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國會、打破僵局 讓台灣重新向前

一場國會議長的關說司法風暴,燃燒到現在,發展成了台灣的全面僵局,大家各說各話。

馬英九總統「咬定青山不放手」,認定王金平院長關說司法,而他不能接受一個關說司法的議長,不能接受就是不能接受;王金平院長則是「管他東西南北風」,打電話只是「練肖話」、「提醒不要濫權上訴」,這不是關說,我說不是就不是。

執政黨的兩大龍,僵住了。

一句「做好立院沒有王金平的準備」,大家也各執一詞,江宜樺院長說他原文本意不是如此,民進黨則要他為評論王金平之事道歉,否則就不讓江院長做施政報告。沒有道歉,就不讓上台。國會多數黨的國民黨,全然束手無策(或者刻意束手無策?)。

維繫國家運作的兩個大院,行政院與立法院,僵住了。

但真正僵住的,既不是馬英九與王金平的恩怨情仇或大是大非,也不是立法院裡,江院長的道不道歉、上不上台。真正僵住的是整個台灣,僵住了台灣的動力、僵住了台灣的契機、僵住了台灣該有的理性、僵住了台灣人民彼此的信任和對政府(包括司法)的信心。於是,民意高度期盼,「大人們不要再鬥爭了」,連民事法院的法官,都放下了審判中不語的原則,忍不住要當個時事評論員,將憲政議題以民事糾紛處理,要雙方和解,告訴兩造「後退原來是向前」。

但是,對國民黨、對馬英九來說大是大非的問題如何和解呢?難道要馬總統容許台灣成為「關說司法共和國」嗎,所以馬英九「退無可退」?王金平也是堅持「錯不在他」,他沒有關說就是沒有關說,因此,何退之有?

在內閣制國家,遇到國家的重大僵局,為了避免長時間的僵持,重創國家的發展,有一個解決僵局的機制,就是解散國會,讓民意對僵局做出最後仲裁,但這也有缺點,解散國會、重組政府,會傷害施政的穩定性;在部分總統制國家,固定任期制,固然可以避免頻繁的政府改組傷及政府的穩定性,但缺點則是,一旦真的遇到了無法可解的僵局時,除了政務嚴重停擺、社會會因此嚴重對立。

中華民國在憲政設計上,採取的是雙首長制,稍稍偏向總統制,重視政務穩定,總統不能主動解散國會,這也使得重大僵局解決的機制相對不足;但這只是原則,仍有例外。

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不信任案提出…後,應…以記名投票表決之。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行政院院長應於10日內提出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

也就是在國會對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案倒閣時,不信任案成立之時,總統可以宣布解散國會。

筆者必須說,這次的關說司法事件,已經讓台灣陷入憲政史上最嚴重的僵局。地院的「民事」裁定以及進行中的抗告(甚至釋憲)等司法救濟恐已無法有效打開政治僵局,如已別無他路可走,則朝野應考慮透過倒閣並解散國會,讓民意重新仲裁,讓停頓的政府取得前進的契機。

在議長關說司法這件事上,不能說馬總統的堅持沒有道理,但社會上,「大局為重」的期待主要是放在馬英九總統身上,要馬英九退讓一步,這卻有混淆是非之慮,為什麼大家就不要求關說司法的王院長,「大局為重」,後退一步呢?顯然,王院長堅持從個人角度,不接受任何關說司法的指責。既然各方(馬總統/國民黨、王院長/民進黨)皆無可退卻,就讓國會解散,讓民意重新裁決。

一旦國會解散後,王院長可以回鄉投入區域立委的選舉,取得民意的支持。而對馬英九總統來說,解散後的國會,如果重新改選國民黨仍贏得多數的席次,代表馬總統的堅持擁有了民意的後盾。但若國民黨敗選,民進黨贏得多數,政治現實必須尊重民意,那麼,就該啟動雙首長制的政務換軌,將行政權交給民進黨,讓民進黨在新的民意基礎上領導政府。

