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携手反贪 温家宝的清白与真实的中国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谈到“反贪腐”,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也宣示“新形势下,我们面临严峻挑战,尤其贪污腐败,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全党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须自身硬,要从严治党”。

大陆领导人应该集中全力,推动政治改革,而反贪腐正是第一步。

笔者想以纽约时报连续报导总理温家宝家族拥有钜额美元的财富为例来讨论。
报导虽未点名温总理贪污,却暗示其家族财富快速累积与温职务息息相关。北京两名律师则“受温家宝家人委托”发表六点声明澄清。

对这则新闻,笔者是既喜且悲。喜的是温总理也要藉律师争取世人的信赖,悲的是律师声明的字里行间不正好反映了温口中的“真实的中国”?一、所谓温家宝家人的“隐祕财产”,是不存在的。二、温家宝家人没有从事任何非法经营活动,没有持有任何公司的股份。三、温家宝母亲除按规定领取的工资/退休金,无其他任何收入和财产。四、温家宝从未在家人经营活动中起到任何作用,更没有因家人从事经营活动对他制定和执行政策产生任何影响。五、温家宝其他亲属及其“朋友”、“同事”的一切经营活动均由他们本人负责。

诚如温总理于二○一○年八月在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卅周年时指出:“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

温总理同年九月更在联合国以“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为题演说提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日趋活跃,但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贪污腐败等问题依然存在。”

“大我”与“小我”往往是一体两面。相对于温总理历次演说从大我与巨观着眼,温家律师声明却改从小我、从微观上来回应质疑,我只能说这只是一分律师依据当事人的陈述所拟的“法制声明”,却不是植基在中国法治现况所写的“法治声明”。

温总理自觉问心无愧,但不幸“六点声明”所讲的几乎完全无法印证在“真实的中国”上。现今中国官场欠缺强有力监督,面对金钱免疫力不够,各级贪官的索贿或受贿,已几成政商关系共生共荣的现象。凡此,又如何确保温和其家人不只是律师声明上的清白而已?

温总理除表白“没有谋过私利”,强调“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还能做些什么?

也许可看看在台湾的马总统如何超高标准的要求自己和家人,如何推动廉政立法、执法(包括设立肃贪专责机关、与国际反贪、反洗钱组织合作、订立财产来源不明罪等)。反贪腐不能再是沦为口号而没有具体可资遵行的法治机制。让两岸人民携手为反贪腐,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良制”(而非平行无交集的“两制”)而努力吧!

【2012/11/27  联合报 1011127】
国家领导人如何在民意与政策间找到平衡点?

国家领导人如何在民意与政策间找到平衡点?

与马总统观点交流:青年就业.软实力.政策与民意落差

《11月6日 第10届华人企业领袖峰会》
主持∕理律法律事务所所长暨合伙人 陈长文
交流∕嘉新水泥董事长 张安平
交流∕梦想学校创办人 王文华
交流∕《远见》杂志创办人 王力行

别开生面的“与马总统观点交流”,丰富了峰会的内容,与国家领导人的即时问答,也展现出台湾的自由开放,与会的百多位大陆嘉宾无不耳目一新。

在主持人、理律法律事务所所长陈长文开场后,马英九总统与嘉新水泥董事长张安平、梦想学校创办人王文华,以及远见杂志创办人王力行,一问一答,并现场回应,令现场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张安平问道,世界经济有可能面临二战过后最糟的状况,对年轻人冲击很大,被称为“苦瓜族”,如何可以让年轻人看到有希望的未来?马英九回答,解决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必须有扎根的方案,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台湾扮演关键元件和精密设备的大国,不易被取代,企业所得可因此增加,可缓解苦瓜族困境。其次是年轻人学非所用,但产业却是缺工,必须要在较早阶段推动建教合作,而年轻人在心态上也要有所调整。“我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改善,”马英九说。

王文华接着询问马总统,鉴于“台湾之光”大多出自文创及体育的领域,与台湾一向以制造见长的硬实力有所不同,“请问总统,台湾应该如何行销软实力?”马英九立刻回应,为发展文创产业,文化部一成立,国发基金便提供100亿元资金年轻人创业。不过,马英九也强调,尽管台湾的文创能量充沛,但是如何把发明的东西变成商品,学问很大。

