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野还记得拼经济吗?

时光匆匆,转眼理律法律事务所已成立50年了。甚至如果前溯到理律创办人李泽民1930年在上海执业的时代,理律则有80年的历史。若从经济的面向,看理律的历史,可以用开放与保护的二条理路之争切入。理律的历史,在某方面,就是努力的协助台湾走上开放之路的奋斗史。

我想挑一个50年前的故事说起。

1962年,当时跨国性的美国大药厂辉瑞于台湾投资成立公司,资本额75万美元(当时约合新台币3,000万元)。这个案子委托理律的前身,李泽民律师事务所办理。辉瑞不但是国内第一家向经济部提出建厂申请获准外商药厂,也是台湾第一家百分之百外国人投资创设的药厂,对台湾的制药产业,有非常大的影响。

但辉瑞当时来台也不是一帆风顺,其在1957年即有意来台投资设厂,但本国制药业认为此将让“民族工业毁于一旦”,强力反对,政府一度设定许多限制条件,延宕了这项投资案。

这种保护与开放之争,几乎存在于理律协助引进的每一个投资案中。但1950到1980年代,这30年间,当时的政府知道,面对大陆在政治、军事与外交的强势,台湾若不能在经济上快速的自主壮大,就会连最后的筹码都流失殆尽。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与人才培养,可以说是台湾最重要的三个资产。所以,当时主政者心中的蓝图清楚,就是要“拼经济”。

外人投资除了带来经济动能、引进新技术与进步的企业管理观念、培养产业与企业人才外,还有几层国家安全上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对民心士气的提振意义。特别是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那一段时间,外人投资扮演着另类的“国安角色”。

1971年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案,排除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蒋中正总统发表了《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谴责联合国的决定,并呼吁国人要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当时的行政院长严家淦则揭示了“经济外交”的新方向。这个策略是正确而成功的。

1970年代台湾的外交虽然面临重挫,但经济部核准的侨外投资反而达到历史新高,1971年1至10月,投资计105件,投资总额达1亿5,200万美元,创20年来侨外投资总额的最高纪录。

对照于退出联合国的举国忧愤,在外交低潮中,外人对台投资却不受影响,甚至加码,显示外国企业对台湾的投资环境仍颇具信心,这对安定国内民心也有极大助益;另外,这些在台投资的外国企业,为了保护其在台投资利益,也会成为支持台湾的重要力量,此即严家淦所说“经济外交”的重要内涵。

那个年代的台湾,从上到下无论是领导人或是老百姓,全部都可以说是为了“拼经济”而努力,国家的方向非常明确,人民也配合政策,所谓“客厅即工厂”就是那时候的政策之一。当时的理律,每天光是处理新进的投资案件就应接不暇,事务所里总是闹哄哄的,每个人忙得不得了,国家的建设与成长也是如此。

记得当时翻开六法全书,我只有一个心得,所有的法条背后都有着一个隐隐的交集,那就是“奖励投资(国内外)和吸引侨外投资”。当年政府的治国方略很清楚,就是走向开放之路,全力拼经济。看看今天的朝野政党,不知道能不能从中得到启示?(作者陈长文,理律法律事务所所长)

【2015-09-03 经济日报/名家观点 1040903】