「後退才是向前」,這樣的說法,把關說司法的憲政議題與個人恩怨(民事爭訟)畫上等號,筆者不能認同。應該說,「齊退才能前進」,必要時解散國會,才能讓台灣打破僵局、重新前進。

【2013/09/30  中國時報 1020930】

走出311陰霾 念念不忘的大槌町

這些天,台灣輿論都緊扣在「王院長因涉嫌司法關說而遭國民黨開除黨籍事件」上,我也無法避免的因為這事件的發展而百感交集,就在我苦思這事件對台灣的廉政體制和司法品質會帶來什麼樣的衝擊或轉機而困惑焦慮時,我收到紅十字會同事寄來的郵件,告訴我由台灣紅十字會在日本岩手縣大槌町所援建的70戶永久屋,在上個月底竣工,成為日本311災後首批完工公營住宅的好消息,預計在10月底前,可在另外3個社區完成124戶。當我看到援建成果照片時,我內心感到欣慰,因為愛心和行動是最好的答案。

還記得311地震及海嘯發生後,我在國際先鋒論壇報看到一張父親在斷垣殘壁的家園前等待孩子回來的照片,簡單的構圖道盡生離死別的哀慟,從這張照片我得知岩手縣大槌町在海嘯中死傷嚴重,町長和多位政府官員也罹難,是海嘯的重災區。從那個當下,我就對大槌町有著說不上來的掛念。

當我以台灣紅十字會會長身分第一次前往日本勘災,有別於大多數國際賑災團體以宮城縣的災區為勘災重點,我們選擇離東京最遠的大槌町為第一站。當車子緩緩駛向大槌町的市中心,觸目所及都是傾倒的房子,殘破荒蕪的景緻,令人鼻酸。我記得我在大槌町役場(町辦公樓)前佇立許久,得知這個原本就不富裕的小鎮,多年前也曾遭遇海嘯的襲擊,好不容易將小鎮從靠海移往近海的高處,沒想到這次的海嘯連近海的高處都夷為平地,對於慣在災難中逆來順受的大槌町村民來說,這次又該要搬到哪裡?重建之路,真是難上加難。

災後1年,我再次重返大槌町,內心的懸念始終散不去,另一方面,我更想看看村民與孩子們是否已經度過了最困難的日子。這段期間,我們紅十字會的同事不辭辛苦往返,看著大槌町一步步蓋起臨時役場、學校和體育場,還有組合屋,同年8月村民們選出新的町長,重建計畫才剛起步,可以援建的土地實在太少了,村民們為了到底該離岸邊多遠,該鏟平幾個山頭,生計問題如何解決等,援建計畫一改再改,曾經一度連大槌町的官員都以為我們會棄他們而去了,沒想到我們仍然願意等待找出可行的重建方案為止,終於經過村民確認了他們最需要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園計畫時,台灣紅十字會承諾在大槌町援建480戶永久屋。

當我們第二次踏上大槌町時,因為有泰武國小的古謠傳唱與太鼓隊同行,氣氛和緩了許多,歡樂中帶點悲戚、而悲戚中又感受到溫暖,這就是人生酸甜苦辣的最佳寫照。記得我去拜訪一位住在組合屋,年逾80的奶奶,她一邊笑卻一邊擦眼淚地告訴我,她很好,可以倖存下來,有親人的照顧、有組合屋可以遮風避雨,有遠道而來的朋友關心,她實在太幸運了,希望我們不用為他們擔心,每當我回想起他們堅毅的神情以及噙著淚水的笑容,我的內心有著很多的不捨。

終於,這份掛念與不捨,因為台灣援建的住宅陸續落成完工,得到了出口。尤其我看到台灣援建的公營住宅,不僅型態多元,有平房的木造長屋,有2層樓的木造房,有5層樓鋼筋式的集合住宅,可以配合不同村民的生活型態與需求,依家庭人口數多寡分配坪數大小,廚房和衛浴配備一應俱全,還有無障礙設施,寬敞的公共設施等。因為住家環境與施工品質都夠水準,村民登記入住相當踴躍。

