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過巨人臂膀的空袖–法治的希望

勝過巨人臂膀的空袖–法治的希望

奧比‧薩克思專題演講。(趙雙傑攝) 
奧比‧薩克思專題演講。(趙雙傑攝)

上星期五在台北,星期六在台中,我聆聽了兩場唐獎法治獎第一屆得主、南非前大法官奧比薩克思的演講。

奧 比薩克思以一種溫柔的語調,透過發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娓娓地回憶南非爭取民主與法治的艱難歷程。他不時地以只剩不到半截的右臂,舉起那片空袖,我忽然覺 得,那被政府特務炸彈炸掉的手臂依然存在,那空袖甚至比巨人的臂還要強健,就是那空袖,一點一點的舉起了南非民主與法治的希望。

奧 比薩克思說起發生在他和他南非同胞身上點點滴滴的不公不義,很諷刺的,這些不公不義的對待,都有法律的依據,都是「合法」的。但那樣的法律是統治者威壓人 民、威壓弱勢的武器,那不是法治。而也正是這些發生在他身上的不公不義,一點一滴的提醒他,真正的復仇,不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用同樣的方式傷害那些曾 傷害他的人。真正的復仇,是實現南非的民主與法治,讓不公不義永遠的消失。

這兩場演講,聽在耳裡,像一輩子的悠遠,奧比薩克思把他一輩子為 民主法治的奮鬥故事,都濃縮在演講裡。忽然有一種感覺,為南非的人民感到慶幸,即便在爭取民主與法治的過程中,經歷了無數的苦難,許多無辜人民無奈流血, 許多有志之士犧牲生命,但南非仍幸運的擁有像已經過世的前總統曼德拉以及在講台上振著空袖說著法治故事的奧比薩克思,因為他們和許許多多和他們一樣有智 慧、能堅持、願包容的人,持續地為理念奮鬥,南非終於打破了禁錮,走向民主的道路。

同時,我也有一種淡淡的欣慰,我原來不認識奧比薩克思,但因為在尹衍樑先生的邀請下參與唐獎的籌備,讓我有幸認識了這一位了不起的民主法治與人權鬥士,而透過唐獎,也讓奧比薩克思發出更多的光和熱,讓包括台灣在內,全世界更多的人,認識奧比薩克思的故事。

而從奧比薩克思的故事,也讓我們得以反思我們所處的世界。

從垂直的歷史進程來看,大部分向著民主法治道路前進的國家,民主與法治的發展程度都在進步,以台灣為例,在威權時代,民主只是形式,法治則是黨治與人治的附屬,人權不受重視。而現在,台灣已走出威權、邁向民主。台灣已不存在有沒有民主、有沒有法治的問題。

這樣的進步,是許多人一點一點爭取而來的。這也是唐獎法治獎設計的意義,表彰這些法治推手對人類法治社會發展的貢獻。

但 若從水平的角度來看此時此刻,已經民主、已有法治,並不代表現在的民主、法治沒有問題,近一世紀來,人類社會的高度發展,民主法治也出現許多鏽蝕現象,這 從許多民主國家都發生一波波的制度衝撞現象可看出制度結構潛伏的問題。如美國的占領華爾街及台灣的太陽花學運,甚或奧比薩克思的母國南非所面臨政經社會問 題的挑戰。這些持續而來的挑戰,更顯現唐獎法治獎的重要,因為,人類社會在追求科技文明之外,其實當前更重要的課題之一,就是要提升制度的文明。

從 奧比薩克思的故事,我們看到了人類制度文明前進的希望。而可以預見的,唐獎法治獎也將陸續傳述更多的法治鬥士的故事,鼓勵更多激勵人心的法治故事。這正是 唐獎法治獎的設置的用意,成為法治在垂直面持續前進的動力引擎;也成為法治在水平面品質提升的智慧號角。也可以這麼說,唐獎法治獎,就好像一個「聚智 盆」,鼓勵更多的人,以智慧、用行動捍衛民主法治,深化民主法治的品質。

一星期的唐獎周在周日圓滿結束,包括奧比薩克思在內,第一屆唐獎各獎項的得主也陸續離開台灣,從2012年正式啟動唐獎的籌備,到圓滿完成第一屆唐獎的提名、評選與頒獎,這真是一段極具意義的過程。

