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唐奖成立记者会 陈长文致词

【影片】唐奖成立记者会 陈长文致词

(2013年1月28日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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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先生在教育上的公益投入,让我想起纪伯伦说的一句话,‘当你给的只是钱,那不算什­么,当你给的是自己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给予。’尹先生数十年来默默的”给­予”让我很感动。”─ 陈长文

“Dr. Yin’s generous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 remind me of a saying of Kahlil Gibran: ‘You give but little when you give of your possessions. It is when you give of yourself that you truly give.’ Dr. Yin’s unpublicized giving over the decades has truly moved me.” ─ C.V.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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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钦佩尹先生创办唐奖。在筹备过程中,尹先生也接受了我的建议,纳入“法治”(ru­le of law) 奖项,因为我认为,如果少了“法治”这个奖项,会是唐奖莫大的遗憾。而在纳入“法治”­奖后,尹先生也总会提起,‘没有法治,就什么都没有了。’这句话深得我心。”在唐奖的­定义下,“法治”指“基于人生而平等之信念,人人,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皆受法律,包­括国际法,之规范;法律应具备程序正当与实体正义之内容;法律应为和平、人权、永续发­展而奋斗,以追求人类及自然之共同福祉为最高目标。”
在我心目中,“法治”奖得主,应该是那些透过法治的教育与实践对全世界最大多数的人产­生最大效益的人或机构,才能当之无愧。─ 陈长文

“I admire Dr. Yin for founding the Tang Prize. During the preparation phase, Dr. Yin accepted my suggestion to include a prize category for the Rule of Law, because I think it would be a regret if the Tang Prize did not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the Rule of Law has in our world. After including Rule of Law as a prize category, Dr. Yin has often been heard to say, “Without the rule of law, we have nothing.” This resonates exactly with how I feel. According to the Tang Prize Foundation charter, the defini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s as follows: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all individuals are born equal, the Rule of Law means that law should govern and everyone, including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s accountable to the law,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law, that law should encompass due process and substantive justice, and that ultimately, law should champion peace, human right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serve the common good of humankind and nature.'”
“In my opinion, the recipients of the prize in the Rule of Law should be persons or organizations who, through implementing and educating others about the Rule of Law, have brought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the maximum number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at would make them truly deserving of the award.” ─ C.V. Chen

补诺贝尔奖不足 唐奖倡天下为公

一百多年前,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因为改良了炸药,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这位主张和平的科学家,却对炸药用在战争深感痛心。一八九五年,诺贝尔立下遗嘱,用他的遗产成立基金,来表扬对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或在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等领域,有极重要发明的科学家,以及在文学上发表优秀作品感动世人的文学家。

诺贝尔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高额的奖金鼓励了杰出的发明与作品,更重要的是,它对纷扰的世界,提供了正面向善的连结,让杰出之士,可以拥有为世界的更美好、更和平努力的平台。

可惜的是,或许是由于语言的隔阂,华人世界对于诺贝尔奖总有一层淡淡违离;而另一方面,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已不同于以往,资讯科技的快速、国与国之间的移动障碍减少,世界以崭新的进步维度扩张著,也因此出现了新的“进步需求”,这些新的需求,已某种程度超越了一百年前的诺贝尔所能思考的局面。

而这正是,在台湾出生而以身为华人感到骄傲的尹衍梁先生,决定成立唐奖的初衷。唐奖不是为与诺贝尔奖争艳而设立的,而是希望借由唐奖的设立,可以面对“进步需求”的必要和诺贝尔奖互为辉映。换言之,唐奖有其独立的进步精神,它也是诺贝奖进步精神的延伸。

尹衍梁先生表示,之所以会有成立唐奖的构想,是因为佩服诺贝尔先生无私的远见,但想要补足诺贝尔奖尚未兼及的面向,由唐奖来衔续诺贝尔奖的精神,一起努力。初期以新台币三十亿元成立唐奖教育基金会,已在去年十二月获教育部及法院通过,今后每二年将颁发四个奖项: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与法治。

以永续发展来说,人类稍稍克服了人与人之间和平的课题,零星冲突虽仍频仍,大规模的战争已超过一甲子未见,这就是进步。下一步却是人如何与环境和平共存、如何追求永续发展的课题,这一部分诺贝尔奖尚未触及的范畴,将是唐奖努力的地方。