日本311地震海嘯迄今已經2年半了,根據台灣紅十字會的資料顯示,所有援建項目皆依雙方紅十字會所簽訂合作備忘錄的進度開展,其中包括岩手縣大槌町480戶住宅與1所保育園、山田町2所保育園與2所課輔中心、福島縣相馬市與新地町68戶老人住宅,預定在明年的春天竣工;而宮城縣南三陸町1所公立醫院與保建福祉中心、氣仙沼市一所市民福祉館則預定分別在2015年和2016年初完工。

透過愛心與行動,時間會帶給我們最好的答案,不僅僅是我所掛念的大槌町,所有災區的人、握到的手、抱過的小孩,我相信現在的你們一定都已走出災難的陰霾,正開心地迎接新的生活,台灣人民衷心地祝福你們!

【2013/09/16  中國時報 1020916】

王院長、柯黨鞭 知所進退吧!

二○一一年,當筆者為了外籍看護居留年限延長而赴立院請託時,得到了王金平院長的正面回應,雖然因為立法時程的問題,小兒文文的原看護還是必須離開台灣,但是修法通過,令所有需要長照的家庭都鬆了一口氣,這些,都有王院長的一臂之力。

因此,當知道王院長涉嫌關說司法時,筆者的心情非常複雜。認識王院長的人,都可感受到他讓人如沐春風以及主動協助的熱情;王院長為了同僚(乃至於不同黨籍者)向行政部門請託,並不是會讓人太過意外的事。但另一方面,就算民代的請託已是台灣政治文化約定成俗的一部分,司法還是一道不得跨越的禁區,當法律的不平等無須遮掩時,司法公正已經不是皇后的貞操,而成為了國王的新衣。

柯委員為了自己的利益關說,已屬不當,而遊說的標的竟然是司法個案,用再低的標準,能夠說這是台灣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嗎?而蘇貞昌與蔡英文等民進黨的政治領袖,豈能不對這種惡行惡狀表達立場?

事實真相當然尚需調查,但除非監聽譯文有假,否則王院長與柯委員跨越了司法獨立的紅線,已是不爭事實。這沒有所謂關說與關心的差別,身為國會議長,也只能就通案和法務部協調,碰觸司法個案,就沒有任何卸責之詞。

不只是監聽譯文,曾部長或陳高檢長都已證實王院長的確談到個案,那麼黨內惡鬥也好,曾黃不合也罷,都是次要問題,最優先的問題是:台灣允許國會議員關說司法個案嗎?

就算只是陽春立委,這樣的行為也是不允許的,更不要說王院長是國會議長,柯委員擔任民進黨團黨鞭,兩人分別代表立法院與民進黨的形象,應該說,也代表著台灣人的形象。

現在,台灣的司法公正光裸著身體,卻偏要對人民說它有穿衣服,這是多麼可笑與可恥的事情;王院長、柯黨鞭,知所進退吧!如果你們繼續擔任現在的職位,不只是很難得到人民的信任,還會將人民對國會、對司法的信心一同陪葬。

當然,對柯委員的監聽合法與否,也是重要議題,特偵組應向外界解釋監聽的程序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但人民涉嫌犯罪可以合法監聽,國會議員涉嫌犯罪當然也可以合法監聽,立法院不是法外之區,國會議員更非不能追訴的特權階級。

馬總統願意挺身為司法尊嚴站上火線辯護,值得肯定,但維護司法尊嚴,不是馬總統一個人的事,而是全體台灣人民共同的大事。馬總統選擇捍衛理念、捍衛司法正義,你我呢?(陳長文/法學教授)