我們也要向這些唐獎得主致敬,唐獎不只是一個獎,而是一個期待進步的理念,但這理念不會自己長出腳來,需要有志有識有智者踐行這個理念,這些傑出卓越的唐獎得主們,就是實踐唐獎理念的身體,只要有這些進步的先驅在,不管人類社會面臨的挑戰再大,我們也仍然信心滿滿。

而我相信這也是,尹衍樑先生創辦唐獎的起心與用意。(作者為律師、唐獎基金會董事)

【2014/09/22  中國時報 1030922】

民主普選 港人吃不到的蘋果

看到香港特首梁振英昨投書聯合報,筆者想先表達二個肯定。

首先,是態度面的肯定。開放溝通與理性思辯永遠是民主重要的核心價值之一,梁振英願意在台灣的報紙投書,和台灣的民眾「溝通」,可說是民主風度的展現。

其次,是方法面的肯定,網路時代,資訊已不受疆域的限制。今年三月台灣太陽花運動,就有來自香港泛民主派團體的同情;而這一波反人大政改方案的風潮,背後也有太陽花團體的聲援。換言之,當資訊不被地域框限的時候,框限於地域的溝通就注定失敗。從英國金融時報到台灣的聯合報,梁跨海投書,顯示他已意識到原來溝通方式的不足。

但態度與方法正確,是否等同論點內容正確,必須另當別論。梁的投書標題,「香港政改:進一步,還是退兩步?」可謂精確的點出了這一波針對中共人大政改方案正反辯論的核心命題。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這是蘇東坡《題西林壁》的前半段。這首詩恰可以用來當做這次爭議的最佳注解。

第一個思考關鍵在於,所謂進退的衡量標準是什麼?是以維穩為尺規?還是以民主的進展來秤量?

香港的泛民主派是從民主的實質面得出「民主退步」的結論,因為表面上,依人大的政改方案,二○一七年香港人民可以「普選」特首,但候選人就必須過提名委員會這一關,不民主的提名程序,不可能創造民主選舉的實質結果,打個比方,當我們希望透過普選選出最好的蘋果,但提名委員會卻提名了二個橘子怎麼辦?

香港建制派則是從民主的形式面得出「民主進步」的結論。因為,依政改方案,香港民眾終究可以「投票選舉」。而這雖然是「形式上的民主進步」,但也還是有二個實質上的可能效果,一是所謂「袋住先」的邏輯,先袋住民主的形式進步,再徐圖民主的實質進步;二是,小圈圈提了二個或三個橘子讓香港民眾選擇,終究好過小圈圈直接指定一個橘子成為特首。

於是一方橫看,一方側看,當然就會出現同樣一座山,一邊說是嶺、一邊說是峰,各說各話的結果。很可能的結果是,其實二方都對。

但筆者認為,真正的重點在於《題西林壁》這首詩的後半段:「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許,大家都過分執著於此時此刻的角度,當然會愈看愈不清。應試著拉出一個山以外的角度或高度,不妨從民主前進的時間長河來看,追求民主的進程之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

我認為,是盡量試著讓每一個促使民主前進的壓力,都能發生工具理性,真的確保民主會因為這個壓力往前走,而不會變成反回頭的反作用力。這就是衝突、妥協、前進的藝術。

已故美國司法部長理察森說的好:「政治,如果秉持良知而奉行,是最困難的藝術,也是最尊貴的職業。」的確,香港民眾所面對的挑戰非常「困難」,因為這困難的藝術,台灣曾經歷過,時至今日,民主品質的深化對台灣來說仍是非常大的功課,但我們終究走向了實質的民主。

這個藝術也是一個平衡的藝術,需要香港民眾以集體智慧去尋求。

(陳長文/海基會首任秘書長)

【2014/09/12 聯合報 1030912】

莫讓司法成為良醫的刑堂

8年前,筆者透過超音波與電腦斷層檢查,發現膽囊有異狀,主治醫師告知,我有兩個選擇,一是定期觀察;一是開刀割除。

面對手術選擇,著實天人交戰。經過諮詢,我了解到膽囊的功能是儲存肝汁,割除後對身體健康的影響相對可控制,但如果膽囊裡真有什麼壞東西異變為癌,那就可能為時已晚。於是在醫生「建議」下,我「決定」割除。

