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陳長文 失智母就醫 子女很煎熬 應思考如何才能走得有尊嚴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吃飯的時候,媽媽問說,『這可以吃啊?』 她會打麻將(「吃」也是麻將術語),但在這吃飯的時候,居然這樣問,明顯可以感覺,應該有問題。」知名陳長文回憶起13年前媽媽發病經過。

他說,媽媽87歲時出現了阿茲海默症狀,當時家裡的東西找不到,媽媽還會懷疑菲傭看護。他陪媽媽去看劉秀枝醫師並獲確診,「做了腦斷層,醫師說,這是明顯的症狀,已是不可逆轉了。」

在陳長文的眼中,媽媽陳林劍吾是位了不起的女性,但晚年卻因阿茲海默症而失去記憶,並在90歲時離開人世。憶起已逝去十年的母親,陳長文仍有無限感慨。

他說,媽媽30歲時帶著兩個哥哥、一個姐姐跟他四個小孩,最大的12歲,最小的才5歲,隨父親來到台灣。父親隨後又返回大陸打仗,但就沒再回來了,死在四川國共最後一場戰役。此後在台灣55年,母親一個人拉拔大所有的孩子,只靠政府發的眷糧、舅舅寄來的錢,撐持下來。陳長文不想用「堅苦卓絕」這種既成的成語去描述母親,因為「沒有文字可以形容媽媽。」

自責工作忙 未能親自照顧

母親確診阿茲海默症後,住在美國的姐姐陳翠珍馬上趕回台灣,「整整三年多,都是姐姐挑起照顧重擔。」陳長文很自責因律師事務所忙,未能親自照顧。

媽媽唯一的嗜好就是打麻將,卻常打不了一圈,但陪著媽媽玩的家人都會努力給媽媽胡牌。他說,「我比較調皮,一直餵她吃碰,再想辦法讓她自摸,」她一胡牌,就會很高興,一高興眼睛就會亮一下。但到後來,眼睛的亮光也不復見了。

發病晚期母親不斷進出醫院,三、四年間,就看著她一天比一天孱弱。陳長文說,媽媽會多疑、會胃口不好,幸而沒有走失過。至於是否仍認得家人?陳長文篤定說:「認得」,因為媽媽從不會對他們顯露恐懼,「那種表情從未出現過。」

母親胃口不好 以為是生氣

他記得,媽媽失智的早期,還會跟他們一起吃吃喝喝、唱高山青或是些兒歌,但後來母親都不吃東西。他一度以為是生他的氣,以為兒子都不來看她,他為此感到自責。

還有一次母親抱怨,陳長文不再給她零用錢了。陳長文以為,媽媽都不出門,自然不需要用錢了。但現在想來很後悔,「或許對她來說,錢仍然有心理上的作用,譬如可以給幫傭的人去買東西,我未免太自以為是地詮釋媽媽的感覺。」如今陳長文常想,媽媽晚期一再進出醫院,過程實在煎熬,如何才能在最後的日子過得舒服、走得有尊嚴?

做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準備

被問及若是有一天自己也得失智症呢?陳長文說,沒有想過,但認為確實應該有所準備。他打算回去跟太太討論,如果突然發病,人要送到哪裡?冷氣要調到哪種程度?要不要讓兒女照顧?他說,「應該做最壞的打算,但做最好的準備。」

如果他得了失智症,他會交代兒女如何安排照顧他,也會同時提醒他們不要增加心理負擔,「你愛你的父親,但千萬不要因此打亂了你們的生活起居。」

想著媽媽,陳長文心裡牢記著一首「安養院之歌」:「孩子,現在我常忘了扣釦子、繫鞋帶;吃飯時,會弄髒衣服;梳頭髮時,手還會不停的顫抖;不要催促我,給我多一點耐心和溫柔;只要有你在一起,就會有很多的溫暖湧上心頭!」

不能遺忘的故事

 

政府該讓人放心變老

失智症所反映最嚴酷的事實是,台灣沒有足夠讓人信任的安養機構,可以讓失智老人進住,以得到妥善照顧。陳長文很不客氣地說,衛生暨社會福利部的官員,如果讓家裡有一個文文 (陳長文的么兒,有智能障礙)這樣的孩子,再加上失智的父母,就會知道那個困境究竟是什麼?就會知道長期照顧制度要怎麼做了。

高齡化與少子化讓長照問題更迫切

陳長文曾為孩子外籍看護在台居留期限問題,推動修法,希望延長、甚至不予設限。他說,家裡照顧文文的外籍看護,雖然兩度延長雇用期限,但眼看期限又要到了。文文現在已經31歲了,但如果他能好好活到51歲、61歲…,一輩子都需要人照顧,「為什麼還要每6年或每9年換一個保母?」