【20130910 聯合報 1020910】

回答黃教授:良知是我言行的最後評判

     拙文〈服貿辯論 盼從辯論進化為討論〉,黃國昌教授為文批評,標題是〈喪失靈魂的法律人,不過是魔鬼代言人〉,筆者願借此機會,作無諍之辯。

     黃教授的批評之一,筆者說「(服貿)談判過程中百分之百透明不但不可能、甚至完全透明反而會傷及國家利益」,黃教授解讀成「過程透明不重要」,不完全透明等於不透明嗎?
     所謂的透明與不透明是相對的概念,或許有人認為馬政府事前溝通的不足,但「黑箱作業」不是公允的敘述。從水平論,依照國際談判實例,各國在進行談判時,因為必須保留籌碼權衡的彈性,沒有一方會愚蠢到讓自己的籌碼「完全透明」,從垂直論,這種談判的ABC,也不是馬政府才有的,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期對WTO的談判,難道有在談判前將談判文本、所有籌碼,100%的透明化嗎?黃教授可以有立場,但立場不該凌駕於事實之上,這是討論公共議題時最基本的態度。
     黃教授的批評之二,認為馬政府的真意是續建核四,卻訂出「你是否同意停建核四」的命題,與提案人真意相違,筆者卻不置一辭,與ECFA公投時,筆者的主張立場不同。
     由立法院提出(核四),與人民連署之公投(ECFA)有其先天的差別。按照《全國性公民投票意見發表會或辯論會實施辦法》,由立法院提出之公投,立法院代表正方,相關政府機關代表反方;如果題目是「你是否同意續建核四」,豈非變成經濟部要在辯論會上反對續建核四?這顯然是「更不合理」的結果,也因此,筆者在ECFA提出的另一項主張就更形重要,公投的題目,應與現狀相違反,以核四公投為例,現狀是處於興建狀態,立法院公投提案的題目,自然應與現狀違反的「停建」較為合理。
     黃教授第三個批評是,當部分人士提倡「拒絕投書中時」,筆者曾作〈應該批判,獵巫就不必了〉一文,反對這樣的活動。
     首先要還原的是,該文中筆者批評蔡衍明先生對六四的發言,認為蔡先生並「沒有真切的認識六四的歷史意義,以及參與者的歷史情操。」但筆者反對部分人士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方式,要求投書中時論壇的評論者參與抵制投書或以拒絕投書「表態」,筆者認為這是一種「麥卡錫式的獵巫」,也是另一種反自由精神的負面教材
     筆者的論點,黃教授可以不認同,並提出批評,就如筆者提到的「言論自由的另一層次意義,也正是別人也擁有對你的言論表達批判的自由。」但在黃教授筆下,筆者的文章被解讀成「陳長文比較在意的是為蔡衍明辯護,要學者不要獵巫」,下一句更杜撰出筆者「要NCC趕快同意讓旺旺中時併購中嘉有線電視系統」的主張。這一點,筆者必須勸告身為法律學者的黃教授,任何的論據應有事實的基礎,即便你不認同某個人的意見,也不應該把他沒說過的話放到他嘴巴裡。
     台灣號稱是個多元社會,但筆者感受到有時候,好像只剩下二元─與我相同的、與我不同的。而面對立場不同的言論,「有憑有據」這個最起碼理性法則與客觀準據也可以拋棄。只要我設定你是對立者,那麼我扭曲你的意見、把你沒說過的話栽進你的口中,也變得正當性十足,因為「我是天使、你是魔鬼」。當黃教授站在了天使的位置,陳長文被指定為魔鬼時,即便把陳長文沒說的話安在陳長文的口中,無中生有,這也屬「公理正義之事」,反正誰叫你是魔鬼,打擊魔鬼,人人有責,何必管打得是不是事實呢?
     而筆者也要另外提醒黃教授,從法律訴訟的角度,魔鬼(如果真實存在的話)當然也可以有代言人。訴訟權是正當法律程序的基石,捨正當法律程序,誰又有資格來判斷魔鬼與天使?因此,筆者認為,重點不是為誰代言,而是代言的方式,是依據證據、事實、法理,還是虛構事實、渲染情緒。這也是另一個學法之人熟悉的ABC。
     最後,筆者並無公職在身,發言只代表個人,我的論據,包括黃教授在內的社會人士接不接受,要如何批評,那是黃教授的言論自由。但我是不是「喪失靈魂的法律人」?這一點黃教授不是上帝,不勞黃教授評判。
     「我的良知,是我的言行的最後評判!」這是我在落筆寫每一篇文章時,告訴自己的一句話。
【2013/09/06 聯合報 1020906】

