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會】陳長文:兩岸法治進程的思索

(本文原為兩岸超國界法及國際法學論壇, 2014年12月6日所發表之專題演講)陳長文[1]

20141206陳長文-兩岸法治進程的思索@兩岸超國界法及國際法學論壇 by cvchen1973 on Scri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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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在開始談之前,我想分享幾件事。第一,大陸10月底的十八大四中全會,是六十多年來「依法治國」首度列入全會主題,「依法治國、憲法落實憲政」是非常重要,絕對有利於兩岸關係,我們拭目以待並祝福。第二,12月5日周永康先生被開除黨籍並移送法辦,這是大陸在打擊貪腐、逐漸走向法治歷程中一項重要里程碑,我們祝福。第三,英國前首相布萊爾12月4日投書《紐約時報》〈民主已死嗎?〉,也反映了臺灣現況諸如太陽花學運、九合一選舉的思考,而更重要的思考是「民主,何去何從?是最好的選擇嗎?」這和我們今天報告主題是有關係的。兩岸法治進程的思索當中,很重要一點當然是「民主與法治」之間的關係,包括臺灣從1949年/1987年解嚴至今、大陸從1949年/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的進程,向大家報告。

  • 導言:從國際法觀點看兩岸法

誠如剛才李兆傑老師的分享,兩岸之間能談「國際」法,在過去這是何等不可能的事,特別對大陸學者來說可能是很大的禁忌。我們今天有機會在此能談國際法,我要向楊楨理事長、兆傑老師以及特別是大陸方面的促成者表示敬意,雖然本來就應該這樣做。

回顧兩岸剪不斷理還亂的一甲子,兩岸之間,該是國際法關係或國內法關係?若從兩岸各自憲法上定位,應是國內法關係。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 」;《中華民國憲法》第4條「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憲法增修條文更提出「自由地區、大陸地區」不同制度的現實,「(前言)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第11條「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

雖然從憲法/法律來看不是問題,但現實上兩岸各有不同憲法、實體法、程序法的相異法律體系,法律人必須非常務實以對。兩岸之間,該是國際法關係或國內法關係,還是兩者之間?若從歐盟經驗來看,又是另一種表象。這也是兩岸何去何從,應該注意思考的面向之一。在各自憲法的「共同」基礎上,例如(臺灣)「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與(大陸)「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 」兩者的異曲同工之妙,兩岸法治關係如何能務實往前邁進、能符合各自憲法的定義與目標,必須有賴「一國良制」而非兩制、三制。至於「良制是哪一種制?」是兩岸之間最好制度?還是世界數十億人公認最好的制度?這也需要年輕朋友的持續努力。時間很快,各位很快就三十、五十、七十歲,你屆時還能騎獨輪車嗎?我也有過各位年輕同學的年紀,但我當時沒有機會遇到今天兩岸關係問題,藉此機會期勉各位同學。

近年,我們看見兩岸出現法治對話交流的新契機。首先,馬總統說「讓民主法治成為兩岸共同語言/2014.6.4」,習主席說「憲法至上/2013」、「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2014」。其次,2014年也適逢兩岸新局面,台灣的九合一大選變局、太陽花學運及兩岸服貿協議僵局、香港雨傘運動制度之爭,乃至於大陸十八大四中全會「依憲執政/治國」的決議。

綜上,兩岸「準超國界法治」的法律融合進程,有需要進入、實際上也已進入新階段,彼此無從迴避各自「國內法制度」的良性對話與競爭。因此,藉此機會交流,向大家請益:「兩岸的制度前路,何去何從?」

這是一個我自己也還沒有答案的題目,我只能丟出問題;答案,需要大家一起來思考。那就是,對人類而言,或限縮一點,對華人社會來說,什麼樣的政治體制是最好的政治體制?或者,最好的政治體制存在嗎?

