」以及可能的「重建途徑」等。俟訊息都齊全並決定政策後,才進入重建的規畫階段,包括「土地利用和實質規畫」、「基礎建設與服務輸送」、「環境規畫」、「住宅設計與營建技術」、「文化資產保存」等;同樣的,必須確認規畫的實用性與可操作性後,才會進入實施的階段。實施時必須要有「社區組織的參與」、「重建管理的制度選擇」、「重建的國際、國家、地方夥伴關係」、「財政資源與其他重建援助的動員」、「重建的培訓要求」等。進行過程中,還必須做好相關訊息的傳遞、溝通與協調、重建質量的監控與評鑑等,也要做好降低可能風險的管理,才能確保災後重建工作的進行,並且將重建的善款做最妥切的運用。

一直以來,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強調人道救援工作有其專業性,這本世界銀行的手冊不僅將災後重建工作的步驟系統化,也說明了人道救援工作不是不負責任地把募集到的錢轉捐出去那麼容易。

回想當時紅十字會所承受的輿論壓力,對照如今得到「日本市和平貢獻獎」的肯定,以及檢視這本重建手冊工作的步驟,在在確證了我當時期勉同仁的一句話:「再急,我們也要堅持做對的事,更要把事情做對。」希望以這句話與紅十字會的夥伴和台灣的善心人士共勉之。

http://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281211

【2012/11/07 人間福報 1011107】

從自己做起 做好事,把事情做好

從我在紅十字會這20多年的經驗,來談論「以服務促進和平」提供一些看法。我們從小就被教導「服務他人為快樂之本」,但是又鮮少真正養成這種服務他人的習慣,其實,真的是從自己身邊做起,就可以大大改變這個世界,簡單的幾個動作,就可以讓世界更好。

黎巴嫩詩人紀伯倫曾說:「這世界若沒有愛你的心與你愛的心,那你不過是一粒飄盪的塵埃。」唯有奉獻你的愛,否則對於這世界,你的存在彷彿那微不足道的塵埃。紀伯倫還說過:「當你把自己奉獻出來的時候,才是真正的給予」,當然,這句話對於有錢或沒有錢的人都一樣,「奉獻」並不是說你拿不拿的出錢來,重要的是你要有那顆服務、奉獻的心。

我曾為一本書寫序「善,從問心無愧做起」,我認為,若一件事做起來讓自己「問心無愧」,更不擔心「公諸於世」,那就可當作對自己個人來說,最基本的「善」吧!也許,當每個人先從這微觀的、個人的、基本的善做起,那麼有一天宏觀的、整體的、無遠弗屆的至善世界,就會有接近實現的時候。我們心中的「和平」是什麼?這個定義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而也許我們可以從這幾個人身上看見。

第一個是紅十字會之父亨利.杜南1828年生於瑞士,是一位議員的兒子,儘管生活環境優渥,但十分關心老弱病殘和社會底層的窮苦人,1895年6月,他偶經義大利北方的蘇法利諾鎮,親眼目睹屍橫遍野的戰場上,無數的傷員在不停地呻吟。由於缺少醫護人員,大部分傷兵得不到應有的護理,杜南為這種慘象所震驚。他立即到鎮上動員和組織居民救護這些傷兵。1862年11月,杜南把這次親身經歷寫成《蘇法利諾的回憶》一書,書中強烈呼籲人類不要戰爭。1863年2月,由他發起成立一個傷兵救護國際委員會,即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同年1 0月,歐洲16國的代表在日內瓦舉行國際會議,決定在各國成立紅十字組織。為表示對杜南和他的祖國的敬意,會議決定以瑞士國旗圖案紅底白十字相反的顏色與圖案—白底紅十字作為紅十字會的通用標幟。

再者,如史懷哲先生,大半生都投身於熱帶叢林中,為解救當地土著的身心而努力,愛人助人,令人動容。在蠻荒之地,他領悟出「敬畏生命」的真理,他說:「如果對生命的尊重不能及於其他一切生命,那就是不徹底。」

還有德雷莎修女為加爾各答街頭的窮人服務,為麻瘋病患服務,及我們的陳樹菊女士,在市場靠賣菜為生,將辛苦賺的錢都存起來行善,20年來捐出逾千萬元。他們的行為都證明,服務他人無須家財萬貫,只要從小、從身邊、從家人、從社區做起,多關心別人、肯定別人,就能做好事,把事情做好。