台灣沒有足夠讓人信任的安養機構

如果家中出現了一位失智的長者,家人又可以毫無保留地照顧,那是理想狀況;他問道,但如果家中無法照顧,要送去一個機構,「請問政府他們可以送去哪裡?現在社會上有符合這樣需求的機構嗎?」陳長文又說,監察院長王建煊曾痛批,很多安養機構都無法通過立案標準,是因為政府訂定不合現實的規定。

應建立符合標準與需求的安養制度

陳長文說,我們應建立符合標準、滿足需求的安養制度,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他的姊姊那樣專職照顧失智母親,更何況這些「姊姊」們也都會變老。政府應該要建立一個環境,讓人可以放心變老,而不是無可奈何的等老。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附設聖若瑟失智老人養護中心王寶英主任建議,最好是讓失智長輩待在原本熟悉的生活環境中,由家人親自照顧,但若必須送長輩至照顧機構時,鼓勵家屬要與照顧的人員維持密切關係,一起合作。家人若能經常至機構探視長輩,與工作人員共同討論長輩的問題,一方面能表達對於失智長輩的重視,另一方面也會在無形中,帶給照顧者正向的壓力。

2014-03-31╱聯合晚報╱第A9版╱焦點╱記者黃國樑/台北報導

(本報與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合作,推出名人談失智症系列專訪,每周一刊出。如想獲得更多失智症資訊,或需諮詢及協助,可洽基金會。電話:(02)2332-0992,或上網:www.cfad.org.tw)

【2014/03/31 聯合晚報 1030331】

戶外休閒娛樂場所禁菸 看見台灣進步

日前,我在十字路口停車等紅燈時,看到一輛轎車搖下車窗,駕駛一隻手拿著點了火的菸伸出車外,接著把菸灰抖在馬路上,這樣的畫面經常上演,不僅吸菸有礙健康,掉落的菸灰猶如有人把自家垃圾倒在馬路上一樣,令人反感,我好想下車跟這位駕駛朋友說:「為了你和別人的健康,還有環境的清潔,你應該要戒菸。」我同事告訴我,去年底衛福部有意從今年四月開始,將部分十字路口列為禁菸區,引起癮君子強烈反彈,為此,我請同事詢問這項規定的進展,得到的答覆是「目前尚在研擬當中」。

看到這樣的畫面、聽到這樣的回覆,難免有點失望。稍感安慰的是,雖然十字路口禁菸的規定還沒上路,但從四月一日開始,台灣的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風景特定區、森林遊樂區及自然教育園區,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未設吸菸區則全面禁菸,違者可罰新台幣兩千至一萬元;同時,每年吸引上萬名年輕朋友湧入的「墾丁春天音樂季」也依菸害防治法「提供休閒娛樂的室外場合一律禁菸」的規定,從今年開始,業者必須設置吸菸區,在吸菸區外的範圍則全部禁菸,違者將加重處以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據報,有台灣吸菸者權益促進會抗議政府未經公聽會等討論流程,就貿然公告禁菸規定,甚至指控衛福部以「菸害防制」為名,強硬推動違憲、違法的行政措施;政府乾脆嚴禁賣菸,買不到菸自然也就不抽了;也有人覺得戶外場域幅員廣闊,人潮熙來攘往,根本無法稽查,營業者基於業績考量也不會主動舉報,政府雖有規定,但根本開不了罰單。

就是因為有這些似是而非、僥倖心態的作用,讓很多人遲遲無法下定決心戒菸。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架構公約(WHO FCTC),WHO經過科學實驗證明,香菸所含的化合物以及產生的煙霧具有藥理活性、毒性、致突變性與致癌性,對健康有嚴重的影響,尤其對孕婦及兒童的發育造成不利。也就是說,吸菸不僅對自己的健康有影響,其所產生的煙霧(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二手菸)對別人也不好。如果你覺得健康與吸菸所得到的感受相較,你願意犧牲健康,但無論如何,你絕對沒有權力犧牲別人的健康。因此,吸菸者必須清楚地認知,吸菸不只是你一個人的事,而是與你吸菸時周遭環境內的所有第三人(包括你的家人)關聯的事。

說推動禁菸違憲,更是不明就裡、強扣帽子的說詞,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如追求健康的權利,因此,當明確知道二手菸對身體健康不利時,吸菸者僅能在完全不影響別人與環境的前提下,遂行你的吸菸意願。所以,政府雖然不能禁止賣菸,卻必須持續推動菸害防制教育。