受縛的龍與不羈的龍-寓言談起

有一隻擁有強大力量的龍,人們不但將之奉之為神,還為它蓋了一座神龍殿,奉獻絡繹不絕,人們遇有疑難雜症,就來祈求, 希望龍能夠幫助他們解決大大小小的問題。然而,龍的力量雖然強大,但卻並非只是用來照顧人民,龍有時也會恣意為非作歹、魚肉百姓,讓人們十分忌憚。

終於,人們忍無可忍,找來鎖鍊,就像三權分立、五權分立、輿論監督等等….,一道一道綁住龍,每綁一道,龍的力量就被削減一分,直到龍被鎖鍊綁得密不透風、動彈不得。可是受縛的龍失去的不只是為非作歹的能力,也失去了造福民眾的能力。

陳老師與學生羅智強合著的書《受縛的神龍:太陽花學運後的民主反思》,與布萊爾〈民主已死嗎〉投書,幾乎是異曲同工。民主不是只有投票權,選民怎麼分辨候選人?在投票一剎那想清楚了嗎?開票結果該如何解讀並反省,選民如何繼續履行公民責任、督促政府、關注公共事務?

請想一下,能夠解決疑難雜症、造福人群的,是受縛的龍,還是不羈的龍呢?你又如何選擇?「受縛的龍」意喻台灣民主政治下的政府,「不羈的龍」意喻大陸一黨「領導(專政?)」下的政府,當然在1987年解嚴之前的臺灣也是某程度不羈的龍。前者,有失能的危機,後者,有濫權的風險。以都市更新為例,兩岸就有很不同的作法,大陸的效率及帶來的經濟成長是獲得人民支持的基礎嗎?如何在兩端間取得最好的公約數?我還沒有好答案。

  • PART 1 台灣的制度挑戰,何去何從?

美國時事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曾經將台灣國會列為全球最無能的國會之一。而媒體強勢卻淺碟,且因市場與民粹導向,讓失望的閱聽眾──「沈默大多數」不僅沈默,更益趨冷漠。

前溫哥華《太陽報》執行主編Kirk La Pointe 來台訪問時曾提到世界共同的慨歎:「太多的媒體,太少的記者。」我認為, 台灣媒體、記者都不少,少的是「稱職的」。我們向甫於2014年10月去世《華郵》前總編布萊德利致敬,他任內鼓勵了伍華德與伯恩斯坦等2 位水門案記者。

在座的台灣貴賓中,每一位都很成功,從各方面來看,大家都很優秀。我也萬分篤定,在座的每一位台灣的成功人士,都有一顆希望台灣愈來愈好、願意為台灣奉獻打拚的熱情。然而我們都很努力把事情做對,但似乎沒有辦法做對的事情。何以如此?

一個巨大的疑問,在大家的心中升起?「臺灣,何去何從?」

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正面臨瓶頸,存在一超越個人的「結構問題」──政治制度錯綜複雜的的結構力量,讓「優秀的集體」難以發揮,且似乎走向一個弔詭的趨向:「一群優秀的人,集結起來,卻無法做優秀的事」這是台灣面臨的挑戰。

美國前司法部長理察森(Elliot Richardson)曾說「若秉良知以奉行,政治,是最困難的藝術,最尊貴的職業。」(的名言)法律、新聞,每一個行業都可以套用這句話。

接著,我邀請大家思考,有關台灣民主政治的三個挑戰:

「遠見,可能嗎?對立,有解嗎? 選賢,存在嗎?」

1 ,遠見,可能嗎?

我們希望政治領袖能夠有遠見,能思考下一代的幸福,而不是下一次的選舉。但當有人真這麼做,很可能就得面對民調腰斬的懲罰。在近幾次選舉,我們看到許多9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走出來,因為很多年輕人「看不到未來」而憂慮,這背後有很多成因。因此,學生、年輕人也需要遠見。民主這個 better choice,除了投票之外,人民還有很多該做的事情得做。

2 ,對立,有解嗎?

臺灣廿多年來,我們雖已走過族群對立,但政黨對立、統獨糾結依然。我們不間斷地呼籲和解、終結對立!但好像愈激化!?已成人民心中最痛。大陸一黨領導、多黨用政治協商,在會議上都是和樂融融,因此效率高。

3 ,選賢與能,存在嗎?

如果「民主選舉」是「上聯」, 那麼「下聯」就是「選賢與能」, 在台灣民主選舉的選賢功能表現如何呢?從剛結束的2014 年九合一大選觀察,國民黨在大潰敗後如何改革?而民進黨也不明白何以大勝!?