生技医药奖项,则是不论在任何文化背景下,生命的庄严永远是普世价值,具原创性的生物医药之研究对于疾病预防、诊断及治疗有明确之影响者,必将有助于人类健康的促进。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也吸纳了许多其他文化。例如在宗教上是佛教的第二祖国,汉学奖着眼的则是如何让这五千年的文化结晶,更为世界所见,同时借由世界级奖项的肯定,让汉学的领域能够涌现出更多的活水,以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

至于法治(rule of law)的奖项,也是显眼。二○一二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法治宣言,指出联合国的三大支柱“和平、人权、发展”,非透过法治无以为功,而法治这个重要的制度改革命题,诺贝尔奖未涵括,也是唐奖鼓励的领域。

唐奖的代表性,不在于超高额的奖金(每一奖项奖金新台币四千万及研究补助费一千万),而是在于评选的独立与客观。在文章刊出的今天,唐奖基金会将与中央研究院签署委任协议,委由后者组成四个独立之甄选委员会,由国内外专业人士(国外委员占多数)组成,向世界上四大领域杰出人士提出邀请,预定二○一四年六月十八日宣布第一届得奖人选。其后,每两年颁奖一次,直到永远。

中研院是台湾的最高学术殿堂,由中研院来筹组世界级的甄选委员会,可说是以台湾整体的学术研究,来为唐奖的甄选作保证。既扩展了台湾学术的影响力,也是对我们自己最严格的检验。笔者认为对于华人社群来说,尹先生捐助成立唐奖有以下的重大意义:

第一,是用“肯定”来取代“批评”。目前台湾的舆论氛围,对于负面新闻的兴趣远高过正面新闻。借由表彰他人(不限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人)的贡献,唐奖平衡了这种不健康的氛围。

第二,是“公天下”价值。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曾说:“富有的死去是可耻的”,数十年来默默的出钱出力,推广教育及公益的尹衍梁先生公开宣示要捐出九十五%的财产作公益,让华人世界也有着同样的典范,令人敬佩。

第三,透过唐奖,是中华民族从“追求他人肯定”进展为“肯定他人”,从奖项的接受者转为奖项的提供者。

【2013/01/28  中国时报 1020128】

反垄断与言论检查的界线

【陈长文、李剑非】

近日舆论讨论之焦点,围绕着反垄断议题。民进党提出之广电三法修正草案,其中条文禁止持有全国性媒体百分之十以上股权之股东跨媒体经营电视台,以及所谓“媒产分离”。NCC则规画制定反媒体垄断法,将衡量与计算业者于单一或多个媒体领域的集中度,决定是否申报、审查或禁止。日前统一超商延迟《商业周刊》上架事件,更兴起媒体通路垄断议题之讨论。

“媒体通路”与一般市场垄断并无不同,皆须以《公平交易法》检视特定事业经营者是否构成独占或滥用相对优势之市场力量限制竞争。

而“媒体市场”之垄断则具有特殊性,除如何斟酌产业汇流之现状与趋势而合理界定媒体市场外,尚需处理是否/如何管制跨媒体经营与所有之问题。广电三法严格的禁止跨媒体经营投资广播及电视,但却未能着眼广播或电视与报纸、网络、智慧型手机等媒体平台间之汇流事实;NCC之反媒体垄断法,则偏向衡量与计算跨媒体集中度并予以管制。

美国对于媒体集中之问题,围绕于是否应许可电视与报纸或广播间跨媒体经营。美国通讯传播委员会(FCC)采取原则禁止、例外许可的态度,而基于挽救传统报业市场之萎缩或消逝,以及网络或手机等新兴媒体平台之崛起,FCC认为松绑跨媒体经营之规定,反而有助于言论与资讯之流通,故于二○○七年时提出修正规定松绑许可电视与报纸跨媒体经营。联邦法院基于程序上FCC未给大众合理的讨论时间,于二○一○年时宣告该修正无效。去年,FCC卷土重来,依照法院之要求,给足人民合理评论时间,此次尝试是否会成功,尚等待时间的验证。英国政府近年来基于保护地方报纸生存之相同考量,亦提出松绑禁止地方跨媒体所有与经营之相关规定,并已于二○一一年经国会许可生效。

故对于跨媒体经营之问题,英美逐渐倾向认为绝对的禁止将忽略传统媒体之经营危机,以及现代存在多元新兴发声管道之事实。应如何平衡鼓励资讯流通与维持言论竞争,考验立法者之智慧,实宜深思熟虑设计,不应仅做片面式之修法。