2012-11-12╱工商時報╱第A16版╱國際扶輪3520地區和平論壇

【2012/11/7  工商時報 1011107】

把國家治好經濟拚好才是「好圈圈」

有人評論馬總統「小圈圈用人」,筆者認為,這樣批評有斟酌的空間。
 
總括的來看,馬總統的用人,他用了大炮型人物,如楊志良、曾巨威;也任用不同黨派人士,如賴幸媛、楊秋興、李鴻源;長期在社運界盡心盡力的,有王如玄、王清峰;而文官體系出身的有施顏祥和張盛和等人;學界的有蔣偉寧與朱敬一,乃至於行政院長陳冲,原本與馬總統都無甚淵源,從這些用人的實例,說馬總統用人非但不是「小圈圈」,真正挑剔一點說,反而可以說他的用人太過「大圈圈」,執政團隊裡各方英雄好漢匯聚,頭角崢嶸固然亮點不少,但統合性不足,默契不夠,甚至「見林不見樹」地高談大方向,但卻沒有能力在具體個案上發揮正面的執行力,這才是最嚴重的問題。
 
自總統大選以來,馬政府的閣員一直給予外界「各吹各調」的感覺,從證所稅劉前部長的獨力衝鋒,到基本工資勞委會與院本部的意見不合等等,問題似乎都不是出在「小圈圈」,而是讓人覺得馬政府的內閣不太像個「團隊」。
 
政府一言堂,並不當然是好事,容易出現思考的盲點;但理想的情況應是討論的時候各言爾志,政策確定了就要同心協力,換言之,組成要大,才能廣納百川之見,但核心要強,才能把百川之力匯聚成無往不利的執行力。而馬政府過去十個月,已有兩個政務官為了政策而辭職,表示理念上的矛盾紛歧缺乏化解的機制,馬總統用人的圈圈一點都不小,但如何把大圈圈分散的力量收攏凝聚,這才是總統要克服的難題。
 
古今中外,領導人怎麼可能沒有可以貫徹其理念想法的核心幕僚,若有幕僚長期協助領導人迎戰挑戰、解決問題,而贏得領導人的信任,這代表幕僚在不斷的考驗中,向領導人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代表他與領導人的理念契合、默契足夠。這樣的幕僚被領導人委以重任,是領導學中的必要與必然,不能因為領導人信任他的幕僚,就用小圈圈的標籤一言否定。
 
若是從這個角度來定義「小圈圈」,那麼沒有領導人沒有「小圈圈」,甚至,沒有小圈圈的領導人恐怕問題更大,因為若不能重用得力幕僚,領導人的意志無法貫徹,整個政府反而會陷入各行其事的困境。
 
所以,小圈圈不是問題,只要小圈圈不會妨礙團隊內部的多元意見,不影響團隊號召各路人馬一起努力,小圈圈反而是分散意見的凝合劑,有助於拿捏執行的重點。換言之,若真批評馬總統的用人,反而不會是他用人小圈圈,而是馬團隊缺乏又能贏得馬總統信賴,也能聚合團隊內不同意見的凝合者。
 
真要從負面角度解讀,任何國家領導人的用人哲學,一定找得到批評的空間;用學者無實務經驗;用業界出身的又有利益迴避問題;任用地方派系是綁樁酬庸,不用是不食人間煙火;內閣意見一致是同質性高,不一致是多頭馬車等等。
 
在信任度與專業之間,應該要在比例上尋求平衡,只任用聽話下屬,格局的確狹窄;但只任用專業而不考慮信任,一則領導者在訊息的了解上可能失真,二則無力約束部會的本位主義,容易形成多頭馬車,有士無帥的局面。
 
因此,筆者反而認為,過去十個月馬政府的問題是出在政府整體執行力。人民真正在意的是執政者經世濟民的表現,而不是他的「用人」哲學。既然執政者的用人方式怎麼樣都有批評的空間,那麼大圈圈也好、小圈圈也好,物議不是重點,重點是執政者有無能力增進人民的福祉。
 
馬總統第二任的任期才剛開始,目前為止滿意度不佳是事實,這可能是因為國際景氣;可能是政府有做事但人民無感;可能是政府真的做得不好;三者兼而有之更是可能。
 
換言之,圈圈大小是個假議題,真議題是,人民對現狀普遍不滿,所以不管總統怎麼用人都不對。
 
套一句人性的諷刺語:「只要沒用到我或我肯定的人,用的就是小圈圈」。真要做文章,其實沒有文章不可做。所以,總統其實不用太在意旁人對他小圈圈的批評。該要警惕的反而是:不管是大圈圈還是小圈圈,能把台灣治理好、經濟拚起來才是好圈圈!

【2012/11/05  中國時報 10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