連兩任總統陳水扁、馬英九都陷入憲政僵局,臺灣必須正視民主品質與政黨對立的痛。未來,公民能否持續超越藍綠,媒體能否善盡職責?朝野能否謙卑和解?決策能否回歸專業?台灣的國際經貿突圍、重大施政,還能等多久?今年太陽花學運時,老師就提出,年輕人佔領國會、攻進行政院等等未必都當然做對了,但老師理解這份心情。重點是,不如,你就參與選舉、政治吧!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12月4日投書媒體〈Is Democracy Dead?民主已死嗎〉指出,放眼全球,民主政治狀態欠佳,許多體制機能失調(dysfunctional),美國國會、英國聯合政府與許多歐洲政府都在拚經濟,卻難推動必要決策即為例證。某些新興民主國家滿足公民需求的能力還不如某些獨裁國家,至少短期會是如此。儘管民主的價值觀沒問題,主張卻經常無法落實!世界不斷在改變,國家、社區與企業必須不斷適應新環境,民主政治似乎失之遲緩、充斥官僚氣息且無力。

不禁要問,政府如受縛神龍般的臺灣,將何去何從?米蘭昆德拉有一本小說叫做《生活在他方》,我們常常會把生活的希望寄在他方,覺得別人比我們台灣的狀況更好,這很傷腦筋。那我們接下來看中國大陸吧。

  • PART 2大陸的制度挑戰,崛起或崩壞?

1949年後,歷經多次政治運動、處於失序狀態的中國大陸,歷經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以來,經濟快速成長。如果採取「縱向的斷代對比」並以經濟發展成果做唯一基準,那麼今天的大陸與20年前、50年前,發展已不能同日而語。但在我佩服的同時,也有疑問或焦慮,還有哪些是必須該做的?包括在人權等許多議題上的很多問題,諸多國際媒體報導、我們所聽到故事背後的問題(例如陳光誠、高智晟、薄熙來),在公民維權與黨國維穩之間,怎麼辦?經濟成長模式的代價,也需要思考。

崛起或崩壞?大陸在崛起,我們衷心祝福,讓大家一起崛起,讓一國良制指日可待。是否崩壞?周永康案揭示出的的醜聞與謊言,不得不說這是個題目;以前老師就聽過周永康的許多道聽途說的事情,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不羈之龍的龍頭之一,能做出如新華社所報導的許多不好的事情,你能想像有多少民眾因為他或者黨的舉措而受侵害,這些侵害能輕輕解決嗎?在制度裡出了大錯誤,該如何面對錯誤並道歉、妥善處理後續?深切反省在哪裡?需要大陸全國在憲法、法治基礎上一起體會。

必須提醒的是,如果說民主國家政府的正當性來自於「競爭性選舉中的選民自決」,那麼中國大陸目前最大的正當性基礎,則是來自於「人民生活相對變好了」的經濟成果。但是用「經濟成長」作為執政的「正當性基礎」,是否穩定而能長久,是值得討論的。因為,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沒有實質的民主選舉、權力分立體系與自由媒體的監督力量。「貪腐」變成中國大陸一個「進行式」的正當性黑洞。這個黑洞既會吃掉經濟成長的果實,也會吃掉人民的信任;我想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主席反腐要「老虎蒼蠅一起打」的緣故。政府高效率,不當然就是高效能。

接著,我們同樣化約為3 個問題來看:

「反腐,會成嗎? 一黨領導,能多久?一國兩制,可行嗎?」

1:反腐,會成嗎?

從周永康案看到,腐敗之外,更嚴重的令人髮指事情也所在多有。國際透明組織發佈2014年各國清廉指數,大陸第100名、臺灣35名;我不因為誰的分數高而感高興,我在想何以兩岸不能都進到前十名呢?有為者亦若是。透明與廉潔與國際法當然有關係,是重要的國際標準之一。

大陸,若領導人意志夠強、力量夠大,就像以不羈的龍所擁的巨力,反腐或有機會成功。打大老虎的王歧山值得尊敬,習近平則力圖變革,我們希望習近平一定成功。但問題是該「成功」能維持多久?因為仰賴的若非制度性力量,而是個人意志。這就是「人治」、「法治」的差別。但多年之後還能持續嗎?

2:一黨領導,能多久?