當你認知到吸菸對自己和別人的健康都是不好的,仍然無法抗拒吸菸的誘惑,有些人說熬夜必須靠吸菸提神;也有人會說做業務的必須靠吸菸搏感情;或者無法抗拒同儕的壓力…等。難道提神、搏感情、回應同儕關係只能靠吸菸嗎?值得犧牲最重要的健康嗎?孔子說:「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意指人應該具備智慧和能力去判斷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既然吸菸對自己和別人都不好,就應該慎之、戒之。

這些年由於政府以及民間非營利組織努力地推動,台灣對菸害防制工作的教育和落實與先進國家相較毫不遜色,這顯示台灣民眾的公民教育素養已達一定的水準,而四月一日起戶外休閒娛樂場所禁菸的新規定,無關乎稽核的難易、也不是開立罰單的多寡,而是不吸菸的人知道可以維護自己的權益,癮君子可以做到尊重別人、愛護環境,這正是另一種「看見台灣的進步」。讚!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342715

【20140328 人間福報/人間百年筆陣 1040328】

重啟馬蘇辯論,釐清服貿爭議

馬英九總統親上火線,召開記者會回應占領立法院學生的訴求,強調服貿協議對台灣的重要,然而,不意外的,學生們顯然並不接受。這僵局看起來還是暫無解方。

民主是台灣的驕傲,解決服貿爭議,還是應回到民主的原則。民主(democracy),原意是人民主宰,在實踐上就是政府施政應該要符合民意,而當民意無法取得共識時,以多數決的方式決定國家政策。隨著國家規模的擴大,代議制度出現,人民投票給民意機關,在國會獲得多數席次的政黨,自然可說是「獲得民意支持的一方」。

當然,政治人物當選之後,也有可能做出違背民意的行為,這也正是今日服貿的癥結,抗爭者認為,反對服貿才是多數民意,而非民選的政府。

但是,從任何角度來看,抗爭者證明了自身代表多數民意了嗎?尚未。的確,參與服貿抗爭的人數眾多,但也沒有超過2006年的倒扁運動,紅衫軍沒有「代表人民」衝進總統府,今日「占領國會」的「代表人民」,並沒有說服力。筆者說的不僅是暴不暴力、合不合法,而是誰能說這就是多數民意的想法?

當然,民主離不開法治,執政的國民黨以「逾期視為已審查」的方式通過委員會審查,雖然符合法律「文字」規定,但確有瑕疵。

只是,筆者懷疑,抗爭者真的是在意程序嗎? 回顧服貿的審查過程,是民進黨持續的杯葛議事,才讓國民黨選擇主張自動生效的方式。今日主張「實質審查」、「程序正義」的抗爭者,並沒有譴責民進黨的杯葛行為,可見程序在服貿爭議上是個假議題;而實際上,只要能夠開會,獲得選民賦予多數席次的國民黨,應該支持實質審查的提議。

那麼,是服貿內容哪裡不妥,必須要重啟談判嗎?截至目前,抗爭者並未指出想要修改哪些條文,而所謂的懶人包更是參差不齊,依然有人主張「陸資來台傷害勞工」云云。服貿並沒有開放勞工,陸資服務業來台,即便是取代了本土服務業,也至少要增聘等量的勞工,才有能力提供相同的服務。

如果引進美資、日資,對經濟、勞工有利,多數人都可接受,那麼換成陸資,在經濟面上並沒有差別,但卻招來強烈的抗爭,這中間當然牽扯了「反中」的心理因素。

服貿議題,乃至於兩岸的經貿,真正癥結是,在經濟發展與台灣主體性之間,民意希望如何求取平衡,這個癥結不解,即便重啟談判,也只是同樣的劇情再次上演。結論就是:不用再和大陸簽任何經濟協議!大陸方面,也不會再想和大家玩這樣的「遊戲」。這會是大家要的結果嗎?

馬政府的兩岸政策,陸客與直航,是連民進黨籍縣市長都競相爭取的,但在推動之時,卻招致民進黨方面「木馬屠城」的攻擊,這又是另一種「前倨後恭」的雙重標準。現在,服貿協議,又被冠上了「木馬屠城」,為什麼歷史只是一種原地踏步的循環呢?

當然,貨品貿易協定是免除進出口關稅,其影響多是在經濟層面;服貿卻不同,是雙方的資本、勞工與市場的結合,不僅影響經濟,也影響到人民的生活。

許多人的擔憂,可能就是如果我的老闆、客戶、主管變大陸人,如果未來我的生活中,都必須要在意周遭大陸人的想法,該怎麼辦?陸資會不會以他們在台灣的經濟影響力,來干涉政治?

