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民粹公审取代法治

桃园地检署侦结阿帕契案,涉案十五人全部不起诉,引起许多民众不满,批评军方双重标准、检方是背离社会观感的恐龙。

首先,阿帕契案涉案军官确实军纪散漫,暴露了严重的军纪问题。国军也因此大地震,包括参谋总长被记过,二十位将校军官受到惩处。

这些对于军职人员的惩处都属于纪律处分,其考量的除了违反法令、怠忽职守,也包括社会观感、国军形象。在选择惩处的方式,主官有较大裁量空间。

军方处分,以及对于要塞堡垒的认定,大家满不满意,可以讨论。然而,一旦要上纲到刑事责任,欲将相关当事人身限囹圄以为惩戒,就必须严守刑法第一条的罪刑法定原则:“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

若没有明文依据,即便有一百万个乡民在脸书上要求课刑,很抱歉,除非修改法律、增订刑责(但对行为人不利的规定,则不能溯及既往),否则,就是不能起诉,更不论处刑。

这道理很简单,刑事责任从拘束人身自由到剥夺生命,对人之权益影响极重,必须有严格的客观标准与程序。这保障的不是别人,正是目前对阿帕契案不起诉感到义愤填膺的普罗百姓。因为,如果没有法律为准据就可以判刑定罪,下一个问题,那是用什么样的标准与依据来判刑定罪?社会观感吗?

如果社会观感可以推翻罪刑法定,那么所谓的“社会观感”是谁的观感?一旦罪刑法定被破毁,难道要由社会集体公审定罪?甚至,更糟糕的,别以为是“公审”就可放心,其实这更增加了审判者主观恣意的空间。因为拥有审判权的人,你确定他们不会假“社会观感”之名,滥行审判?这对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会是好事吗?

基此,笔者也认为行政院副院长张善政一席:“网友对于不起诉的判决无法接受,纷纷在网络发声,也可以让司法机关知道网络氛围,让法官认知社会的期待为何。”有暧昧讨好民粹之嫌,不管法官知不知道社会期待、网络氛围,都还是必须依法裁判。

以阿帕契案为例,检察官当然知道阿帕契案引起社会公愤、皆曰可杀,选择起诉,可以迎合“社会观感”当英雄,至少,不像现在被“社会观感”打成狗熊。如果要符合“社会期待”,他是不是应该要选择起诉?

但是,依法论法,就如检方对外说明的,依据要塞堡垒地带法及陆海空军刑法规定,要塞、堡垒、军事机密、国防秘密的认定经由国防部以命令定之,这是所谓的“空白刑法”。在本案中,至少在案发时,601旅并非国防部核定的要塞、堡垒,也无相关的军事机密核定。检方无法仅凭“社会观感”即曲法对彼等起诉。

这也点出了台湾的问题之一,法治受到民粹极大的动摇。社会弥漫着盛怒情绪,对司法不信任,似乎希望用公审来取代法院。

当然,我们的司法品质也有问题,让民众没信心不是没道理。特别是过去司法也有一些服务政治正确的劣迹,例如十余年前的拉法叶案,担任总统的陈水扁宣称“动摇国本也要办到底”,而当时负责侦办拉案的台北地检署检察长黄世铭认为罪证不足不应起诉,而检察总长卢仁发在说服无效的情况下,撤换黄检察长,指派新的检察官撰写起诉书,起诉了雷学明将军等优秀的军官,卢仁发此举已涉及“滥权起诉”。虽然后来法院判相关人等无罪,检察机关自承起诉不当而未上诉,全案无罪确定。但雷学明等已受司法十年折腾,冤曲谁还?

当时陈水扁之所以如此宣示,检方之所以起诉无辜者,究其实,不就是为了向“政治观感”谄媚吗?

“雷学明”三个字,有可能被抽换为“张三”或“李四”任何人,司法独立的意义,是既不可以受政治影响,也不可以去讨好“社会观感”,为的就是让所有人只要行为没有“违法”,就不必担心遭到政治掌权者、司法审判者、媒体兴风者以“社会观感”,加罪于己!

民粹公审真的取代法治,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祈祷,不要有一天,轮到自己成为被绑上火柱的女巫。(陈长文)

【2015-09-01 人间福报 104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