第一,我有一點擔心與懷疑,中國共產黨責任未免太重?也許完成階段性任務就可以讓「一黨領導」退下來,交給如果有更棒的人,也樂得休息輕鬆。習近平那角色責任何等重大,我一點不羨慕他的角色。第二,未來也還是要看年輕人的想法。

台灣的領導人在1990年代曾經說過,我們可以幫助、「教」大陸怎樣;我覺得我們可以給建議,但若要「教」…臺灣的地理環境條件比較小、大陸實在很大,不盡相同。

台灣政經發展路徑簡要回顧,1949年 一黨獨大/動員戡亂、1987年 解嚴/開放黨禁報禁、1991年 終止動員戡亂、1996年 全民直選總統、2000年 政黨輪替、2008年 二次政黨輪替、2016年大選將由誰執政?台灣這條路,總體上成果不錯。

從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歷程可以看出一個規律。那就是經濟的成長,會帶來對落實與深化民主的更大想像。大陸人民,是否一定會如同台灣人民般,對1950年代以來台灣的變化歷程,也有所期待?亦即期待「1987解嚴後的台灣那一天(7月15日)在大陸實現」?

當大陸經濟發展到一個高原時,對經濟成果的「滿意」會出現「滿意度疲乏」的現象,對政權提供的「正當性」強度也會遞減。正當性基礎會從物質面轉向精神面。簡單來說。剛開始人民追求麵包,溫飽需求滿足後,接著人民就會追求「自由的空氣」,包括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包括新聞自由等基本權利、包括自己投票決定領導人的自由。那時才是對大陸一黨專政政治體制最大的考驗。

大陸路徑簡要回顧,(1)《憲法》1954年即承諾許多人民基本權,例如§34 (被)選舉權、§35 言論/出版/結社/遊行/示威、§36 宗教信仰…等等。歷經多次修憲,2004年版憲法亦保持這些承諾。如何落實憲法?(2)在1976年 文革結束後,啟動法制建設;還記得1991年我在大陸讀到《人民日報–海外版》一文〈法制:中國人新觀念〉,心裡想「何時能在國內版看到呢?」;2000我訪問北京時,在通渠的大道上常看到「認真學習憲法」的標語,心裡期待著「從城市到鄉村,從街頭到巷尾,從黃髮到垂髫」都來學憲法;2007年「三個至上」當中包括了「憲法法律」。(3)而在2012年習近平先生出任總書記、國家主席(2013年3月),提出「憲法的生命和權威在實施」(2012)、中國夢、憲法至上(2013)。

我想借用德國總理梅克爾在北京清大的演說(2014年7月)「每位公民要能夠信任,是法律的力量算數(the power of the law),而不是有力量人的法律(the law of the powerful)。」這段話,我想也是在提醒,如果法律是中國共產黨說了算,這樣是無法永續持久的。基於此,大陸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階段,我們認為仍徘徊於「法制 Rule by Law」而未進入「法治Rule of Law」。

進一步觀察最近2014年10月召開、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十八大四中全會,將「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決議寫進公報,選定12月4日為「國家憲法日」,如何具體落實?聯合報社論建議人大應普選、BBC刊登學者文章〈黨主法治的困境〉,都值得注意。

 

2014年12月4日,是大陸第一個「國家憲法日」,各地法院舉辦向憲法宣誓儀式。但BBC報導指出,廣西高等法院法官的誓詞卻是「忠於黨,忠於祖國,忠於人民,忠於憲法和法律,堅守法治信仰……。」我們期待習大大主席「憲法至上」的宣示能夠真正落實。

在此提三個建議,盼大陸有決心、放寬心去做:(1)落實2004憲法明文,自1954 年即承諾的人民基本權利,(2)共黨在一黨領導的角色設定,黨大還是憲大?這是邁向法治、憲政之路,繞不過的坎。若兩者一樣大,又要如何處理,例如讓黨章能融合世界最先進的憲法精神並落實嗎?(3)提出落實「憲政」的時間表。我格外要對大陸催促,一方面祝福法治成功,但一方面提醒時間非常有限。

3:一國兩制,可行嗎?