但這樣擔憂,是一種價值判斷,畢竟從另一個角度,兩岸的交流也增加了相互的了解,保障台海的和平與安全。

只是,如果拒絕服貿的話,台灣的經濟,有其他解方嗎? 全球化的確是有利有弊,但外貿導向的台灣,似乎沒有在這場競賽缺席的本錢。

去年九月,中國時報提議馬英九與蘇貞昌針對服貿舉行辯論,馬英九一口答應,蘇貞昌原本同意,後來卻單方面取消了服貿辯論,從今日來看,不得不說是非常可惜之事。唯今之計,筆者認為,請馬蘇恢復辯論,就像當年馬英九與蔡英文辯論ECFA一樣,針對重大公共政策的爭議,由朝野領袖透過辯論平台,「把話說清楚」。

除此之外,占領議會的學生應自行退出議場,而為回應學生之訴求,國會應回歸正軌,民進黨承諾不杯葛議事,國民黨同意實質審查,回到民主方式(增加電視現場全程實況轉播),決定服貿協議的通過與否。

【2014/03/24  中國時報 1030324】

其實,立院早就癱瘓了。王院長,立院接下來怎麼辦

王金平院長的聲明,表示他認為學生占領立法院並非「院與院間之爭執」,而為立法院內部之事務。王院長這樣的見解有他的道理,但如果不想和行政院協調讓國會恢復運作方法,又不願動用警察權排除狀況,那麼身為國會議長,王院長應該拿出作法,告訴大家,接下來立法院怎麼辦?

學生占據議場,風暴持續擴大,這中間其實有很多值得反思之處。

首先要問的是,民主國家誰有資格說自己代表人民?憲法保障人人平等的政治權利,因此推定上,抗爭群眾的民意基礎是比不上藉由選舉得到人民授權的民意代表、民選首長。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政治人物的作為違反多數民意的可能性,只是誰來認定呢?

2006年的百萬人民倒扁活動,也是聲勢浩大,他們是否可以民意自居?如果當時的群眾也衝進總統府,否定陳前總統的總統身分,這對於台灣來說,是正面,或負面?今天的占領國會,好像就是實現了這個劇本。

台灣有能力包容這樣的群眾運動。國會尊嚴,比不上民主的尊嚴;議事空轉,更早是常態。在國會少數可以杯葛多數的現實之下,開不開會,有什麼差別呢?唯一失望的,是那些用選票讓國民黨成為國會多數,期望國民黨落實政見的選民,但他們的失望,不會因占不占領而改變。

占領立法院一個月、兩個月、乃至半年、一年,如果屆時我們發現台灣社會並沒有因為立院癱瘓而受到太大的影響,這豈不表示我們的國會早就一直在癱瘓之中?一個國會癱瘓的民主國家,要談振興經濟、公平正義,不是太遙遠了嗎?

社會可以給予抗爭者時間,但抗爭者也應該要思考的是,為什麼台灣應該要聽自己的?難道贊成服貿通過的,就不是人民,就不是民意?又如何確定,自己的主張真的符合「多數民意」?從目前來看,筆者不反對抗爭,但絕不認為占領者有民意的正當性。

筆者不久前曾經主張「解散國會」,用最新民意來決定台灣未來的走向,但令筆者遺憾的是筆者的主張並未得到行政部門採納。那麼,到底該怎麼讓具代表性的主流民意浮現,來解決現在的爭議呢?只有時間,可以讓我們思考出一個答案。

或者,我們會看到一個諷刺的結果,你以為看到了學生占據議場,癱瘓國會,而說不定實情是,我們的國會早就癱瘓很久了,只是,我們矇著眼當做不知。

https://www.gvlf.com.tw/article_content_2124_2.html

【20140322 聯合報 1040322】

【轉載】哈佛女校長演講:怎樣去創造生活的意義?