割除膽囊後化驗結果,膽囊裡沒有壞東西。問題來了,我該欣慰:「還好,膽囊裡沒有壞東西?」還是生氣:「好好的一個膽囊被割掉了?」

我毫無猶豫的選擇前者,一則,我知道,醫生們已盡力診斷,憑著專業做出建議,這些建議都是出於善意;二則,我也清楚,人力有時而窮,我們還沒進展到「科幻電影」裡那種超能人用手摸摸別人的肚子,就能百分百的確斷肚裡有沒有癌細胞的神通。現在的醫療技術,對於某些疾病的檢查,只能以一種「機率」的概貌呈現。既是在機率下的選擇,中間終究避不開類似賭博的「僥倖」或「不幸」。

2009年,一個類似的情況發生在台北地方法院李英豪審判長的身上,李審判長控告為他看診的台大外科醫師胡瑞恆等5醫師涉業務過失傷害,將他健康的膽囊割掉,並求償900萬元。筆者能理解李審判長認為白挨一刀、一個健康的膽囊被拿掉的心情。

但李審判長這「白挨刀」、「健康的膽」的感覺,可以說是來自一種「事後」觀。在動手術前,也許這顆膽有50%的機率有「壞東西」,但開完刀後,有沒有壞東西就是0與1的問題。但我們不能用開完刀的0與1,回頭去算開刀前的「機率」的帳,那是不公平,也不邏輯的。

假設情形恰恰相反,我和李審判長最後選擇不開刀,而結果,我們兩個人的運氣都不好,膽裡有壞東西並異變為癌細胞,這時,我們是不是還是要回頭控告醫師們呢?

就算膽裡有壞東西的機率不是50%,是10%,也就是有9成的機會,這一刀會白挨。那麼,要選擇9成的機率白挨一刀,還是賭那10%的命不開刀?很多人說不定還是會選擇不要賭那10%的機率,而選擇9成白挨一刀的可能。這仍是自己的選擇。

所謂「涉己則亂」,正因為我們對自己的健康與生命非常看重,更要讓自己不要被這過分的執著妨礙了自己冷靜與理性判斷。

當然,我不是李審判長,在膽囊切除的遭遇上,也許我們兩人遭到的處境有相似性,但卻不相同。因此,如果,被控的醫師確有醫療的疏忽,那李審判長的提告,自然有其道理。但日前台北地方法院判決認為被告醫師無罪。被告律師指出:「此案經專業醫審會鑑定,認為李英豪審判長的膽囊,在超音波檢查中,的確顯示異常,且不只1年如此,若未動手術,可能有癌化的風險,目前醫界的作法,就是動手術摘除。」

醫審會的鑑定,顯示了被告醫生是依照專業進行判斷。

將此個案擴大成整體醫病關係的思考的話,會發現,近年來醫病關係的緊張,有一部分原因,也許是雙方都少了一些同理心。近來,由於對病患權益的合理重視,讓醫師在醫療過程中更加謹慎,這是好事。但如果演變成讓醫師執業時處在動輒得咎的處境,那麼受害的將是病人,因為,這一來會讓未來有志於醫者卻步,二來會讓正在從醫者在面對醫療個案時不敢遵循專業,而寧採取消極、防禦的方式,先求自保、再求療效,這絕非我們希望建構的醫病關係。

最後,此案仍可上訴,但筆者建議,李審判長也許可以考慮放棄上訴,選擇更超然的高度,重新去看這個也許當初有一點因為「涉己則亂」的訴訟,讓不必要的糾紛平息,留一個佳話。

日劇《白色巨塔》裡有一段有啟發性的對白:「法庭不是制裁醫師的地方,相反地,法庭是促進醫學進步的地方!」這並非表示,要縱放違法、輕忽怠惰的醫師傷害病人,而是讓我們共同警省,切莫讓司法狹隘化成了醫生的刑堂,而應在一次一次的判決裡,釐清醫病關係的平衡線在那裡,不要讓醫師陷入動輒得咎的處境,而能鼓勵醫師精益求精,放心的憑著專業,擔當人們健康與生命的守護神。(作者為法學教授、律師)

   【2014/09/08 中國時報 103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