為接收香港,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作為過渡,並作為統一台灣的誘因及準備。但過去二十年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香港,近兩年明顯進入「政治制度變革的深水區」。在2014年長達3個月的雨傘運動後,制度爭議的種子已播下。即便占中「形式」結束,港人「占中爭民主」的精神,所延展的影響與作用力,顯將不可逆的持續下去,必將步步衝撞一國兩制的正當性與穩定度,並連鎖影響大陸民眾的思考。

  • PART3效率與效能,制度選擇的反思

我們看了兩岸三地的問題,不禁要再想,如果你沒有任何羈絆、可以自由選擇,該選擇受縛的龍,還是不羈的龍?

如果以大陸與台灣近期的經濟數據表現來對比,台灣是不如大陸的。2013年GDP成長率,大陸7.7%,台灣2.11%;大陸綜合國力指數,世界前五強。

台灣政治效率偏低有失能危機,但效能穩定;優勢例如:民主直選/濫權防止、媒體監督/治理透明、人權保障/弱勢關懷。

我想帶各位看兩組數字:(1)台灣有22個邦交國、140個免簽證國;大陸有175個邦交國、45個免簽證國。(2)美國網站評選,台灣為全世界最安全國家第二名,人民安居、旅客安心。從中我們看到台灣經貿軟實力及透明度,以及台灣人民旅外「非法移民」機率極低。蘇然新聞上的台灣充滿混亂與喧鬧,但關掉電視,你會發現台灣有非常寧靜安和的一面,很多微小的善良與幸福在生活中處處存在。

人與龍的新現實:超國界法治、全球治理

在選擇制度之前,必須正視「人與龍的新現實」。在全球化趨勢下,跨境活動大增、商業媒體/互聯網/透明化的要求,漸改變「人們與龍們」的互動關係,全球數十億人與上百條龍/政府的關係越加多元,規範需求已超越傳統意義的國際法、國內法所涵蓋範圍,而需以「超國界法關係」來填補。

我們面臨的挑戰已不僅限於本國,許多區域性、全球性挑戰,往往是動態多元、涉及各種價值的對立或衝突,必須經過磋商調和才有望解決。從而,無論你選擇哪一種龍,都必定得受他人選擇的影響。

在「全球治理」新格局中,多邊公約體系尤其重要,以法律形式儲藏著普世價值、人類共同智慧/經驗,是不同憲法/社會制度的國家間和平發展及共謀福址的工具,不僅是國際法主要法源之一,也反映當代的國際法規範、預告未來世界秩序的走向。

誠如聯合國2012年法治宣言: 聯合國3 大支柱,和平Peace、人權Human Right、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非法治無以為功。法治已是21世紀「世界治理語言」,是龍/政府的緊箍咒與武功寶典、是長治久安的必要基石。龍的共同語言,不是中文/英文,而是超國界法治。

那麼法學教育如何因應?可借鏡現任美國女性大法官、前首席政府律師Elena Kagan在哈佛法學院長任內2008年在《Harvard Law Bulletin》發表〈A Curriculum without Borders〉一文強調「Great Lawyers are Great Problem-solvers」,介紹哈佛從2004年起思考新課程,必須培養整合性知識,包括分析、實務、跨學科、全領域/跨國的法律制度,以因應21世紀新的法律世界「事實、法律、倫理的複雜綜合問題」。

給兩岸的三心建議

在此,我對台灣、香港、中國大陸,分別有3 個「心」建議,盼能拋磚引玉,透過全球華人的努力,讓優良制度能被發現,並進一步在兩岸實現。

台灣要有信心

先談台灣,要對自己的政治制度有信心,台灣民主發展遇到的所有問題,都必須靠民主品質的提升來改善。這民主品質的提升,包括人民的民主素養、政治辨別力的提升;也包括選舉制度、政府組織的改造與變革。這不容易,所以更需要堅定的信心去促成。

此外,還要反省、找出問題。要提升和深化民主,包括人民的民主素養及超越藍綠、政治辨別力的提升,政府組織的改造與變革, 以及選舉制度改革,例如:是否該讓國家領導人選舉由相對多數改為絕對多數?為避免憲政僵局,該採總統制、內閣制、雙首長制?國會應否從並立制(日本)改為聯立制(德國),讓人民票票等值?