記住我們對你們寄予的厚望,就算你們覺得它們不可能實現,也要記住,它們至關重要,是你們人生的北極星,會指引你們到達對自己和世界都有意義的彼岸。你們生活的意義要由你們自己創造。

這所備受尊崇的學校歷來好學求知,所以你們期待我的演講能傳授永恆的智慧。我站在這個講壇上,穿得像個清教徒牧師——這身打扮也許會把很多我的前任嚇壞,還可能會讓其中一些人重新投身於消滅女巫的事業中去,讓英克利斯和考特恩父子出現在如今的「泡沫派對」上。但現在,我在臺上,你們在底下,這是一個屬於真理、追求真理的時刻。

你們已經求學四年,而我當校長還不到一年;你們認識三任校長,我只認識一個班的大四學生。所以,智慧從何談起呢?也許你們才是應該傳授智慧的人。或許我們可以互換一下角色,用哈佛法學院教授們隨機點名提問的方式,讓我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里回答你們的問題。

讓我們把這個畢業典禮想像成一個問答式環節,你們是提問者。「福斯特校長,生活的意義是什麼?我們在哈佛苦讀四年是為了什麼?福斯特校長,從你四十年前大學畢業到現在,你肯定學到了不少東西吧?」四十年了。我可以大聲承認這個時間,因為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當然包括我獲得布爾茅爾學位的年份——現在好像都能公開查到。但請註意,當時我在班裡還算歲數小的。

可以這麼說,在過去的一年裡,你們一直在提出問題讓我回答,只不過你們把提問範圍限定得比較小。我也一直在思考應該怎樣回答,還有你們提問的動機,這是我更感興趣的。

其實,從我與校委會見面時起,就一直被問到這些問題,當時是2007年冬天,我的任命才宣佈不久。此後日漸頻繁,我在柯克蘭樓吃午飯,我在萊弗里特樓吃晚飯,在我專門會見學生的工作時段,甚至我在國外遇見畢業生的時候,都會被問到這些問題。你們問我的第一件事不是問課程,不是教師輔導,不是教師的聯繫方式,也不是學生學習生活的空間。實際上,甚至不是酒精限制政策。你們反覆問我的是:「為什麼我們很多人都去了華爾街?為什麼我們哈佛畢業生中,有那麼多人進入金融、咨詢行業和投資銀行?」

要思考並回答這個問題,有很多方式。比如威利-薩頓式的。當他被問及為什麼要搶銀行時,他回答:「因為那兒有錢。」你們中很多人都在經濟學課上見過克勞迪婭-戈爾丁和拉里-卡茨兩位教授,根據他們從70年代以來對學生擇業的研究,得出的結論大同小異。他們發現,值得註意的是,雖然金融行業有極高的金錢回報,還是有很多學生選擇了其它工作。

確實如此,你們中有37個人已經和「為美國而教」簽約;有一個會去跳探戈,去阿根廷研究舞蹈療法;還有一個將投身於肯亞的農業發展;一個拿了數學榮譽學位的人要去研究詩歌;另一個要去美國空軍受訓當飛行員;還有一個要與乳癌作鬥爭。你們中有很多人會去讀法律、醫學、或其他研究生。但是,絕大多數人選擇了金融和咨詢,這與戈爾丁和卡茨的調查結果不謀而合。《克裡姆森報》對去年的畢業班作了調查,結果表明,參加工作的人中,58%的男生和43%的女生做出了上述選擇。雖然今年經濟不景氣,這個數字還是達到了39%。

高額的薪水、幾乎難以拒絕的招聘方、能與朋友一起在紐約工作、享受生活,以及有趣的工作——有很多種理由可以解釋這些選擇。你們中的一些人本來就決定過這樣子的生活,至少在一兩年之內是這樣。另一些人則認為先要利己才能利人。但是,你們還是問我,為什麼要走這條路。
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自己更關心的是你們為什麼問這些問題,而不是給出答案。如果戈爾丁和卡茨教授的結論是正確的;如果金融行業的確就是「理性的選擇」,那麼你們為什麼還是不停地問我這個問題呢?為什麼這個看似理性的選擇,會讓你們許多人覺得難以理解、不盡合理,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是出於被迫或必須,而非自願呢?為什麼這個問題會困擾你們這麼多人呢?

我認為,你們問我的其實是生活的意義,只不過你們提出的問題是經過偽裝的——提問角度是高級職業選擇中可觀察、可度量的現象,而不是抽象的、難以理解的、令人尷尬的形而上學範疇。「生活的意義」——是個大大的問題——又是老生常談——把它看成蒙提派森的某部電影的諷刺標題或者某一集《辛普森一家》的主題就容易回答,但是當作蘊含嚴肅意義的話題就把問題複雜化了。

但是,暫時拋開我們哈佛人自以為是的圓滑、沉著和無懈可擊,試著探尋一下你們問題的答案。

我認為,你們之所以擔心,是因為你們不想自己的生活只是傳統意義上的成功,而且還要有意義。但你們又不知道如何協調這兩個目標。你們不知道在一家有著金字招牌的公司里乾著一份起薪豐厚的工作,加上可以預見的未來的財富,是否能滿足你們的內心。