台上唯一女性、王力行则提出政策与民意之间常有落差,马总统是否会因民意而无法做出长远的决策?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马英九现场回复指出,这个困扰从他当台北市长就已开始,其实,民意调查不一定能完全反映政策的施行好坏,然而要当leader抑或follower,领导人必须有定见。

以今年度的电价调涨为例,第二次调涨时,立法委员说不行,而行政院同意缓涨,不过,长远来看,电价的调涨不应该由民意决定,于是现行政策便改为浮动电价,由市场机制决定,3个月检讨一次。媒体可随时算得出来,公开透明,这便是可长可久的政策。“虽千万人,吾往矣。”马英九以孟子的一句话自勉,显示国家领导人如何在面对民意及政策的两端找到平衡点。

最后,陈长文提出大陆即将选出新的执政班底,并询问马英九两岸领导人是否有互访的可能性?马英九以一句“互访,也不是不可能,”似乎留下弹性空间。但他话锋一转表示,互访必须先克服到访身分的问题,身为中华民国总统,他不可能以别的身分到访大陆。而目前两岸最重要的是深化交流,互访并不迫切。

转载自远见:http://www.gvm.com.tw/event/2012summit/news01_2_2.html

【2012/11/06  远见 1011106】

贷款补助国华买家,合理吗?

日前准备为孙辈购买寿险时,开始注意台湾保险业现况,从而晓得国华人寿是台湾保险史上第1家遭到接管的寿险公司。据报导,政府标售国华至少须赔付1,000亿元,这让笔者感到困惑。

届时赔付的资金来源,扣除金管会可动用的资金(包括寿险安定基金的180余亿元,及保险业者每年提拨约21亿元的款项,外加每年76亿元的金融营业税),仍有资金缺口700多亿元;报导称,将由安定基金向银行联贷借款,凑足资金一次补助给买家,以如此庞大的贷款来补助国华买家的决定是否适法,实值商榷?

保险法对于保险业退场有特别规定,主管机关得依据该保险业财务或业务恶化的状况等情节轻重,决定采行监管、接管、停业清理或命令解散。就国华的案例,金管会采用接管处理(因无法了解其财务或业务恶化的实际状况,本文对此方式妥适性不予论述)。

处理受接管保险业(国华)的保单责任有3种方式:(1)接管人(安定基金)于取得主管机关(金管会)核准后,调高受接管保险业(国华)保险契约的保险费率或降低其保险金额;(2)由安定基金承接国华的保险契约,代为履行国华的保单责任直至责任终了;(3)标售国华保单,由安定基金提供补助给承接国华保单的受让人。

上述3种方式影响的层面各有不同,第1种方式影响的是国华保户的权益,但购买保险仍属商业行为,所生的风险由消费者自行承担,实无可厚非。换句话说,消费者在投保前应透过公开资讯,慎选优质的保险公司,才能维护自身权益。

第2、3种方式,表面上受影响的是安定基金,但实际受到影响的是日后无辜投保大众的权益。为什么呢?安定基金主要收入为寿险业者依法所提拨的款项,若安定基金现有额度不足以支应其所承担的保单责任或所提供的补助,势必要增加财源因应。

目前,寿险业依法令提拨的安定基金是按总保险费收入之1%计收,未来金管会是否会审酌相关情形予以调升,以提高安定基金的履约或还款能力?若此,保险公司经营成本将会增加,保费亦将随之增加。最后承担此苦果者,却是广大的投保大众!

再者,采行第2或第3种方式对于安定基金的影响也有所不同。第2种方式,是由安定基金承担国华的保单责任(国华不再签发新契约),在此模式下,安定基金虽然必须自行或委外处理后续保单相关事务(含理赔及相关保全作业),但却无立即性的资金需求,至少在短期内没有向银行借款的必要(可节省贷款的利息支出);而第3种方式是要标售国华的保单并提供补助款给受让人,因其须立即提供补助,在安定基金累积额度不足以支应时,应如何处理呢?

