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透過法治,建構終局性安定的「一國良制」

(陳長文,2015年7月4日,北京)周院長,各位嘉賓,很高興出席今天的盛會。我昨天在旅館看到《人民法院報》〈周強:以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指導司法改革和司法實踐〉一文,有很多感動。

此行勾起我不少回憶,1991年春天,當時47歲的我訪問北京,第一次見到31歲、任職司法部的周強院長。

24年後,71歲的我站在這,話不多,但感情很深。兩岸四地,發展模式處於不同階段,各有不同司法體系,卻共享五千年一脈相傳的中華文化,研究會就如同中華法治的熔爐,讓我們互相借鏡。但要怎麼做?受聘為特邀顧問,這「大哉問」讓我費時思考,如何拋磚引玉,請讓我試試看。

先從「我是誰?」開始,每個人都在用一輩子時間回答這問題。我是一個中國人,生在昆明、長在臺灣。1944年在昆明出生,父親是國民政府軍人,他1949年把一家五口安頓到臺灣後,又回四川投入國共戰役而陣亡;這一年,臺灣已在戒嚴中。我在臺灣已經生活66年,歷經了兩種法秩序:前面38年是戒嚴期,1987年至今已28年,是解嚴時期。解嚴,並不代表一切立刻是「鳥籠打開,鳥就即刻遨翔天空」,因為籠子開了的一段時間,「有些鳥還是在籠子裡,不曉得要飛去哪裡」,我多年來一直在體會、思索,這過程究竟發生了什麼?因為這樣的人生經歷,我從1972年教書、執業律師並進至今,行有餘力就投身公益,關心人類,例如紅十字會、海基會、兩岸法治教育。

我向臺灣《聯合報》投書在今早刊出,〈一國良制 建構終局性安定〉一文,探討「一國兩制」與」一國良制」的關係。我想,在追求「良制」的路上,全世界有近兩百個國家,許多不同的制度總有我們可學習、切磋的。

我5歲離鄉,42年後才第一次回到大陸,那是臺灣解嚴、開放兩岸探親之後。1991年4月底,我以海峽交流基金會首任秘書長身份,率團訪問北京,獲得北京有關單位的接待,適逢5月1日在臺灣的國民政府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感慨良多。尤其5月4日見到吳學謙副總理,他的長者風範,我至今印象深刻,半小時對話中,他對兩岸關係提出指導,倡議「一國兩制」可適用兩岸的臺灣;我能體會他的用心,但也冒昧提出「一國良制」選項的可能。吳副總理,沒有說這年輕人正確或不正確,只是微笑。

24年過去,「一國兩制」已在港、澳施行;臺灣歷經兩次政黨輪替;經歷動盪的兩岸,也在2008年馬英九總統上任後,達成以「一中各表、九二共識」為互動基礎,開啟空前的交流。

然而,「一中各表、九二共識」雖然發揮了階段性功能,兩岸進展也遇到瓶頸。馬總統「不統不獨不武」的主張,固然是尋求維持現狀的最大公約數。但是,現狀是動態的,中華民族不可能也不應該永遠在現狀,今天的兩岸,未來的中國,該如何彼此相待?我認為24年前,我所提「一國良制」仍是可能選項,或對我而言是最好的終局型共識。

說到這,吳副總理2008年過世後,畢玲夫人託友轉交追思畫冊並跟我說,吳副總理生前向夫人說「陳長文是一位好朋友」,我聽了很感動,我想他當年應該沒有被我當年「一國良制」的建議所冒犯,而我也希望他在天之靈,能感到高興看到這當年的年輕人今天再提「透過法治,追求一國良制早日實現」。

為什麼一國兩制不可能構成終局性的安定?

從邏輯上看,若大陸實行的是有自信的「良制」,為何不適用所有中國人,而需「兩制」?當然,在港、澳當年有其背景與理由;近年來,港澳與大陸的關係,也應是往良制方向努力。有人說,中國太大,不同地區須用不同制度;但反過來說,客觀條件如此不同,大家集合成一個完整國家,有道理嗎?每當我們說到「一國兩制」,其實意味著:彼此間有差別。與其讓差別繼續維持,固然有其現實環境因素,但身為法律人的你我大家,如何透過例如中華司法研究會、透過法治來建構可成可久的良制?