你們為什麼擔心?這多少是我們學校的錯。從一進校門,我們就告訴你們,你們會成為對未來負責的領袖,你們是最優秀、最聰明的是我們的依靠,你們會改變整個世界。我們對你們寄予厚望,反而成了你們的負擔。其實,你們已經取得了非凡的成績:你們參與各種課外活動,表現出服務精神;你們大力提倡可持續發展,透露出你們對這個星球未來的關注;你們積极參与今年的總統競選,為美國政治註入了新的活力。

而現在,你們中有許多人不知道如何把以上這些成績與擇業結合起來。是否一定要在有利益的工作和有意義的工作之間做出抉擇?如果必須選擇,你們會選哪個?有沒有可能兩者兼得呢?

你們問我和問自己的是一些最根本的問題:關於價值、關於試圖調和有潛在衝突的東西、關於對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認識。你們正處在一個轉變的時刻,需要做出抉擇。只能選一個選項——工作、職業、讀研——都意味著要放棄其他選項。每一個決定都意味著有得有失——一扇門打開了,另一扇卻關上了。你們問我的問題差不多就是這樣——關於捨棄的人生道路。

金融業、華爾街和「招聘」已經變成了這個兩難困境的標誌,代表著一系列問題,其意義要遠比選擇一條職業道路寬廣和深刻。某種意義上,這些是你們所有人早晚都會遇到的問題——當你從醫學院畢業並選擇專業方向——是選全科家庭醫生還是選皮膚科醫生;當你獲得法學學位之後,要選擇是去一家公司工作,還是做公共辯護律師;當你在「為美國而教」進修兩年以後,要決定是否繼續從事教育。你們擔心,是因為你們既想活得有意義,又想活得成功;你們清楚,你們所受的教育是讓你們不僅為自己,為自己的舒適和滿足,更要為你們身邊的世界創造價值。而現在,你們必須想出一個方法,去實現這一目標。

我認為,你們之所以擔心,還有另一個原因——和第一個原因有關,但又不完全相同。那就是,你們想過得幸福。你們趨之若鶩地選修「積極心理學」——心理學1504和「幸福的科學」,想找到秘訣。但我們怎樣才能找到幸福呢?我可以給出一個鼓舞人心的答案:長大。調查表明,年長的人,比如我這個歲數的人,幸福感比年輕人更強。不過,你們可能不願意等待。

我聽過你們談論面臨的種種選擇,所以我知道你們對成功和幸福的關係感到煩惱,或者更準確地說,如何定義成功,才能使之產生並包含真正的幸福,而不只是金錢和名望。你們擔心經濟回報最多的選擇,可能不是最有意義或最令人滿意的。但你們想知道自己到底應該怎樣生存,不論是作為藝術家、演員、公務員還是高中老師?你們要怎樣找到一條通向新聞業的道路?在不知道多少年之後,完成了研究生學業和論文,你們會找到英語教授的工作嗎?

答案是:只有試過了才知道。但是,不論是繪畫、生物還是金融,如果你不去嘗試做你喜歡的事;如果你不去追求你認為最有意義的東西,你會後悔的。人生之路很長,總有時間去實施備選方案,但不要一開始就退而求其次。

我將其稱為擇業停車位理論,幾十年來一直在與同學們分享。不要因為覺得肯定沒有停車位了,就把車停在距離目的地20個街區遠的地方。直接去你想去的地方,如果車位已滿,再繞回來。

你們可能喜歡投行、金融或咨詢,它可能就是你的最佳選擇。也許你們和我在柯克蘭樓吃午飯時遇到的那個大四學生一樣,她剛從西海岸一家知名咨詢公司面試回來。她問:「我為什麼要做這行?我討厭坐飛機,我不喜歡住酒店,我不會喜歡這個工作的。」那就找個你喜歡的工作。要是你在醒著的時間里超過一半都在做你不喜歡的事情,你是很難感到幸福的。

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你們問問題,既是在問我,更是在問你們自己。你們在選擇道路,同時又質疑自己的選擇。你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生活,只是不知確定自己所選的路對不對。這是最好的消息。這也是,我希望,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的錯。關注你的生活,對其進行反思,思考怎樣才能好好地生活,想想怎樣對社會有用:這些也許就是人文教育傳授給你們的最寶貴的東西。