以国华的案例来看,若安定基金向银行借款金额高达700亿元,是否有逾越法律授权的违法情事?虽然保险法对于补助上限有所规定,且主管机关亦可为安定保险市场或保障保户权益而同意安定基金借款,但如此高额借款是否符合立法的本意?又是否符合人民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

更何况安定基金采行第3种方式后,除国华外,尚有3家寿险业的公司净值为负,截至101年6月30日止,该3家保险业的负值加总已超过410亿元。日后若要比照国华的退场方式,安定基金应支出的补助款可能须再增加数百亿元,将来要如何收拾残局?到底选择哪一种方式才适法且有利于大众,实不可不慎。

【2012/11/21  经济日报/金融前瞻 1011121】
荣获总统颁发二等(大绶)景星勋章

荣获总统颁发二等(大绶)景星勋章

2012年11月8日荣获马英九总统颁发二等(大绶)景星勋章

勋章证书表彰: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前会长陈长文,玮质英毅,辩知闳达。长期献力国际人道救援,投身人权慈善公益;积极关怀社会弱势族群,推动永续志工服务;投注日本四川赈灾事宜,践履爱心无国界理论,体仁蹈义,淑世匡时;懋犹令绩,弘邦睦谊。特授予二等景星勋章。

马英九的难题 台湾的集体困境

《经济学人》对马英九总统的报导,其实文章中的举例并没有太多国人不知道的资讯,不论bumbler应翻译成“笨蛋”、“笨拙”或是“憨慢”,马总统胜选之后,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也是事实,笔者也认为马总统的理念虽好,但其团队的执行力确实有待检讨。但若要引用《经济学人》文章来评论马总统的能力的话,笔者认为绝不能忽略文章句尾一句中肯的话:没有迹象显示马的主要政策会改变,“或者应该要改变”;Nothing suggests Mr Ma’s main policies will change, (or that they should)。

这是矛盾的,既然没有理由认为马总统的政策应该改变,为什么又认为马总统的能力不足呢?这与笔者看法不谋而合,那就是马总统长于政策,拙于政治,能够思考出真正对台湾有利的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却不见得有能力处理推动过程的反弹。

正确的政策,不见得会没有反弹;或者应该反过来说,越是真正改革沉疴的政策,反弹也会成正比的增加。《经济学人》文章举的二个例子,对于油电双涨,文章疑惑是马政府对于调涨期程的反复;对于取消年终慰问金,文章看到的症结是退休军公教大多是国民党的热情支持者,而引发了“backfire=反弹”。当正确的改革反会伤害到选举的基础时,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要怎么样有能的起来呢?

马总统今天所遇到的困境,让笔者不禁思考,究竟台湾需要怎么样的总统?怎么样的总统能够在台湾的政治文化下生存?难道,台湾需要的不是一位真正以全民利益为优先的领导者,而是一个像陈水扁或李登辉,擅于划分敌我,透过创造意识形态对立与人民情感的撕裂,大玩翘翘板的高手?或者更明确的问,在贪污的陈水扁、弄权的李登辉以及被大家嫌憨慢的马英九三个政治领袖之间,台湾到底要支持那一种政治领袖?
     
认识马总统的人,不会怀疑他作为“全民总统”的决心,但也因此国民党内部分人士认为他冷漠无情;而当他因为利益团体或媒体批评而调整政策时,《经济学人》则认为这是优柔寡断的暗示。
     
马总统的施政并没有私心,自许做全民总统的他,理论上好像应会因此得到全民爱戴,但很明显实际的结果是相反的。长期以来主张资本利得税的劳工团体,对证所税不置一词;认为能源价格应“以价制量”的环保人士,也不愿作为油电价格反应成本的民意后盾;股市大户现在只记得证所税,却忘了降低营所税减轻了企业的成本…。
     
这些现象显示的是,马总统想要做个以国家整体考量,不分族群的执政者,却变成每个族群都只记得政策对自己不利的部分,而舆论只放大负面的声音。不适应这样的政治文化的马英九,脱离不了无能的骂名似也不令人意外。
     
当然,进了厨房就不能怕热,领导者没有抱怨压力的权利。笔者只是疑惑,这样政治文化,对台湾人民有什么好处?
     