從兩岸各自的根本大法–憲法來看:就國家統一前的定位,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說:「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臺灣的《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用語比較開放,用字「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簡言之,「一國」不是問題,關鍵在「良制」如何透過法治盡早達成。

誠如〈聯合國2012年法治宣言〉所總結的經驗:「聯合國三大支柱,和平、人權、永續發展,非法治無以為功。」我也親身體會到:從「人揮著刀把子」的法制(Rule by Law),走向「上善若水、以法主治」的法治(Rule of Law),是成就「良制」的必經之路。亦即,「法治」不是「要不要」,而是「如何實行」的問題。

回顧我52年的法律人生涯,橫跨臺灣兩種法秩序:24年間見證戒嚴時期「刀制/法制」下的效率、秩序、建設硬道理;解嚴到今天已28年,親身經歷「水治/法治」中的多元、開放、永續軟實力。不過,這兩階段也面臨不同挑戰。

以司法為例,民國憲政史上第一個違憲解釋—也就是1960年〈釋字86號〉指出,由主管「檢察署」的行政院司法行政部,來主管「地方與高等法院」是違反憲法的,但直到1980年才落實「審檢分隸」,法院一律改隸司法院。在1987年解嚴後,更加速了系統性的改革以排除政治介入的可能,例如修憲保障司法預算獨立,《法官法》明定法官、檢察官不得加入政黨。

台灣自信於民主在制度競爭中的成果;儘管近兩年遭遇對體制的挑戰、對執政的民選政府的否定,讓我們謙卑反省,但我的民主信念未曾動搖。在價值更多元的今天,「如何尊重而非仇視不同立場?政策與立法如何匯聚民意共識?獨立的司法如何不孤立?如何回應社會與全球的快速變遷,讓人民有幸福感?」都是台灣面臨民主升級的挑戰。

歷經高速發展的大陸,已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去年大陸第一個國家憲法日(12月4日),周強院長重申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要讓法治成為信仰,推動憲法全面實施」,讓我感動。

近年來,大陸在制度面有許多努力,例如:

  • 四中全會決議「依法治國、依憲執政」;
  • 強調「從嚴治黨」;
  • 法院「有案必立,有訴必理」;
  • 司法改革與信息化建設。建立了法院/檢察院人員向憲法宣誓制度,統一的誓詞提到「忠於憲法」,強調「民主、受人民監督」。

從中,我感覺到,習總書記試圖在「黨與法」、「現實與目標」間尋求過渡性平衡,以摸石頭過河、走向「法治」。我以為,當大陸越早實現法治,中國越能提早統一在一國良制之下。

但兩岸的努力是否足夠盡快實現良制?在座的兩岸四地朋友,我們有太多可相互借鏡之處,例如,

  • 大陸邁向法治路上的問題,有很大機率台灣都已處理過;
  • 香港繼承了海洋法系,可給予習慣「成文法」的中華文化不同的養分。
  • 再像是,兩岸各自憲法都歷經多次修憲,在在突顯與時俱進的需要。當臺灣司法院大法官已做了第730號憲法解釋,大陸的人大常委會和其他憲法機關在憲法解釋應有更多發揮空間。

我相信,兩岸四地的差異,透過兩制、三制間的切磋,差距必將縮小,到時候,台灣的良制,也就是大陸的良制,香港、澳門的良制;反之亦然,大陸的良制、香港或澳門的良制,也是台灣的良制。一個統一在良制下的中國,不需要不同的制度。

而在良制實現的那一天到來之前,兩岸四地可透過法治對話,提高互動的可預測性及良性發展。因此,我希望中華司法研究會成立專案小組,根據兩岸四地落實法治的主客觀條件,研究如何求同存異,儘早實現一國良制。為此,容我提出兩項建議:

  • 『法制面』:大陸的涉台法規與解釋雖不少,但缺乏一般性的座標體系、框架法律。兩岸已簽訂19項協議,因應交流合作需求,或可研究類似臺灣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港澳關係條例》模式,以穩定兩岸人民間的法律關係。
  • 『法治面』:研究兩岸「憲法」,因為憲法是良制的基石。我建議,在社會最大公約數的基礎上改進憲法內容與設計,並以憲法檢驗每一項立法和行政舉措,認真落實法治原則,唯有如此,「良制」才能水到渠成

最後,借用周強院長剛才所期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讓兩岸四地的我們共同努力追求,透過法治讓一國良制早日實現。謝謝大家!

【中華司法研究會成立大會暨首屆中華司法高峰論壇, 2015-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