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透过法治,建构终局性安定的“一国良制”

(陈长文,2015年7月4日,北京)周院长,各位嘉宾,很高兴出席今天的盛会。我昨天在旅馆看到《人民法院报》〈周强: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指导司法改革和司法实践〉一文,有很多感动。

此行勾起我不少回忆,1991年春天,当时47岁的我访问北京,第一次见到31岁、任职司法部的周强院长。

24年后,71岁的我站在这,话不多,但感情很深。两岸四地,发展模式处于不同阶段,各有不同司法体系,却共享五千年一脉相传的中华文化,研究会就如同中华法治的熔炉,让我们互相借镜。但要怎么做?受聘为特邀顾问,这“大哉问”让我费时思考,如何抛砖引玉,请让我试试看。

先从“我是谁?”开始,每个人都在用一辈子时间回答这问题。我是一个中国人,生在昆明、长在台湾。1944年在昆明出生,父亲是国民政府军人,他1949年把一家五口安顿到台湾后,又回四川投入国共战役而阵亡;这一年,台湾已在戒严中。我在台湾已经生活66年,历经了两种法秩序:前面38年是戒严期,1987年至今已28年,是解严时期。解严,并不代表一切立刻是“鸟笼打开,鸟就即刻遨翔天空”,因为笼子开了的一段时间,“有些鸟还是在笼子里,不晓得要飞去哪里”,我多年来一直在体会、思索,这过程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这样的人生经历,我从1972年教书、执业律师并进至今,行有余力就投身公益,关心人类,例如红十字会、海基会、两岸法治教育。

我向台湾《联合报》投书在今早刊出,〈一国良制 建构终局性安定〉一文,探讨“一国两制”与”一国良制”的关系。我想,在追求“良制”的路上,全世界有近两百个国家,许多不同的制度总有我们可学习、切磋的。

我5岁离乡,42年后才第一次回到大陆,那是台湾解严、开放两岸探亲之后。1991年4月底,我以海峡交流基金会首任秘书长身份,率团访问北京,获得北京有关单位的接待,适逢5月1日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感慨良多。尤其5月4日见到吴学谦副总理,他的长者风范,我至今印象深刻,半小时对话中,他对两岸关系提出指导,倡议“一国两制”可适用两岸的台湾;我能体会他的用心,但也冒昧提出“一国良制”选项的可能。吴副总理,没有说这年轻人正确或不正确,只是微笑。

24年过去,“一国两制”已在港、澳施行;台湾历经两次政党轮替;经历动荡的两岸,也在2008年马英九总统上任后,达成以“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为互动基础,开启空前的交流。

然而,“一中各表、九二共识”虽然发挥了阶段性功能,两岸进展也遇到瓶颈。马总统“不统不独不武”的主张,固然是寻求维持现状的最大公约数。但是,现状是动态的,中华民族不可能也不应该永远在现状,今天的两岸,未来的中国,该如何彼此相待?我认为24年前,我所提“一国良制”仍是可能选项,或对我而言是最好的终局型共识。

说到这,吴副总理2008年过世后,毕玲夫人托友转交追思画册并跟我说,吴副总理生前向夫人说“陈长文是一位好朋友”,我听了很感动,我想他当年应该没有被我当年“一国良制”的建议所冒犯,而我也希望他在天之灵,能感到高兴看到这当年的年轻人今天再提“透过法治,追求一国良制早日实现”。

为什么一国两制不可能构成终局性的安定?

从逻辑上看,若大陆实行的是有自信的“良制”,为何不适用所有中国人,而需“两制”?当然,在港、澳当年有其背景与理由;近年来,港澳与大陆的关系,也应是往良制方向努力。有人说,中国太大,不同地区须用不同制度;但反过来说,客观条件如此不同,大家集合成一个完整国家,有道理吗?每当我们说到“一国两制”,其实意味着:彼此间有差别。与其让差别继续维持,固然有其现实环境因素,但身为法律人的你我大家,如何透过例如中华司法研究会、透过法治来建构可成可久的良制?