今天浮现出的许多问题,包括困窘的财政数字,可能破产的年金制度,慷纳税人之慨的福利分配,乃至于过度保护的投资/贸易政策…,不都是过去一代又一代的乡愿累积而成的;台湾人民从小到大的政治经验,不就是乱开支票、大撒糖果的政客能够胜选,而敢讲真话、当坏人的政治人物则会中箭落马吗?令人不解的是,几乎每一个台湾人都厌恶这样的政治文化,都说改革是必要的;但当尝试改革的人真的出现时,他所得到的支援却是微乎其微。马总统一路走来,他的正直善良没有疑问,但正直与善良是否真的是一位总统的加分呢?这是台湾正在进行的实验。
     
总统“无能”,或者可满足少数人嘲讽的乐趣,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民来说,心态绝对是沉重的。每个人都知道总统施政的挫败,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人民福祉的损失。对于批评,马总统固然应“有则改之,无则自勉”,但是对总统的头家来说,让厨房的工具多一点,让公仆做事得到的助力多一些,其实也对自己有利。

【2012/11/19  中国时报 1011119】

再急,也要坚持做对的事,更要把事情做对

上(十)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红十字会获颁第三届日本“自由城市‧市(Sakai)和平贡献奖”,以表彰去年日本三一一地震暨海啸发生时,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所做出的人道奉献。日本大阪府市市长竹山修身在颁奖致词时表示:日本红十字会接受各国捐款总额五百八十一亿日圆中,台湾除了济助捐献金额居全球之冠外,更积极与灾区政府及红十字会合作,迄今持续投入灾区重建工作,令人感佩;尤其台湾红十字会之义举,不仅有助于灾区复兴重建,亦对今后台日关系发展,以及建构泛太平洋地区之平和、安定力量有不可磨灭之贡献。红十字会总会王清峰会长亲自出席受奖时,特别感谢台湾民众的爱心,并且强调这是台湾人民的荣耀。

当我得知红十字会得到这个肯定时,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三一一灾后几个月,红十字会同仁没日没夜地加班处理捐款、对应媒体与社会各界所提出的问题,同时又舟车劳顿不下十次,在日本东北三个重灾区往返、协商救灾与重建的画面。这么辛苦,目的很单纯,就是希望将台湾民众委托给红十字会的善款,在日本灾民身上发挥最大的效用。纵使我们曾经因为对专业工作的坚持而遭致少部分人士质疑,但值得庆幸的是,台湾红十字会与日本红十字会合作商定的六项灾区重建计画,已经依预定计画看到了成效。

同时,我又得知当年一起参与“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对人道赈济制度化发展与效益评估投入很多心力的台大谢志诚教授,结合国内关心灾后重建议题的朋友,以及多益(TOEIC)奖学金得主同学完成了由世界银行出版《安全的家园,坚强的社区—天然灾害后的重建手册》(Safer Homes, Stronger Communities:A Handbook for Reconstructing after Natural Disasters)的中译本。这对经常面对天然灾害威胁的台湾来说,无疑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手册资料内容分为四篇,第一篇开宗明义阐明了重建工作的开展有三个重要阶段,分别为(一)评估与决定政策;(二)规画;(三)实施。每个阶段都还含括许多不同的步骤,单单评估这阶段就包括:“早期复原重建:住宅与社区重建的脉络”、“评估损害与制定重建政策”、“灾后重建的沟通”、“谁得到住宅?住宅重建的社会面”、“异地重建或不异地重建”以及可能的“重建途径”等。俟讯息都齐全并决定政策后,才进入重建的规画阶段,包括“土地利用和实质规画”、“基础建设与服务输送”、“环境规画”、“住宅设计与营建技术”、“文化资产保存”等;同样的,必须确认规画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后,才会进入实施的阶段。实施时必须要有“社区组织的参与”、“重建管理的制度选择”、“重建的国际、国家、地方伙伴关系”、“财政资源与其他重建援助的动员”、“重建的培训要求”等。进行过程中,还必须做好相关讯息的传递、沟通与协调、重建质量的监控与评鉴等,也要做好降低可能风险的管理,才能确保灾后重建工作的进行,并且将重建的善款做最妥切的运用。