人文教育要求你們自覺地生活,賦予你尋找和定義所做之事的內在意義的能力。它使你學會自我分析和評判,讓你從容把握自己的生活,並掌控其發展路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文」才是名副其實的liberare ——自由。它們賦予你開展行動、發現事物意義和作出選擇的能力。通向有意義、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是讓自己為之努力奮鬥。不要停歇。隨時準備著改變方向。記住我們對你們寄予的厚望,就算你們覺得它們不可能實現,也要記住,它們至關重要,是你們人生的北極星,會指引你們到達對自己和世界都有意義的彼岸。你們生活的意義要由你們自己創造。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你們會變成什麼樣子。一定要經常回來,告訴我們過得如何。

 

(本文為哈佛校長Drew Gilpin Faust給2008年本科畢業生的演講)

本文節選自《嚮日葵》的新浪博客,點擊查看博客原文。

詳全文→哈佛女校長演講:怎樣去創造生活的意義?

【理律學堂】〈財經法律與企業經營–邁向世界一流企業〉陳長文教授

理律學堂-102-A001]財經法律實務系列[一]
財經法律與企業經營-陳長文律師主講

大綱
一、企業如何在法律脈絡下運作
二、法律對企業經營的影響
三、華人企業與世界一流新典範
四、結語-將法律判斷納入決策程序

發佈日期:2014年3月10日

20130923【陳長文@理律學堂】財經法律與企業經營-邁向世界一流企業

 

 

國營事業暴殄天物 應積極民營化

國家對不對得起年輕人,是個帶有價值判斷的問題。但是關注房價高,不能忽略是因為在實體市場找不到好的投資標的,資金才往房市集中;如果政府創造好的投資環境,資本自然移出房市,薪資自然上漲,這才是釜底抽薪的辦法。

馬英九總統說「拚經濟」是今年的重中之重,而「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則是拚經濟的主要手段。

顯然,馬總統是開對了藥方。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就是要降低投資的障礙,實現經貿自由化。但當政府拚經濟的承諾言猶在耳,回過頭來檢視施政,我們卻看見效率低落、球員兼裁判、關說醜態的國營事業(即政府資本超50%之事業)及公股事業(即政府資本未達50%之事業)充斥國家產業中,政府倘不退出經營事業,又如何說服全民自由化的政策及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對台灣經濟發展有利?

政府一方面是經濟秩序的監督者,另一方面卻主導著遍及各大產業的國營業事(19家),以及公股事業(219家),政府既是監督者,又是市場的參與者,這種對外倡導自由化,而對內球員兼裁判的情形,不僅不公平(尤其在高度管制的─如電信及金融等─市場中),也造成我國市場機制不能發揮效率的主因。

依行政院101年度的考成報告,政府管理的19家國營事業,101年之生產毛額約達新台幣3,900億元,占GDP之比例約為2.78%。而其平均營業利益率雖有5.7%,但是扣掉中央銀行這個金雞母之後,卻只是-0.73%。也就是說,扣掉央行,國營事業的表現是虧損的。而公股事業的表現也不亮眼。

當然,用絕對的數字來判斷國營業事業的績效並不公允,因為國營事業的虧損,例如台電、中油,有些是因為配合政策。但是,就算不以結果論成效,光是以林益世涉嫌關說中鋼案,乃至於國營/公股事業的酬庸、經營上配合政治力的扭曲,怎麼可能把事業經營的好呢?

自民國78年政府高喊的民營化政策後,歷經多次政權輪替以來,其成果只能說是徒具形式。許多公股事業雖然政府持股遠低於50%(例如中華電信、多數的的公股銀行等),但因相關部會多為事業的主管機關,政府仍有實質控制力,可說是有實無名的國營事業。

為什麼推動民營化的績效不彰呢?首先,民營化會削減執政者的權力,每一國營/公股事業,都是各部會的金庫,可以做政治酬庸,也可以分配資源。

其次,就算有執政者高風亮節,願意自廢武功,也過不了民意代表這一關。從林益世涉嫌貪瀆案就可以看出,國營/公股事業也是民意代表金脈的來源,膽敢提出民營化的部會首長,必然會在國會殿堂被借題發揮。

國營事業的勞工,也會反對民營化。因為民營化代表的競爭與效率,可能會增加勞工的工作壓力,或減少福利。

也就是說民營化會妨礙到既得利益者,這些既得利益,都是犧牲專業效率所換來的。政府的酬庸、民代的關說、勞工享受類似公務員的保障,哪一項對企業經營是正面的呢?換句話說,這些既得利益,其實是對納稅人集體的不利益。