惟若基于特定产业可能具有之“大陆因素”,而希望借由“媒产分离”条款限制其跨足媒体经营,将偏离反垄断议题。

若系基于竞争法考量,问题该是如何合理定义媒体市场、评估市场集中度之合理性、判断是否确有垄断疑虑与利用竞争法规制管理跨媒体垄断,而非绝对禁止如金融等机构经营媒体,以产业类型作为不合理之区分标准,无论从比例原则或平等原则,都无法通过宪法检验。

而让政府定义哪一家媒体拥有者,具有亲中因素或产业资格,或是报导内容是否具有过多之亲中言论,都将赋予政府以“表意人的身分”或“表意内容”作为审查是否允许言论的重点,这正触碰到言论自由最忌讳的言论事前与内容限制,因其结果将瘫痪言论自由,造成政府的独裁。

无论在威权时期或民主时代,言论自由的核心价值都不变:政府不能以发言人立场或其言论内容是否为台独/亲中,作为审查言论之理由。戒严时期,政府以管制台独言论为由行报纸刊物之检查,与解严后二十五年的今天,以亲中与否行言论检查,皆属侵害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本来就允许言论市场形成多数言论,但我们也永远保留少数说服多数的空间,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九七一年的Cohen v. Californian乙案中所言:言论自由的功能,在于免除政府对于公共讨论领域的限制,使人民可以决定何种观点应该成为主流。

无论是诉诸于言论集中度,或是亲中立场,吾人都必须扪心自问:我们的民主是否禁不起大陆统一言论的鼓吹?你我是否对于媒体只有盲从,而不能透过市场机制淘汰无法秉持新闻专业的媒体?

如果答案均为否定,反媒体垄断问题应仅存在我国法制下,在何种条件下允许/禁止企业跨媒体所有及经营。媒产分离条款,或无必要,否则将开启政府可以特定“资格”或“身分”管制媒体经营之大门,造成言论自由事前限制之危险。

若以上答案均为肯定,我们的民主制度与大陆差异何存?亲中与不亲中,还重要吗?

(李剑非为哈佛大学法学研究生)

【2013/01/21  中国时报 1020121】

受理人民声请统一解释 大法官要加把劲

上周五是“司法节”,身为法律人的笔者对于改革司法以早日完成法治国之愿景有着高度之期盼。回溯半个世纪,我国司改工程重在“司法独立性”之强化。民国四十九年释字第八六号解释做成,以宪法第七七条为本,认为由行政院司法行政部主管的地方法院与高等法院应回归司法院,始符宪法本旨。当时因戒严与戡乱,虽未立即回应其呼唤,但这号解释维护了我国法治之微弱灵魂,二十年后终于完成了“审检分隶”:一方面,修改司法院组织法,将各级法院还归司法院,隶属于司法权;另一方面,将司法行政部更名为法务部,主要组成人员为检察官,隶属在行政权。民国八十六年,司法预算独立入宪,更为司法权脱离行政权干预增添助力。此中,司法内部的自省力量是可圈可点的,数十年(特别是解严后)的努力,才将我国司法从“法制”(rule by law)带进到“法治”(rule of law)的情景中。

惟司法独立就像双面刃,不再背负政治干预的环境中,法院日渐成为裁判者的“舒适圈”,“奶嘴法官”、“恐龙法官”等对司法的抨击从四面八方涌现。因此,破除法院与民众间的隔阂─“司法社会化”成为当今司改的首要课题。观察司法院推动的“大法庭”与“人民观审制”、最高法院审理死刑案件应举行“言词辩论”等等,已可感受到司法正欲积极促成法庭和人民之对话。举大法庭为例,司法院欲藉统一法院见解之功,增加民众对法院之信赖。长久以来,我国终审法院因庭数众多,容易发生各庭见解歧异问题,针对相同争议,“是”与“否”两个答案可能各有法庭支持,形成“司法罗生门”,不仅让民众难以预见审判结果,更伤及终审法院之权威性。有鉴于此,司法院已通过法院组织法及行政法院组织法修正案,拟于终审法院各庭之上,增设大法庭,负责统一各庭之歧异见解,司法院主事者之用心值得肯定。

但是见解歧异不只发生在终审法院内部,因我国采取二元诉讼制度,亦即,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分属不同审判体系,就同一法律争议,不无最高法院民事庭、刑事庭,及最高行政法院见解“打架”之情事。惟从民众角度,法院始终是“单一”个体,纵使名称不同,也仅是为专业分工,倘因此造成肢体不协调,让相同法律问题,因受理终审法院不同,而得到不同之判决结果之现象,人民是难以理解,更是不能接受的。