一直以来,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强调人道救援工作有其专业性,这本世界银行的手册不仅将灾后重建工作的步骤系统化,也说明了人道救援工作不是不负责任地把募集到的钱转捐出去那么容易。

回想当时红十字会所承受的舆论压力,对照如今得到“日本市和平贡献奖”的肯定,以及检视这本重建手册工作的步骤,在在确证了我当时期勉同仁的一句话:“再急,我们也要坚持做对的事,更要把事情做对。”希望以这句话与红十字会的伙伴和台湾的善心人士共勉之。

http://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281211

【2012/11/07 人间福报 1011107】

从自己做起 做好事,把事情做好

从我在红十字会这20多年的经验,来谈论“以服务促进和平”提供一些看法。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服务他人为快乐之本”,但是又鲜少真正养成这种服务他人的习惯,其实,真的是从自己身边做起,就可以大大改变这个世界,简单的几个动作,就可以让世界更好。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曾说:“这世界若没有爱你的心与你爱的心,那你不过是一粒飘荡的尘埃。”唯有奉献你的爱,否则对于这世界,你的存在仿佛那微不足道的尘埃。纪伯伦还说过:“当你把自己奉献出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给予”,当然,这句话对于有钱或没有钱的人都一样,“奉献”并不是说你拿不拿的出钱来,重要的是你要有那颗服务、奉献的心。

我曾为一本书写序“善,从问心无愧做起”,我认为,若一件事做起来让自己“问心无愧”,更不担心“公诸于世”,那就可当作对自己个人来说,最基本的“善”吧!也许,当每个人先从这微观的、个人的、基本的善做起,那么有一天宏观的、整体的、无远弗届的至善世界,就会有接近实现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和平”是什么?这个定义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而也许我们可以从这几个人身上看见。

第一个是红十字会之父亨利.杜南1828年生于瑞士,是一位议员的儿子,尽管生活环境优渥,但十分关心老弱病残和社会底层的穷苦人,1895年6月,他偶经意大利北方的苏法利诺镇,亲眼目睹尸横遍野的战场上,无数的伤员在不停地呻吟。由于缺少医护人员,大部分伤兵得不到应有的护理,杜南为这种惨象所震惊。他立即到镇上动员和组织居民救护这些伤兵。1862年11月,杜南把这次亲身经历写成《苏法利诺的回忆》一书,书中强烈呼吁人类不要战争。1863年2月,由他发起成立一个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年1 0月,欧洲16国的代表在日内瓦举行国际会议,决定在各国成立红十字组织。为表示对杜南和他的祖国的敬意,会议决定以瑞士国旗图案红底白十字相反的颜色与图案—白底红十字作为红十字会的通用标帜。

再者,如史怀哲先生,大半生都投身于热带丛林中,为解救当地土著的身心而努力,爱人助人,令人动容。在蛮荒之地,他领悟出“敬畏生命”的真理,他说:“如果对生命的尊重不能及于其他一切生命,那就是不彻底。”

还有德雷莎修女为加尔各答街头的穷人服务,为麻疯病患服务,及我们的陈树菊女士,在市场靠卖菜为生,将辛苦赚的钱都存起来行善,20年来捐出逾千万元。他们的行为都证明,服务他人无须家财万贯,只要从小、从身边、从家人、从社区做起,多关心别人、肯定别人,就能做好事,把事情做好。

2012-11-12╱工商时报╱第A16版╱国际扶轮3520地区和平论坛

【2012/11/7  工商时报 1011107】

把国家治好经济拼好才是“好圈圈”