婚姻是愛與扶持 不僅是性別

七月間,一對男同性戀者雙雙做了變性手術,其中一位向戶政事務所變更為女性,在兩人辦理結婚登記時,因身分證上顯示一男一女,故視為合法的婚姻。後來,另一位同樣做了變性手術,也希望將性別變更登記為女性時,卻遭戶政人員認定結婚當時兩位同為女性,因此主張婚姻無效。之後社會有不同聲音,內政部召開跨部會討論,認為只要結婚登記時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即屬有效。雖然主管機關依民法規定,謹守一男一女的表像(身分登記),不去追究是否具備一男一女的實質,讓這起婚姻最後維持有效,可謂是亡羊補牢,猶未晚矣。

同性婚姻合法化,自二○○○年荷蘭政府率先允許同性伴侶登記並承認其婚姻有效後,截至目前共有十五個國家,以及美國、英國、墨西哥等部分區域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另有些國家則認可民事結合或同居關係,還有很多國家已經正視,並列入修法討論。

雖然在西方性別認同的辯論中,認為同性戀違反自然,恐導致家庭制度的崩解,但隨社會的開放與進步,有愈來愈多的研究和社會現象證實,性別認同差異是人類自古以來一直存在的事實,愛滋病也不是同性戀者專屬的疾病。

不僅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關注這個議題,數月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關鍵判決,判決限縮婚姻為「一男一女之結合」的聯邦婚姻保護法違反平等保護原則而違憲,即確立不論異性或同性,婚姻是基本人權,不應該用一男一女為前提,限制同性婚姻合法性。

再看看國內,根據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四月出版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有百分之五十二的受訪者肯定「同性戀者也應該享有結婚的權利」。

台灣向來重視人權且社會包容力強,只要政府從法制與社會教育著手,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只是時間問題,而更進一步的意涵,不只代表同性伴侶可享有婚姻的同等權利,包括遺產繼承、合併報稅、家屬身分等,更代表著社會的接納與認同。而認同正是人權的基石。

根據中研院的同一份報告,台灣非異性戀者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四點四,這是相當高的比率,政府及社會大眾都不應該漠視他們的需求和感受,特別是同性婚姻並不妨礙其他人的自由,相較於異性婚姻的高離婚率,以及單身未婚人口比例上升,同性戀者有個伴,願意給予承諾、攜手共組家庭,為何要用法律予以歧視,畢竟婚姻是愛、是扶持,而不僅僅是性別。

試想,如果你的家人是同性戀者,當他們受到社會異樣眼光對待時,你的感受如何?還記得有位藝人的女兒是同性戀者,因為長期承受外界異樣眼光,最後選擇自殺結束生命,讓這位母親白髮人送黑髮人,在送女兒最後一程時,她手持彩虹旗,對女兒說:「媽媽幫妳出櫃了。」我們不希望看到這樣的悲劇再發生。

筆者有感於同性戀家庭所承受的社會壓力,近來曾多次撰文呼籲保障同志權益,並支持同性婚姻,也期待政府應該參考先進國家的做法,讓同性婚姻合法化。呼籲馬政府儘快啟動修法,賦予同性戀者婚姻的權利,展現平等包容的社會樣貌。(陳長文/終身志工)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319424

【20130905 人間福報/人間百年筆陣 1020905】

服貿辯論 盼從辯論進化為討論

有段話這麼說:「不討論的人辯論,不辯論的人吵架,不吵架的人打架」,頗符合常情。從國家來看,台灣由威權專制進步成民主法治,至少從打架進步成吵架,用數拳頭來取代數人頭,但我們僅以吵架滿足嗎?