實證研究指出,國營/公股事業的效率遠遠比不上民營企業。把1年3兆4千多億的預算交給各部會管理,用一句成語來形容就是「暴殄天物」。

首先,公部門的彈性就比不上民間,任期制的輪替不利企業的長期規畫,更不用說還有首長的私心和政治力的干擾。

其次,政府既是市場的監督者,又是市場的經營者,會讓民間企業處在不公平的地位;其結果就是民間投資意願降低,造成國營事業在該市場更加獨大,惡性循環的結果,就是投資環境如同一灘死水。而一灘死水,自然會形成勞動需求的減少、薪資的停滯等。

最後,依據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規定,如國營事業主管機關認為國營事業已無國營之必要者,應報由行政院核定移轉民營。在馬總統自由化的政策及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目標下,上開規定應解讀為「除了不國營將損及公共利益」之例外情形不宜移轉民營外,「所有」國營/公股事業均應「全面」民營化。而在民營化無法一蹴可幾前,政府對於國營/公股事業,應退出主導的角色,應晉用專業,不應安插官員轉任經營者。

【2014/03/10  中國時報 1030310】

病歷中文化—現代醫病白話文運動

近日,筆者又收到推動病歷中文化十餘年的高克培醫師來信,信中感嘆,因為衛福部與醫界怠惰,本應早早落實的「病歷中文化」政策,不知何年才能完成。同時,他提及他已召集有志之士組成「病歷翻譯志工隊」,期待用具體行動促使政府啟動「病歷中文化」。

筆者在民國九十八年曾二度投書報端,呼籲衛生署盡快督導各大醫院以中文記載病歷,減少資訊黑箱並保障病人權益,時任衛生署長的楊志良曾回應表示,預計二年內完成常用醫療專有名詞統一中文譯名。但四年過去,從過去的衛生署到去年升格成為衛生福利部,病歷卻仍是「阿兜仔文」一片,依舊以「專有名詞尚未統一」為由搪塞,令人無奈,這也是筆者為什麼又要舊事重提的原因。

筆者從衛生署網站找到民國九十九年有關病歷中文化的進度,提到民國一百年到一百零二年以「辦理病歷中文化規劃及試辦計畫」總計編列一千萬餘元經費,一百零三年度該計畫項下還有一百四十萬預算,這些金額對政府預算來說只是九牛一毛,但民眾真正關心的,是每年的經費到底做了些什麼,為什麼看不到具體進展。只要衛福部官員將心比心,以病患的便利、需求為中心去規劃病歷中文化的要求,擬定政策,即可立竿見影的事,筆者無法理解為什麼不做。

當前,日韓等國的醫師都以本國語言寫病歷,大陸以中文書寫病歷的規定更是常規。筆者近日在浙江大學學報讀到一則已逝大陸醫師的故事,內容是浙江省神經外科創始人陶祥洛醫師,其行醫五十六年間對病歷的堅持,他曾說:「我給病人紀錄病歷喜歡把字寫得工工整整,讓任何人都能看懂,因為這是對病人的負責,以後哪怕他不在我這裡看,找別的醫生也能看懂」,陶醫師視病如親的態度令我感動。反觀台灣的病患卻仍連最基本要求「看懂病歷」的權利都沒有,衛福部與醫生們應該感到慚愧。

或有部分醫界疑慮,認為病歷中文化沒有必要性,因為即便用中文書寫,病患也不一定能了解其中涵義,這種因噎廢食、罔顧病患知的權利的心態實在不可取,更不應該成為阻礙衛服部推動病歷中文化的理由。

以筆者從事法律實務與教學的經驗為例,由於我國的法律泰半繼受自歐陸和英美等國家,許多名詞來自外文翻譯,直接從字面閱讀,對沒學過法律的民眾會覺得很吃力,但至少當事人可以透過閱讀中文書狀的過程概略明白,而不清楚的部份則可以和習法的人溝通,這是法律上人人平等、每個人都可以保護自己法律權益的基本要求。倘若醫院病歷用病患理解的文字書寫,不僅大大提高病患知的權利,讓病患有正確的醫療觀念,也可以改善醫病關係。

很多習慣改變初期一定會有雜音,但只要確認符合病人的需求和權益,都應義無反顧推行,如同九十年前推行白話文運動,當時同樣引起傳統士人反對,但秉持「有助於溝通了解」的宗旨,該運動最後獲得成功,如今沒有人會否認白話文運動對於社會現代化的貢獻。

筆者衷心期望衛福部新任部長邱文達博士採納高克培醫師等人的建議,盡快將病歷中文化列入醫院評鑑的要項,全面推動病歷中文化,如此,相信一定會對台灣醫療環境有顯著的貢獻。

【2014/03/03  人間福報 103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