有人评论马总统“小圈圈用人”,笔者认为,这样批评有斟酌的空间。
 
总括的来看,马总统的用人,他用了大炮型人物,如杨志良、曾巨威;也任用不同党派人士,如赖幸媛、杨秋兴、李鸿源;长期在社运界尽心尽力的,有王如玄、王清峰;而文官体系出身的有施颜祥和张盛和等人;学界的有蒋伟宁与朱敬一,乃至于行政院长陈冲,原本与马总统都无甚渊源,从这些用人的实例,说马总统用人非但不是“小圈圈”,真正挑剔一点说,反而可以说他的用人太过“大圈圈”,执政团队里各方英雄好汉汇聚,头角峥嵘固然亮点不少,但统合性不足,默契不够,甚至“见林不见树”地高谈大方向,但却没有能力在具体个案上发挥正面的执行力,这才是最严重的问题。
 
自总统大选以来,马政府的阁员一直给予外界“各吹各调”的感觉,从证所税刘前部长的独力冲锋,到基本工资劳委会与院本部的意见不合等等,问题似乎都不是出在“小圈圈”,而是让人觉得马政府的内阁不太像个“团队”。
 
政府一言堂,并不当然是好事,容易出现思考的盲点;但理想的情况应是讨论的时候各言尔志,政策确定了就要同心协力,换言之,组成要大,才能广纳百川之见,但核心要强,才能把百川之力汇聚成无往不利的执行力。而马政府过去十个月,已有两个政务官为了政策而辞职,表示理念上的矛盾纷歧缺乏化解的机制,马总统用人的圈圈一点都不小,但如何把大圈圈分散的力量收拢凝聚,这才是总统要克服的难题。
 
古今中外,领导人怎么可能没有可以贯彻其理念想法的核心幕僚,若有幕僚长期协助领导人迎战挑战、解决问题,而赢得领导人的信任,这代表幕僚在不断的考验中,向领导人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代表他与领导人的理念契合、默契足够。这样的幕僚被领导人委以重任,是领导学中的必要与必然,不能因为领导人信任他的幕僚,就用小圈圈的标签一言否定。
 
若是从这个角度来定义“小圈圈”,那么没有领导人没有“小圈圈”,甚至,没有小圈圈的领导人恐怕问题更大,因为若不能重用得力幕僚,领导人的意志无法贯彻,整个政府反而会陷入各行其事的困境。
 
所以,小圈圈不是问题,只要小圈圈不会妨碍团队内部的多元意见,不影响团队号召各路人马一起努力,小圈圈反而是分散意见的凝合剂,有助于拿捏执行的重点。换言之,若真批评马总统的用人,反而不会是他用人小圈圈,而是马团队缺乏又能赢得马总统信赖,也能聚合团队内不同意见的凝合者。
 
真要从负面角度解读,任何国家领导人的用人哲学,一定找得到批评的空间;用学者无实务经验;用业界出身的又有利益回避问题;任用地方派系是绑桩酬庸,不用是不食人间烟火;内阁意见一致是同质性高,不一致是多头马车等等。
 
在信任度与专业之间,应该要在比例上寻求平衡,只任用听话下属,格局的确狭窄;但只任用专业而不考虑信任,一则领导者在讯息的了解上可能失真,二则无力约束部会的本位主义,容易形成多头马车,有士无帅的局面。
 
因此,笔者反而认为,过去十个月马政府的问题是出在政府整体执行力。人民真正在意的是执政者经世济民的表现,而不是他的“用人”哲学。既然执政者的用人方式怎么样都有批评的空间,那么大圈圈也好、小圈圈也好,物议不是重点,重点是执政者有无能力增进人民的福祉。
 
马总统第二任的任期才刚开始,目前为止满意度不佳是事实,这可能是因为国际景气;可能是政府有做事但人民无感;可能是政府真的做得不好;三者兼而有之更是可能。
 
换言之,圈圈大小是个假议题,真议题是,人民对现状普遍不满,所以不管总统怎么用人都不对。
 
套一句人性的讽刺语:“只要没用到我或我肯定的人,用的就是小圈圈”。真要做文章,其实没有文章不可做。所以,总统其实不用太在意旁人对他小圈圈的批评。该要警惕的反而是:不管是大圈圈还是小圈圈,能把台湾治理好、经济拼起来才是好圈圈!

【2012/11/05  中国时报 10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