从两岸各自的根本大法–宪法来看:就国家统一前的定位,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用语比较开放,用字“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简言之,“一国”不是问题,关键在“良制”如何透过法治尽早达成。

诚如〈联合国2012年法治宣言〉所总结的经验:“联合国三大支柱,和平、人权、永续发展,非法治无以为功。”我也亲身体会到:从“人挥着刀把子”的法制(Rule by Law),走向“上善若水、以法主治”的法治(Rule of Law),是成就“良制”的必经之路。亦即,“法治”不是“要不要”,而是“如何实行”的问题。

回顾我52年的法律人生涯,横跨台湾两种法秩序:24年间见证戒严时期“刀制/法制”下的效率、秩序、建设硬道理;解严到今天已28年,亲身经历“水治/法治”中的多元、开放、永续软实力。不过,这两阶段也面临不同挑战。

以司法为例,民国宪政史上第一个违宪解释—也就是1960年〈释字86号〉指出,由主管“检察署”的行政院司法行政部,来主管“地方与高等法院”是违反宪法的,但直到1980年才落实“审检分隸”,法院一律改隸司法院。在1987年解严后,更加速了系统性的改革以排除政治介入的可能,例如修宪保障司法预算独立,《法官法》明定法官、检察官不得加入政党。

台湾自信于民主在制度竞争中的成果;尽管近两年遭遇对体制的挑战、对执政的民选政府的否定,让我们谦卑反省,但我的民主信念未曾动摇。在价值更多元的今天,“如何尊重而非仇视不同立场?政策与立法如何汇聚民意共识?独立的司法如何不孤立?如何回应社会与全球的快速变迁,让人民有幸福感?”都是台湾面临民主升级的挑战。

历经高速发展的大陆,已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去年大陆第一个国家宪法日(12月4日),周强院长重申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要让法治成为信仰,推动宪法全面实施”,让我感动。

近年来,大陆在制度面有许多努力,例如:

  • 四中全会决议“依法治国、依宪执政”;
  • 强调“从严治党”;
  • 法院“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 司法改革与信息化建设。建立了法院/检察院人员向宪法宣誓制度,统一的誓词提到“忠于宪法”,强调“民主、受人民监督”。

从中,我感觉到,习总书记试图在“党与法”、“现实与目标”间寻求过渡性平衡,以摸石头过河、走向“法治”。我以为,当大陆越早实现法治,中国越能提早统一在一国良制之下。

但两岸的努力是否足够尽快实现良制?在座的两岸四地朋友,我们有太多可相互借镜之处,例如,

  • 大陆迈向法治路上的问题,有很大机率台湾都已处理过;
  • 香港继承了海洋法系,可给予习惯“成文法”的中华文化不同的养分。
  • 再像是,两岸各自宪法都历经多次修宪,在在突显与时俱进的需要。当台湾司法院大法官已做了第730号宪法解释,大陆的人大常委会和其他宪法机关在宪法解释应有更多发挥空间。

我相信,两岸四地的差异,透过两制、三制间的切磋,差距必将缩小,到时候,台湾的良制,也就是大陆的良制,香港、澳门的良制;反之亦然,大陆的良制、香港或澳门的良制,也是台湾的良制。一个统一在良制下的中国,不需要不同的制度。

而在良制实现的那一天到来之前,两岸四地可透过法治对话,提高互动的可预测性及良性发展。因此,我希望中华司法研究会成立专案小组,根据两岸四地落实法治的主客观条件,研究如何求同存异,尽早实现一国良制。为此,容我提出两项建议:

  • ‘法制面’:大陆的涉台法规与解释虽不少,但缺乏一般性的座标体系、框架法律。两岸已签订19项协议,因应交流合作需求,或可研究类似台湾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港澳关系条例》模式,以稳定两岸人民间的法律关系。
  • ‘法治面’:研究两岸“宪法”,因为宪法是良制的基石。我建议,在社会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改进宪法内容与设计,并以宪法检验每一项立法和行政举措,认真落实法治原则,唯有如此,“良制”才能水到渠成

最后,借用周强院长刚才所期许“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让两岸四地的我们共同努力追求,透过法治让一国良制早日实现。谢谢大家!

【中华司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中华司法高峰论坛, 2015-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