根據民調,雖有57%民眾知道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服貿協議),但只有27%自認了解內容。服貿協議是政治焦點,政府的宣導、在野黨的批評,乃至於相關報導、評論不可謂不密集,仍有如此多民眾不了解;可以說,輿論的量是有了,質卻參差不齊,閱聽眾無從分辨。

於是,從ECFA辯論後,總統與最大在野黨主席的同台交鋒,成為一道解方。反過來說,這也顯示了我們的公共討論大致上還是在「吵架」的階段,與就事論事尚有一段距離。這不是個別評論者的問題,而是整個輿論環境,並沒有形成讓人民了解政策的機制。

平心而論,成熟的民主國家,不該是每簽一次協議,就要由現任總統與最大在野黨領袖來一次政策辯論,但目前台灣找不出更好的方法。馬總統是執政者,其言論若有錯謬逃不過媒體的檢驗,而蘇主席領導民進黨,也沒有信口開河、偏離事實的空間。由馬蘇來辯論,可對輿論的資訊去蕪存菁,減少人民分辨的困難,值得肯定。

因此,辯論是好事,但筆者更期待的是,馬蘇形式上是「辯論」,實質上卻是「討論」。相較於吵架,辯論要求就事論事,論理嚴謹,但基本前提是雙方對於命題不可能達成共識,所要說服的是第三方而非對手;而討論卻是善意的兩個人分享見解,都承認自己有錯誤的可能,有改變立場的空間。

換句話說,如果是辯論,那麼就是馬總統全力支持,蘇主席反對到底,不論誰勝誰負,都會增加對立;但如果是討論,則是蘇主席代表人民提出疑問,而馬總統以現有的資訊盡力解釋,只要人民更加了解服貿協議,兩人都是贏家。

從目前的各方見解來看,服貿協議有幾點是需要釐清的:

一、對勞工的影響。

勞工佔人民的大多數,其影響應是政府優先的考量。有學者以「便利商店消滅雜貨店」來形容服務業開放陸資的後果。先不論本土企業是否如此不堪一擊,但現今便利商店所提供的就業機會,和過去的雜貨店相比,孰高孰低呢?

新廠商要進入市場,第一個動作是延攬人才,而要延攬人才就要提供更優惠的條件,這對勞工是有利的。

二、資本是否為競爭力的關鍵

有論者認為陸資資本雄厚,一旦開放就有壟斷市場的能力。其實,台灣今年的超額儲蓄1.4兆多,表示存款多而貸款少,若資本有利於壟斷產業,本土廠商大可藉由貸款的方式獲得資本。

更不要說台灣也有資本雄厚的企業,如果陸資可以壟斷,台灣的企業也可以資本來壟斷市場。當一個產業以微形廠商為主時,反而顯示的是資本並非該產業的關鍵因素。

三、過程透明與結果透明應區分

服貿協議的簽訂程序該多透明?從談判慣例來看,談判過程中百分之百透明不但不可能、甚至完全透明反而會傷及國家利益。重點應是:結果必須透明。現在服貿協議的全文文本已經公開,其利弊得失已可受公評,換言之,結果已然透明。這時應根據「透明的結果」來主張支持或反對服貿協議,而不應以過程透明與否,做為杯葛的理由。

四、服貿協議的「政治考量」

大陸來台灣投資服務業,其效果等於是服務業的外人直接投資,如果主體不是大陸的話,有誰會認為對經濟、勞工不利?部分論者遂認為陸資來台有政治考量,不可以純經濟邏輯來判斷。

假設政治考量存在,那麼讓台灣勞工失業、壟斷某項產業,造成台灣人民對大陸的不信任、不諒解,又對「政治考量」有什麼好處呢?

筆者認為,服貿協議確有政治上的效果。陸資來台,台灣人的上游廠商、下游客戶,乃至於雇主,都可能是大陸人民,兩岸間的交流必然更為密切,而交流所帶來的互相了解,才是服貿帶來的最大政治影響。

以上諸點拋磚引玉,一次辯論必然不夠,但可以起個頭,引發人民的興趣,關心國會的公聽會與法案審查。也可藉此機會,立下未來FTA簽訂的慣例。

【2013/09/02  中國時報 102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