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利師考試制度改革 刻不容緩

  第七次專利師考試預定今(24)日放榜。此次考試科目高達七科,除了去年增考的「專利代理實務」,尚有「專利法規」、「專利行政與救濟法規」、「普通物理與普通化學」、「專利審查基準與實務」、「專業英文或日文」(二選一)及「工程力學、生物技術、電子學、物理化學、基本設計、計算機結構」(六選一)等科目。

  專利師是民國97年以後才有的稱呼,當年專利師法施行。因應專利師法施行,考選部設置國家考試,專利師終與律師、會計師比肩,成為國家認證的「師」級專門職業人員。

但專利師的人數增加卻相當緩慢。首屆專利師考試以來,因考科規劃及題目設計與實務需求有所落差,報考人數偏低,而通過考試也不容易。至102年為止,六年間,僅有199人通過考試。專利師法施行初期,經專利代理人免試制度而取得專利師資格的有231人,合計目前全台僅有430名專利師,其中登錄執業人數不超過250名。

約250名專利師,卻必須承擔年逾8萬件的專利申請,平均每人320件,幾乎一天就必須完成一件,供需比例顯然失衡。於是違法租牌情況屢見不鮮,甚至偶見以文件代收人名義從事地下代理的亂象。

僵化的考試制度造成許多專利從業人員難以取得資格,是供需失衡的關鍵。

美、歐、大陸等多數國家,有規定報考者須有理工學位,台灣並無此限制,相較之下,似乎台灣報考資格從寬。但實務上,「普通物理與普通化學」與六選一的「工程力學、生物技術、電子學、物理化學、基本設計、計算機結構」二理工考科,使許多已有豐富專利實務經驗之理工背景者,因在校時未曾修習相關科目而放棄報考,遑論非理工背景者。

依專利法第26條規定,專利師只要能從「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角度理解發明即可,不須具備發明人等級的高深學識。大專院校之理工科系畢業生已堪為相關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因此多數國家均採取「對報考資格設限,但不考理工考科」的立法政策。

去年增考的「專利代理實務」,已包含說明書撰寫及技術內容比對等題型,理工程度不足者不易拿高分,從其答題成果,即可充分看出考生對於專利法令的熟悉與應用程度,實無必要再以二理工科目增加考試難度。台灣宜接軌世界,不僅節約考選部行政成本、減輕考生負擔,同時亦可兼顧篩選人才目的。

就專利法規等法律考科而言,採取申論題型固然有助鑑別考生對法令之理解論述與活用能力,然而,考生大多非法律相關科系畢業,亦無必要要求其比照法學院學生答題,申論題型反而成為多餘的負擔。法律考科可全面改用選擇題,測驗考生對法令的理解能力,並設計具體案例以考驗其活用能力。

大陸專利代理人考試僅考「專利法律知識」、「相關法律知識」與「專利代理實務」三科,其中「專利法律知識」、「相關法律知識」亦僅以選擇題方式測驗;在大陸積極布局智慧財產產業的同時,我們卻仍作繭自縛,一來一往間,終將導致人才流失。

專利師不僅是企業智慧財產戰略規劃者,更在專利布局成敗扮演著關鍵角色;台灣既自詡為科技島,立即改良考試制度、消弭考用落差,篩選切合業界需求的人才,乃是政府刻不容緩的任務。

(本文由法學教授陳長文和專利師簡秀如共同執筆,兩位也都是律師)

2014-10-24╱經濟日報╱第A4版╱焦點╱陳長文
【2014/10/24 經濟日報 1031024】

長照仍久旱,祈求及時雨:放寬外籍看護十二年上限

《商業周刊》封面故事〈隱形照護兩百二十萬人離職風暴〉,指出未來五年內大量中堅人才將必須「日上班、夜看護長輩」蠟燭多頭燒,其中五分之一更將被迫「照護離職、提前退休」,在超高齡長照、少子化雙風暴夾擊下,產業陷入人才缺乏的國安危機。筆者身兼長照家庭、事業僱主,急迫感格外深刻。

我國六十五歲以上老人有兩百二十萬,他們的照護漸成為四、五十歲世代的重責;若照護安排失當,可能影響一家六口,全台就一千三百二十萬人!

預估六年後,台灣老人將達三百六十八萬人,占總人口六分之一,並持續增長。筆者難以想像一九七○年代以後出生的晚婚世代該怎麼辦:必須在全球化與兩岸難題中突圍,還得照料更多老人、未成年孩子!

以全台七十萬「失能人口」現況來看,多年來全民寄望的政府長照體系仍在「規畫/辯論」原地踏步。就像天邊縹緲的雲卻只下幾滴雨(百分之四住機構,百分之三居家照顧,社區日間照顧低於百分之一),久旱乾涸卻要人民猛鑽井(家人照護百分之六十五),不足的就遠挑水桶自救(外籍看護百分之二十八),政府相關部會及立法院卻一路設下重重路障!讓想挑水的卻步,不得不挑的常摔個踉蹌、打翻水桶。

例如,既然「外勞變相移民、保險年金」等問題,勞動部皆可在制度上另為兼顧人權的安排,何以《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外籍看護每三年強制出境一次,且在台工作上限十二年」之規定仍不刪除?

所幸勞民傷財的「三年出境」條款,經楊玉欣等立委提案取消,已於十月通過立法院委員會審查,並獲勞動部長支持,雖已遲仍值得肯定。這「有感」德政,必須樂觀期待年底三讀通過。但「十二年工作上限」仍像緊箍咒,讓長照需求家庭時時牽掛、日復一日揪心。

以筆者為例,妻子全心照顧極重度障礙孩子,幸遇極有愛心的外籍看護,日久默契就像孩子另一媽咪。三年前,外籍看護屆滿九年上限被迫離台,孩子不安、家人身心負擔極重。

修法延至十二年後,看護媽咪回來了。但三年又到了,多少家庭又將陷困境?這一家焦慮如焚的負擔,相信有照料經驗(尤其失智症)的讀者多不陌生!問題是,當外籍看護已與被照護者一家建立信任與依賴而自願留台,何以政府要讓這一切「災難式地歸零」?

論者反對延長/取消年限,主因擔心「政府不積極建立本土長照體系」。然而這豈非將「身心退化不可逆的長照需求者」的生存尊嚴當人質?而行政、立法部門卻消極接受。

然而,政府不願卻必須面對的真相是,在超高齡/少子化趨勢下,本土人力不願投入,本土長照產業成長極慢,而未來人力更少!

因此,長照政策的治本之道,勢必仰賴本土與外籍看護資源互補,才可能勉強形成平價的公共照顧體系,在質量、自給率上支撐更多家庭及弱勢者。

筆者二○一一年曾投書〈正視需求長照…為摘天邊雲 拔路邊草搭梯?〉、〈百萬人請命 期待權力者的心更柔軟些〉,長照卻仍縹緲不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十二月將上路,政府、立委請將心比心,給鑽枯井、遠挑水桶的家庭一場及時雨吧!

【2014/10/24 人間福報 103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