借鏡布萊爾〈民主已死嗎?〉一文謙卑而審慎樂觀的態度,他坦承,世人已經對民主政治過於自滿,但它仍是最上等體制,允許自由世界的人們自主選擇,卻已經面臨「功效」挑戰;「真正的民主,選民只有投票權還不夠」,必須能產生成果;選民不該在獨裁與民粹二害之間做選擇,改革民主政治刻不容緩。

另外一提,在臺灣九合一大選後,人民憂心「政府會否轉為看守、空轉?」筆者投書〈總統主席雙辭,放手是最勇敢承擔/2014年12月1日〉,提出建議馬總統雙辭的「無解之解」,引起各界許多討論與想像。其實筆者初衷,是敦促選民、政黨必須以信心直面民主困境,不可逃避!因為,民主/自由的另一面即是選民責任,選民應認真對待國家路線的選擇並承擔後果,朝野政黨應拿出解方,各自填好自己與整體的答卷;若只是萬般指責馬總統,是簡單卻太偷懶的不合格答案。真正的民主危機,是國家主人(選民)不用心「作主」!既然馬總統未辭,朝野就一定要對話合作。

香港要有耐心

再談香港,香港人民追求政治制度改革要有耐心。我支持香港追求政治制度進步、追求民主的努力,但需要更多耐心,特別是不要讓「爭民主」的努力,變成「反中國、反法治」的情緒,因為爭民主就算是大陸民眾未必會立刻聲援,但至少會以「沉默的方式支持」甚至發聲;若演變為「反中國」或爭獨立,容易讓大陸民眾不理解、模糊了初衷。

大陸要有包容心

最後到大陸,對於政治改革的倡議,包括在大陸、港、澳都要有包容心。對於並未鼓吹或採取武力/暴力行動顛覆國家、而只是提出政治等各種變革意見/思想的不同意見人士應予包容;這是我們在臺灣經驗所體會到的。

經濟發展,有時是不斷膨脹的泡沫,終有到頂、頓挫的時候。現在,經濟的果實,是維持政權最重要的正當性基礎,但這種正當性基礎,在我看來是過渡性、替代性的。衣食足而知榮辱。當經濟發展到頂或者遇到頓挫時,維繫政權的正當性基礎在哪裡呢?反而可能反噬了執政的正當性。

這個問題,也許現在還不會發生,但明天?後天? 10 年? 20 年後呢?面對這幾乎必到的未來,現在就應該要對各種政治制度改革的倡議擁有包容心,因為,那意謂著從現在開始,就試著去找出、理出未來治理國家的正當性權源並進行改革。

 

  • Part 4結語:制度比國家認同重要

在世界層面,以前我們比較看到國際法秩序,建立在國與國之間關係。但根本上,陳老師活到70歲,我們更發現人與人關係,其實對我們相當很重要,甚至你可能喜歡一些外國人勝過一些本國人,因為可能有些人想法很不同、不理性。

幸福是全人類的總體概念,兩岸三地的前路,關鍵在「良制」是什麼?需要全球華人切磋、探求、實踐。而在兩岸法治對話新局之中,「憲政」有望成為兩岸公約數之一,應彼此放心裡、認真落實,借鑑各國經驗、聯合國治理體系的建言。

我的結論是,如果大陸希望兩岸朝「合作」甚至「統一」的方向前進,一國兩制最多只有過渡性的功能。甚至,從香港現狀來看,一來過渡性功能的維持已顯勉強,二來已強烈衝擊台灣九合一大選。

若大陸盼合或統,只有一種長遠維持的可能。1991年5月4日訪問北京,我曾當面以「一國良制」回應大陸國務院吳學謙副總理「一國兩制」的提議。實施一個普用於兩岸的好制度,讓大家自然而然、願意成為「一國人」。最後,我衷心企盼,理想「良制」能出現並儘快在兩岸實現。而在「一國良制」到來前的「準超國界法治」互動,兩岸應尊重彼此的國際生存空間、讓雙方充分參與聯合國治理體系,善盡地球公民義務,創造世界福祉。各位是否看到我的獨輪車照片,謝謝大家的耐心!

[1]時任政治大學、東吳大學兼任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財經法專題講座、理律法律事務所所長;曾任海基會首任秘書長、中國民國紅十字會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