对此现象,制宪者早已预见,故于宪法第七十八、七十九条,设置统一解释制度,交由大法官职司。民国八十二年,大法官案件审理法更增订“人民声请法令统一解释”制度,让声请权主体自国家扩及于“人民”。人民声请统一解释之制度施行至今近二十年,大法官仅做成四件解释,观察司法院统计资料(九三~一○一年),人民声请统一解释案件受理率约○.六三%,相较于人民声请法令违宪解释案件受理率有二.九一%,大法官对前者的受理明显严苛。但在两类声请案中,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求实无不同,况且前者的可决门槛较低(过半大法官出席、出席者过半同意即得做成解释),数据显示,大法官在人民声请统一解释案件上无疑是过谦到不禁让人怀疑大法官是否失责。

有认为大法官职责贵在解释宪法,非为个案审理,除终审法院见解歧异通常与宪法争议无关外,大法官不宜涉入,以免居于终审法院之上,成为第四审,或者过度介入最高法院与最高行政法院间的纷争,变得里外不是人(何况大法官不乏出身自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然而宪法赋予大法官统一解释之权,既是权力,更是“义务”,大法官如不摒除潜意识中之司法政治(judicial politics)考量,勇于挑起统一解释之担,岂不有愧于职守?

司法院近日通过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正案,准备将大法官解释制度法庭化。大法官对此司改方向既有所预见,便应调整往日消极之态度,就人民声请法令统一解释案件积极受理。总之,终结终审法院见解歧异之司法荒谬窘境,大法官责无旁贷。

【2013/01/14  中国时报 1020114】

幸福保卫站供餐 切合现代救助

每年的元旦起始,都有很多新的政策上路,今年最让我眼睛为之一亮的,就是新北市政府自元月一日起和全市一千九百七十家超商合作,设立“幸福保卫站”,提供八十元餐饮给有急难的十八岁以下学生。

不要小看这样的举措,它结合政府与民间企业的力量,加上超商据点多、二十四小时营业等通路的便利性,不仅是学童们的“幸福保卫站”,透过店员简单的登录资料,并且在二十四小时内上传通报高风险家庭管理中心,更是社会救助体系最佳的预警通道。

这个计画,还有一点让笔者感动的,那就是所提供的援助方式兼顾到受助者的尊严。

过去,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一些非营利组织,也尝试在金钱的援助外,仿效国外“食物银行” 的概念,提供急难家庭所需的民生用品与食物温饱,但因为物资来自各界的捐赠,不一定切合受助者的需要,而所接收的食物,也必须在效期内做即时的分送,以免浪费宝贵的物资。

台湾的超商这些年来不断地发展、转型,正可以满足这样的需求,而台湾的社会关怀与服务可以发展到这一步,是值得骄傲的。

此外,新北市政府为了落实这项计画,由教育局在全市的各级学校宣导计画方案,强调救急不救穷、指导学生该如何正确看待社会救助的态度,以及当任何人需要用到这个帮助的时候,应有的心态与基本对应。

笔者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机会教育,让孩子以平常心了解每个人都有遭逢突然意外的时候,除了知道哪里可以得到援助外,更重要的让学童们理解到,向外寻求援助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感受到我们活在一个互助且没有歧视的健康社会。

由于这个计画除了提供学童温饱之外,很重要的关键在于借由学童的吃饭问题,发现潜在高风险家庭,并进而透过追踪访查,及早提供处在弱势边缘的家庭必要的协助。

前端救助是救急,但后端的追踪访视才是真正需要庞大人力与专业投入的工作,可想而知,这对政府部门是很大的负担。

所幸台湾社会这些年来,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救助的分工与合作已有很好的运作模式,未来,透过超商管道通报的个案,可以先将需求分类后,由政府转介非营利组织提供协助。

而政府也可以藉这个机会将非营利组织中参与社会急难救助的机构作一个整合,让宝贵的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

有感于红十字会救人于危急的使命,笔者过去担任会长时,即积极推动“急难救助”的服务,由各地分支会深入各社区通报突遭急厄、需要社会紧急伸手援助的家庭,给予必要的急难救助金并提供转介服务,迄今已运用社会各界的捐款帮助成千上万个家庭度过难关。

总之,这是一个切合现代社会生活形态的社会救助方案,我们欣见新北市政府创新积极推动,在这个岁末寒冬给台湾社会添加许多温暖和希望。“幸福保卫站”赞啦!(陈长文)

http://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289167

【20130104 人间福报 10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